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邊緣性地位與社會資本的占有和使用

1農民工：城市邊緣的一個群體1.1從鄉城人口流動到邊境人口的流動邊緣化群體是指脫離傳統社會組織和制度的群體。其基本特點是，由于社會轉型和制度變遷，該群體無法通過正式的社會組織表達其利益要求，并獲得正常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地位和環境，但這并不意味著該群體是一個脆弱的群體。城市邊緣性群體包括城市內生型邊緣性群體和城市外來型邊緣性群體兩種類型。前者主要包括下崗失業人員、城鎮登記失業人員、城鎮企業中停產半停產或破產企業的待崗職工;后者則主要是進城農民工,這也是本文關注的對象。自20世紀80年代的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社會結構正在經歷著從計劃經濟社會向市場經濟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從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從倫理社會向法理社會的多維轉型。在市場經濟導向改革仍是“現在進行時”的現實背景下,計劃經濟時代鄉城的城鄉二元結構沒有根除,城市對鄉城流入人口的偏見和歧視依然,沒有通過官方正式渠道“穿越‘戶籍墻’”的外來人口絕大多數只能在隨城市繁華的車水馬龍而“游動”的同時在邊緣性的領域及空間里“沉淀”為“外來邊緣人口”。與此同時,城市內部出現了分離,由從“正式單位”中“游離”出來的都市“內生邊緣人”同體制內人口構成的城市亞二元結構隨著改革和轉型進程的推進而呈現與日俱增的強化傾向。社會轉型在促進經濟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入、社會現代化水平進一步提高、城市化進程逐步推進以及社會法制化程度進一步提高的同時,也加劇了一部分人群社會地位的向下流動(downwardmobility),并一步步走向邊緣化。僅以廣東省為例,截止2001年9月,外來農民工的主要流入地之一廣東省的農民工已突破1000萬人,相當于該省總人口的1/6。下文的分析表明,城市外來型邊緣性群體的邊緣性特征較之于城市內生型邊緣性群體更為明顯。因此,農民工這一特殊群體的邊緣性現象值得關注。1.2農民工的心理特征近20年來,農民工作為城市經濟發展一支生力軍,為城市建設和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他們已經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一個不可或缺的群體,成為城市經濟發展的內在需要。然而,無論是從工作上還是生活上,他們都游離于城市正式制度和社會組織之外,成為典型的“邊緣人”。他們的邊緣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工作性質邊緣性。農民工群體通常在非正規部門或正規部門的非中國崗位就業,因而工作狀態十分不穩定。其工作性質多為勞動密集型、技術含量往往很低,收入來源單一且薪水很低,而且不享受正規部門的社會保障。以安徽省為例,其外出務工者從事體力工作的占到78.3%,技術工占19.5%,而中高層管理者微乎其微,只占1.8%。(2)居住分布邊緣性。農民工在居住分布上的邊緣性也體現得十分突出。由于市區和邊緣地帶房價和房屋租金的差異性、消費水平的差異性,以及對周圍環境的文化認同感和對平等的要求,他們大多選擇居住在城市邊緣地帶,這里的人群與他們的境遇大致相同,互相之間不會產生歧視性心理,在心理上更加容易認同,生活的經濟成本也相對較低。(3)社會地位邊緣性。由于無城市居民戶口、工作不穩定、無保障、收入低及其自身受教育程度低等因素的交互影響,農民工在社會地位上明顯低于城市制度內生存的人群,絕大多數處于社會下層,且在社會流動機制的作用下呈現出相對的向下流動的態勢。(4)社會心態邊緣性。