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證主義地理學史方法論研究

1對中國地理史研究的科學觀:科學與地理在地理學史上，中國地理學可以說是一個復雜而艱難的環境。不僅受到外國科學家的批評，而且對國內科學家的看法也是不同的。因此,再現地理學史研究中的中國地理學場景,解析其中爭論的形成原因,有益于針對中國地理學發展史形成更客觀、中性的評價。場景的再現并解析其原因的有效路徑是借鑒編史學的思路。編史學的要義有二:學術史的歷史(thehistoryofacademichistory)和學術史的方法論。勞丹(LarryLauden)和克拉夫(HelgeKragh)在將編史學方法論引入科學史時,奠定了科學編史學的基本方法論:通過科學史文本認識科學史,進而批評性地認識科學本身。這樣的方法論同樣被表達到地理學史中。就中國地理學史而言,“學術史的歷史”已有大致的認識,而方法論的考察則尚需系統闡述。本文重點針對不同地理學史的科學觀及其結果展開研究,并嘗試解釋不同地理學史的編史方法論。利文斯通(DavidLivingston)、赫弗南(MikeHeffernan)、史密斯(NeilSmith)、溫賴特(StevenPWainwright)、梅休(RobertJMayhew)、威瑟斯(CharlesWJWithers)、唐曉峰均不同程度地批評了地理史的編史方法論問題,這些批評歸結起來集中在兩方面:一是地理學史家,尤其是實證主義地理學史家無視地理學在不同地區、不同時代的差別性,按統一的標準強綱領(strongprogramme)撰寫地理學史;二是地理學史家并不關心科學史編史方法論的變革。實際上這些意見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地理學。地理學史著作確實表現出某些“不規范”,大多數的地理學史著作提出了編史方法論,但沒有交待與一般科學編史方法論的關系。因此,本文認為必須解釋這些著作中的編史方法論。本文將比較不同編史方法論對中國近代地理學產生的見解,并嘗試說明中國近代地理學是中西方地理學相互交流的產物。2國外地理史著作的編纂方法以及中國的地理史形象2.1西方近代法律的構造對中國地理學界認識地理學產生足夠影響的研究主要是,赫特納的《地理學:它的歷史、性質和方法》、詹姆斯和馬丁所著《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學思想史》。其中,對中國地理學史給予特別關注的是《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學思想史》一書。本文認為以上著作所采用的編史方法論是典型的實證主義編史方法論。實證主義編史方法論最主要的特征有三個:一是以實證主義方法論為核心的強綱領敘事模式;二是基于第一個特征的普遍主義,即先驗地認為實證主義方法論適用于所有地區的科學史;三是以現代科學的形成為目標,所有地區的科學傳統都向這個方向發展,是一種進步主義的敘事模式。實證主義編史方法論是由科學史奠基人薩頓(GeorgeSarton)所建立的。按后來的意見,尤其是科學知識社會學派(SSK: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主將布魯爾(DavidBloor)所提出的四條“強綱領”:因果性(causality)、公正性(impartiality)、對稱性(symmetry)和反身性(reflexivity),實證主義并沒有將所有差異性的科學置于同等地位來敘事,而是充滿虛假預設。這是其他學術流派對實證主義科學史批評的根本。