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和團運動后期的江南人士與辛亥革命

科學家們對正義和團結運動時期發生的許多歷史問題進行了討論，但在后期出現的一些非常有趣的現象很少被關注。這就是,在八國聯軍相繼攻陷天津和北京后,以一批江南紳商為主體的社會力量自發組織和動員社會資源,在中外戰爭狀態遠未結束的時候,就自行設法深入到華北戰區,以便救助那些因戰禍而被迫流落在當地的南方人士,并且取得了相當顯著的成效。迄今為止,惟有閔杰先生曾注意過這一事件,但也只是作了相當簡單的描述,不足以顯示其整體面貌和意義1。事實上,這一事件隱含著兩個非常值得考察的方面:首先,如此規模的跨地域救濟兵災難民的行動在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先例,因此剖析其歷史緣起和條件,可以從一個側面來觀察中國社會生活所經歷的近代演變;其次,按照以往地方史研究框架的詮釋,地方精英的行動能力一般不會越出本地社會之外,那么江南地方精英何以能在此時跋涉數千里,到地域性質完全不同的華北地區開展救援行動呢?因此,在某種意義上,這個看似偶然的小事件又在方法論層面上構成了對地方史框架的反思。有關這場救援行動的資料是相當豐富的。當時的一些重要報紙,尤其是《申報》曾對此事進行過相當多的報道,在一定程度上頗具現代新聞追蹤的性質,因而成為本文最主要的資料依據。另外,作為此次行動重要組織之一的救濟善會事后編印了一份《救濟文牘》,該會主持人之一陸樹藩則留下了記述自己參與救援行動過程的《救濟日記》,其中均披露了許多為報紙所不載的具體活動情形,這也大大充實了本文的基本素材。一天津、天津兩國地方的水旱偏災這場救援行動始于光緒二十六年八月(1900年9月)中旬,大致告止于次年二月(1901年3月)末。之所以說它的發生看起來有些偶然,是因為其處于一個極為特殊的歷史情境。當時,較大規模的戰斗雖已隨著北京城的陷落而停止,但聯軍仍然以剿滅義和團為借口四出燒殺騷擾,給華北許多地方帶來了深重的災難。在這方面,盛宣懷的堂侄盛輅頤以親身經歷提供了一個實例。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他“避至青縣,蒙黃關道派充保靖營官醫,每月得薪十金,僅可口。忽于閏月廿七,洋兵冒雨突至青縣,兵勇宵潰”,他“只得一人暫避北鄉,而所帶行李并筆墨一掃而空。從此南北之路不便行旅者月余”2。值得一提的是,聯軍這次對青縣的騷擾相當嚴重,連知縣沈正初都被聯軍士兵“分割其肉,尸無完膚”3。另外,由于華北許多地方的官府在清廷外逃后也很快陷于癱瘓,這就進一步加重了華北地區的動蕩局面。除了這場世紀之交大變動造成的苦難外,華北這時還遭受著天災的持續打擊。特別是在義和團最早興起的山東、直隸兩地,當初在一定程度上促進義和團運動發展的嚴重災荒依然沒有得到多少緩解。僅據官方記載,直隸就有不少地方在光緒二十六年夏、秋兩季仍亢旱如故,部分州縣又被黃水,全省報災歉者共35州縣。山東進入夏季后同樣有多處州縣發生水旱偏災,全年共有77州縣被災。次年,直隸春旱秋水,被災之處達百余州縣,而山東全年遭受水旱災地區亦有84州縣之多4。在這種戰禍和天災的雙重壓迫下,即使是堪稱繁富之區的天津城內,“日僅一餐者比比皆是,其有數日一舉火者。較諸發捻之難,殆尤過之”5。因此,盡管當地也有人試圖進行賑救,但“官吏已去,庫款無存,欲拯孑遺,束手無策”6。時人曾這樣描述當時的情況:天津自郡城失守,于今三月有余。