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體、實踐與歷史聰明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真實意蘊

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的“唯物主義”，必須從馬克思主義哲學與美學的“內在”關系入手。列寧在《哲學筆記》中有一句名言:“聰明的唯心主義比愚蠢的唯物主義更接近聰明的唯物主義。”很顯然,列寧在這里揭示出了作為“聰明的唯物主義”——馬克思主義哲學與“聰明的唯心主義”——黑格爾哲學和“愚蠢的唯物主義”——費爾巴哈哲學的基本關系。實質上,馬克思與恩格斯就是從黑格爾的唯心主義和費爾巴哈的舊唯物主義繼續向前運動,而創建了新唯物主義——“聰明的唯物主義”的。一、從“人本身”看理性神學的真正主體地位馬克思說,黑格爾哲學以純粹的思辨的思想開始,而以絕對知識或超人的抽象精神結束,所以黑格爾哲學不過是哲學精神的展開的本質,是哲學精神的自我對象化。在黑格爾哲學中,雖然把“實體了解為主體”,但其所理解的“主體”在本質上是一種“無人身的理性”。對此黑格爾解釋說,“要這樣來理解那個理念,使得多種多樣的現實,能夠被引導到這個作為共相的理念上面,并通過它而被規定,在這個統一性里面被認識”。在這里,人只是“絕對理念”自我對置、自我運動、自我發展過程中的一個必然環節;人不是世界的主體,而是世界(絕對理念)的組成部分;不是人統治世界,而是世界統治人。所以在黑格爾哲學中宗教、概念、普遍的東西統治著現存世界。“在這種抽象的世界里,個人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的內心中尋求現實中找不到的滿足,他不得不逃避到思想的抽象中去,并把這種抽象當作實存的主體,——這就是說,逃避到主體本身的內心自由中去”。正是這樣,在黑格爾哲學中,絕對理念成了主體,人的現實的主體地位被剝奪了,而人的豐富性和能動性被抽象的發展了。“現實的人和現實的自然界不過成為這個隱秘的、非現實的人和這個非現實的自然界的賓詞、象征。因此,主詞和賓詞之間的關系被絕對地相互顛倒了”。在這里,人雖然表現出了抽象的能動性,但尚未獲得獨立的主體地位。而費爾巴哈認為,黑格爾關于自然、實在為理念所建立的學說,只是用理性的說法來表達自然為上帝所創造的神學學說,“黑格爾哲學是神學最后的避難所和最后的理性支柱”。而在黑格爾的這種理性神學中,人的本質被“異化”了。因此,應該對黑格爾哲學加以“顛倒”,不是把“實體了解為主體”,而是把“主體理解為實體”,破除人在宗教神學中的自我異化,把人的本質還給人,確立人的真正主體地位。所以馬克思稱費爾巴哈不滿意抽象的思維而訴諸感性的直觀,因而認識到“人的本質是感性,而不是虛幻的抽象、精神”,“人的存在只歸功于感性”。從而顛倒了人與精神的關系,確立了感性存在的人與自然的本原地位。但是,費爾巴哈把人只看作是“感性的對象”,而不是“感性的活動”,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是空話,不具有歷史性、現實性和實踐性。人雖然獲得了本原地位,但仍然是抽象的存在。正因如此,馬克思和恩格斯展開了對黑格爾和費爾巴哈的雙重批判與超越。“彼岸世界的真理消失以后,歷史的任務就是確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異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異化,就成了為歷史服務的哲學的迫切任務”。而這一任務實質上就是確立“現實的人”作為主體的合法地位。馬克思對“現實的人”的本質及其主體地位的揭示和確立,不再像唯心主義和舊唯物主義那樣,到人之外去尋找,而是訴諸于人本身。在馬克思的新唯物主義哲學視野中,“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作為真正主體的“人”,既不是黑格爾的“無人身的理性”,也不是費爾巴哈的“感性的人”,而是生活在一定歷史條件中的實踐的人。所以,要想從黑格爾與費爾巴哈的“抽象的精神”和“抽象的人”轉到“現實的、活生生的人”,就必須把這些人當作“在歷史中行動的人”去研究。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深刻揭露德國思辨哲學的唯心主義實質的同時,進一步確立了自己新唯物主義的理論基點:“德國哲學從天上降到地上;和它完全相反,這里我們是從地上升到天上,就是說,我們不是從人們所說的、思考出來的、想象出來的、設想出來的人出發,去理解真正的人。我們的出發點是從事實際活動的人”。這里的“從事實際活動”的人,是“現實中的人”,而不是思想家們所理解的“純粹的個人”。