赫特納的著作出版于近代地理學向現代地理學轉換、區域地理學向系統地理學轉換的時期,同時也是科學史的奠基時期。該著作表現出與薩頓共同的志向,即試圖將世界不同地區的地理實踐都納入歷史的范圍。薩頓將關注東方的貢獻作為科學史的四條原則之一,赫特納則將理解各地區內容的歷史作為地理學史的第三個任務。然而,二者所說的“東方”,卻僅限于中東伊斯蘭世界和印度,與現在的“東方”是兩回事。按薩頓的意見,這種劃分是因為部分阿拉伯地區屬于西方。在中世紀,古希臘科學成就在西方世界的傳承基本中斷時,被譯成阿拉伯文最終保存下來,最后又回到西方世界并與近現代科學對接起來。因此,在薩頓和赫特納的著作中,都能看到對中世紀阿拉伯世界的偏愛,而更東的中國,則是另一個世界。赫特納甚至說:“講到科學史,則可以東方的和歐洲的發展為限,只是到了最近時期,才需考慮歐洲的諸殖民地以及日本的發展……若是也把中國的地理學,我們的文化區域以外最重要的地理學,牽連在一起,這對于理解現在的科學,至少是現在的地理學,恐怕沒有多大的幫助。這樣做恐怕反而把敘述時所保有的前后一貫的線索打斷”。接著,赫特納又說:“科學的歷史必須是目的論的,即是說必須歸結于現代,因為問題在于從其發展中來理解現代”。因此,在赫特納看來,中國地理學具有與西方世界不同的傳統,并且這種傳統對于現代地理學的形成沒有什么貢獻。在這里,赫特納將要建構的是一種普遍主義的歷史,也是進步主義的歷史,但中國不在這種普遍主義之列。假如赫特納僅是將現在的實證方法論納入敘事框架,那么詹姆斯和馬丁則將這種敘事框架作為唯一的標準。而且,詹姆斯和馬丁的敘事結構并沒有超越赫特納,只是對中國地理學給予了更多的介紹。詹姆斯和馬丁在《所有可能的世界:地理學思想史》的序言中給出了地理學形成的三個條件:一是共同的概念和方法論,二是地理學體制,三是地理學的社會認可。很顯然,詹姆斯和馬丁提出的這一標準是針對科學地理學的形成而言的。因此,對于近現代以前的地理學史,必須依靠概念和方法論來建構。很有意思的是,詹姆斯和馬丁幾乎對庫恩(ThomasKuhn)的“范式”進行了翻版:“在某些時期,當輝煌的直覺知識閃現出明亮的光彩時,新的重大的概念就提出來了。作為假說提出的新概念引起了一陣新的實驗性觀察,因為這些概念常常擴展了人類感覺的范圍。新的觀察可能表明了一個假設的不合理,于是它就被一個新的假設所推翻,或加以重要的修改。這些時期是重大的進步時期”,也就是說地理學是通過革命而發展的。但在長長的革命史中,中國地理學只處于比較的地位。詹姆斯對“兩小兒辯日”的評論是:“估計到在上述情況下蘇格拉底會講些什么,在文化態度上的根本差異就看得很清楚了……事實上,中國地理著作的記載是極為可觀的,只是這些記載偏重于所觀察的事物和過程,缺少理論的公式”。詹姆斯和馬丁在處理中國地理學史時也存在著差異。嚴格地說,詹姆斯的著作中系統論述到中國地理學史的地方有兩處:一是講到中世紀時,對中國的旅游、制圖和部分地理著作有大概的介紹;另一個是講到近代地理學史時,中國被分配到“英美流派”和“蘇聯流派”中。詹姆斯認為近代地理學的發展以德國為第一級中心,法、英、美、蘇為次級中心,其他地區則是通過次級中心實現轉換的:“帶著它本身存在的問題而到來的新地理學,直接或間接地從德國傳來……新地理學的論述,在各個國家的學派,如法國、英國、蘇聯和美國都有顯著的不同。而世界其他各國則大都受上列次級革新中心的影響”。在馬丁的著作中,由于取消了詹姆斯的古典時期、近代時期和現代時期的地理學史分期三分法,取而代之的是古代時期和近現代時期的二分法,在論述近現代時期的國家流派時,直接取消了中國地理學部分。在詹姆斯版本中,加拿大、瑞典、日本等國的地理學獨立成章,中國地理學僅在“世界其他各國的地理學”一章下做了介紹。