刻下逃難而回者,十有八九紳商富戶財物被掠凈盡,日食尚需用力張羅,何暇顧及他人?鋪戶業經焚燒大半,失業者無處安插。又況由東撤回各兵乘隙搶擄,每日不下數十起,更有夤夜搗毀門戶、肆行搶奪者,以故市上家家閉戶。苦力者身充夫役,日博數百文,尚能口,一交冬令,天寒地凍,無地謀生,勢必饑寒交迫。津郡為然,推之順直各州縣村鎮……財物米已搶掠一空,甚至房屋亦均拆去,惟有露處曠野,無衣無食。凍餒而死者不計其數。7因此,天津一些人士向上海的著名善士發去了求援呼吁,不僅希望其“惠寄秈米洋圓,多多益善”,甚至連用來“遍灑街衢,以消疹癘”的“臭油”(即來蘇水)都“乞由怡和輪船之便,寄下若干桶”6。北京城里同樣傳出了迫不及待的求救信號。當時困居京都粵東會館的一批廣東京官致函上海廣肇公所的同鄉們,聲稱京城內“亂兵亂民遍地焚掠,銀肆盡毀,質庫全空,既無復典借之路,南糧不來,民食日缺,且將為無米之炊”,故請“酌撥巨款,從速設法寄京,以資振貸”8。雖然這里求救的并非華北地方人士,但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了京城內的危急情形以及對江南的期盼之情。相對于華北地區,此時的江南一帶處于較為平靜的狀態。究其原因,除了義和團運動對此地區影響甚小外,主要還在于東南各省的地方大員在清廷發布對列強宣戰上諭后的第五天,便委托盛宣懷會同上海道余聯沅在上海與各國領事簽訂了《東南保護約款》,從而形成了所謂“東南互保”的局面9。盡管“東南互保”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諸多的消極意義,但正如有的學者指出的那樣,它畢竟使江南地區“免遭生靈涂炭,保護了資本主義工商業免遭破壞”10,因此在客觀上為江南社會的這次救濟行動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面對華北地區的上述情況,江南社會作出了積極的反應。例如,針對這場兵災而成立的一個主要救助組織——救濟善會就公開聲明:“北方兵禍之慘,為從來所未有……其望我南人往救之情何等急切。”11該會主持人陸樹藩更直截了當地說要“合南方之財力,救北地之瘡痍”3。頗能代表公共輿論的一些報紙也紛紛表達了類似意識。《申報》在一篇社論中就以南方立場表達了這樣的看法:“關山顰鼓,北方之烽燧頻驚;花月笙歌,南方之繁華猶昔。驗天心之向往,思人事之推遷,作善以迓休祥,修德而免災戾。”11設于上海的《游戲報》亦使用了類似的言辭:“吾想東南各省邀如天之福,得以安居樂業,鋒火無驚,當共愿力濟時艱。”12《中外日報》甚至認為舉行這種“泯南北之畛域,一視同仁”的行動,還有可能成為開啟“中國合群之理”的一個契機。13應當說,上述觀點在東南各省是有一定社會基礎的。例如,揚州的一位孝廉就認為:“試思彼蒼生我,我人也,北方官紳商民亦人也。我之樂如此,非如飲食衣服之不可須臾離也;人之苦如彼,非有遺孽隱匿之足貽上天怒也……且我既得遂其為我,是天獨厚于我,我何不稍存惻隱以承天?”14一位不知名人士顯然以南方身份倡言道:“比聞北直被兵,民生涂炭,因念吾輩處東南無事之地,得以全性命而保家室,倘坐視彼土劫燼之余,一任其生者流離,死者暴露,而不思援手,捫心何以自安?”15盡管因時代局限,上述言論大多帶有濃厚的因果福報色彩,但從中不難看出,南方社會對實施救援行動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是具有相當共識的。