馬克思說,可以根據意識、宗教或隨便別的什么來區別人和動物;一旦人們自己開始生產他們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時候,他們就把自己和動物區別開來。這就是說,馬克思這里作為現實的主體的“從事實際活動”的人,是處在一定的社會歷史關系中,有目的、有意識地從事物質資料生產的人。他們受著自己的生產力的一定發展以及與這種發展相適應的交往形式的制約。“他們是什么樣的,這同他們的生產是一致的——既和他們生產什么一致,又和他們怎樣生產一致。因而,個人是什么樣的,這取決于他們進行生產的物質條件”。而只有這樣的“從事實際活動”的人,才能真正成為現實的主體。正是如此,馬克思在哲學史上第一次科學地揭示和論證了“現實的人”作為歷史主體的合法性:“一旦人已經存在,人,作為歷史的經常的前提,也是人類歷史的經常的產物和結果,而人只有作為自己本身的產物和結果才成為前提。”。在這里,馬克思真正顛覆和解構了一切先驗的、非歷史的、非現實的、非具體的形而上學“邏輯主體”,“傳統哲學中那種形而上學的邏輯本體論,第一次在這里被宣布為非法的”。正是這樣,馬克思的哲學才成了關于“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二、馬克思實踐觀的總體規定在黑格爾哲學中,實踐是抽象的精神活動。在這里,觀念不是實踐的產物而實踐卻成了觀念的產物;不過,實踐卻具有思維的能動性。而青年馬克思也曾一度追求過這種“理性自由”的實踐。但黑格爾的錯誤在于,“首先是把人的物質實踐變成人的認知活動,再把這種認知活動及結構變成邏輯本質,實踐的此岸性就等于概念的彼岸性”。而在費爾巴哈哲學中,費爾巴哈雖然不滿意抽象的思維而訴諸于感性的直觀,對黑格爾進行了“顛倒”。但他不是把“感性存在”理解為“感性活動”,他只認為理論活動是人的真正活動,而對于實踐則只是從它的“卑污的猶太人活動”的表現形式去理解和確定。所以費爾巴哈也不理解真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這樣,在費爾巴哈把黑格爾哲學“顛倒”過來時,思維被奠基于感性直觀的抽象的“人與自然”上,“概念的彼岸性”與客觀現實一起被打倒了,實踐同樣被丟掉了。在馬克思新唯物主義哲學的視野中,對實踐內涵的科學理解和正確揭示,也經歷了一個具體的、歷史的“實踐”過程。青年馬克思受黑格爾“自我意識”的影響,重視自我意識的能動性,追求意志自由。在《博士論文》中,馬克思選擇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為研究對象,出發點并不在于他們的“唯物主義”,而是伊壁鳩魯學說的能動性質。但是,此時馬克思“所持的還完全是黑格爾唯心主義的觀點”。馬克思認為,哲學的理性必須轉化為“意志”,即轉化為個別自我意識這種體現實踐精神的“主觀形式”。這樣,哲學理性就作為意志而跨入實踐的領域。所以馬克思說,“當意志從阿門塞斯的陰影王國里走出來,轉而面對著那世界的、并沒有意志而呈現著的現實時,一個本身自由的理論的精神,將會變成實踐的力量”。因此,青年馬克思把實踐當作哲學的自我意識的批判活動,當作是為爭取自由和文明斗爭的理論批判。哲學的實踐本身是理論的,實踐是一種理論批判,這種批判是以本質去衡量個別存在,以觀念去衡量特殊的現實。但是,馬克思從來就不是徹底的黑格爾主義者。由于受費爾巴哈的影響和對現實問題的關注,馬克思逐漸認識到“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質力量只能用物質力量來摧毀。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及其《導言》中,馬克思已開始了對黑格爾精神哲學的批判。而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借助費爾巴哈的人本學唯物主義,通過對“異化勞動”的分析,由黑格爾的“精神、意識的活動”上升為“自由自覺的活動”,揭示了人的“類本質”在于“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而這種“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正是對實踐內涵的進一步揭示。但馬克思此時所理解的作為人的類本質的“自由的有意識的活動”——實踐,仍是一種帶有理想化的自主性抽象勞動,還缺少具體的、歷史的、現實的總體規定性。而馬克思新唯物主義的哲學革命,要走進具有哲學總體規定的歷史的、具體的、現實的實踐。而南斯拉夫“實踐派”和我國的傳統教科書哲學及“實踐人道主義”者和多數“實踐唯物主義”者,卻仍然在“抽象勞動”意義上來理解和把握馬克思實現哲學革命后的實踐。