因此,國外學者對中國地理學史的研究,主要基于西方現代地理學標準,是一種普遍主義、進步主義的科學史。利文斯通早就認為是一種“輝格”史,以一種現代地理學標準來評價、書寫地理學史,書寫歷史的合法性聯系的是地理學“進步”的國際主義重構,是一種選擇性的、歪曲的、理想化的歷史。梅休將其稱為“本質主義編史學”(essentialisthistoriography):“假設地理學本質上是一種科學,以此標準評判地理學史”。在這種科學史中,中國地理學并沒有獨特的位置,只是到了近代才由西方傳入。在后歷史的層面上,這與當代科學史的一系列轉向不符,比如SSK主張將所有科學史置于平等地位,科學史的人類學轉向、空間轉向、文化轉向、語境轉向等則進一步消解了“科學”的嚴格實證主義方法論涵義。這是詹姆斯和馬丁沒有給予特別注意的地方。2.2對中國地理學史材料、思想的認識盡管很多國外地理學家對中國地理學具有向往之情,但無奈的是,歐美學者對中國地理學一直缺乏系統的了解:“中國地理學在歐美的地位有幾分矛盾。原則上,中國和中國社會應當被認為對不同類型的地理學家表現出異常的興趣。中國歷史文明明示了不同尋常的,以及管理其社會組織系統及其與生態系統關系的獨特性……地理學家可能因此而對中國非常有興趣。但總體上,他們在實踐中沒有這樣做”。一系列的論文對此也有說明。在約翰斯頓(RonaldJJohnston)與克拉瓦爾(PaulClaval)主編的GeographysincetheSecondWorldWar:AnInternationalSurvey一書中,雖然要做的工作是世界性的考察,并且在前言中聲稱:“人們期望地理學家們通過全球地理學來很好地了解智力趨勢”,但該書卻對中國地理學沒有什么介紹。因此,雖然國外學者在對待中國地理學史時表現得有些偏頗,但這種偏頗除了科學史觀外還有重要的文化交流因素。假如在英語世界有足夠的中國地理學史材料,他們可能就會給出另一種評價,另一種敘述,或者至少是更詳細的敘述。陳橋驛在為劉盛佳所著《地理學思想史》撰寫的序言中考證了詹姆斯的取材:從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一書中引來。而“李約瑟難題”第一部分是李約瑟站在西方科學立場上提出的,一直持續到1941年,詹姆斯受到何種程度的影響不得而知,但二者顯然具有典型的普遍主義和進步主義傾向。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之地學卷中的地理學部分確實是用現代地理學的框架來組織材料并編寫提綱的,采用的是一種比較觀念的撰寫方法:“我們要較為仔細地把科學的地理學在西方和中國的并行發展情況拿來作一番比較。似乎可以說,在開始時,無論在東方或西方,都曾經有過兩種不同的傳統,一種可以稱為‘科學的或定量的制圖學’,另一種可以稱為‘宗教的或象征性的寰宇志’”。該著作的提綱也不是紀年史的,而是分科史的,在涉及中西對比時也有一些完全的實證主義科學觀的意見。比如認為“地理”一詞與西方的涵義一致,并將中國的地圖稱為“科學的地圖”,做了大篇幅的介紹。奇怪的是又提出了與王庸相似的主張:“與本書真正有關的,似乎應該是科學的制圖學在中國的發展”。其中與大部分地理學史家極為相似的是,李約瑟對于諸如地志之類的地名考證不太看重:“涉及這個題目的文獻,無論在中文著作和西文著作中都很多,但是,與其說它們屬于科學史,倒不如說它們屬于歷史本身”。李約瑟的貢獻之一在于對西方學者評價中國地理學史時的奇談怪論提出批評。比如對西傳的“五服圖”有同心方圓思想之說,他給予了特別的辯駁。對于中國的部分文化源自古希臘之說,他也持批評的態度。又如,對于地方志,李約瑟沒有采取完全放棄的態度,而是如實地考察了中西方差異在于中國發源及系統化較早。