此外,或許這些言論并不只代表著江南地區的聲音,但在具體活動中,江南社會確實居于無可爭辯的主體地位。二救濟會的緣起及目事實上,江南社會一直密切注視著華北形勢的發展,所以江南紳商極有可能在接到來自華北的直接求救信號以前16,就已經通過其他各種渠道知曉了華北兵災的大致狀況,并且早在庚子年八月間便以上海為中心開始準備救援行動了。其最明顯的表現便是兩個規模較大、組織較為完善的救援機構于當月中下旬先后成立,這便是救濟善會和濟急善局。首先成立的就是前面提到的救濟善會,其公開宣布成立的時間恰在慈禧太后帶領光緒帝逃到太原的前一天17,即光緒二十六年八月十六日(1900年9月9日)。是日,救濟善會同人在《申報》上刊出公啟,對其緣起進行了說明:近因京師拳匪為非,激成大變,列國師船連檣北上,竟以全球兵力決勝中原。炮火環轟,生靈涂炭,兵刃交接,血肉橫飛。最可憐者,中外商民寄居斯土,進無門,退無路,不死于槍林彈雨之中,即死于饑渴溝壑之內。身家盡毀,幾如釜底之魚,玉石俱焚,枉作他鄉之鬼。嗚呼痛哉!能無冤乎?某等不忍坐視,先集同志籌捐舉辦,擬派妥實華人,并延請洋醫華醫赴津沽一帶,遇有難民,廣為救援,名曰中國救濟善會。呈請上海道照會各國領事,聲明此系東南各省善士募資創辦,亦如外國紅十字會之例,為救各國難民及受傷兵士起見,已蒙各國領事會議,允商領兵官發給護照,俾救濟會之人攜向軍前救護。18救濟善會公所設在上海北京路慶順里,其首要主持者是浙江湖州人、在籍戶部山西司郎中陸樹藩。不過,這個動議可能是由杭州鼎記錢莊執事潘赤文提出的,因為根據陸樹藩自己的說法,他是得知潘赤文“大發善愿,擬救濟北京被難官商,先墊巨款”后,才產生創設救濟會念頭的19。而且,潘赤文后來也成為救濟會的重要主持人之一20。但無論如何,救濟善會的主要創立者是一些江南紳商,應是確定無疑的。救濟善會成立后,立即采取了三個行動來擴展自身的社會影響。首先,它聯合了相當一批江南紳商來擴大組織網絡,其中最顯著的表現,就是《申報》館協賑所、杭州清和坊鼎記錢莊、蘇州東大街同元錢莊、廣東源豐潤票號、寧波北江下富康錢莊、紹興保昌錢莊、杭州慶福綢莊、蘇州中市仁和錢莊都設立了救濟會的收捐處21。另外,上海其他一些報館也在發送報紙時幫助救濟會分送捐冊22。其次,它委托當時的上海道余聯沅照會德國駐上海總領事,請其“頒給護照,俾救濟會之人準向軍前隨時救護”,德國總領事也很快便“繕給執照”23,從而掃清了北上的外部障礙。最后,它向當時暫時停留在上海的李鴻章稟告了自己的救援請求,很快也得到了肯定的答復24。后面這兩個舉措為救濟會的行動帶來了很大的便利,因為這使得該會可以“相機行事,與華人辦事則依賴中堂,與洋人辦事則昌言善舉耳”25。由于救濟會的組織工作堪稱完善,很快贏得了江南社會廣泛的信任和支持。它成立不久,當時旅居上海的劉鄂就籌墊了一萬二千兩的巨款送交救濟善會,上海道余聯沅也捐銀一千兩,輪船招商局委員譚干臣、韋文甫和鄭觀應等人則撥助大米五百石26。晚清著名經學大師俞樾捐助自己的著作數十部,并“自書單款楹聯兩副,囑一并變價助振”27。上海的一位醫士則表示,只須救濟會“給以憑票”,即可收診其救回的病人28。據救濟會人士所言,當時“宦海儒林均極踴躍,即佛門中人亦大發慈悲,朱提慨助”,“甚至六齡弱女亦捐壓歲之錢為拯災之助”29。盡管這種說法不無夸張之處,但救濟會彩票的發行可從一個側面證明捐助救濟會的熱烈程度。起初,救濟會意欲盡快籌集款項,因而在九月初“擬開彩票”,不過當時由于彩物“需件甚多”,一時還只是個設想30。豈料僅過了一個多月,它所收到的捐助便足以制成每張售洋二元的“得物票二千張,計設得物者有五百張之多”,并從十月十五日(12月6日)開始發售31。