從這一點來看,他們在深層邏輯上與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一樣,仍然是“隱性的唯心主義”。作為馬克思哲學真正基礎的科學實踐,是馬克思《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中明確提出,并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全面展開的。馬克思通過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最終實現了從狹義的經濟學語義上的特殊的實踐——“工業和實驗”,向作為總體的實踐——“社會物質生產活動”的過渡。這種“社會物質生產活動”,才是馬克思哲學實踐的總體規定。所以,“有著具體的、歷史的和現實的社會物質發展基礎的現代實踐,才是馬克思新世界觀的真正邏輯起點”。在《提綱》中,馬克思一開始就明確指出,舊唯物主義的主要缺點是,對“世界”只是從客體的或直觀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人的感性活動,當作“實踐”去理解。所以,和唯物主義相反,唯心主義卻發展了能動的方面,但只是“抽象”地發展了,因為唯心主義也不知道真正現實的、感性的活動本身。在這里,馬克思既批評了舊唯物主義理解世界(歷史)的客體直觀性,也揭露了唯心主義的抽象能動性,而二者的共同缺陷就在于不了解“革命的”、“實踐批判的”活動的意義。因此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又對這兩種觀點進行了進一步地揭露和批判,并在揭露和批判中闡發了新唯物主義得以建立的真實基礎——“社會物質生產活動”的科學內涵。在馬克思看來,歷史是人們自己創造的,是人們的有目的的實踐活動過程。但是,人們為了創造歷史,必須能夠生活;可是,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東西。因此,第一個歷史活動就是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資料,即生產物質生活本身。所以生產實踐,這是人們為了能夠生活必須每月每時都要進行的一種歷史活動,它是“一切歷史的一種基本條件”。正是如此,馬克思認為“這種活動、這種連續不斷的感性勞動和創造、這種生產,是整個現存感性世界的非常深刻的基礎”。所以只有馬克思在反思、批判和借鑒前人的基礎上,真正發現了唯物史觀得以創立的現實基礎,即“現實的人”的有目的、有意識地生產物質資料的實踐活動。而這種有目的的、有意識的活動,也正是人的能動性、創造性和主體性的現實體現。馬克思正是理解和把握了它,才使哲學從虛無縹緲的“天國”轉到了豐富多彩的“塵世”,為新唯物主義的創立奠定了活生生的、堅定的現實基礎。正是基于此,馬克思明確指出,新唯物主義在于從直接生活的物質生產出發來考察現實的生產過程,并把與該生產方式相聯系的、它所產生的交往形式,理解為整個歷史的基礎;并且這種歷史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不同,它不是在每個時代中尋找某種范疇,而是始終站在現實歷史的基礎上,不是從觀念出發來解釋實踐,而是從物質實踐出發來解釋觀念的東西。在這里,“物相第一次直接是人類實踐的世界圖景,人們通過能動的工業(科學技術)實踐,更深刻地超越感性直觀,面對周圍物質世界越來越豐富的本質和規律”。馬克思新唯物主義的實踐規定,不是形成于簡單的、抽象的理性演繹,而是社會歷史積淀的結果。因此說,馬克思的實踐提供的不僅僅是主體性,也不僅僅是活動,而是具體的、歷史的和現實的人類社會主體和活動。馬克思通過對資本主義現實社會的分析、批判,認識到要變革現存世界,重要的不是“一種范疇代替另一種范疇”的倫理價值沖擊,而是“只有通過社會的物質活動才有可能”。正是在這一理解的基礎上,馬克思指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對實踐的唯物主義者、即共產主義者來說,全部問題都在于使現存世界革命化,實際地反對和改變事物的現狀,在批判舊世界中發現新世界,從而創立“把感性理解為實踐活動的唯物主義”,開辟了唯物主義的新視野。三、主觀意識活動為人的實踐活動提供了現實基礎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唯心主義哲學,雖然意識到人的現實存在是一個歷史性的過程,這是一個重大的進步。但由于黑格爾哲學體系中的主體并非“現實的人”而是“抽象的精神”,因而,這種理解便不可能是對于人的現實存在的真實的理解,而只能是抽象精神的自我運動過程。