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唐代玄武門變立儲與太平天國立儲觀念的演變

唐圣女九年（公元196年），李世民通過“玄武門之變”登上王位。登基后，李世民開始修繕國家事務，探索新疆，制定了富有的政治和社會穩定。他被稱為“貞節管理”。然而就是這位中國古代歷史上堪稱賢明的君王,在立儲的態度上前后變化,猶豫不定,造成了貞觀中后期朝廷政治的不穩定,也給李世民的內心帶來了巨大的不安。唐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李承乾因謀反被廢之后,李世民散朝后,留下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褚遂良朝廷重臣議立太子,《資治通鑒》卷196記載:“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說完之后頭朝龍床撞去,被長孫無忌制止,又抽出佩刀欲自刺,被眾臣搶下佩刀。褚遂良(兩《唐書·長孫無忌傳》記載為長孫無忌)奪刀以授晉王李治。在重新立太子時,李世民這樣痛苦的表現完全是因為其立儲的思想及其影響因素所導致的。一、太子之“引領”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李世民通過玄武門之變登基,十月立嫡長子李承乾為太子,“甫八歲,特敏惠,帝愛之”。此時,李世民遵循“立嫡以長”的立儲觀念非常明確。從此李世民開始精心培養接班人,安排朝廷重臣輔導太子學業,聘請名師擔任太子老師,還提供機會讓太子監國,代表皇帝慰問大臣等來鍛煉太子的行政能力。通過一段時間的培養,儲君的表現良好,深得李世民的信任“使裁決庶政,有大體,后每行幸,則令監國”。然而,隨著年齡的增長,李承乾開始“好聲色慢游”。此時,太子的宮臣開始對其長期的規勸及諫諍工作。李世民也注意到了太子的變化,其對太子的宮臣囑托甚多。并且結合自身成長經歷為鑒,鼓勵太子宮臣于志寧、杜正倫“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況太子生長深宮,百姓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宮臣孔穎達、于志寧、張玄素等多次勸諫,不但沒有起到應有的效果,反而情況越來越惡劣。太子的不良嗜好越來越多,在宮臣的不斷勸諫之下仍不思悔改甚至變本加厲。太子喜歡在東宮擊鼓,張玄素“叩閣切諫”才勉強當面將鼓毀之。太子長期不理政務,張玄素以激將法刺激太子“宮中所見止婦人,不知如樊姬者等可與益圣德者幾何?”太子不但不聽,反而“夜遣戶奴以騎槌狙擊,(張玄素)危脫死”。太子私引突厥人入東宮,與相狎比,宮臣于志寧切諫,惹怒太子,派刺客入室刺殺未果。由于太子的頑劣態度,太子宮臣無法改變其行為,他們甚至與李世民在教育太子的問題上產生沖突。李世民曾對太子左庶子杜正倫說:“太子數私小人,卿可審喻之,教而不徙,其語我來。”杜正倫多次勸諫太子不聽,于是拿李世民來威脅太子,李世民得知后批評杜正倫,并將其貶黜,離開京城。而李承乾的表現依然沒有好轉,反應了東宮宮臣在教育太子問題上的無能為力,而李世民也沒找到更好的教育方式。而此時,李世民四子李泰受寵,李承乾又患有足疾,其內心壓力可想而知,而后太子的表現越來越不正常,“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親臨烹者,與所幸廝役共食之。又好效突厥語及其服飾”,“設穹廬,太子自處其中,斂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漢王元昌所為多不法……太子與之親善,朝夕同游戲……有不用命者,披樹撾之,至有死者。”呂思勉先生認為,這是唐初皇室起自代北,受游牧民族習俗影響太大導致。崔瑞德認為是太子患上某種精神疾病才會如此反常。不管是哪種原因造成的,太子李承乾的這種表現是不符合儒家對太子的德、才要求的,其政治前途是打了折扣的。徹底讓李世民對太子李承乾失去信心的一件事情是“太常樂童”事件。“太子私幸太常樂童稱心,與同臥起。道士秦英、韋靈符挾左道,得幸太子。”李承乾在這件事情上犯了兩個逆天大罪:一是為儒家所不齒的孌童,二是私交術士。其結果是李世民大怒,將以上人等除太子外全部處死,對太子提出了嚴厲的批評。此后,李承乾自暴自棄,在明確知道李世民對自己不滿的情況下,幾個月稱病不上朝,并且私下豢養了大批刺客,準備刺殺李泰。李承乾基本上喪失了政治前途,而李世民只是在等待一個廢除其太子之位的機會而已。李承乾的表現,讓李世民對立嫡以長的儒家正統觀念失去信心,但也害怕廢長立幼會對后世造成不良影響而猶豫不決。二、立證堅持,立對象在太子李承乾失德漸現之時,另一位皇子趁虛而入---李世民與長孫皇后的次子李泰開始獲得李世民的寵愛。李泰在眾多皇子中能夠被李世民看中,其才能是很重要的一項。“泰好士,善屬文,詔即府置文學館,得自引學士。”這給了李泰一個非常明顯的信號,因為在李世民還是皇子的時候,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淵允許李世民“于宮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才”“十八學士”應運而生,他們為李世民登上帝位立下了汗馬功勞。