最為重要的是,李約瑟對中國地理學成就有一個比較客觀的評價:“從漢到唐的時期,西方在地理學上沒有任何東西比得上中國。到了宋代,除阿拉伯外,也仍然不能和中國相比。后來只是由于明代科學的衰落以及現代科學在歐洲的興起,西方才遠遠走到前面去了”。但顯然,這個評價本身存在巨大的誤解。因為按嚴格意義來說,中國古代地理學與西方地理學只能比較,不能評價,除非承認中國古代地理學與西方地理學是同一個傳統。客觀地說,在國外學者中,李約瑟對中國地理學的介紹是系統性的。李約瑟能夠將中國地理學單獨作為很長的一章來寫,很不容易,后來的地理學史著作未必能夠做到。詹姆斯和馬丁很有可能接受了李約瑟的見解,但篇幅大量縮減,且李約瑟引用的很多文獻沒有在他們的參考文獻中。假如聯系到中國學者討論了多年的“李約瑟問題”,可以說,詹姆斯和馬丁不僅接受了李約瑟的科學觀和編史方法論,并且在中國地理學史方面一點也沒有超越李約瑟,甚至在馬丁那里中國地理學成了“沒有近代的近代史”。3國內科學家：歷史的構建與恢復3.1從學科建設的角度對于中國地理學史研究。一在后歷史的層面上,嚴格地說,詹姆斯和馬丁以及其他地理學史家的著作從來沒有站在中國的立場上寫過中國的地理學史。然而,詹姆斯和馬丁的著作基本上成了中國地理學史的模板。這有兩種情況:一是以歐美地理學標準來建構中國地理學史;二是直接或間接地針對詹姆斯和馬丁忽略中國地理學史的情況而寫的。在后一種情況上,比如陳橋驛在為劉盛佳所著《地理學思想史》撰寫的序言中表露了讀到詹姆斯著作的李旭旦譯本后倡導撰寫有中國氣息的地理學思想史的想法,劉盛佳在著作前言中也表明了歐洲地理學史著作缺乏中國內容對他寫作愿望的影響。不論何種情況,都可以看出歐美地理學標準對中國地理學史研究的強烈影響。中國地理學史的研究及其方法論的差異,明顯受到學科建設需求和學術建制的影響。學科建設需求指的是通過引介歐美近現代地理學學科體系建立中國學科體系后,出于建構學科體系前史的需要。雖然一般認為王庸的《中國地理學史》是中國地理學史研究的開端,但實際上首先進行中國地理學史研究的是張其昀,其發表的系列文章“近二十年來中國地理學之進步”是對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專門研究。王庸的《中國地理學史》其實是張其昀文章的簡版。王庸說:“關于現代中國地學史,有張其昀先生之‘近二十年中國地理學之進步’一文,列述甚詳,本章即由此撮述之。惟該文約有十萬言,茲僅能記其重要者”。張其昀的一系列著述有兩個意義:一是反映了當時中國近代地理學的狀況,文中大多反映了每個領域古代與現在研究的差別,因此可以看作是中國地理學近代轉換的一個縮影。比如該文中大量應用了地文學、水理學、人類地理等術語,是中國古代傳統術語向現代術語轉換過程中的術語。二是按學科體系,分為地圖學、地球物理學、地文學、氣候學、水理學等十五個部分,是分科史的典型。王庸之后,中國地理學史形成了三條主要的進路:一是以歷史為綱的進路,包括王庸、侯仁之、王成組、周春堤、鞠繼武、楊吾揚、王洪文、于希賢、劉盛佳、趙榮、唐錫仁和楊文衡、唐曉峰、潘晟等著;二是以分科為綱的進路,典型的是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地學史編寫組(下稱“地史組”)的工作;三是以社會文化為綱的進路,側重于近代地理學的形成,主要是鄒振環和郭雙林的工作。若要將這些著作通過編史方法論來分類,大概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實證主義科學史的,強調的是作為科學的地理學的進步史;另一類是思想史的,強調社會文化對于地理學的影響。