由于社會地位和收入水平低下,農民工普遍自尊心和自信心偏低,他們既渴望擁有自尊和自信,又不得不選擇忍耐和包容。他們渴望消費較為高檔的商品,又不得不在低收入面前以低檔消費品維持生計,在消費心理上也處于日益萎縮和邊緣化的狀態。城市邊緣性群體在相當大程度上是中國社會結構轉型過程中改革成本的承擔者和犧牲品,在改革的效率和公平關系處理上,注重效率必然會忽視公平。社會心理邊緣性的另一個表現是由于缺乏對城市政治決策的參與機會和難以獲得公平公正待遇而產生的失落感和孤立感,他們既缺乏決策參與的機會,也本能地排斥參與的可能性,形成政治參與的盲點。(5)邊緣性的繼承性。在社會地位低、收入水平低、受教育水平低和心理邊緣性的情況下,農民工子女也將繼承父輩的邊緣性特征,從他們的教育問題上可見一斑。在全國,處于學齡階段的民工子女有240～360萬人之多,他們中間除了一小部分人有幸走進課堂外,絕大部分處于失學或輟學狀態。邊緣性的世代相傳,必將造就更大規模的新增的邊緣性群體(劉傳江、周玲,2003)。2國外社會資本的相關研究社會資本(SocialCapital)概念是20世紀80年代由法國著名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Bourdieu)第一次正式提出來的,經詹姆斯·科爾曼(JamesColeman)和羅伯特·普特南(RobertPutnem)等學者的進一步應用和發展,已經在國際學術界引起了廣泛的爭論和理論探討。本文主要關注社會資本與農民工邊緣性地位的形成和城市融合問題。將個體置于社會聯系和關系網絡中,考察這些聯系和網絡對農民工在城市的主要活動——就業——的具體影響。從這個意義上,把社會資本定義為“個體從社會網絡和其身處的社會制度中所可能獲得的資源。”并把這種資源分為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個體層面的社會關系網絡(即關系型社會資本);另一個層面是個體從制度中可以獲得的資源(即契約型社會資本)。與以往國內外研究中過多關注農民工的社會網絡關系的研究模式不同,將社會資本分解為“社會網絡關系”(關系型社會資本)和“制度資源”(契約型社會資本)兩個層面進行研究。2.1企業網絡成員的結構類型本文在測量農民工的社會資本時,主要考察農民工個人網絡的三個方面,一是網絡的規模或者數量;二是網絡的密度和異質性;三是網絡中所嵌入的資源。在運用“位置生成法”測量農民工的社會資本時,為了便于比較,本文采用了邊燕杰的“春節拜年網”的測量指標。在當今中國社會中,春節拜年是保持和發展人際關系的一種非常重要的義務,因此,通過對春節期間與被調查者有過拜年交往的社會關系的考察,可以比較準確地了解被調查者的社會關系網絡狀況。經過實際研究的檢驗,證明這種測量方法具有相當的信度和效度。本文的相關數據來自2004年春節期間我們在湖北省江陵、云夢、隨州、宜城四縣市對450位返鄉過年的農民工所做的問卷調查。在本次問卷調查中,我們設計了一個問題,首先要求被調查的農民工回答他們在2004年春節期間以各種方式(包括電話拜年和登門拜訪等)互相拜年的親屬、朋友和其他熟人各有多少人,這是為了考察農民工所擁有的網絡規模或者數量。然后在問卷中列出了22種職業,讓被調查的農民工分別回答在與其有拜年交往的親屬、朋友和其他熟人中,是否有人屬于其中某一種職業的。職業類型的選擇基本參照了邊燕杰在“四城市調查”中所使用的分類,并按照人們對上述職業類別的評價,分別給這些職業賦予相應的分數。這些職業基本上涵蓋了當今中國社會中的主要職業地位,可以作為衡量社會網絡成員的結構地位的有效指標。農民工的社會資本占有狀況如下:(1)網絡規模。這里使用邊燕杰的“春節拜年網”對農民工的網絡規模和數量進行考察。通過問卷的回答,可以直接將被調查的農民工所提到過的與其有過相互拜年聯系的親屬、朋友和其他熟人的人數加總,就基本上反映了農民工核心社會網絡中成員的數目,也就是網絡規模的大小和數量的多少。根據調查數據,得出湖北省四縣市農民工網絡規模的平均值約為17,低于武漢市下崗職工網絡規模平均值21,大大低于四城市居民網絡規模平均值35。(2)網絡密度和異質性。