所有這些情況表明,救濟會在江南造成了相當大的聲勢。不過,或許是因為陸樹藩、潘赤文等人并非是江南地區最著名的善士,所以救濟善會并不是當時最大的救援機構。而當時江南最著名的一批善士嚴信厚、席裕福、楊廷杲、施則敬等人盡管設立濟急善局的時間略晚于救濟會,但其規模很快超過了后者。就在救濟善會發布公啟后僅九天,嚴信厚等人也在《申報》上發布公啟,在宣布濟急善局(后亦稱作東南濟急會,簡稱濟急會)正式成立的同時,也顯示出濟急善局從一開始就有著比救濟善會更大的社會聯系面:信厚等昨奉合肥相國面諭,并接同鄉好善諸君函囑,集資往救以盡桑梓之情,因議在上海三馬路《申報》館、后馬路源通官銀號、陳家木橋電報局、六馬路仁濟善堂、盆湯弄絲業會館設立濟急善局,即由信厚等分別籌辦。一面函懇杭州同善堂樊介軒、高白叔兩先生,蘇州吳君景萱、潘君祖謙、尤君先甲、郭君熙光、焦君發昱、徐君俊元、喻君兆淮、吳君理杲、尹君思綸、倪君思九,江西丁少蘭觀察,鎮江招商局朱君煦庭諸善長,暨則敬胞兄漢口招商局紫卿二家兄,隨緣勸助,源源接濟。32除了聯絡上述紳商外,濟急會同人復于閏八月初二日(9月25日)邀集大批紳商公同籌議救濟事項。會議的主要參加人員有招商局的顧緝庭、嚴芝楣,福余南的曾少卿,匯業董事左慶先、白星五,洋貨業董事許春榮,茶業董事梁玉堂、袁笙,四明公所董事朱葆三,天順祥主人陳潤夫,錢業董事陳笙郊、劉杏林、孫荻洲、謝綸輝、袁聯清,絲業董事黃佐卿等人。會議結果,除多人當場認捐了大批款項外,各行業董事還“均允即轉商同業,再行分別籌助”33。同救濟會一樣,濟急會也得到了社會上的廣泛認同,所以它在成立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便收到了將近二萬元的社會捐款34。另外,濟急會聲勢的壯大還得益于一個重要人物的支持,此人便是當時駐守在上海的電報局和輪船招商局總辦、大理寺少卿盛宣懷。其實,盛宣懷甚至可以說是濟急會的主要幕后主持者,因為作為該會重要主持人之一的施則敬明確宣稱自己是“隨同盛京卿諸公承辦濟急善局”的35。另外,盛宣懷還不時公開出面參與濟急會的行動。例如,在該會成立不久,他就公開領銜與濟急會同人向各省“制臺、撫臺、河臺、漕臺、提臺、鎮臺、藩臬運道臺、各局所、各統領”發出籌捐公電36。而許多省份的地方大員在很短的時間內也紛紛募助大批款項以示支持,例如,湖南巡撫俞廉三“允借銀一萬兩”,浙江巡撫劉樹棠、布政使惲祖翼等“合助銀五千兩”,江西布政使張紹華等共助銀五千兩,安徽巡撫王之春等籌助五千兩,云南巡撫丁振鐸籌助四千八百兩,云南布政使李經羲助銀二千兩37;福建、四川、廣東、山東、廣西等省的大員亦“分別電助濟急經費”不等38。正是鑒于這種形勢,盛宣懷在九月初便放言“此舉大約可湊十萬以外”39。這無疑大大增強了濟急會的活動能力。除救濟會和濟急會外,上海還出現了第三個救援機構,即江蘇紳士楊兆鏊、楊兆、尤炯等人于同年十月初創設的協濟善會40。不過,由于協濟善會的規模和影響遠遜于前兩個救援機構,而且其實際作用相對來說亦相當有限,因此這里對它的組織情況不再贅述。應當指出,雖然當時其他一些省份也曾嘗試過類似的活動,但并未出現可以與江南紳商相提并論的救援行動。例如,曾有江西紳士打算北上辦理救濟本省同鄉事宜41,而身為廣東人的鄭觀應在得知濟急會的江浙紳商派人北上“招呼京津落難者回南”后,也立即催促自己在上海的同鄉們展開同樣的行動42,不過,前者后來根本未能成行43,而后者則是完全依靠救濟會才得以行動的44。