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文學【文學思潮與文學運動】（第二個十年）第一個十年（1928－1937）（三十年代）一、背景：30年代文藝兩大陣營的形成無產階級文學與民主主義、自由主義文學的各自發展、演變，構成了30年代現代文學兩條基本線索。１．革命文學的標志：1928年，太陽社，創造社后期成員共同倡導“革命文學”。２．同年三月，胡適、徐志摩、梁實秋等表明自己的態度，是維護“獨立”、“將健康的原則”與“尊嚴的原則”。二、這一時期的顯著特征：１．“五四”所開啟的思想自由的氛圍消失了，文學主潮變得空前政治化。２．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推進了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傳播運用，決定了此后二三十年間文壇的面貌。３．在左翼文學興起的同時，自由主義作家及其他多種傾向文學彼此競爭，共同豐富著30年代的文學創作。三、革命文學論爭和以“左聯”為核心的無產階級文學思潮１．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的興起：1928年1月全部由共產黨員作家組成的太陽社創辦了《太陽》月刊，蔣光慈、錢杏邨主持；剛從日本回國的創造社新成員李初梨、馮乃超、彭康主持的《文化批判》創刊；創造社的《創造月刊》第一卷8號“突變”為宣傳革命文學。創造社和太陽社的這些成員積極倡導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主張：強調文學的階級性及工具性，作家要獲得無產階級意識。革命文學：二十年代初，李大釗、鄧中夏、蕭楚女等首先提出有關“革命文學”的問題；1924年和1926年蔣光慈、郭沫若等又重新倡導。1928年初創造社和太陽社的成員在上海發起了革命文學運動，展開一次規模較大的論爭，論爭中提出了文學應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鼓舞了當時文藝工作針對對國民黨的斗爭。但他們對中國社會缺乏準確分析，對中國革命的性質、任務、對象存在錯誤觀點；夸大文學作用；宗派情緒濃厚。２．革命文學的論爭論爭雙方：1928－1929年創造社與太陽社；魯迅和茅盾。魯迅批評他們忽視文藝的特征、夸大文藝的作用及宗派主義傾向，茅盾也批評他們題材過于狹窄和標語口號傾向。革命文學論爭產生了積極的后果，擴大了革命文學的影響。３．左聯等左翼文藝組織的成立及工作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于上海，簡稱左聯。魯迅、馮雪峰、沈端先、馮乃超、柔石等四十余人出席會議。主要刊物《北斗》、《萌芽》。1936年左聯解散。“左聯”成立標志著共產黨在組織上自覺領導文藝的開始。“左聯”成立后的主要工作（左聯主要貢獻）：對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譯介、傳播與運用；加強與世界文學特別是與世界無產階級文學的聯系；推動文藝大眾化運動；提倡“新現實主義”。主要錯誤：①理論上的教條主義和機械論；②組織上的關門關義、宗派主義。左聯：是中國左翼作家聯盟的簡稱，1930年3月2日在上海成立，主要發起人有魯迅、沈端先、馮乃超等，魯迅在成立大會上作了《對于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的演講，是其綱領。“左聯”的成立，形成了廣泛的革命文學統一戰線，推動了左翼文藝運動迅猛發展。左聯開展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傳播，開展了文藝大眾化運動。文學創作十分繁榮，左聯還重視培養青年文學作者。代表作家有：蔣光慈、柔石、殷夫、葉紫等。不足：理論上存在嚴重的教條主義思想，組織工作方面存在比較重的關門主義和宗派主義傾向，文學創作上，許多作品存在嚴重公式化，概念化的問題。1930年左翼戲劇家聯盟成立。1932年中國詩歌會成立。（二）自由主義作家的文藝觀及兩大思潮的對立與革命文學思潮相比，自由主義文藝思潮強調文藝的獨立品格，文學脫離政治。１．自由主義作家文藝觀代表人物：梁實秋、朱光潛、沈從文等公開表示反對“為藝術而藝術”，較少頹廢、享樂色彩，顯示出某種嚴肅性：嚴肅的自我內省，嚴肅的表現、思考社會人生。重視文學再造民族靈魂的作用，這與“五四”時期的文學啟蒙思想是有繼承關系的。①梁實秋強調文學要有“思想的骨干”和“道德性描寫”。②朱光潛強調文學“洗刷人心”、再造民族靈魂的作用。強調文學的超功利性、獨立性與“超脫現實”的原則，重視藝術創作的規律。③沈從文希望文學能給人以“勇氣同信心”。自由主義文藝理論家強調的“超脫現實”的原則，即所謂“藝術和實際人生的距離”，在美學上自有一定的積極意義，反映了藝術創作的某些規律；但作為一種文藝觀，與強調現實批判和社會功利性的文學主潮相對立的。２．兩大文藝思潮的對立１）與“新月派”的論爭：徐志摩、羅隆基、胡適、梁實秋。1928年至1930年，左聯與新月展開了論戰。