網絡密度或者異質性代表的是網絡成員之間相互聯系的緊密程度,這里我們可以用農民工的社會網絡中不同角色的成員所占比重來代替它。文獻研究發現,以往對中國人的社會網絡研究中,角色關系與網絡成員之間聯系的緊密程度高度相關,“親屬”之間關系大多較強,而“朋友”和“熟人”中少數關系較強,大多數關系較弱。而對農民的研究表明,他們的社會關系網絡以親緣和地緣關系為主,業緣等其他關系較弱,因此我們將農民工社會網絡中成員的角色主要分為三種類型:“親屬”、“老鄉”和“其他熟人”。“親屬”和“老鄉”之間的關系大多較強,而“其他熟人”中少數關系較強,大部分關系較弱。農民工社會網絡中“親屬”和“老鄉”關系所占比重,可以作為反映農民工“網絡密度或者異質性”的指標(Bian,1997)。網絡密度或者異質性越高,說明網絡異質性程度越差,網絡中能夠帶來的資源也越少。我們的問卷調查結果表明湖北省四縣市農民工網絡密度為75.19,高于武漢市下崗職工網絡密度50.15,也大大高于四城市居民網絡密度平均值28.36。(3)網絡結構。對于這個指標的考察我們可以通過“春節拜年網”中的地位資源的總量來獲得。具體做法是:首先對職業量表中所列出的22種職業中的每一種都進行統計,看是否有拜年網中的成員從事了這種職業。如果一個人都沒有,就將該職業賦值為“0”,如果有人從事該職業,則無論從事人數的多少,均將此職業取值為“1”,1然后將這些取值為“1”的職業個數加總,就可以得到農民工“拜年網”中的職業個數;再將這些職業個數的地位得分加起來,即可得到農民工“拜年網”中的職業地位總分。我們把19個職業類別按照職業得分由高到低的順序進行排列,然后計算出被調查者的社會資本在每種職業類別中所占的比例,比例的高低反映的是該職業類別的社會關系給被調查者可能帶來的社會資源的大小。職業類別得分高的,所占比例越高,則社會資本結構越好,占有的社會資本越多;反之,職業類別得分低的,所占比例越高,則說明社會資本結構越差,占有的社會資本越少。計算結果顯示,農民工的社會資本占有情況呈現出結構上的兩極分化,即得分較高的職業類別(如科學研究人員、大學教師、法律工作人員等)所占比例較低,而得分較低的職業類別(如飯店餐館服務員、司機、產業工人等)得分反而很高。這充分說明了農民工的社會資本結構不合理。武漢市下崗職工的社會資本占有情況比我們調查的農民工社會資本占有情況好得多,而四城市調查的城市一般社會居民的社會資本占有情況比武漢市下崗工人又要好很多。2.2用農民工社會資本：以就業為例2.2.1正式單位與正式職工的就業狀態的特征非正規就業是指沒有取得正式的就業身份、地位很不穩定的就業,即人們習慣上所說的“臨時工”。非正規就業者包括非正規部門中的就業者和正規部門中的非正規就業者。對于農民工來說,這兩種情況分別指的是:第一,農民工所在的單位本身就是非正式的單位或者屬于非正規部門;第二,農民工所在的單位雖然是正規或者正式單位,但是他們的工作只是臨時性的,與正式職工在收入、福利上有著明顯的差別。作為城市外來人口主體的農民工,大部分處于非正規就業狀態。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1)從取得工作的途徑上來看,農民工通過熟人介紹取得工作的占我們調查總人數的86.7%,而沒有通過熟人介紹的只占13.3%。(2)從居住方式來看,55%的被調查者租住私房或者租住單位宿舍;38%的被調查者居住在工棚或居無定所,隨工作而動;還有7%的被調查者采取其他居住方式(如居住在親戚老鄉家里等)。從居住環境來看,平均6.29個人居住一個房間(包括工棚和單位集體宿舍),其中在于居住工棚、睡地鋪的被調查者比重占到38%。(3)從勞動強度和勞動時間來看,被調查農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也就是說,他們幾乎沒有節假日;平均每天的工作時間長達10.5個小時,最長的達到18個小時。(4)在工作安全方面,農民工一般不享有勞動安全保障的環境和條件。至于社會保險,被調查者幾乎都沒有享受過。2.2.2工作搜尋時間對于農民工來說,在城市里能否順利找到工作是一個決定他們去留的一個最為重要的因素。