近代戰爭研究的兩個主要特點系統研究近代戰爭的良好開端評《中國近代戰爭史》

戰爭開始了，槍聲很大。其間時既有侵略與反侵略的民族戰爭,又有壓迫與反壓迫的階級戰爭,涉及面之廣,影響力之深,實為前代所未有。多年來,我國史學界注意了對近代歷次重大戰爭的個案研究,卻很少從總體上作系統的探討。這種狀況,既與戰爭本身在近代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地位很不相稱,也不利于近代通史研究的深入展開。最近,軍事科學院組織編寫的《中國近代戰爭史》一書的出版,彌補了上述不足,表明我國學術界在近代戰爭研究方面向高一級層次邁出了重重一步,《中國近代戰爭史》全書分三冊,共計九十余萬字,并附有不少珍貴的歷史圖片和各種戰爭示意圖,考察了自1840年鴉片戰爭到1919年五四運動八十年間的二十三次重大戰爭。全書述論交融,圖文并茂,是解放以來我國第一部研究近代戰爭比較系統翔實的專著。綜觀全書,《中國近代戰爭史》有以下兩個主要特點。第一,本書對近代戰爭的研究,自始至終以近代中國社會兩大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作為貫穿各次戰爭起因、過程與結局的基本線索。在探討戰爭起因時,比較注意社會各方面對戰爭的作用;在敘述戰爭過程中,力求考察敵對雙方的戰爭行動;在分析戰爭結局時,努力探求戰爭勝負的原因和經驗教訓以及戰爭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從而使本書形成了不同于一般通史著作中敘述戰爭的體系結構,為學術界研究近代戰爭提供了一個可作選擇的模式。中國近代大小戰爭不下五十余次,歸根到底,都是近代兩大主要矛盾尖銳化的結果。這種矛盾斗爭的表現是多方面的,有政治的、經濟的、思想文化的等等。以近代社會主要矛盾作為線索,有利于把戰爭與政治、戰爭與經濟、戰爭與社會其他方面的矛盾斗爭貫穿起來。由于戰爭是社會各種矛盾和斗爭的集中反映,因此,注意于社會各方面對戰爭的作用,有助于正確地說明戰爭的起因。例如,本書在探討第一次鴉片戰爭的起因時,注意考察英國殖民主義與中國在經濟、政治等方面的矛盾斗爭,指出這種矛盾斗爭“發展到非戰爭不能解決問題的地步”,導致中英之間戰爭的爆發;同時,又分析了中英雙方在政治制度、經濟發展水平等方面的差異,并說明了它們對戰爭進程所起的不同作用。又如對辛亥革命戰爭,本書考察了外國帝國主義扶植清廷、實行以華制華的策略,擴大在中國經濟侵略的活動;探討了清朝的“新政”措施、“預備立憲”以及所謂“鐵路國有”政策,正是由于上述一系列事件的發生,導致了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異常尖銳化,使資產階級革命派“把武裝推翻清王朝的統治提上了議事日程”,辛亥革命戰爭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以往的近代史著作,在敘述國內戰爭時,大都詳革命軍隊一方,忽略反革命軍隊的戰爭指導和戰爭部署;在敘述民族戰爭時,詳中國軍民的反侵略斗爭,忽略外國侵華軍隊的戰爭行動和戰略戰術。《中國近代戰爭史》則把戰爭雙方作為一對矛盾的統一體加以考察,在突出人民群眾與愛國官兵的反壓迫、反侵略斗爭的同時,對敵對雙方都作了敘述和分析。其中對鴉片戰爭中英國軍隊的戰術、太平天國革命戰爭時期湘、淮軍及曾國藩、左宗棠、胡林翼、李鴻章等的戰略指導、中日甲午戰爭中日本侵華軍隊的活動等都有較詳細的分析和客觀的評價。注意考察敵對雙方的戰爭行動,有利于比較它們的優劣、得失,總結戰爭勝負的原因和經驗教訓。戰爭勝負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軍事、政治、經濟和科學技術都具有重要意義。一般近代史著作在分析戰爭成敗的原因和總結經驗教訓時,著重于政治、經濟方面。《中國近代戰爭史》作者認為,“軍事斗爭畢竟是戰爭的主要形式”(見本書“說明”第3頁),因而力求從軍事角度去分析總結戰爭勝負的原因和經驗教訓。因此,不僅體現了作為戰爭史研究專著應有的特色,而且比較客觀地指出了在其他條件大體相同的情況下,一些戰爭、戰役之所以勝利,一些戰爭、戰役之所以失敗的內在因素,具有一定的說服力和現實借鑒意義。