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屈原的時代精神“夫三戶亡秦之志，九章哀郢之辭，即發自當日之士大夫，猶應珍惜引申，以表彰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陳寅恪：《柳如是別傳》上冊）。陳寅恪先生所標舉的“我民族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源出自屈原。《九章》、《哀郢》都是屈原的杰作，皆寄托著詩人憂民念國的深厚情懷。屈原雖遭冷遇，甚至流放，仍心系楚國，徘徊而不忍離去。郢為楚國都城，被秦軍攻陷。屈原“哀古都之棄捐，宗社之丘墟，人民之離散，頃襄之不能效死以拒秦，而亡可待也。”（王夫之《讀通鑒論》）在屈原的心目中，統一天下的不應是秦國，而是楚國。當時的楚國，其疆域比秦、齊大，還占著富庶的長江流域，統一天下并不是沒有可能的。他之所以始終不肯離開楚國，也是這個緣故。長江流域多半為楚人所開辟。長江以南本為北方文化所不及。楚人開拓了中國的南部，和早就由殷人所開拓的中國北部，在戰國晚期，也就是屈原生活的時代，在文化上已得到了統一。楚人本可以進一步實現全中國政治上的統一，卻遇著了勵精圖治的秦人。秦人乃后起民族，崛起于西北，占據居高臨下的態勢，憑借軍事上的優勢，像周人滅殷一樣，把六國給滅了。六國中的楚國人是最不甘心于亡國的。秦、楚爭霸的焦點恰在頃襄、懷兩世，而屈原又生逢其時。楚王若真是有為之君，最后勝利不見得屬于秦國。然而，他的抗秦方略終不見實行，卻在有生之年看見了國都的破滅。這樣的結局豈是他所能釋懷的？屈原的不甘心代表了楚人的不甘心。從不甘心之中滋生的《九章》《哀郢》就是楚人發自肺腑的心聲。楚人特別鐘愛屈原的詩作，尤其哀悼他的死，更因他的詩與死而激發了全民族的義憤。“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便是這種民族精神的縱情迸發。這個心愿最終由楚人項梁、項羽實現了。有意思的是，屈原與寅恪先生同一屬相，都屬虎。屈原屬虎，這是他自己在《離騷》中說的：“攝提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攝提”為歲名“攝提格”的簡稱，指太歲在寅之年，即寅年。“貞”，即正。“孟陬”，夏歷正月，即寅月。正月是一年的開始。“庚寅”，指庚寅日。這二句的意思是說，太歲星在寅年正月庚寅那天，我降生了。這是屈原自述降生在寅年寅月寅日。出生的年、月、日均有明文記載，在二千多年前算是僅有的一例。有人因而稱《離騷》是屈原的自敘傳。屈原究竟生于哪一年？學術界意見極為分岐，大約有十幾種不同的說法。本文以屈原自述為準。屈原是戰國晚期楚國人。楚地民俗，男性的生日以寅為好。屈原生于寅年寅月寅日，乃楚人最吉利的日子。生于非同尋常的吉日，又處在當地習俗的熏陶之下，不免對他的一生產生某些心理上的影響。屈原生當戰國時期，他的精神與思想無不打上時代的烙印。春秋戰國之交，正是中國社會發生劇烈震蕩的時代，也是制度變革的年代。與春秋時期相比，戰國時期最大的變化莫過于對人的看法的改變。從事生產勞動的最低層的人，在卜辭里還與牛、馬并列，論價值比牛馬還低，然而，隨著生產力的發展，人的價值也隨之提高了。尤其在春秋末年，私家與公室之間圍繞爭取民心這個軸心，展開了激烈的斗爭，從而把民眾吸引到這場斗爭中來了。私家由于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在齊國取代了姜氏的統治，晉室則由韓、趙、魏三家所瓜分。人民參加了這場斗爭，甚至成為斗爭的主力，自然就得到了解放的機會。正是在這場曠日持久的斗爭中，作為生產者的人，其價值、地位、身分都逐漸地得以提升。反映在思想意識中，對人的看法也相應發生了變化。這種變化顯著表現在儒家倡導的“仁”。仁字在殷、周時代的文獻與器物中都不曾見過。它是一個新名詞，意思是要把人當成人看待。初期儒家主張：“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提倡“四海之內皆兄弟”，倡導“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把天子與庶民擺在平等的地位。