1928年《新月》創刊號上刊出《新月的態度》，提出“健康”與“尊嚴”原則，對當時文壇列為功利派、攻擊派、偏激派、主義派等13種派別予以否定。①人性論以“永恒的人性的文學”否定“無產階級的階級的文學”，以人性的普遍存在論來反對階級論，否定無產階級文學存在的理論基礎。梁實秋《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與魯迅《“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文學的階級性》魯迅在指出：“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里，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需加以束縛，實乃出于必然。”②天才論文學與大多數人不發生關系。梁實秋《文學與革命》稱左翼文學為“傷感的革命主義”或“淺薄的人道主義”。從文學思潮的流脈看，梁實秋的這種批評和判斷還是有眼光的，后來左翼文學也反省過“革命的羅曼蒂克”傾向。２）與“論語派”關于“性靈文學”的論爭論語派：是30年代的一個散文流派。主要刊物有《論語》《人間世》《宇宙風》，以刊登小品文為主，該刊聲言“不談政治”，反對“涉及黨派政治”，提倡幽默、閑適、性靈。在《論語》等刊物上發表作品的作家群體包括林語堂、周作人、劉半農、俞平伯、老舍等。主張“以自我為中心，以閑適為筆調”，采取與政治保持距離的自由主義立場。魯迅等左翼作家指責他們的創作是麻痹民族靈魂的“麻醉性的作品”３）與“京派”的論爭京派：是30年代的文學流派，主要成員有周作人、廢名、沈從文、李健吾、朱光潛等。稱之為“京派”，是因為其作者在當時的京津兩地進行文學活動，藝術風格較為一致。主要刊物有《駱駝草》、《文學雜志》、《文學季刊》、《大公報·文藝》副刊。“京派”關注人生，但和政治斗爭保持距離，強調藝術的獨特品格。他們講求“純正的文學趣味”所體現出的文學本體觀，以“和諧”“節制”“恰當”為原則，以表現“鄉村中國”為主要內容，作品富有文化意蘊。京派作家發展了抒情小說和諷刺小說，使小說詩化、散文化，現實主義而又帶有浪漫主義氣息。京派的理論特點：①強調文學與時代、政治的“距離”，追求人性的、永久的文學價值。1935年，朱光潛《“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峰青”》提出“和平靜穆”的美是“詩的極境”，美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生哲理的最高理想。②沈從文指責文學創作中題材、內容、風格“差不多”的現象，“記著時代而忘了藝術”，號召作家脫離文學媚悅流俗。茅盾等眾多左翼作家也展開了與沈從文的論爭。魯迅對京派的批判。左翼對京派的批評，主要在政治層面，未能從“不合時宜”的論說中剝離出某些合理成分。４）關于“文藝自由”的論爭（與“自由人”與“第三種人”的論爭）民族主義文學———1930年到1931年出現的民族主義文學屬于國民黨的右翼文學組織，遭到魯迅、瞿秋白等人的批判。自由人和第三種人：論爭發生在1931年至1932年間的胡秋原、蘇汶與左翼作家之間。自由人指《文化評論》的胡秋原，第三種人指《現代》的蘇汶。與左翼作家之間展開文藝論爭。論爭以文藝的階級性、文藝性與政治的關系為中心。先是胡秋原發表《阿狗文藝論》，批判民族主義文學的法西斯主義實質，同時批評左翼文壇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以后，他又發表《勿侵略文藝》等文。左聯批評胡秋原，蘇汶發表文章聲援胡秋原。魯迅、瞿秋白、馮雪峰等分別發表文章，與胡蘇二人展開論爭。他們批評了胡蘇有著文藝脫離政治脫離階級而自由的錯誤傾向，同時也檢討了“左聯”機械論的錯誤和左傾宗派主義錯誤，這是論爭的重要收獲。四、文學創作的潮流與趨向（文學流派）社會歷史的巨大變動對這一時期的文學起著重大的影響：30年代的中國，在西方工業文明的沖擊下，以上海為中心的沿海城市加速了資本主義模式的現代化進程，而農村封建宗法統治（及其生活方式）則在堅守中發生了動搖。“五四”時期的思想革命轉向社會革命。30年代中國社會的大變動，引發知識分子在傳統農業文明與現代工業文明、東方文明與西方文明之間選擇的矛盾與困惑，在文學上，便形成了“左翼”、“京派”、“海派”三大文學派別（潮流）之間的對峙與互滲。１．三大文學派別①海派對都市文明既留戀又充滿幻滅感的矛盾心境，較為自覺的先鋒意識。②京派追求文學的獨立與自由，反對政治性、商業化。③左翼要求文學自覺地成為無產階級階級斗爭的工具。２．這一時期文學的共同特征①文學創作的題材空前規模的開拓和表現角度的新開掘。出現了一大批表現個人走向社會歷程的作品。隨著文學從家族走向十字街頭，“中國社會半殖民地化”成為作家關注的焦點。其中，作家寫了關于中國城鄉資本主義化的過程中社會各個階層（農民、工人、城市小資產階級、小市民、民族資本家等）的歷史命運及心理、道德、情感變遷的題材與主題。②文學形式：敘事的時代和中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