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武術審美的核心價值研究

美學具有很好的教育功能。早在先秦時期,孔子就提出了“文”與“質”相合的君子標準,強調做人既要注重外在容顏,又要修養內在品德,兩者統一,方為理想人物。孔子追求理想人格的思維方式和價值取向對中國文化的各個領域均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譬如,中國的詩講究“詩以言志”;中國的畫講究“畫助人倫”等等。其實,在中國古代,無數智者賢士早已把習文和備武并重同修。所謂“習文備武君子之業也”,文與武都是古人修身養性的主要課業。1設置在正當程度的等級上古代射禮就是射術與禮樂相結合用以培養人的德行的一種方式。正如《禮記·射禮》所載:“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飾之以禮樂也,故事之盡禮樂而可數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為了顯示禮法的等級,周代將射禮劃分為四種,同時,還規定了不同的等級使用不同的侯(箭靶)。可見,形成于西周時期的這項較射競賽活動不僅具有習武健身之功效,還蘊含著寓教于樂的美學原則和培養禮法的重要作用。“王充說,‘禮貴意象’,既重禮,又重意象”。“射”從實際射殺自然界“虎豹熊”之物而演變成只射繪其形的“射侯”,這其中即有了虛擬的象征性意義。“象”在形中,而“意”卻在形外(見圖1)。王一川先生認為:“藝術要寓教化于娛樂之中,娛樂是手段,而教化才是目的。”中國古代的射禮主要是通過“射術”的這種娛樂形式來達到“禮法”的教化目的。它是借助有形的肢體為載體促進無形的精神的升華,最后實現理想人格的塑造。因而說,周代的射禮其實就是“以美儲善”的武禮修為。1.1射禮賽物禮的訓練孔子樂教的實質其實是禮教,“禮”是內容,“樂”是形式,“樂”不過是對“禮”的裝飾。禮樂文化決定了中國古代審美文化的一個基本特征,那就是審美、藝術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培養、教育完美人格的最佳途徑。射禮比賽儀式中的表現可以反映出一個人平時的涵養。“習射”更多的是關注人性的修為,人格的美善;這顯然是將培養健全、高尚、完美的人格放在了首位。古時,采用“射”、“御”這種方式教化人心更易于接受,因為它們都是感性的、具體的,與抽象的道德說教相比顯然更有說服力。射禮要求“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并以此觀德行,然后才是“持弓矢審固”。可見,這種演練首先還是在于塑造人的心靈、規約人的德行,然后才是射箭技術的訓練。顯然,這時的“射”已經成了道德意義上“身正”的一種象征。1.2古代武術射禮的人文教化之價值本為演武之射技比賽,卻要配以繁多的禮節,并有嚴格的儀式。由此可見,古人并非把“射”當做真正的講武之事,而是一種仁禮教化的形式載體。綜觀古代射術向射禮的轉化過程,它體現出了東方文明的氣質和品格——“爭斗而有禮讓,內斂而不張揚”。孔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論語·八佾》)。”這句話體現了我國古代射禮的人文教化之功效。比射之前,先行禮讓,比射之后,相互敬酒,“輸者說領教,勝者說承讓”,君子有所爭也無所爭,“射禮”成就了一個人的德性。武術的教化之徑就是通過一種感性的身體形式來達到理性的德育的滲透。它以尊重對手的方式引導習武者實現個人意志的自由表現,借以促成自己品質的提升和人格的升華。簡言之,射術向射禮的轉化,對于習射者而言,通過實踐體悟到了尊卑有序、倫理綱常、禮法規范、德行標準;對于觀賞者而言,通過審視得到一種精神愉悅,耳濡目染,陶冶了自己高尚的情操。