到孟子時，更是實話實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種改變當時具有普遍性。除儒家主張“仁”、“泛愛眾”之外，道家主張“慈”，墨家主“兼愛”，名家主張“泛愛萬物，天地一體”。這種觀點與舊時代的等級觀，與“惟辟（王）作福，惟辟（王）作威，惟辟（王）玉食”的舊觀念，都是大相徑庭的。這種劃時代的變革反映在屈原的作品中就是：“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怨靈修之浩蕩兮，中不察夫民心”。（《離騷》“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哀郢》）字里行間充斥著真摯動人的感情，以民所感為己所感，以民生疾苦為自身的疾苦。特別是那兩句：“愿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抽思》），顯示其愛民之心切。他本來打算放棄一切往別處跑的，但一念到百姓受苦受難便扼自鎮定下來。后人往往不理解屈原的人道主義情懷，甚至非難他露才揚己，怨刺君王，強非其人，不知明哲保身。其實，這只是表明，在屈原的心目中，人民占有比君王更重要的地位。惟其如此，人民才永遠懷念他，把他的忌日當做全民的節日。關于他的傳說亦在民間廣泛流傳。此后兩千多年的時間里，沒有一個文人墨客在人民心中占有如此重的份量。屈原的時代精神，不僅表現在憂民愛民，而且表現在念國懷鄉之上。屈原信而見疑，忠而被謗，遭懷王疏遠、頃襄王流放后，在走與留的問題上曾有過激烈的思想斗爭，且看：“陟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仆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離騷》）“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離騷》）欲留無望，欲去不忍的內心掙扎在屈原的作品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離騷》全篇緊扣“離”、“騷”二字，抒發了詩人的離別之憂。“騷”而欲“離”，不能也；棄置而復依戀，不忍也；欲去還留而難留，不易也。“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也。”屈原不畏離別，只怕楚王主意不定。他與己原已契合，為何忽然變卦？去留之難，郁結于心，曲折不暢。《離騷》的主體內容是主人公上天入地的三次遨游。第一次：叩天庭。從舜的葬地蒼梧出發，日夜兼程，中經懸圃、咸池、扶桑，直奔天庭大門。主人公欲叩問天庭，不料在門神那里碰了個釘子，從清晨一直等到黃昏，天門始終未為他洞開。天路既不通，人世又污濁，詩人別無選擇，只得再尋出路。第二次：求下女。主人公求宓妃（伏羲氏的女兒），見佚女（有娀氏的二個美女），留二姚（有虞氏的二個女兒），“求索賢人與己合志者”。不過，這些美女皆如此難求，要么其人輕浮，要么媒人乏力，要么競爭落敗。總之，三次求女都以失敗告終。萬般無奈之中，詩人擬聽從別人的勸告，遠走高飛。去，還是留，詩人內心的掙扎被推向崩潰的邊緣。第三次：睨舊鄉。這一次遨游儀仗最盛，八龍為駕，千乘并馳，瑤象飾車，鳳凰承旗，各路神靈奔走效力。主人公朝發軔于天津，夕至乎西極，走流沙，沿赤水，過不周山，轉道昆侖，直指目的地西海。這里是祖先的發祥地，也是詩人心中的“舊鄉”，即故鄉。詩人的情緒在這次遨游中變化最為劇烈。奏響《九章》，伴隨《韶》樂，翩翩起舞，何等瀟灑，又何等快樂！然而一見“舊鄉”，詩人即仆悲馬懷，邁不開步子了！《離騷》終篇于“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意思是說，算了吧！既然國人莫知我，美政莫足與為，我又何必懷念故都呢？只有效法彭咸、以身殉國這一條路可走了！這四句可謂屈原的絕望之辭。從極度歡樂跌落到極度悲憤，詩人的情緒幾達癡狂狀態。這四句也是全篇抒情的最高潮。三次遨游，乃“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的真情寫照，也是主人公九死不悔心路歷程的形象顯現，從而表達了詩人對理想境界的追求與探索。