所以唯心主義認為,任何事物只要把它歸入某種邏輯范疇,都是可以理解的。他們從來沒有為歷史提供世俗基礎,“卻在‘純粹精神’的領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為歷史的動力”,“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產來代替生活資料和生活本身的現實生產”。因此他們的歷史觀必然會碰到這樣一種現象:占統治地位的將是愈來愈抽象的思想,即愈來愈具有普遍形式的思想。唯心主義把抽象的精神高高樹立在祭壇上,要人們頂禮膜拜,而人本身卻成了這種精神自我實現的工具。根據這種觀點,歷史總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種尺度來編寫的;現實的生活生產被描述為某種史前的東西,而歷史的東西則被說成是某種脫離日常生活的東西,某種處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東西。用黑格爾自己的話來說,歷史“只是普遍精神自己認識自己的自我發展史”。所以說,唯心主義雖然發揮了人的“精神的力量”,把“絕對精神”作為歷史觀的基礎,但它“只是抽象地發展了”人的能動性,并沒有找到和確立歷史觀的真正現實基礎。而以費爾巴哈為代表的舊唯物主義哲學,雖然不滿足抽象的思維而訴諸感性的直觀,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實踐的、人類感性的活動。所以他不能把世界理解為一種“過程”,理解為一種處在不斷的歷史發展中的物質,因此他沒有看到,他周圍的感性世界絕不是某種開天辟地以來就已存在的、一成不變的東西,而是社會生產和社會交往的產物,是歷史發展的結果。這就是說,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由于沒有把實踐理解為體現人的主體地位和創造本質的“社會物質活動”,不理解實踐的世界觀、歷史觀意義,從而沒有把“感性”看作是實踐的、人類感性的“活動”,僅僅盯住抽象的物質,脫離人和人的活動來理解歷史,也無法找到歷史的真實基礎。因此,“現在已經成為可能的、排除了法國唯物主義的一切片面性的、歷史的自然觀,始終沒有為費爾巴哈所了解”,這就導致了費爾巴哈的唯物主義自然觀和唯心主義歷史觀的對立,致“使唯物主義和歷史是彼此完全脫離的”。由此可見,過去的一切歷史觀不是完全忽略了歷史的現實基礎,就是把它僅僅看成與歷史過程沒有任何聯系的附帶因素。所以馬克思指出,當包括費爾巴哈在內的理論家們一旦著手探討真正的歷史主題時,他們也只是提供觀念的歷史,這種歷史是和構成這些觀念的基礎的事實和實際過程脫離的。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強調人們的存在就是他們的“實際生活過程”,“思辨終止的地方,即在現實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的實踐活動和實際發展過程的真正實證科學開始的地方”。人類歷史也就是人們的實踐活動的實際展開過程,科學的唯物史觀是與人的實踐發展相一致的。“歷史并不是作為‘產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識’中,歷史的每一個階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質結果、一定數量的生產力總和,人和自然以及人與人之間在歷史上形成的關系,都遇到有前一代傳給后一代的大量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盡管一方面這些生產力、資金和環境為新的一代所改變,但另一方面,它們也預先規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條件,使它得到一定的發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質。”在這里,馬克思明確表明了人類歷史的本質就是人的歷史性實踐活動的創造過程,即“人通過人的勞動而誕生的過程”。因此“歷史”是與“思想活動”相對立的人的“實踐活動”。正是在人的實踐活動中,才達到了人與自然、社會和環境的和諧統一。它既不是舊唯物主義直觀的“純粹自然史”,也不是唯心主義“抽象的精神史”,而是新唯物主義“歷史的自然和自然的歷史”的統一,是“實踐的人”和“人的實踐”的統一。這樣,馬克思主義哲學視野中的“歷史”就超越了法國機械唯物主義和費爾巴哈人本學唯物主義的片面性,以及德國思辨哲學的唯心性,被唯物主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