因此說,古代射術演變成射禮,它成了一種寓教于樂的活動,進而衍生出了一種教化人心的審美價值。2“警”“義”的心理感悟中華民族自古就有尚武崇俠的優良傳統,武俠之豪邁精神,一直深深地影響著中華民族的內在氣質和審美情感。人們習慣歌頌那些把武技、義氣和智慧巧妙結合起來的劍客俠士。如荊軻、呂四娘等等。正是這種欣賞趣味和心理感受,鑄就了華夏子孫豪邁仗義、鋤強扶弱、尚武內向、輕財重義的集體審美風尚,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尚武崇俠的精神文化。“俠”一詞,最早見于《韓非子·五蠹》篇。今《辭海》解釋‘俠’“為舊稱扶弱抑強、見義勇為的人。”《辭源》上也說:“‘俠’指打抱不平、見義勇為的人。”可見,“俠”與“義”緊密相連。眾所周知,雖說“俠”并不一定都熟諳武術,但人們平時所說的“俠”主要是指那些武藝高強,用他們所學之藝來打抱不平、救人于水火的人,所以人們常用武俠、劍俠、任俠來稱謂這些人。司馬遷在《游俠列傳》中概括出了中國之俠的基本特征:助人為樂,不圖回報,一諾千金,忠于知己,舍身求義,視死如歸等等。2.1《反需要》主題為“義”的塑造前已述及,俠義精神是指一種不畏強暴、報答知遇之恩,為知己者死的英雄氣概。俠義精神在中國早已積淀為一種“集體無意識”,人們對其頂禮膜拜,趨之若鶩。自古以來,身懷絕技的武俠極為符合民眾的英雄崇拜心理,豪俠們“舍生取義”之“氣節”已成為千百年來鼓舞著無數愛國仁人志士的一種精神力量。同時,俠義精神亦構成了后世對俠之品格的全面把握。一部《水滸傳》主題就是一個“義”字。重義,是梁山豪俠們共同的特征。他們高舉義旗,替天行道。其行為雖有時略顯強暴,但不失為豪放,細細品來卻也洋溢著一種敢作敢為、光明磊落的“陽剛之美”,讓人神情激蕩,心馳神往。再如《三國演義》中的劉備、關羽、張飛為了桃園三結義之盟約,不求同生但愿同死,拋高官厚祿于眼前,棄社稷江山于腦后,就是為了一個“義”字,他們的義舉備受后人稱頌。周偉良教授說:“‘俠’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深厚的底蘊,已成為中國古代文化中一種理想人格模式。”誠然,古往今來,人們皆以俠士的英雄壯舉為楷模,皆以重義輕利的原則為支柱。講義氣、重義氣,不背信棄義被認為是無比高尚的。儒家文化當中的“見利思義”、“義以為上(《論語·憲問》)”的重義輕利觀也為人們的行為樹立了道德規范的標桿。人們信奉的是“見義不為,無勇也”。當人們胸懷坦蕩,心存道義的時候,自然就會“無欲而剛”,就會由內而外的散發出一種力量。這種剛毅正直的人格力量對后人是一種教化;更是一種人格上的凈化。2.2中國美學觀的研究“俠”之所以為人們所景仰,除“俠”本身的行為滿足了人們的某種功利需求外,還在于廣大勞苦民眾對社會現實的一種無奈和一種精神訴求,它已經衍生出了一種“俠義意象”。它間接地反映出了人們對于正義與良善的熾熱追求,曲折地映射出了人們對于美好生活的精神向往。所以,平民百姓對此是津津樂道、眷顧有佳;文學家、藝術家也是多擷取素材而大量謳歌。武俠文學負載了豐富的深蘊哲理和東方倫理。它是中國封建社會中平民意識的一種新的反映。通過藝術作品,生活中的悲憤和痛苦借助文學形式得以宣泄,夸張與虛構的英雄俠舉,使人們獲得了期待的壯烈與崇高的審美滿足。中國武俠文學描寫的俠客劍士大多具有神奇的武功,同時他們又是忠孝節義的典范。所以,作品的精神內核仍然是趨向中國傳統的仁禮教化和人格修養。俠客在文學作品中有了更自由的活動空間,他們憑借自己的技能鋤奸誅惡、行俠仗義,所求的并不是為了建功立業,而是“事了拂衣去,深藏身與名”的灑脫。如唐傳奇中的虬髯客、京西店主人等等。另外,從唐代的俠女劍客來看,她們多是仗劍行俠,功成身退,毫不為世俗榮華所累;她們的快意恩仇、濟困扶危的精神,尤為雅俗共賞。