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書藝文志》三十年來研究綜述

《漢書藝術文化志》（以下簡稱《漢志》）是中國第一本系統的史料目錄和中國第一本書目。清代學者王鳴盛引用金榜的話說:“不通《漢書·藝文志》,不可以讀天下書。藝文志者,學問之眉目,著述之門石也?！?卷二十二)《漢志》的價值于此可見一斑,因此,歷代對《漢志》的研究也經久不衰。關于《漢志》研究成果的綜述學界已有一些著述,但大多集中在對近代學術體系興起以前的研究成果進行綜述評論,對今人的研究成果卻很少涉及。這些論述反映了不同著者的學術旨趣、專業視野和價值取向。因此,有必要各抒己見,這樣才能使學術綜述更加全面和準確。基于此,本文試圖對30年來大陸學界對《漢志》的研究狀況進行綜述,以鑒往知來,促進《漢志》的研究不斷前進。一、《漢志》的一般研究(一)《漢志》與《漢書藝文志》此類主要是指對《漢志》進行的整體介紹,相關研究成果也散見于各種中國通史以及文獻學、目錄學著作之中,囿于其著作多為通論性質,此處不再逐一羅列。倪曉建認為《漢志》指導思想上體現了維護和鞏固封建統治的思想;內容上體現了史志書目的編撰特點,也反映了當時各個學術門類之間的聯系;著錄上《漢志》與《漢書》首尾洽通;所加注語,內容廣泛,文字精要,也達到了與史書體例的統一。簡小波探討了《漢志》與《七略》的關系、漢志的分類思想和《漢志》的地位和影響。倪可風認為《漢志》體現了漢初《周易》在學術界和思想界的重要地位,《周易》在漢初已成為儒家立論言說的理論基礎及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萬方之略。著作有陳國慶的《〈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和張舜徽先生的《〈漢書藝文志〉通釋》。陳書博采諸家成說,仔細考辨,對于現有諸書解釋稍為詳細,側重于書目方面的研究,主要特點是淺顯易懂,有利于《漢志》的通俗化與普及化。張著則全面疏證了《漢志》,對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以甄采的同時,對《漢志》句讀有誤的地方加以訂正,又在史證偶疏之處補之,最后間附論說進行評斷,尤其在評斷方面,內容非常廣泛,多出作者之見。(二)《漢志》注文為類目,文本的規范使用和體例的確立《漢志》和《別錄》、《七略》關系研究。周丕顯探討了《漢志》、《別錄》、《七略》的著錄過程及它們之間的關系。紀健生通過對“刪”字古今意義的研究,認為班固的“今刪其要,以備篇籍”是說“(劉歆《七略》無可替代,但限于體例)現在(只能盡量)保留它的精華和要點,用來作為我《漢書》的《藝文志》”(P70)。《漢志》名稱研究。張朝富認為不應將“藝文”拆成“藝”和“文”來理解,“藝文”是偏正結構,即《藝文志》所列諸類,均是六經的文本體現或反映之意。王連龍認為《漢志》“藝文”之“藝”來源于先秦之“藝”,本指諸家所長之技藝、術藝,與“六經”無關;“文”為規范、楷式之義,本之《易·賁卦·彖辭》“天文”、“人文”,“藝文”所要表現的則是先秦時期諸家之藝的系統及其規范?！稘h志》注解研究。羅瑛對葉德輝67處《漢志》注解作了詳細的歸納,并總結了其主要特色,對其成就作了比較中肯的評價。秦子蓉對《漢志》的自注進行了考察。尤煒祥對《漢志》中“《處子》九篇”的顏師古的注釋“《史記》云趙有處子”提出了異議,指出《史記》無此語,有的只是“趙有處士毛公……薛公……”(語見《魏公子列傳》)。徐昕則認為《漢志》的附注報道了大量的文獻信息,附注這種方式也為后世編目者普遍采用,我們應當充分認識《漢志》及各類目錄中附注的史料價值。《漢志》體例研究。尹海江分析了《漢志》體例形成的條件和影響《漢志》分類的因素。葉崗對《漢志》中“篇”“卷”問題作了以下理解:一是除了圖以外,“篇”是最基本、最重要的計量單位;二是“篇”之上是“卷”,“篇”之下是“章”;三是《漢志》“篇”“章”之別與用法無關乎所著錄的文章、詩賦和書籍產生的時代先后;四是整體來說《漢志》重“篇”而不重“卷”?！稘h志》的微觀考辨。趙益對《漢志》中的數術略進行了考釋補正。