本書在分析戰爭結局時,還力求探討戰爭對社會各方面的影響。如所周知,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化,其開始、加深和最后確立都是在重大的民族戰爭之后,而清王朝君主專制統治的削弱和被推翻,則是在中國人民的反封建革命戰爭之后。《中國近代戰爭史》以近五分之二的篇幅,考察了兩次鴉片戰爭、太平天國革命戰爭、中日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侵華戰爭、辛亥革命戰爭等六次重大戰爭,分別指出了各次戰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其中第二次鴉片戰爭還專立一目,進行分析,說明外國侵略者得以逐漸影響和操縱清政府、加強對中國的經濟侵略和文化侵略、宰割中國的大片領土,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加深,無一不與中國在戰爭中的慘敗有密切聯系。通過考察戰爭對中國社會的影響,基本明確了戰爭在近代中國社會發展變化過程中的地位。第二,作者力圖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方法,對戰爭作多角度、多層次的分析考察,從而使本書既注意于戰爭與其他事物之間的橫向聯系以及戰爭自身的縱向聯系,富有立體感,又能突出戰爭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主次分明。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觀點,就是認為事物是普遍聯系的。就一場戰爭而言,它既是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具體事物,有其自身發生、發展和結束的全過程;又是社會各方面斗爭的綜合展現,同其他事物有著廣泛的聯系。與其他事物相比,戰爭本身的組成因素更加復雜,與外部世界的聯系也更為廣泛。因此,研究戰爭,在縱觀與橫觀方面的要求就顯得更為重要和具體。《中國近代戰爭史》在敘述歷次重大戰爭時,不僅能以一定篇幅考察戰前敵對雙方政治背景、經濟發展水平和軍事實力,而且還充分注意了戰場地形、交通狀況甚至氣候特征等客觀條件,探討它們與戰爭的具體關系,唯物地說明了戰爭賴以展開的諸因素及其對戰爭進程的制約作用。在此基礎上,又努力探求敵對雙方的軍事思想、戰略決策及戰術原則,分析其對戰爭結局的影響,辯證地解釋了戰爭勝負的原因。例如,本書在敘述1903年12月至1904年9月間英軍入侵中國西藏的戰爭時,考察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英、俄兩國對我國西藏地區爭奪的背景,分析了英國的戰爭準備與西藏的戰備設防,指出西藏的地理條件對防御作戰非常有利,而英軍要攀越重山峻嶺,進行高寒山地作戰則面臨巨大困難。但是,由于英國侵略者采用離間策略,迫使中國近鄰尼泊爾和不丹等國,或者保持中立,或者參與侵藏活動,接著搶修通道,做好高寒山地作戰的準備,并制定了兵分兩路,直趨西藏江孜的方針;而清政府駐藏大臣卻不重視邊防建設,藏軍又未能因地制宜,趨利避害,加上清王朝實行對外妥協的政策,結果中國在戰爭中失敗,英國在西藏取得了許多特權。這樣就比較客觀地說明了曾作為海上霸主的英國,在山地作戰取勝的原因。這種把一場具體戰爭放在社會發展變化的一定時空中,進行立體的、多維的觀察分析,注意于戰爭與其他事物之間的橫向聯系的研究方法,比之一般近代史在敘述戰爭時僅較多地從戰爭與政治的關系方面入手,顯然要豐富、深入得多。《中國近代戰爭史》作者在注意橫向聯系考察戰爭的同時,還對戰爭自身的縱向聯系作了充分論述。眾所周知,一場戰爭往往由若干個戰役所組成,一個戰役常常包含著多次戰斗;重要的戰斗往往影響戰役的成敗,而重大戰役又常常決定整個戰爭的勝負。戰役和戰斗成了整個戰爭過程的重要環節。研究戰爭,必須對重要的戰役、戰斗進行深入細致的考察,這是對戰爭作縱向觀察的一個重要方面。