“道德通過審美來完成其教化功能,這是道德最自由最富有魅力的傳播方式。”270應該說,作品中的英雄形象一旦構成了文學生命抒情的基調,這種文學藝術本身就具有了特殊的道德教化作用,其中謳歌的英雄形象也就成了道德與正義的文化符號。3尊重教師，尊重道德3.1武術傳統的知識構成“尊師”是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自古以來就有著優良的傳統。《尚書·泰誓》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可見老師的地位之高。武術界歷來重視師徒之間的關系,視“師徒如父子”。要求習武之人要像對待父親等長輩一樣對待師父,不得無禮。尊敬師長體現了武者重德的修養。正所謂,“無水則冰無從生,無藍則青無從出”。藝成而不忘恩師,這是一個習武人最起碼的道德標準。它指引著武術沿著正確的軌道前行,“未曾習武先習德”,將優秀的品德置于首要的地位,成為武者的人生哲學,也是武術美的靈魂。“重道”就是一個人應該尊重自己所從事的事業以及遵守已經形成的行業規范。對于武術而言,重道就是要熱愛武術、尊重武術以及尊重武術的傳統。師徒傳承是武術的一大傳統,各門各派都要尊重并且踐行,它體現了武術的行業規范,也是武者授道擇人的重要表現。如“道勿濫傳”,應傳“賢良之人”(《拳經拳法備要》);“不信者不教,無禮者不教”(《詠春白鶴拳拳譜》);“寧可失傳,也不輕傳”;“萬兩黃金不賣藝,十字街頭送志人”等等。上述這些訓誡不僅體現了為師者的高尚品格和堅貞節操;同時這也是傳承者“重道踐行”的一種表現。因為只有尊重武術的傳統,才能使武術發揚光大。3.2師職人才的培養有利于武術技術的發展師徒傳承制在中國歷史上具有濃厚的倫理思想,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表明它非常注重血緣關系和宗法理念、重視三綱五常、日常人倫。“事師如父,執役如仆”,“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王建吾《華北之體育》載:“在華北各鄉村間,拳場林立。每逢農暇夜晚,農民多赴拳場練拳,每拳場皆有老師頭收徒教授……老師頭之門徒,散布各地全場,則老師頭號召能力,不亞于無冕皇帝。”這說明人們尊師、敬師,聽從師命。師徒制下的武術傳承是“線”而不是“面”。口傳身授,身體力行,親密無間,情同父子是中國人重視血緣關系,崇尚宗法觀念的倫理觀在武術傳承中的一大體現。師徒傳承下的中國武術雖然相對封閉,但卻有利于習武者人格品德的選擇。早在西漢時期,即有“非信廉仁勇,不能傳兵論劍”之說。黃百家在《內家心法》中對擇徒的要求記述得更加詳細,認為“心險者,好斗者,狂酒者,輕露者,骨柔質鈍者不可傳。”如果說“談玄授道,貴乎擇人”是對選擇傳人時所提出的一種要求,那么,“凡吾習武之徒,必須任賢為師”則是習武者對所要從師之人的一種明辨。德高者為師,技精者為范。師父的言談舉止也要處處與人為善,謙虛謹慎;對于那些恣意妄為、持技好強的為師者向來為世人所不恥。正所謂“師道廢而教無成矣”(戚繼光語)。應該說,師徒傳承制體現出了師徒互選重德觀行的倫理規范。總而言之,師擇徒而授、徒選師從習,這對于武術的發展,特別是武術技術的持續發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師父對資質偏差之人不授,徒弟對品行不端之人不學,這有利于武術技術動作的規范化和精良化;同時,師徒互擇的過程中,也對一個人的品行進行了遴選,對一個人的德性進行了規約,這無形中又對武德起到了強化的作用,體現了美善的結合。所以,師徒傳承制體現了濃重的倫理色彩,另外,在一定意義上也體現了傳統審美的教化和育人之功效。