三救濟會的緣起在救援行動的具體實施上,應當說救濟會和濟急會的計劃都考慮得較為周到。這主要表現在這樣兩個方面:首先,它們都對救援路線作了妥善的安排,不僅在南下必經的陸路上設立機構以救助從北方逃來的難民,而且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了海路上,即從上海派發輪船北上天津海口,直接將大批難民運回相對安全的南方;其次,兩會在護送難民南下途中都對之進行了妥善照料,從而使救助行動更具實際效果。救濟會的行動首先證明了上述情況。由于清江至德州一帶是南來必經之路,所以其第一步行動是準備“在清江浦設立難民總局,派妥實之人至德州一帶沿途查察”45。而且,在尚未派會中人員前往清江的時候,救濟會就解銀三千兩,委托浙江布政使惲祖翼轉托山東地方官員辦理此事,并很快得到了應允46。此后,救濟會又撥銀八千兩,派會友錢金裕趕往德州設立救濟局47。這步行動持續了相當一段時間,因為到九月中旬,當得知山東“青齊一帶南人之留滯者饑寒困苦”的情況后,救濟會再次撥銀四千兩、洋五百元,由會友姚少明等四人前往濟寧設局,開展救援行動。48不過,在清江至德州之間的行動只能說是外圍工作,因為當時南北道路阻絕,能夠逃出京津地區的難民畢竟是少數,所以救濟會很早就決定“派輪船往津”接運被難官商45。只是由于這個計劃頗具深入虎穴的意味,需要做很多準備工作,故而落在了清江行動的后面。后來,在得到輪船招商局撥定“愛仁”號輪船相助后49,庚子年閏八月二十二日(1900年10月15日),救濟會主事陸樹藩會同德國醫官貝爾榜、德國人喜士、前中國駐法參贊陳季同、近代著名思想家嚴復以及司事等共計82人,由吳淞口啟行北上,于二十六日(10月19日)上午抵達大沽口3。此舉標志著救濟會的第二步救援工作正式實施。以九月初五日(10月27日)在天津針市街火神廟設局為開端25,陸樹藩在隨后的一個半月時間中救助了大量的難民。除天津外,還向保定、蘆臺、唐山、滄州、固安等處“派人前往招徠”流落當地的難民50。到陸樹藩回到上海的十月下旬,救濟會已經救出被難官民5583人3。應該指出的是,救濟會救助的人士并非全是如其最初宣稱的“被難官商”,因為在它運送回南的第一批名單中,就有十余人的身份是小工48。另外,上面這個數字還遠不是救濟會最終救助的全部人數。因為當陸樹藩回南后,救濟會并沒有立刻撤局,繼續收聚“散在四鄉”的難民51。直到次年二月間,救濟會還運送了兩批共約一千名難民回南52。濟急會在救助難民回南方面毫不遜色。該會首先也是自清江至德州“沿河一帶為止”開展救援53,并且早在閏八月初就請劉蘭階等人動身前往了。另外,濟急會還商請山東巡撫袁世凱從官局先“墊發銀五千兩”交與劉蘭階54,從而保證了救援行動能夠迅速展開。至于其第二步行動則是直接從京城救護難民回南。起初,濟急會只計劃從“德州以上至津京一帶,另延妥友分頭舉辦”53,但盛宣懷認為,必須在京城“請各省京官設一局所,方能辦事”55。恰好李鴻章因準備北上議和而于八月下旬離開上海,濟急會同人趁機請隨其進京的幕僚楊文駿等人主持北京的救濟事務56。楊文駿等人抵京后,立即在李鴻章下榻的賢良寺內“收拾兩間屋為公所”,開辦了京城濟急分局22。當滯留京城的南方京官們得知此事后,到公所“來探聞者日不暇給”57。而濟急會在北京的行動成效也是相當可觀的。到九月十三日(11月4日)止,它就已經解往京城五批銀洋,共合規銀七萬余兩58。因此,對于需要救助的被難京官,濟急會在救濟額度方面頗為寬松,規定“酌量人數勻濟,至多每人不得過一百金”,若“有出京而百金仍不敷者”,則“隨時添助”59。