本書在論述各次重要戰爭時,基本上都能從重要戰役、戰斗的敘述入手,分析其在戰爭進程中的地位,并以此作為劃分戰爭發展階段的標志,進而從總體上較好地把握了整個戰爭過程。例如在考察太平天國革命戰爭時,對太平軍攻取南京之役、西征之役和安慶保衛戰等關乎戰爭全局的著名戰役,作了較為詳細、透徹的剖解。作者指出,太平軍攻占南京,粉碎了清廷殲滅太平軍于長江中游的計劃,使太平天國革命政權得以建立,并與清王朝長期對峙,戰爭進入全盛時期;西征之役的勝利,“不僅在軍事上使天京有了可靠的屏障,而且在經濟上保證了天京的糧食供應,為爾后堅持更艱苦的斗爭創造了一定的條件”,由此戰爭進入相持階段(見本書第一冊第146頁);而安慶保衛戰的失利,使太平天國后期戰爭形勢更加惡化,迅速走向失敗。這樣,前后十四年、縱橫十八省的太平天國革命戰爭,其發展變化全過程的各個階段及其特點,被清晰地提示出來,繁而不雜,變而不亂。再如,對于護國戰爭,本書也就其間的四川戰役、湘西戰役、滇桂邊之役,分別立節,進行考察;并就四川戰役中之敘州、瀘納、綦江、龍臺寺等戰斗,湘西戰役之攻防戰斗,也分別立目,予以縷析,指出各該戰役、戰斗在整個戰爭過程中的地位。由此,這場時間短(歷時八個月)而空間廣(地跨滇、川、湘、黔、桂五省)的戰爭,也顯得內容充實,線索清楚,層次分明。戰爭既然是一個極為復雜的事物,那么在它的發展全過程中究竟是什么因素處于主導的、決定的地位呢?本書作者認為,參戰人員“從上至下的主觀活動的正確程度和努力程度如何,往往對戰爭的進程和結局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見本書“說明”第3頁)。這個觀點是正確的,并在全書考察各次戰爭縱向聯系中得到了貫徹。與一般通史中側重敘述戰爭的過程不同,《中國近代戰爭史》著力于探討敵對雙方的軍事思想、戰略方針、戰術原則、部隊士氣等主觀條件。其中,對戰略戰術的分析尤為重視,這在考察第二次鴉片戰爭的三次大沽口之戰、清軍收復新疆的戰爭以及中法、中日戰爭等具體戰役、戰斗時均有精到的論述。正是由于作者們在人與物的關系中抓準了人的作用;在人的作用中抓住了具有全局意義之戰略方針的制定;在戰略方針的實施中抓住了具體戰術的運用,才使得這部《中國近代戰爭史》,既顯現了戰爭的宏觀立體場面和復雜多變關系,又清晰地勾勒出了戰爭的階段性以及戰爭與和平的相互轉化過程。注意戰爭與其他斗爭的橫向聯系而不失累贅,突出戰爭的自身特點而不致孤立,層次豐富,重點突出。本書所具有的上述關于結構體系和研究方法的特點,反映了作者對近代戰爭研究而作的努力,它對于近代戰爭及近代軍事史研究者來說.都會有所啟發。《中國近代戰爭史》也存在一些不足。例如,本書在分析人民起義戰爭對近代中國社會、特別是對各該起義發生地區各方面的影響時,還欠籠統,缺乏特殊性。歷次人民起義戰爭的結局對中國社會的影響,有其共同性的一面,也有其特殊性的一面。以上海小刀會起義戰爭為例。這次戰爭使清王朝的財政收入受到嚴重影響,予外國侵略者以沉重打擊,這是人民起義戰爭所具有的共性,但由于外國侵略者協助并直接參與鎮壓小刀會起義,戰后上海外國租界獨立地位的形成(工部局成立)、殖民主義統治的加強(外國侵略者直接行使司法權、警察權、征稅權等),則是小刀會起義失敗后上海地區政治變化的一個特殊反映,是這場人民戰爭所具的特殊性。深入分析這種影響的特殊性,對于明確人民起義戰爭在各該地區政治、經濟發展變化過程中的特殊地位,具有重要作用。又如,本書雖力求從軍事角度去分析總結戰爭勝負的原因和經驗教訓,但仍帶有較多的政治、經濟分析,且有雷同的感覺。此外,作為中國近代戰爭史,研究和揭示近代戰爭的規律是題中應有之義。但是,本書只注意于對各次戰爭的總結,而沒有對近代戰爭從整體上作系統的總結,這無疑是一個重大缺陷。細讀全書,可以發現《中國近代戰爭史》對其所考察的二十三次戰爭,無論是同一類型戰爭之間,還是不同類型戰爭之間,特別是幾次重大戰爭之間,沒能指出戰爭本身的聯系;本書沒能把近代戰爭作為一個有機整體,考察其發生、發展、終結的全過程及其各階段的特點,只是戰爭個體研究的綜合,除以近代社會兩大主要矛盾的發展變化將各次戰爭串在一起,沒有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