4武術與儒家君之一體王崗教授曾說:“武學、君子,是一對融哲學、美學、文學、社會學等為一體,內涵深邃而外延寬泛的概念。中國武術與儒家君子可謂共同承載了中國的文化。”武術是保家衛國的手段之一,君子是儒家教化的不二結果。兩者看似風馬牛不相及,但是“仁德”二字卻將它們緊緊地聯系在了一起。4.1武術為人類利益而表心儒家的“以義為重”的價值觀,在培養人們“舍生取義”的現實理想人格上有著不可估量的作用。舍生取義的思想意識,對中國人的影響是深入骨髓的,自然而然地成為武者履行自己職責和行為的最高價值理性。特別是在民族危亡的關口和抵御外族入侵的時候,對人們的影響尤為巨大。“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茍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受到儒家仁義思想的教化,歷史上涌現了無數的仁人志士和大量的民族英雄,他們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不計個人得失;為了捍衛國家的尊嚴和領土完整,不惜舍生取義。他們的英雄壯舉為世代子民所崇敬與效仿,他們在人格方面書寫了一幅幅美麗的畫卷,為后人樹立了豐碑和榜樣。邱丕相教授在《中國武術文化散論》中說過,歷史上,武術與軍事技藝始終保持著親密的聯系,而且,年代越久遠,武術與軍事結合的就越緊密。歷史上的民族英雄、軍事將領雖不能統歸于武術人物,但是,為將者的那種仁義精神與狹義的武德情懷相吻合卻從一定意義上有力地促進了習武者的道德規約。南宋抗金名將、杰出的民族英雄岳飛堪稱中國古代軍中的武將楷模。精忠報國是岳飛偉大人格的精神支柱。他一生嘔心瀝血,奔走戰場,視死如歸,壯懷激烈。他的品質和形象就是崇高美的一種典范,他“仁至義盡”的壯舉永遠值得后人謳歌。抗倭英雄戚繼光的美德更是家喻戶曉,他領導的戚家軍精忠報國,始終以“衛國保民”的忠義思想為宗旨。他戎馬一生,建立了赫赫戰功。他的“為將者要光明正大,以實心行實事;要不為世俗聲色所動,貨利所誘;不求益功名,只當盡力報效國家”等等言說為武德完備添磚加瓦,成為后世為將者之楷模。此外,還有俞大猷“忠誠許國,老而彌篤”的斗志;霍元甲“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思想,等等。可以說,這些英雄們的壯舉激勵了無數的后來者為之奮斗,他們身上透露出的高尚的武德情懷振奮了整個中華民族的昂揚精神。4.2英雄形象的人格魅力“通過英雄形象和歷史人物形象的塑造將全部的生命道德內容通過敘述或抒情的方式獲得的自由表達,就是最為形象生動的生命情感認知方式。”144審美就是這樣的一種情感認知方式,即通常所說的“美育”。蔡元培認為美育以“陶養性情為目的”,朱光潛則將美育的功用歸為“怡情養性”。這些論說都有其相似點,即認為美育是通過審美來對人的精神領域進行一種調節,從而達到心理的平衡、人格的完善。劉勰在《文心雕龍·樂府》篇中講到:“夫樂本心術,故響浹肌髓;先王慎焉,務塞淫濫。敷訓胄子,必歌九德;故能情感七始,化動八風。”可見,教化貴族子弟和廣大民眾,一定要唱多種有關功德的樂曲。高尚的品德對人們的影響作用不可小覷。它能深入肌體、打動人的七情六欲,它具有動人心魄的力量,能教化四面八方的子民。這種“潤物細無聲”潛移默化之作用正是英雄人物的人格魅力。一個孔武有力的將士,如果缺乏武德,沒有氣節,不戰而降,則因“缺德”而毫無美可言。而像岳飛、戚繼光等忠君愛國的英雄們,他們收復山河、寧死不屈的壯舉以及英勇頑強的斗爭精神,則對后人起到了良好的愛國主義教育。他們堅強的性格、高貴的品質正體現了人生壯美境界的社會性內容。可以說,審美并不是通過抽象的語言論證實現的,而是要通過自由的生命形象創造來實現。《孟子·盡心下》所謂的充實之謂美,即指“當人的道德修養高度完善,并且得以情感化、感性化時,主體即可對之觀照,構成一種自由的審美關系。”