并且在從京城往天津的路上一路妥善護送:京城至通州段,由“李幼山、董遇春帶翻譯赴通州照料”;通州至楊村段,由楊莘伯“帶翻譯等赴楊村照料”,塘沽由“(張)燕謀京卿派礦局洋人白樂文照料”60。盡管從北京救回的具體人數尚不清楚,但由于它的款項相對救濟會來說更充足一些,且運送的第一批難民就有一千數百人之多25,所以其救助的總人數應當不少于救濟會。另外,救濟會和濟急會還在救護難民回南方面進行了有效的合作。兩會同人早在八月下旬就互通了聲氣,曾約定“清江等處歸嚴君筱舫諸公籌辦,京津一帶歸陸君純伯諸公籌辦”;對于雙方都開展救援行動的清江一帶,救濟善會將“所有潘君赤文、陸君純伯已經解交惲心耘觀察代收轉運之款,即由陸君純伯電請撥歸劉君蘭階查收,嚴君筱舫諸君俟惲觀察復電到日,立即照數就近撥還”61。后來,在濟急會于京城設立分局后,盡管濟急會曾經聲明“救濟會系陸純伯部郎專辦天津一路,濟急會系盛京堂及諸同仁專辦京城、德州兩路”62,但濟急會有三百余人“不及護送出京”時,還是委托入京探訪情形的陸樹藩設法帶回了天津63。對于運回上海的難民,兩會繼續給予良好的照顧。還在北上接運難民之前,兩會就共同請求“寓滬各省官紳顧全鄉誼,各先預備房屋、床桌等件,免致臨時局促。一面并請鄭陶齋觀察派友分懇各棧主,量予通融,暫準免收房飯等資,以期時艱共濟”64。長發等八家客棧亦應允“被難紳商來滬投棧,不計房錢,祗收飯金每口日錢一百二十文”65。這在后來確實得到了落實,例如,救濟會第一批抵滬難民即“分住名利、長春兩棧”38;九月二十六日(11月17日)下午三點鐘,當“安平”輪船行抵上海金利源碼頭時,濟急會的任錫汾、施則敬等人親自前往查看,見“中有廣東人蘇邦,大小各二口,窮苦堪憐,即囑赴長發棧暫住。浙江杭州人田永泉,大小各五口,安徽合肥人張萬珍,大小各兩口,均囑處鼎升棧暫住,各給本會票據為憑”60。在整個救援行動期間,諸如此類的照顧屢屢可見。兩會還接受南省人士的委托,開展了大量的代為尋人、送錢和送信工作。它們在這方面同樣成效卓著,以至于聶士成的兒子也在其父戰死后,專程到救濟會和濟急會公所求助,請其尋找流落北方的家眷66。而且,兩會后來也不負所托,在古北口找到了聶家人的下落67。至于受托匯錢匯信的事務更是數不勝數,救濟會前后共代匯信“一千數百戶之多”68。濟急會則在剛開始代辦此項事務不久,就因“托寄信件太多”,不得已規定必須“改用薄紙小封,并刪除一切客套閑話,方可代為遞寄”69。應當指出,在開展救助行動的同時,救濟會和濟急會也并未忽視對京津地方的災后賑濟。在天津,陸樹藩在抵達后不久,便因城廂內外皆多棄尸而開始辦理掩埋事宜25。九月中旬,救濟會在天津設施醫舍材局,并在“城廂內外按段分設平糶局”70。又因“津郡亂后,失業者多”,擬集資在浙江海運局內開設天津工藝局71。在北京,救濟會委托劉鄂同樣開辦了平糶、掩埋及施醫諸事項72。濟急會亦在救護南方難民出京之外,“旁及施衣、粥廠、掩埋、賑給諸善舉,力所能及,無不兼營”73。應當說,兩會的這些舉措對京津當地災民恢復正常生活是起到了一定積極作用的。此次救援行動的最終費用相當可觀,濟急會用銀達五十余萬兩之多73,而救濟會綜計所費亦將及二十萬兩74。其中為數不少的款項來自于江南社會的捐助。至于許多省份官方提供的經費支持,從前面的敘述可以看出,這些經費并非純粹的官方撥款,而是由救援機構主動向其募助的,并由該機構自行支配,因此這些資金可以說具有很大的民間性質。最后,關于這次行動的救助對象還需要作一點說明。