郭洪濤認為劉、班之時的史學理論還基本停留在先秦水平,撰史者一般將自己的工作比之于《春秋》,而并未考慮史作的獨立性,史學只是經學的附庸;史官并未承擔“作”史的任務,因此《春秋》與《尚書》作為兩小類列于《六藝略》,其他史書都附之于后。孫保珍認為劉向寫《別錄》在先,結集《楚辭》在后,所以《別錄》中沒有收錄《楚辭》,班固因襲《七略》既成體例,故不錄入。尹海江認為《漢志》小學類“《史籀》十五篇”后,“《倉頡》一篇”前的“八體六技”四字疑為衍文,非班固《漢志》之原有,而是后世傳本所增衍,小序“又以六體試之”本沒有錯。李梅訓認為班固著《漢書》時正處于讖緯鼎盛時期,因為有光武帝欽定的讖緯文獻在,因此《漢志》不錄讖緯書。(三)關于唐傳奇的文獻研究《漢志》和《隋志》比較研究。徐健以《隋志》的分類為基點,從經、史、子、集的四個方面探討了唐以前學術發展的大致情況。薛璞、景浩認為《隋志》在繼承《漢志》的學術源流上又有所發展,它比《漢志》的分類更加科學化,學術源流更加系統化,收編書目變被動為主動。劉代霞認為《隋志》“小說”類的錄入范圍是比《漢志》“小說”類的錄入范圍大大地縮小了,其小說觀念也表現在對小說社會價值功能的強調上,這導致唐代小說創作蓬勃發展,對唐傳奇的出現也有先導作用。杜延鑫認為在六經方面:兩志的分類方法、“小序”、“總序”、兩者相對于前代著述所作的創新工作以及關于“六經”的記載均有不同。孫永芝從著述形式、內容、“小序”、“總序”上對《漢志》、《隋志》進行了比較研究。王振華認為從中可以看出二者的變化,以及歷代統治者對禮教的重視。《漢志》與其他文獻比較研究。趙吉惠認為《論六家要旨》和《漢志》對于考察中國文化史、哲學史、學術思想史有著普遍的指導意義,認為在黃老道家學術思想、學術流派的劃分上,《漢志》較之《論六家要旨》有所退步。洪樹華、方麗萍認為從《漢志》、《隋志》、《四庫全書總目》這三部由官方統一組織編修的綜合性目錄上可以看出中國古代學術源流概況,領略經、史、子、集四大部類著錄書籍的數量增多及其不斷發展變化的大致脈絡。孫偉偉認為從《莊子·天下》到《論六家要旨》再到《漢志》有著一脈相承的客觀而全局的學術批評態度,并梳理出諸子百家從先秦至漢代由分裂到融合的學術嬗變。二、漢代編年史的價值研究(一)古典書目的分類王恩濤主要論述了《漢志》的目錄學價值。張子俠認為史志目錄不僅是古典目錄學的主要組成部分,而且還保存了許多久已失傳的官修目錄資料,史志目錄起著承前啟后、繼往開來的作用。馬彥平認為《漢志》保存了《別錄》和《七略》的概況,收錄了先秦的典籍,并對漢志的目錄學價值進行了闡述。王國強認為注釋性書目和提要性書目、題錄性書目一起構成古典書目的三大類型,《漢志》把注釋方法引入書目編制,其“注釋內容廣泛,筆墨省簡,措辭嚴謹,符合史書的體例”,成為中國第一部注釋性書目,其注釋方法也具有重要意義。王曉慶從類例、訓詁、作品真偽存佚、拾補等方面對《漢志》詩賦略進行了研究。在這時期出版的多部中國通史、文獻學、目錄學專著,對《漢志》目錄學價值也有闡述,囿于其書性質,均大同小異,這里不再贅述。牟玉亭指出用《漢志》等文獻目錄來進行辨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對其做法進行了闡述并指出不足之處:已佚書在目錄書中無法反映,如果只據著錄與否而定其偽,難免出現錯誤。邵磊、蔣曉春考察了出土簡帛、木牘中有不少古代文獻,對《漢志》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六個方面都有不少補證。李零對兵家文獻的研究則是近30年來在此領域的力作。(二)學術價值與時代特征孫風態認為《漢志》所反映的西漢王朝230年間的文化發展、學術思潮貫穿著一條傳統的儒家思想路線,即漢武帝所推行的“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教育政策和政治思想路線。黃麗麗認為先秦諸子在思想資料、思維對象、思維方式和思想范疇諸方面,均與先秦王官之學有直接或間接的學術淵源關系,“諸子出于王官說”雖失之于拘泥,容易使人產生誤解,但有一定的合理性,不可輕易否定。