讓李泰置文學館的意義不僅于其對文學的愛好,更重要的是可以因文學館招攬人才。一時間李泰的府上“士有文學者多與,而貴游子弟更相因藉,門若市然”。而李泰充分發揮其協調指揮才能,四期而成地理學巨作《括地志》,深得李世民歡心。其后,李世民親幸李泰府邸,并對李泰康延坊大加賞賜,以示對李泰的鼓勵。李泰的月給高于太子,李世民而不覺。褚遂良一番“嫡庶尊卑”的奏章讓李世民取消了對李泰的特權。李世民又讓其搬入李元吉曾經居住過的武德殿。魏征以“魏王之心不敢安息也”的理由,把李泰趕出了武德殿。通過這兩件事情的試探,李世民意識到了朝廷中儒臣對“立嫡以長”的堅持。李世民聽到三品以上的大臣輕視李泰,于是把他們批評一頓,并說“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諸王他日不為公輩之主!何得輕之!”既警告了三品以上重臣,又明確表達了對李泰的支持,向外界發出了強烈的信號。此時,李承乾為了保住太子之位,不得不展開對李泰的攻勢。而李泰為了奪得太子之位也是用盡心機。此時的朝廷“文武之臣,各有付托,潛為朋黨”。以至于褚遂良在回答李世民何事最急時說:“唯太子、諸王宜有定分最急”。在這種情況下,李世民不得不兩次表明自己對“立嫡以長”的堅持,一是遣魏征做太子的師傅,用絕天下之疑。二是在朝廷大臣私下議論廢立太子傳到李世民耳朵里時,他還在給朝臣表態:“聞外間士民以太子有足疾,魏王穎悟,多從游幸,遽生異議……太子雖病足,不廢步履。且《禮》:嫡子死,立嫡孫。……朕終不以孽代宗,啟窺窬之源也。”在如此緊張的局勢之下,李世民仍然在長與幼之間猶豫不決,以致于后來李承乾因心懷不滿而試圖謀反,不但沒做到“不以孽代宗,啟窺窬之源也”,反而被此束縛住手腳。后來,李治被立為太子后,李世民發覺其才能不足“雉奴懦,恐不能守社稷”,而其三子李恪“英果類我,我欲立之”。在太子已經確立的情況下,李世民依然在立嫡與立庶、立嫡與立才之間猶豫。李恪當然不是完全因為其庶子的身份而沒有機會,但是從這件事情上可以看出李世民在對待立儲這一關鍵問題的態度。三、李承乾的對策應是使人保其唐貞觀十七年(公元643年)三月,李世民的七子李因在齊州造反,賜死。太子李承乾事后曾說:“我宮西墻,去大內正可二十步耳,與卿為大事,豈比齊王乎!”表達了發動政變的想法。在吏部尚書侯君集、漢王李元昌的慫恿之下,開始計劃政變。然而政變在謀劃過程中即泄密,李世民令朝廷重臣審理,結果是“反形已具”。詔廢李承乾為庶人。李承乾被廢后,李世民本人更傾向于李泰,李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然而李泰在這個過程中,犯了兩個致命的錯誤,讓李世民意識到“泰亦兇險”。第一,李泰向李世民表忠心,要在自己百年之后殺掉唯一的愛子,傳位給李治。李世民感慨說:“人誰不愛其子,朕見其如此,甚憐之。”褚遂良識破了李泰的心思,并告訴李世民,要立李泰為太子的話,得先想辦法保住李治的命才行。第二,李泰怕立李治為太子,私下用與李承乾一起謀反的李元昌恐嚇李治:“汝與元昌善,元昌今敗,得無憂乎?”李治將此事告知李世民,“始悔立泰之言”。李承乾的辯解之詞也給李世民提供了看待問題的視角。上面責承乾,承乾曰:“臣為太子,復何所求!但為泰所圖,時與朝臣謀自安之術…今若泰為太子,所謂落其度內。”這讓李世民不得不重新考慮李氏子孫后代傳承的問題,找到一個“永為后法”的慣例。在立李治為太子后,李世民對大臣說:“且泰立,承乾與治皆不全;治立,則承乾與泰皆無恙矣”。表達了既要保證江山后繼有人,還要保證自己的子孫不自相殘殺。其在親情與理智間猶豫的心情可見一斑。四、太子之繼承制下的李治貞觀時期,政治比較清明,出現了一批治國理政的能臣。以魏征為代表的儒臣,堅守儒家傳統立儲觀念,他們把立嫡以長視為國家政治制度延續的唯一合法途徑。任何可能破壞這種制度的行為,都會受到他們強烈的抵制。《資治通鑒》卷194記載,李泰獲得李世民的寵愛,但有些大臣不把李泰放在眼里。李世民在大臣上朝時大發雷霆,批評大臣不尊重李泰。唯獨魏征以綱紀禮儀駁斥李世民,不能以私愛而忘公義。前述魏征把李泰趕出武德殿,以及病重時答應做李承乾的太傅,都是魏征對立嫡以長的堅持。雖然,李承乾在太子之位失德多年,以魏征為代表的儒臣對嫡長子繼承制的堅持,使李世民仍不敢輕言廢立。李承乾因謀反被廢之后,岑文本、劉洎勸李世民立李泰,崔仁師密奏立李泰。長孫無忌固請立李治。長孫無忌支持李治為太子似乎是一夜之間的事情,但是從李泰向李世民表忠心的那段話中可以看出端倪:李泰百年之后傳位李治,這就說明李治也在積極謀取太子之位,并且李泰非常清楚李治的舉動。再結合長孫無忌固請,那就能得出長孫無忌長期支持李治。長孫無忌是長孫皇后的兄長,作為外戚,被李世民長期信任和倚重。從李世民對李治說:“汝舅許汝矣,宜拜謝。”到長孫無忌“乞陛下試召問百官,有不同者,臣負陛下萬死”的自信,均說明長孫無忌對朝政的掌控。李世民在朝堂上向眾臣宣布立李治為太子時,眾皆歡呼曰:“晉王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