三次遨游，把現實與想象交織在一起，主人公仿佛具有驅遣一切的魄力，整個宇宙都以他為中心，天上人間皆為他所用，任其支配，從而突顯了詩人的藝術形象，增強了全篇的浪漫主義色彩。三次遨游，將生動情節與瑰麗畫面交錯起來，用極獨特的藝術手法敘寫主人公念鄉愛國的博大情懷，從而深化了作品主題。這正是屈原詩作被譽為“逸響偉辭，卓絕于世”（魯迅語）的緣由所在。屈原在上天入地的遨游中，經歷了激烈的思想斗爭或內心掙扎，上下求索而不能如愿，依然是欲去不忍，欲留不能。《九章》各篇就展現了屈原歷時二十多年的流放生涯。屈原流放所經歷的行程，并非無目的地四處流浪，而是流離于當時楚國的交通干線、邊疆要塞，上達漢北，下至黔中，徘徊于郢都（今湖北江陵）周邊，念國之心，無日或已。流放中的屈原大致經歷了以下三條路線：第一條是從郢都沿長江東下，抵達廬江、陵陽。《哀郢》對此有具體描述。《橘頌》、《惜誦》亦有所涉及。《哀郢》寫于屈原放居陵陽九年之后，追敘頃襄王二年被放啟行的情景。據《史記》記載，頃襄王元年秦軍攻楚，取略十五城，漢北吃緊，威脅郢都。次年仲春，民多逃亡，屈原與“離散而相失”的民眾一起，開始了流亡生涯。他們從郢都出發，途經夏首、洞庭、夏浦等地，陵陽為此行的終點。當時吳、越諸國已滅，楚國東境相對安定，而西北與西南，則與秦境犬牙交錯。第二條是溯（長）江而返，再溯漢水而上，抵達漢北。屈原流放陵陽九年，無時不思念郢都，但頃襄執政，群小專權，赦免既不可望，歸郢亦不可能。于是，丹陽廢都、楚先王陵墓所在地自然成了屈原向往的目的地。丹陽（河南西峽）一帶歷來為楚秦必爭之地。所謂“商、於之地”就在丹陽附近。丹陽既有先王的墳塋地，又是楚國的西北門戶，因而迭遭秦軍侵凌。屈原離陵陽趨丹陽，既有祭祖墳以慰念國之情，也有關注祖國安危，觀察楚秦對峙態勢之考慮。第三條是沿漢水南下，又西南溯沅訌直抵溆浦，爾后掉頭而東抵達汩羅。屈原雖走漢北，卻仍心系郢都，對楚王也沒有完全絕望。《涉江》是作者由漢水涉長江，轉而西行過洞庭湖口，再溯沅江直達溆浦時所作。屈原在郢都外圍盤桓多時，方才決定南行，抵達辰陽、溆浦。《悲回風》寫于到溆浦短暫停留之時。溆浦屬楚之黔中郡，與秦之蜀郡接壤。秦國曾扣押楚懷王，要挾割讓巫郡與黔中郡與秦。屈原由西北與秦接壤的丹陽一帶輾轉到西南與接壤的溆浦，就是因為兩地在他流放期間先后發生過危機。《懷沙》、《惜往日》乃是屈原之絕筆。公元前278年秦軍攻陷郢都，燒毀楚國宗廟王陵。次年又攻克巫郡與黔中郡。屈原很可能在黔中郡失陷之前就離開溆浦。但此時他尚存光復之志，直到退入腹地，耳聞目睹，方知復國無望，“卒歸無路可走”，終于怒斥“壅君”，自沉汩羅。“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惜往日》）屈原用全部生命譜寫了《九章》的最后一章。屈原是楚國人，出身貴族。《離騷》頭二句自敘身世：“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此“高陽”，并非傳說中的“高陽氏”顓頊，而是“生于西徼若水，在昆侖之麓”，后來號稱“高陽”的那個傳說中的人物。高陽帝隨著楚民族沿漢水向東南遷徙，逐漸成為南楚的至上神。“高陽”這個本在西方的地名，也隨之搬至南方楚國版圖內。楚的疆域最初主要在今湖北西部山區和江漢平原一帶。西周時立國于荊山一帶，常與周發生戰爭，周人稱為荊蠻。熊渠做國君時，疆士擴大到長江中游。國都也從丹陽搬到江邊的秭歸，屈原就降生于此地。屈原以高陽與先祖伯庸并舉，并非出自偶然。古人追述世系，往往神界始祖與凡間始祖并提。也就是說，高陽是屈氏的神界始祖，伯庸是凡間始祖。西周奉行的宗法制將宗廟與社稷擺在相同的位置，最重祭祀祖宗與孝敬父母，而楚人則無此習俗。“皇考”在先秦至西漢有不同的用法，既可指祖父以上的先人或遠祖，也可指亡父。東漢以后，專指亡父。《史記·楚世家》記載：“熊渠生三子，當周夷王之時，王室微，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伐庸、楊粵，至于鄂。熊渠曰：‘我蠻夷也，不與中國之號謚’，乃立其長子康為句亶王，中子紅為鄂王，少子執疵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蠻之地。”此舉實乃對周王室的藐視，也是對蠻夷之辱的回應。