從調查結果可以看出,工作搜尋時間在一個星期以內的占被調查總人數的73.8%,一個月以內的占20.3%,而一個月以上的僅占5.9%(見表2)。這一結果充分說明,社會資本的使用大大增加了農民工就業的概率,減少了工作搜尋時間,節約了時間成本。2.3農民工就業機會使用途徑個人求職和就業途徑大致可以分為自然繼承型、勞動市場繼承型、親友介紹型、社會分配型、個人謀業型和社會選拔型等幾種(袁方,1992)。現階段中國城鎮勞動者取得職業的四種主要求職和就業渠道是計劃體制渠道、勞務市場渠道、人力資本渠道和社會網絡渠道(盧漢龍,1997)。可見,社會網絡已經成為市場和計劃以外的第三種配置資源的方式。目前,農民工找工作的信息來源渠道主要還是以親朋好友等熟人關系為主,而通過家鄉村委會等政府組織獲得就業信息的比例非常小。吳鵬森(1998)在安徽省18個固定觀察點抽樣調查的結果顯示:農民工進城的組織程度相當原始,絕大部分處于自發的初級組織狀態,政府、村集體和民間職業介紹組織出面進行組織農村勞動力外出所占的比重極小,只占6%,其余94%都是由農民自發組織通過熟人帶出去的,并且以“滾雪球”的方式不斷傳遞著。這種自發形成的組織主要建立在地緣關系和血緣關系的基礎之上,通常沒有正式的組織結構,也沒有明確的組織目標、組織章程和組織指揮系統,組織活動既不正規也缺少制度化程序,具有松散性和臨時性特征。我們將農民工求職可能使用的主要途徑歸分為單位招工、職業機構介紹和使用社會關系網絡三種。前面兩種反映了農民工制度化的求職途徑,第三種是非制度化的求職途徑。我們對450名農民工的問卷調查發現,23.1%的農民工在求職過程中使用過單位招工的途徑,11.8%的農民工在求職過程中使用過職業介紹機構這種途徑,而對社會關系網絡途徑的使用者占86.7%。2這充分表明了農民工求助途徑主要是一種非制度化的途徑,社會資本是他們求職的最主要途徑。親戚介紹(親緣和血緣關系)是農民工找到工作的第一位的決定性途徑,占37.3%,其次是老鄉介紹(地緣關系),占35.8%;第三位的是其他熟人介紹,占10.1%。這三種途徑加起來約占83.2%,充分表明親緣、地緣和血緣關系是農民工求職和就業過程中決定性的力量。2.4農民工網絡異質性較差,社會資本總體水平較低上文分析表明,農民工的社會資本主要集中在以親緣、地緣和血緣這種“三緣關系網絡”為紐帶的社會關系網絡中。從規模上來看,農民工的社會資本比一般城市居民的平均水平要低得多,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城鄉居民的社會資本差異性,同時也比城市下崗失業者要低得多,說明相對于城市下崗失業者而言,農民工的弱勢群體特征更加明顯。從密度或者異質性上看,農民工的網絡密度或異質性大大高于一般城市居民,也高于城市下崗失業者,說明農民工網絡異質性很差,可以利用的社會資本質量較低。從網絡結構上看,農民工的社會資本占有情況呈現出結構上的兩極分化,即得分較高的職業類別(如科學研究人員、大學教師、法律工作人員等)所占比例較低,而得分較低的職業類別(如飯店餐館服務員、司機、產業工人等)得分反而很高。充分說明了農民工的社會資本結構不合理。總之,農民工的社會資本質量較低,異質性較差,網絡結構也呈現典型的兩極分化。通過對農民工就業的考察可以看出,社會資本的使用在農民工的就業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一方面降低了工作搜尋時間;另一方面為求職者提供了信息來源渠道。但是,由于農民工占有和使用的社會資本屬于關系型社會資本,這一類型的社會資本是社會地位處于較低層次的人群在求職過程中最常使用的社會資本,隨著社會市場化程度的逐漸提高和“小政府、大社會”狀態的發展和市民社會的不斷推進,這種類型的社會資本終究是社會資本發展過程中的過渡形態,必然會向現代契約型社會資本轉變。關于農民工社會資本總體匱乏的原因,不僅與農民工自身的特點和邊緣性社會經濟地位有關,與轉型時期中國對農民工的相應制度安排不無關系,當然,中國兩頭大、中間小的“啞鈴型”社會結構和非志愿性組織的缺位也是影響農民工社會資本匱乏的一個重要因素。因此,我們就從農民工、政府、志愿性組織等幾個方面來討論農民工社會資本的積累機制問題。