陳莉認為《漢志·諸子略》1篇總序,10篇小序,無不貫穿著“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的思想,表現出漢代學術的“多元一體”圖景:漢代學術實際上并未真正“罷黜百家”,而是在以儒學為基本價值標準的基礎上,實現了對諸子之學進行揚棄、整合和融通。此外,她還撰文考察了班固的學術價值取向:尊孔重儒的取向;主張學術融合的取向;推崇古文經的學術取向。郭明志認為《漢志》的序不僅體現了尊崇儒學而又整合百家之學的大一統文化思想,而且體現了儒家詩教倫理精神的文學思想。張志德認為《七略》和《漢志》形成于經學昌盛的兩漢時期,其思想體系、內容體例,既是“獨尊儒術”政治方針的反映,又是一代學術文化發展的匯錄,也說明了圖書目錄事業始終為統治階級服務的方向。姜建設認為劉向、劉歆父子的《七略》繼承了司馬談的“別異”事業,而《漢志》脫胎于《七略》,使諸子思想上的差異進一步被區分開,“別異”的主要目的則是為了排斥異己乃至于消滅異己,趨同與異趣并行不悖是戰國時代意識形態領域里的真實景象,共同的社會歷史性是思想趨同存在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張建娥考察了從《漢志》到《隋志》道家文獻目錄的變化,認為二者在數量、種類、形式、收錄標準、注解等方面均不同,體現了道家的影響從黃老道家向老莊之學的演化。馬琨、嚴令耕通過《漢志》考察了漢代經學的源流、發展和演變。馮建輝以《漢志》為主要考察文本,對“儒”和“儒家”這兩個涵義不同的概念進行了探討,認為孔子實際上并不屬于儒家,解讀孔子的思想應該跳出“九家之術”的分析框架。李景焉通過對《漢志》著錄的神農學派的考察,從先秦社會的結構和經濟的構成探索農家思想的內核,可知戰國諸子之重農主義社會思潮,而無農家學派之實。趙紀彬則對《漢志·諸子略》所反映出的哲學史方面的問題進行了探討:1.孔子是否為中國哲學史的開山之祖;2.“九流十家”是否“出于王官”;3.諸子哲學興起的歷史條件是否為“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李零的兩本專著《中國方術考》、《中國方術續考》對《漢志》中的數術、方技等價值進行了研究。(三)《漢志》的文學觀《漢志》文學思想的研究。伏俊璉認為《漢志》是西漢后期代表性的文學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四個方面:詩賦不同于經學,也與學術文章有別;詩賦分類是由于傳播方式的不同;抒發感情與描繪客觀事物是詩賦的主要職責;關心國事、干預政治是對賦進行價值判斷的主要標準。張朝富認為《漢志》“六藝”對其他各略具有規范意義,“詩賦”略的劃分使“文學”的類別屬性首次得到揭示,其又被劃歸于“載道”體系當中,使“文”與“經”(道)發生了事實上的聯系,奠定了“文以載道”的理論基礎。汪祚民認為《漢志·詩賦略》完整地反映了古詩的原生形態及存在方式,觸及了古詩的抒情本質,與漢人經生說《詩》的觀念迥然不同,代表了漢代文士的詩觀念。微觀問題。伏俊璉闡述了《漢志》中“雜賦”的著錄、內容、形式方面的若干問題并探討了“雜辭”問題。李士彪認為無論是清人林頤山的“家法”說,還是近人章太炎、劉師培的“風格”說,還是程千帆的“體裁”說均值得商榷,《漢書·古今人表》九品論人,《詩賦略》亦用此法論賦,賦之前三種即上、中、下三品,鐘嶸《詩品》以三品論詩,也淵源于此。張朝富認為“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的“登高能賦”本意是登堂能賦誦詩,而非后來的登高能作賦,《漢志》對此進行了生成轉換,使之具有了作賦可以為大夫的內涵,這一轉換也完成了《漢志》建構經學“大一統”學術體系的任務,從某種意義上客觀地提高了賦的地位。秦文萃通過比較劉歆和班固著錄揚雄賦的標準,考察了二人不同的文學觀。王齊洲集中研究了《漢志》中小說家作品,并對魯迅《中國小說史略》所引《漢志》資料作了考訂。葉崗認為《漢志》對中國小說發生期現象做出了理論總結,提出了有關小說標準與小說家的一系列看法:民間性、敘事性和一定的虛構性是小說標準的基本內容;“道聽途說者”、“閭里小知者”和“稗官”是分屬三個層次的小說家。