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研究會集成式特征提名》補考

在編輯《文學協會材料》的過程中，作者注意到了當時出版的《文學協會成員記錄》，但最終失敗，因此需要進行初步成員文本搜索。去年得知當年文學研究會(以下簡稱文研會)會員、現旅居美國的顧一樵先生將其珍藏的《文學研究會會員錄》寄給老作家冰心,冰心又轉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的消息,很是興奮,無奈因教務纏身,一直未能赴京親睹這份珍貴史料。幸喜《新文學史料》1989年第3期載有劉麟同志的《關于文學研究會的會員》一文,披露了《文學研究會會員錄》的一些內容,并列出《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3輯所載文研會會員名單中空缺的五十二人姓名,使我們對這份珍貴史料略知一二。劉麟同志在文章中還對《文學研究會資料》所收《文學研究會會員考錄》一文提出許多寶貴的意見,但有些問題仍然值得商榷,筆者愿借此談談自己的看法。(一)關于文研會的會員文研會讀書會是文研會的“外圍團體”嗎?劉麟同志通過一番考證,認定“讀書會的性質,套用一個現時的用語,相當于文學研究會的‘外圍團體’。”對此筆者不敢茍同。請看《文學研究會會務報告(Ⅱ)(Ⅴ)》①1的“成立紀事”,文中寫得明白:讀書會及其分組,都是成立會上經集體討論決定的,“并推朱希祖、蔣百里、鄭振鐸、許地山四君為讀書會簡章起草員。”在1921年3月21日文研會臨時會上,“朱希祖君又提議以后大家對于讀書會,應極力注意。大家都非常贊成。”可見,讀書會純系文研會內部的讀書組織,而非什么“外圍團體”。讀書會既然是文研會的內部組織,其成員理所當然地為文研會會員,根本不存在當然會員與非會員之分。劉麟同志認定讀書會是“外圍團體”的三個根據同樣也是不能成立的。其一,他以《文學研究會會員錄》中沒有楊偉業的名字,而斷定楊偉業雖然在讀書會分組名單有其名,但不是文研會的當然會員。事實上,楊偉業不僅參加了讀書會,還參加了文研會1921年1月4日在來今雨軒舉行的成立會,此事有《文學研究會成立會攝影》為證②2,鄭振鐸當年還在照片上寫著楊偉業的名字。試想,文研會總不會讓一個非會員屢屢參加組織內、特別象成立會那樣重要的活動吧!至于會員錄中沒有其名,那可能是遺漏了。因為文研會并不象今日黨團組織那般嚴密,許多會員的入會志愿書是由主持會務的鄭振鐸代填的。在筆者訪問過的文研會會員中,有的就未填寫過志愿書之類的東西。如葉圣陶、郭紹虞是文研會的發起人,都說沒填過什么表格;許杰是主要會員,也說沒填寫志愿書。實際上,不少會員的志愿書是由鄭振鐸或其他會員征求本人同意后代填的,這樣《文學研究會會員錄》就難免有遺漏和差誤之處,例如黎錦暉、劉延陵、蔣方震的籍貫都搞錯了,所以會員錄中漏掉個把會員也是可能的。楊偉業的情況可作如是解。其二,關于沈澤民的入會時間,劉麟同志文章引錄茅盾的兩段回憶后得出結論,“沈澤民于1922年加入文學研究會則是沒有疑問的”。這又不對了。查1921年2月15日發行的《少年中國》第2卷第8期內《會員消息》:“張聞天沈澤民已由日返滬。”顯而易見,張、沈二人從日本返回上海的時間當是1921年1月間,而并非1922年。茅盾回憶為1922年系誤記。1921年3月3日鄭振鐸在致周作人信中報告說,“限制會員資格實是必要的,我們的會,現已有四十八人。”③3沈澤民的入會號數是第45,可知沈澤民早在1921年3月3日之前就入會了,并在文研會內積極從事外國文學的譯介工作,僅1921年一年內就在《小說月報》上發表了15篇譯著作品。既然沈澤民早在1921年3月之前就參加文研會,那么在1921年6月公布的《文學研究會讀書會各組名單》中有他名字也就不奇怪了,根本不存在他是讀書會里的所謂“非當然會員”的問題。其三,劉麟同志根據沈澤民所謂1922年入會的錯誤前提,來推斷張毓桂在參加讀書會時“同樣也還沒有成為文學研究會的會員”。