3社會資本積累與農民工的城市融合3.1社會資本的積累和積累個體的社會資本和人力資本十分相似,所以許多關于人力資本投資的研究理論也大體適用于分析社會資本。我們可以借鑒格拉澤(Glaeser,2002)的社會資本自我投資模型,在這個模型中,社會資本被視為財富變量S,它在各個時期都帶來市場和非市場的效益,分別用RM和RN表示。首先列出一個進行社會資本S投資的動態法則:St+1=θSt+It,其中θ表示現有社會資本的貶值率,I為對社會資本的投資。雖然計量個人獲得的社會回報是衡量社會資本的最理想的工具,但是或許例如個體在組織內的成員資格之類的指標也可以作為S的代理指標(它們也能被解釋為投資的某種形式)。投資I會有時間成本C(I)(時間機會成本的作用會放大它的影響程度,用W表示)。T為個體的生命期限,β為個人對未來的貼現率,δ為個人離開原住社區的概率(一旦離開,便失去價值)。在滿足以上假設條件情況下,個體對社會資本投資會達到一個均衡點,即邊際私人成本(考慮時間成本,用進行社會資本投資所需的邊際時間量W乘以C′(I)),用公式表示如下:WC′(I)=∑j?1T?tβ1δj?1θj(RM+RN)=(RM+RN)βθ(1?(βδθ)T?t)1?βδθWC′(Ι)=∑j-1Τ-tβ1δj-1θj(RΜ+RΝ)=(RΜ+RΝ)βθ(1-(βδθ)Τ-t)1-βδθ根據條件不同,個人社會資本投資將會:(1)隨個人對未來貼現率的提高而上升;(2)隨個人離開原住社區的概率的提高而下降;(3)隨時間機會成本的提高而下降;(4)隨個人從事職業所需社會技能的回報的提高而上升;(5)隨社會資本的貶值率的下降而提高;(6)隨個體的生命期限的臨近終結而下降。根據格拉澤模型,農民工要積累社會資本,需要注意以下幾個方面:(1)盡快融入現有的城市社區,以彌補離開原有農村社區帶來的社會資本損失。農民工的居住方式主要是租住私房或者單位集體宿舍,而且租住的私房主要集中在城鄉結合部的“城中村”,這些社區居住著來自各地的各種身份的人員,既有城市原有郊區城市化了的私房主,也有大量來自全國各地的農民工。由于不同身份和經歷的人對社區的認同感不盡相同,特別是外來的農民工,背井離鄉的生活使他們很難找到歸屬感。雖然通過血緣、地緣和親緣關系能夠在所在城市結成新的社會關系網絡,但是,離開原有的農村社區對于農民工而言本來就意味著社會資本的損失和關系網絡的淡化。真正融入社區才能夠建立新的更有價值的社會關系網絡,積累更多的社會資本。(2)在工作過程中不斷提高自己的工作技能,以期獲得更高的回報。由于人力資本與社會資本之間存在一定的的相關性,積累人力資本同時也會促進社會資本的積累和形成。(3)采取不斷維護的方法,避免社會資本的貶值。社會資本作為資本的一種形式,也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貶值,因此,對社會資本的維護和不斷投資是必要的。3.2減少社會資本的補充政府通過公共產品供給生產社會資本的主要措施包括:(1)提高農民工流動的組織化程度,實現農業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有序性;(2)建立農民工的就業培訓制度;(3)建立覆蓋農民工的社會保障制度(4)加大農村教育投資力度,為農民工子女在城市就學提供有保障的制度環境;(5)制定相應法律法規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與此同時,政府通過公共政策還可以避免因社會資本可能存在的負外部性而減少社會資本儲備的消耗。例如,國家可以通過有效提供必需的公共物品特別是通過保護財產權和公共安全,間接地促進社會資本的創造。由于城市農民工的大量存在,城市社會治安問題顯得十分突出。如果人們走在街上都要為自己的生命擔憂,那么他們就不可能會進行交往或相互照顧。因此,國家對公共安全的保護政策以及對犯罪團伙的打擊力度將對農民工與城市居民之間的交往產生直接影響。在公共互動和財產權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