前述的著作中,除了唐曉峰、鄒振環和郭雙林的著作外,其余大多可歸實證主義編史方法論。下文將分析兩種編史方法論的差別及其內部的差異,同時為了與詹姆斯和馬丁的中國近代地理學史作比較,將特別關心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建構過程。3.2中國古代調查研究地理學史的必要性具有普遍主義和進步色彩是理性的科學史的共同特征。雖然中國地理學者有著強調中國地理學特色的愿望,但沒能擺脫這種傾向。中國實證主義的地理學史研究有兩條論證路徑:一是注重中國傳統經典的分析、考評路徑,試圖梳理中國古代的地理知識,也就是說明西方的地理學史同樣可能在中國建構起來;二是注重地理學知識和地理學理論發展的路徑,也就是強調中國古代地理學發展的連續性。注重中國傳統經典分析與考評的代表作是王庸和王成組的工作。王庸將中國古代地理學分為地圖、地志和近代地理學三類來敘事。如前所述,近代地理學是張其昀的分科史。但王庸認為:“嚴格地說,除掉地圖和西方科學輸入以后的地學之外,在中國學術史上實在是很少可以稱為地理學的”。顯然,王庸堅持了科學的普遍性觀點,不然就不會得出這個結論。除此之外,在北平圖書館的工作為王庸提供了絕大的便利,這是他能夠從中國古籍中獲得中國古代地圖史料和地理史料的重要直接原因。王成組同樣堅持了普遍主義的觀點,認為:“西方的地理學超過中國,只是由于近二、三百年的進步。一般見解竟然因此認為中國向來落后,甚至空虛,我們必須糾正這種誤解。實際上在這個最后階段,我們也還有獨有的成就”。為此,王成組大力對中國古代典籍進行挖掘,甚至全書的綱領都是由古代典籍中的地理關系者構成的。盡管以代表性古籍為綱的撰寫體例在后來的著作中大大淡化了,但王成組對古籍的挖掘和評析結論成為后來支撐中國古代地理學線索和成就的基本取材之一。王成組之后,地理學的普遍性不再是敘事重點,或者已承認中國古代必然有地理學,這主要是出于人類活動與地理學的關系而言,也是事實。相反,重點是中國古代地理學如何進步的問題。比如,地史組的《中國古代地理學史》是按地理知識的產生、地理知識形成學問、地理知識擴展和近代地理學形成的路徑進行敘事,劉盛佳的《地理學思想史》則是按萌芽時期、初創時期、形成時期和發展時期來敘事,唐錫仁等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地學卷》則還加進了一些文化觀念的內容。其他著作大體可以歸入這個敘事框架。通過以上學者的努力,可以說,西方式的地理學史在中國完全建立起來了,而且并不是完全目的論的。原則上,正如席澤宗指出的:“如果說,只有有意識地按照完整的六步進行工作才是科學研究的話,不但中國古代沒有,歐美也沒有,就連文藝復興時期的巨人達·芬奇(LeonardoDaVinci)也還沒有做到這一步”。因此,最好將地理學史理解成是一門建構的學科,當參照國外學者的意見劃分中國地理學史階段、梳理地理學知識體系、甚至進行學科體系的重構時也就表明:中國地理學也能這樣做。按這種見解判斷中國古代有沒有地理學并不是嚴格意義的,科學史學界也是這樣;而王庸所稱的“嚴格意義中國古代沒有地理學”一說反而是“過于嚴格”的意義。因為按那樣的意義,歐美古代同樣沒有地理學,只有地理感知、地理記載、地理知識,而且這些東西并不是地理學的專利,因為古代地理學被稱為“科學之母”,古代的百科全書式的地理學者可以輕易地被認為是歷史學家、人類學家,甚至哲學家。另外,人類學家賈丁(NickJardine)針對科學史中近來的主位與客位方法的爭論,辯證地認為:“假如不是貧乏的話,沒有主位的客位科學史是空洞的,因為它不能參與到過去科學實踐者的生活世界中去。