起初,救濟會和濟急會試圖救助的實際上只是江南地區在華北被難的人士,例如,前者在章程中聲明此舉欲“專濟東南各省之被難官商”75,后者亦公開宣稱自己的行動“僅指救濟江浙人士而言”32。從最后結果來看,兩者實際上救助的也確實以江南地區的難民為最多。不過,在南方其他一些省份的官商士紳對兩會的這種做法提出質疑后,濟急會很快重新設定了救助對象的范圍,其規定是:“現在在京之江蘇、江西、安徽、浙江、福建、廣東、廣西、云南、貴州、四川、山東、河南、湖南、湖北各省紳士商民,及各直省京朝官,均應救濟。”54至于救濟會雖然沒有作出具體規定,但其事實上也救助了不少江南以外的難民。而這樣一來,不僅使這場救助行動得到了更廣泛的支持,而且其實際作用亦輻射到更為廣大的區域。四種跨地域救災活動的機制這場救助行動得以發生的直接原因固然是北方的戰禍,但是促成該行動的社會基礎則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機制。大體而言,該行動包含著三條不同的社會脈絡:其一是江南地區自明清以來的慈善傳統,其二是晚清時期形成的以江南為中心的義賑實踐,其三則是西方近代公益事業對中國的實際影響。正是在這三條脈絡的交互作用下,這場跨地區進行的救助行動才在時代需要的情況下成為現實。江南地區之所以能夠作出上述反應和行動,首先是因為該處自明清以來便形成了遠勝于其他地方的慈善傳統。對此,《吳縣志》中的一個廣被引用的說法即為顯著例證:“吳中富厚之家多樂于為善。冬則施衣被,夏則施帳扇,死而不能殮者施棺,病而無醫者施藥,歲荒則施粥米。”76這個傳統到晚清時依然未輟,而上海尤為突出,以至于時人曾戲言:“君亦知人皆樂為上海人乎?……至于身死之后,并可借得一具美材以掩遺骨,妻妾能守則有清節堂贍之,子孫能讀則有各義塾教誨之,病則有醫藥,饑則有熱粥,寒則有棉衣,皆可仰望取給于各善堂也。”77此言雖戲,足見上海慈善事業的興盛程度。而臺灣學者梁其姿更從實證的角度表明,在善會善堂的數量方面,江浙兩省在整個清代都占有對別處極為明顯的優勢78。在這樣一種氛圍下,江南紳商在上海使用傳統善會的名義來組織救援行動,顯然是個頗為自然的舉動,同時也就不難理解其為何在活動中大量運用傳統的慈善話語。不過,善會善堂的救助范圍畢竟有限,梁其姿的研究就清楚地表明,自嘉慶以降,江南善會善堂的基本發展方向是為小社區服務的79。即使清后期存在著以“江南育嬰圈”為代表的慈善系統80,其最終指向也是江南地方內部,并不足以支持跨越地方邊界的社會救濟行動。而江南紳商在此時得以遠遠跨越地方邊界,深入到另外一個地方空間開展救濟活動,是因為江南地區這時已大體形成了一種跨地域救荒的實踐機制,這就是業已持續了二十多年的晚清義賑活動。晚清義賑在19世紀70年代后期的“丁戊奇荒”期間萌發于江南,并且由于晚清時期災荒的頻繁發生,其活動也連綿不斷,到19世紀末已“風氣大開”,甚至對官賑產生了極大影響。正如晚清義賑的重要發起人之一經元善所說,當時已是“海內成為風氣,一若非義賑不得實惠”81。這是一種“民捐民辦”,即由民間自行組織勸賑、自行募集經費,并自行向災民直接散發救災物資的跨地域救荒活動,而且是一大批江南紳商的聯合行動。它雖然與江南慈善傳統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但又在很大程度上超越了傳統的地方性慈善事業,與后者在性質上有重大差異。而其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表現就是它始終立足江南,面向全國范圍內的災荒,從而形成了自身獨特的運行機制82。