陳衛星認為《漢志》的小說家只是諸子之一,是一種學說派別,而并不能表示小說文體的出現;《漢志》小說觀強調的是作品之“用”,而非題材類型、寫作手法等文體因素。盧世華,楚永橋從方士思想傾向和活動方式以及《漢志》所錄小說的有關佚文資料的考訂分析入手,考察了《漢志》小說家與黃老之學的密切聯系。汪祚民認為《漢志》著錄的小說具備后世小說的基本藝術元素,中國小說文學樣式由此正式確立并開始步入自我發展的正史時代。羅寧認為《漢志》小說家序是中國古代最早對小說的系統論述,《漢志》通過賦予小說資治的功能,使得小說由一個具有貶義色彩的普通詞語轉變為具有正面價值的文類概念。周承芳對班固輕視、貶抑小說的小說觀給予辨正,認為正是班固給萌芽階段的小說以充分的關注。(四)《漢志》的“六書”和訓學王祎、張玉春認為周秦時代的小學文獻具有綜合職能的特點,《八體六技》應是《八體》六篇,“技”為“篇”之訛,“訓幕”類作品是增補性質的識字書,《別字》13篇即《方言》13卷的別稱。陳黎明認為《漢志》所載的小學著作標志著中國古代辭書學的興起,也標志著中國古代語言學的興起。傅榮賢認為“六書”是指六種字體,劉歆為求“造字之本”而以“象形”等六種條例解之,這和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取向有關;而其“書”有“六”,則關乎劉歆的術數思想,《說文》等實因襲“六書”說,遂致“轉注”有其例而無其字等諸多鑿枘。張恩鵬從《漢志》中看到我國古代學者對小學的重視,指出小學被認為是經學的基礎這個說法在漢代就已經被證實。此外,還有學者挖掘了《漢志》的訓詁學價值,散見于一些訓詁學專著和文章,如趙振鐸:《訓詁學綱要》,陜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4、17-23頁;黃懷信:《“訓詁”的由來及含義》,《西北大學學報》1993年第4期;洪誠:《洪誠文集》,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3頁;黃建中:《“訓詁”釋義》,《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1年第3期。(五)古代俄羅斯的研究地方潘晟以《漢志》為基礎對中國古代地理學的早期傳統做了探討,認為《漢志》著錄的獨立地理著作有兩大類:一類以《地典》、《堪輿金匱》為代表,具有先驗性,注重學說或理論的演繹,可視為古代樸素的理論地理學;另一類是以《山海經》、《國朝》、《宮宅地形》為代表,以觀測為基礎的經驗地理學傳統,注重實證性,他還指出了中國古代地理學的人文化傾向。趙明奇分析了《漢志》產生的時代背景和寫作思想,通過與《七略》的比較,并結合《漢志》的命運及正史藝文志的發展規律,提出新時代正史藝文志應側重史學功能,內容只能是“記一代著作之精華”。三、文獻研究狀況30年來的《漢志》的學術史(亦可稱為“《漢志》學史”)主要集中在對以往學者的《漢志》研究的回顧與反思上。諶三元對古代《漢志》的研究作了簡要評述。楊萬兵對王應麟在《漢志》上的貢獻作了介紹。王子今對《漢志》中的兵學文獻、農學文獻、醫學文獻研究狀況作了簡單的回顧。洪湛侯對《漢志》的基本狀況以及研讀書目作了簡介。王齊洲通過對張舜徽《漢書藝文志通釋》中《諸子略》的考察,分析并肯定了張著的學術價值和影響。傅榮賢認為兩千年的《漢志》研究,可以分為四派:一是在對《漢書》的注解中涉及《漢志》,形成史書注解派;二是專注于《漢志》的目錄學特征,成為目錄本體派;三是立足于《漢志》的文化價值,出現了學術考辨派;四是對《漢志》本身的專題研究,形成專題派,從整體上看,歷代《漢志》研究發展演變的軌跡,則經歷了從音義訓詁到分析學術源流,從考據校讎到探勘目錄本體特征,從局部思考到整體把握的理性化演進的路程,之后傅氏又指認了中國古代目錄學研究的特點和不足,并對古代學者所形成的不同于西方的目錄學進行了反思。四、《漢志》學術研究方面存在的問題綜觀近30年來的《漢書·藝文志》研究狀況,可以看出:(1)本體研究仍然集中在對《漢志》的校訂和考辨上,并在以前的基礎上取得了一定的進步;(2)價值利用開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