由于前提錯了,其結論自然也錯,這里勿須贅述。綜上所述,認定讀書會是文研會“外圍團體”、讀書會成員有文研會當然會員與非當然會員之分的看法,是不符合實際的。(二)第一階段:文研會的會員張聞天、陳毅、徐雉、馮雪峰等五人是否為文研會會員問題。劉麟同志認為拙作《文學研究會會員考錄》中的史料根據“并不可靠”,故對上述五人的會員資格提出疑義。關于楊偉業本文前面已論證確為文研會會員。陳毅是1924年在北京中法大學讀書時參加文研會的,拙作已引錄陳毅本人和入會介紹人王統照之間的贈答詩為證,他的會員資格該不會有問題吧!張聞天于1921年1月從日本回國后就開始在《小說月報》上發表著譯,并有長篇小說《旅途》、散文集《獄中記》(與汪馥泉合譯)、戲劇《狗的跳舞》、《倍那文德戲曲集》(與沈雁冰合譯)等四個單行本列為文研會叢書出版。故阿英在《中國新文學大系·史料索引》集的《作家小傳》中稱張聞天是“文學研究會干部”。胡愈之于1982年8月30日也致函《張聞天選集》編輯組,肯定張聞天參加過文研會。④4那么,《文學研究會會員錄》中為什么沒有張聞天的名字呢?可能有兩種原因:一是象楊偉業那樣被遺漏了,二他入會時間是在會員錄印行之后、即他1924年1月從美國返回上海之后。還有馮雪峰,以文研會成員身份參加“左聯”籌備工作的線索,是夏衍提供的。夏老是“左聯”籌備工作的參加者和當事人,他的回憶目前也還沒有史料證明其不可靠。至于徐雉是否加入文研會的問題,唐弢為《徐雉的詩和小說》一書所作的《序》中說:“作為文學研究會會員,很早便在《小說月報》、《文學周報》、《詩》等刊物上發表作品的,有兩個姓徐的詩人,一個是徐玉諾,另一個便是徐雉。”還有徐雉的侄兒徐雪寒在《詩人徐雉的一生》中也述及“徐雉同志參加文學研究會,就是在東吳大學讀書時期”。筆者在搜集文研會資料時也發現徐雉與文研會關系非同一般,他有20多首詩作發表在文研會會刊上,并與《詩》刊編者葉圣陶、劉延陵關系密切。他的第一部詩集《雉的心》出版前先由劉延陵通閱提批評,后請葉圣陶為之作序。另外三十年代的《社會新聞》中的文章也將徐雉與王統照葉紹鈞并列為文研會中人。基于上述資料,筆者在所作《文學研究會會員考錄》中認定徐雉為文研會會員,并引征了徐雪寒的記述和魯迅在《偽自由書·后記》中摘錄《社會新聞》上的一段話。《社會新聞》之類刊物上的文章可否作為史料加以引證,這完全可以討論,但劉麟同志對此大加引伸渲染,著實令人遺憾。劉麟同志的文章對上述楊偉業等五人的會員資格提出質疑,一個主要根據是說這五人在《文學研究會會員錄》中“榜上無名”。大家知道,這份會員錄印行于1924年初,僅是份文研會部分會員名單(1924年以前入會的)。倘若置文研會成立紀事、成立會攝影、會員消息、會刊編輯人員名單等等眾多原始材料于不顧,僅以這份會員錄為惟一憑據,來判定其會員與否,這未免有失于偏頗。關于文研會的會員,趙景深在《現代作家生年籍貫秘錄——文學研究會會員》一文中曾說:“它的會員經過正式登記的只有一百七十二位。曾經用仿宋字印過一本道林紙的會員錄,計會員一百三十一人。”⑤5趙景深所說的這種會員錄,爾今已由中國現代文學館收藏,它真實記錄了一百三十一位會員的姓名及有關情況。至于第131號以后的會員名單,趙景深在同一篇文章中說,“我卻留了一個底子,這些都不曾印行,我是從入會志愿書上抄下來的。”可惜當年趙景深只抄錄下二十三人,尚有十八人名姓空缺著。如果張聞天、陳毅、徐雉、馮雪峰等四人居于這空缺的十八人之列的話,那么仍有十四人不知姓名。現在筆者手頭還有個線索:一、徐霞村。徐霞村曾于1927年和鄭振鐸、陳學昭同船赴歐洲游學。他在1980年給筆者的信和自傳稿中均稱自己于1928年自歐洲“回國后參加文學研究會和水沫社”。二、徐公美。徐公美有戲劇集《歧途》作為文研會通俗戲劇叢書由商務印書館出版。趙景深在《文人剪影》一書《孫福熙》篇中,記述一張文研會會員當年聚餐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