盡管這場兵災與以往義賑主要面對的災荒性質不同,但從這場救援行動中還是可以明顯看到晚清義賑的影子。首先,這場救援行動的許多活動方式就是仿照義賑而進行的。就救濟會而言,其章程中便有這樣的規定:一、議在上海設立籌辦救濟善會公所,杭州、蘇州、廣東等省設立代收救濟善會捐款分所,此外各府縣如有好善君子愿為勸募,再行隨時添設分所。一、議所有捐款各處,即由分所代收,付給收條為憑,寄存錢莊票號,轉解上海公所匯收,仍由公所分存上海莊號,隨時支用。上海公所收到捐款,亦付收條為憑。一、議呈請李中堂……札飭電報局委員,凡有救濟善會往來電報,援照辦理災振成案,一概不收報費。一、議上海公所所收捐款,逐日錄請登報,各處分所所收捐款,逐批錄請登報。一切開銷,每月結總后,請詳細登報,以昭大信。45不僅所有這些都是在義賑中首創并早已屢見不鮮的做法,而且救濟會同人也意識到自己是在模仿義賑的活動方式,因為在它開辦之初,就有人建議其應“仿照賑捐舊章辦法”,并且得到陸樹藩的完全贊成83。至于濟急會則更加直接地表明了自身行動與義賑的聯系,它在行動一開始就宣稱:“此次承辦同人仍延歷屆助振諸君,以期得力而歸實濟”53。尤其是濟急會派往清江一帶開展救援的“多年放賑之劉蘭階先生”,正是以“放賑之法”辦理救濟行動的84。其次,濟急會和救濟會的主要主持者都與義賑有著直接的關聯。濟急會的嚴信厚、施則敬、楊廷杲、鄭觀應、席裕福等人正是此前和之后主持辦賑多年的義賑頭面人物,而其辦事地點也正是幾家最重要的協賑公所所在地85。因此濟急會同人在救援行動結束后接辦京畿春賑可以說是一個順理成章的舉動。至于救濟會的主辦者陸樹藩等人,雖然此前并沒有參與過義賑活動,但他們后來將救濟會徑直改稱“救濟善會籌辦順直義賑局”來接辦順直地區的春賑86,從而正式加入了義賑的行列。第三,局外許多社會人士也常常將這場救援行動與義賑聯系起來。例如,四川、江西、云貴等省紳商請求濟急會幫助搭救本省被難同鄉時,其表示信任的根據就是“各善長素來樂善,歷年各省災振,莫不仰賴藎籌”87。劉鄂在贊賞江南紳商舉行救濟行動的同時,認為此次北省遭劫而南省得以完全的原因,正在于“二十余年來,上海義賑不下數百萬金,感召昊蒼,所以得此邀福也”88。此外,由于濟急會曾言明,若有被難官商將來歸還當初接受的救濟款,則“全數撥充振需”54,所以《申報》上的一篇社論甚至將對救援行動的捐助視為對義賑的某種捐助:“凡振濟之舉,嗷嗷待哺之哀鴻既已受惠于前,斷無償還于后。若此次北省被難之官紳商民……生還故里,從前所受之數未必不設法償還……是諸善士之捐資入會者,既以救今日漂泊異鄉之旅客,迨他日受此者或仍如數繳還,則藉此仁漿義粟,又可救若干無告之窮民,是不啻以一次之款而行兩次之善也。”89因此,如果只從組織和募捐的角度來看,這場救援行動的確可以歸入義賑的發展脈絡。不過,從根本上說,這次在華北開展的救援行動與義賑之間畢竟存在著較大的差別。因為以往的義賑活動畢竟只是國家內部的一種救荒實踐方式,并且由于其往往以“補官賑之不足”為旗號,還常常能夠得到官方的支持,而這時的華北一帶卻根本不存在中國官方的權威。同時,盡管江南地區處于相對和平狀態,但江南紳商在華北依然要直面中外戰爭的態勢。因此,借用陸樹藩的話來說,若救援行動在當地“牽連官場,反更為難”25。在這樣的情況下,這場救援行動的發生除了中國自身傳統所起的作用外,還在于它加入了新的因素,即西方近代公益事業對中國的影響,具體而言,就是其首次在中國實際應用了紅十字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