……沒有客位的主位科學史是盲目的,因為它的任意性和盲目性使其放棄了過多的有益于研究歷史生活世界的自然的和社會的知識”。賈丁所說的沒有主位的科學史,就是以現代為標準的強綱領科學史,沒有“他者”觀念的科學史;而沒有客位的科學史,就是完全放棄現代標準的科學史,沒有“自我”觀念的科學史。從這兩個層面來看,中國的實證主義地理學史,既有建構的合理性,又有建構的必要性。事實上,著眼于王朝時代解體后知識生產環境的徹底轉換,以及歐美地理學在中國被接受的事實,建構與當前范式的關聯幾乎是必然的。前文所舉中國學者的地理學史著作中,作者往往認為中國古代地理學發展并不亞于歐美,所要做的是建構這樣一種學科發展史。當然,這種結論并不是情感性的偶然。在中國地理學發展史中,王庸之后的著作不僅發現了科學地理學在中國古代的精神線索和方法論,而且在很多方面并不亞于歐美,地史組的成果是其中的典型。在與歐美地理學史著作一致的非強制性原則層面上,中國科學地理學的發展線索在古代有著同等的地位。如前所述,唐曉峰、鄒振環和郭雙林的著作是思想史方法論的。通過這種方法,解決了兩個重要問題:一是中國古代地理學的特質是什么,二是中國近代地理學的形成真如詹姆斯和馬丁所說的那樣是完全西傳的嗎?本文先敘述前一個問題。唐曉峰著作和潘晟著作的主旨在“王朝地理學”。用唐曉峰的話說,這種方法論是與前述“反向格義”所不同的“格義”方法,即前者將中國古代本不是主體的實證主義地理學寫成了主體,而作為主體的王朝地理學卻不在敘述的主線上,后者則立足于王朝地理學本身。唐曉峰的方法論有三個重要特征。一是注重觀念。這里的觀念,既可以是地理觀念,也可以是一般的社會觀念。實際上,地理學家們注意到了地理視角對古人生活的重要性。在古代,地理觀念并不是中國古代傳統里所理解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的“地理”,地理觀念包括著天文的部分,甚至地理觀念在古代可以與天文觀念等量齊觀。細察前述大部分學者的地理學史著述,現在所說的天文并不是他們關注的重點,至多是天文影響了制圖而已,而且這種還主要是西方的傳統。在王朝地理學里,天文具有重要的意義。從傳說時代所建構的世界意象到秦漢形成的以人事、政治為中心的宇宙觀,一直是中國地理觀念的主軸。不過,雖然唐曉峰用的術語是“宇宙觀”,但這里的“宇宙觀”與科學史所講的并不是一回事。在一般的科學史中,“宇宙觀”或為神話的、或為唯物的、或為科學的,都傾向于客觀方面的解釋,受馬克思主義哲學影響的科學史尤其如此。但在王朝地理學中的“宇宙觀”實際上是王朝的空間觀,用“天下觀”來表達更準確一些。第二個特征是關注的內容不同。與實證主義地理學史關注的客觀理性不同,唐曉峰關注的是人文的理性,這一點其他學者已有述評,不再贅述。第三個特征是實證主義地理學史所沒有詳細審查的內容或者是敘述時表現出的牽強性解釋的方面,卻成了王朝地理學敘事的主要資料來源,包括地理志、地方志、游記、古地圖、正史、雜史、文集、詩集、民謠、山水畫、金石碑刻等。考察的依據是文本主體的多樣性、選擇性、等級性與地理知識的關系以及文本載體與解讀的關系等。這就使王朝地理學完全站在中國的立場,沒有了現代中心的強烈印跡,將歷史置于歷史敘事,用歷史的觀念、材料來敘事,而不是將歷史置于現代敘事。從這個意義上講,唐曉峰著作的首要意義是還原性的,其次是建構性的。這是研究的相對性而不是目的或方法論的問題。至于鄒振環和郭雙林的中國近代地理學研究,在方法論上有一些明顯的特征。一方面,本文將其歸入思想史方法論中,是因為研究并沒有從完全西方的意義上來說中國的事,而是很注重當時中國的社會文化和學術觀念對中國地理學的影響,以及其影響下的中國地理觀念的轉型。