后來熊渠雖被迫取消了諸子的封號，然而已鑄就了楚人獨立自主的精神與桀驁不馴的性格。率先問鼎于周天子的，不是別人，正是楚王。楚人的性格由此可見一斑。東周初期，熊通自封為楚武王。春秋時兼并周邊小國，屢與晉爭霸。戰國時攻滅越國，疆域擴大到今江蘇和浙江。春秋戰國時期，歷代楚君皆稱王，公開與周天子分庭抗禮。伯庸的受封之地為靠近庸的甲水邊上的句澶，屈氏出身句澶，句澶王的封號與甲水有關，是故屈氏又稱甲氏。楚國公族昭、景、屈三姓，昭、景以職任稱著，屈氏，是以封地而稱著。屈原在懷王朝曾任三閭大夫與左徒二職。前者“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王逸《離騷序》）后者為楚國要職，僅次于最高官職令尹。左徒，為戰國時楚國設置的官職，參與議論國事，發布號令，出則接待賓客。楚國所產生的屈原，屈原所開創的楚辭，無形之中在文化上統一了中國。如同秦始皇率先在政治上統一了中國。順便提一點，屈原與贏政都屬虎。秦亡以后，楚文化在漢初一度風靡全國。音樂方面有楚聲、楚歌，“（漢）高祖樂楚聲”。（《漢書·禮樂志》）“四面皆楚歌”。（《史記·項羽本紀》）舞蹈方面有楚舞，“為我楚舞”。（《史記·留侯世家》）詩歌方面則有楚辭。楚辭之名不見于先秦，屈原開創的新詩體直到西漢中期始有其名。楚辭是繼《詩經》之后出現的又一高峰。《詩經》是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原稱《詩》。大抵皆周初至春秋中葉五百多年間的作品。相傳為周王室實施的采詩制度之成果匯編，對周人的建國過程，周初的經濟制度與生產狀況都有所反映。采詩本為周代美政之一，但春秋以降，王室式微，此制乃廢，故孟子曰：“王者之跡熄而《詩》亡”。楚辭是產生于南方江、漢流域的一種新詩體。“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一志兮。”（《橘頌》）屈原的詩句形象描繪了楚辭賴以生存的地理環境。與出現于北方的《詩經》不同，楚辭產生于南方楚國，帶有濃郁的地域特色：“書楚語，作楚聲，紀楚地，名楚物”，“其人楚，有情楚，而其聲楚”，故而名之曰：楚辭。楚辭是《詩經》在北方諸國衰微之后，在南方楚國興起的一種新詩體。兩者之間很難說有直接的傳承關系。無論從內質，還是外形看，兩者的思想內容不同，表現手法不同，篇幅長短不同，語言節奏也不同……楚人長期以來被視為“蠻夷”，深受周人的歧視乃至敵視，因而被迫用暴力方式來保衛自己的家園，捍衛自身的尊嚴。楚本弱小民族，并不會對周人構成任何威脅，但楚國屢遭北方諸國討伐，一次又一次面臨滅頂之災。他們把楚人視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而楚人也不把他們當做同族或同胞。正是在爭取生存權利的殊死博斗中鑄就了楚人強烈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懷。屈原無疑是楚人的杰出代表。在北方諸國，類似的意識與情懷遠沒有楚人那樣強烈。后人，如司馬遷、賈誼，對屈原歷經磨難仍苦戀故國而不愿離別，往往難以理解，并為屈原自沉汨羅而扼腕嘆息。究其原因，也許是對楚人“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川”的開拓精神，視死如歸，為國捐軀的犧牲精神，不是缺乏深入的了解，便是失缺起碼的尊重。“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子魂魄兮為鬼雄。”（《國殤》）何等英雄氣概！對為國犧牲的將士又是多么敬仰！這或許是屈原的愛國主義精神歷久彌堅的緣故吧！還是魯迅先生說得對：楚辭“較之于《詩》，則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其影響于后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指《詩經》）以上。”（《漢文學史綱要》）春秋末年，文化的主體始從“君子”轉到“野人”（沒有官職的平民），由王室轉入民間。當時兩大學派的領袖人物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