另一方面,由于將文化、觀念和地理學置于同等地位來敘事,沒有以地理學為中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歸入科學的文化研究(culturalstudiesofscience)的范圍。這種研究是由勞斯(JosephRouse)創立的。再一方面,由于沒有像詹姆斯和馬丁那樣將中國近代地理學置于西方地理學完全的移植地位,也就避免了“殖民研究”(colonialstudies)的傾向,而是“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studies)。同時,與文化人類學方法科學史有較多的共性。與實證主義地理學史的先驗地將中國近代地理學史置于西方標準框架不同的是,鄒振環和郭雙林特別注重學術觀念與地理學的關系,這一點本質上與唐曉峰的思想是共通的。中西地理學交流中,首先對中國地理學轉型產生重要作用的是由王朝的天下觀轉變為客觀的宇宙觀。然而,這種轉變并不像西方史學家所認為的那樣西方觀念就橫沖直撞地進入了中國,相反,早期的基督會士妥協了。對中國地理觀念產生部分影響的首先是利瑪竇編繪的《萬國全圖》和艾儒略編譯的《職方外紀》。然而,《山海輿地全圖》雖然有經緯網,卻仍未脫離奇人異俗的特征。一方面,受天下觀念的影響,當時士大夫們竟然對西傳地理學作出缺乏學術見解的回應,此期及后來官方繪制的《西域圖志》以及民間繪制的《西藏圖考》、《西招圖略》、《衛藏圖識》等沒有經緯線,比例尺也不受重視。另一方面,受中國學術觀念壓力,《職方外紀》以奇迎合了晚明的尚奇習俗。另外,雖然明末已有西方文獻的傳入,但實際上,至清中期也沒有對中國地理學產生足夠的影響。這主要是由于明初至清初的文字獄,以及王朝對知識的壟斷。比如,當明王泮看到《萬國全圖》中中國只占一角時很生氣。經過“改正”后,王泮將印圖版藏在居所中,不愿印本傳售,只饋贈中國要人和朋友。又如,當歐洲將《百科全書》市場化時,中國王朝舉全國之力編纂的《四庫全書》卻作為寶典秘藏于書樓。這就不難理解,顧祖禹著的《讀史方輿紀要》,仍然是沿革地理的范疇;也不難理解徐霞客、顧炎武、劉獻廷、孫蘭等主張“經世致用”的地理研究為何影響甚微;更不難理解梁啟超1890年途經上海時,“從坊間購得《瀛環志略》讀之”,竟然“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作為了解世界的先行學科,地理學對中國民眾的影響令人驚訝。實際上,西方地理學對中國產生足夠的影響,最早也是從清中葉開始的。這一方面是邊患的影響:“‘嘉道之際’,由于西北邊疆形勢動蕩不定,以及沙俄、英國在我國北部和東南邊疆的窺伺、騷擾,使傳統地理學開始出現新的發展趨勢,即研究的重心開始由內地轉向邊疆,主要是西北邊疆;研究的目的從為了談經讀史變為經世致用;研究的方法由文獻考據轉向提倡實地考察”。另一方面是西方教堂、基督學校等教育機構在中國的形成,以及中國學校中地理課程的設置。在鄒振環所提供的1819-1910年西方地理學譯著中,確實看到地理學通論類和教材類占了絕大比重,而教材中,小學教材和普通讀物占了三分之二,可見至1910年西方地理學也沒有對中國學術地理學產生絕對的影響。當時小學教材并不是用西方教材來替代的,西方相關內容只是補充而已。1904年京師大學堂頒布的《大學堂編書處章程》中,地理課程的內容是“擬區分行省、府、廳、州、縣。凡經緯度數、山川形勢、戶口丁漕、驛傳道路、關榷稅款、物產工藝,備載大略……”。當時所編撰的地理教科書也是“輿地痕跡”處處皆是。眾所周知,1909年中國地學會成立和1910年地學雜志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