85在這種關系中,欣賞者不要求被欣賞對象對自己有任何物質功利,而是自己能從這種完善的感性形態中獲得了強大的精神功利,體驗到了快樂。這便是從倫理關系中享受到了審美的愉悅。這就是英雄人物形象的審美價值,它對審美主體的教化作用是無窮大的。英雄的人格意志中,體現了神圣而又高尚的精神品質,他們為了理想和正義而抗爭,為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惜舍生求義。在他們身上更多體現的是一種偉大與崇高。陳望衡先生說,道德的崇高感是一種引人向上的振奮感,一種“高山仰止”的企慕感,它給人以力量、以鼓舞,與一般的情感相比,它更多地顯示出人格的偉大。車爾尼雪夫斯基指出,崇高是一種“偉大的美”,同樣,作為一種德行,它是“至德”。我國古代美學,最初是用“大”、“圣”、“神”來表示崇高美的,也用它們來表示“至善”與“至德”。它強調的不只是個體人格的完善,而是個體人格的化育天下、恩澤萬民的楷模作用。像近代民族英雄霍元甲、王子平、蔡龍云等打敗域外技擊家的事跡,一夜之間傳遍中華大地,在當時極大地鼓舞了人心,人們奔走相告、倍感振奮。(見圖2)他們身上可謂體現出了這種“至善至德”澤及萬民的楷模作用。他們不畏強暴,挺身而出,為捍衛民族尊嚴而不顧個人安危,憑一己之力戰勝對手,贏得了國人的認可;憑自己的德行化育天下,感動民眾奮起反抗,抵御外族侵略和壓迫,這種人格魅力對后人進行的愛國主義教育比直接的道德說教強上何止千百倍。5人文精神的培養5.1道德教化是武術的基本特征中國古人認為,“美育是一種潛移默化的‘化育’,是通過怡情養性的途徑,陶冶主體的精神境界,完善自我的人格。”233宋人調露子所撰的《角力記》中即有:“夫角力者,宣勇氣,量巧智也。然以決勝負,騁矯健,使觀者遠怯懦,成壯夫,以勇快也。”無論是習練者還是觀賞者都能從中得到教化和培育,使人勇敢頑強、永不服輸。這是一種強者爭勝的精神,是一種剛健有為的民族精神,也是一種中國傳統的審美精神。孔子說:“不學禮,無以立。”中國素有“禮儀之邦”之稱,“以禮相待”成為人們交往中的一項重要原則。太極拳中的“聽勁”、“化勁”,其實質就是讓人學會尊敬對手,以對手為“主”,時刻做到“無我”之境界,從而教化人心,培養高尚之道德和仁愛之精神。這就是武術除技擊之外的強大功用。它重在對人、對生命的理解和感悟,重在對人的心靈和人格的涵養與化通。中國文化是倫理型文化,重人倫、重道德也成了中國傳統體育(武術)的一大特色。競技中不重勝負而重德行,提倡“君子之爭”。比試中強調禮讓為先,公平競爭,就是在影片中亦是反映此種生活原形。李連杰主演的《精武門》,其在與日本虹口道場的佐藤先生進行比武時,對方眼睛被風沙迷住,李連杰遂用布將自己的眼睛蒙住,以示公平,不乘人之危。此舉體現了一個中國武者強大的精神人格(見圖3、圖4)。武術能夠千古流傳經久不衰,成為炎黃子孫的一宗優秀文化遺產,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一項民族傳統體育,依靠的不僅僅是技術優良,更重要的是德行高尚。習武不僅是學技術,更是體會人文教化的一個過程。以武會友,互相交流;禮讓為先,點到為止;集眾家之所長,補一己之所短。既學術又悟道,既學技藝又學做人。可以說,就是因為武術中蘊含了雄渾的內在美學因子,所以才不會在歷朝歷代的文化激蕩中被淘汰;同時,也只有美的東西才會在時代變遷中得到人們的認可和傳遞。5.2“抱拳禮”蘊含著豐富的審美意識從孔子的“克己復禮為仁”及“發乎情,止乎禮儀”見出,禮教對規范德行的重要作用。“德”是西周禮樂教化的核心,“德”的外化即為禮,在心為“德”,表現為“禮”。拳禮,即打拳之敬禮,又稱請拳。拳禮是武術中禮儀性的動作,表示相互尊敬、相互學習、團結與謙讓的意思,是拳德的組成部分。下面以抱拳禮為例簡要說明其文化內涵。“抱拳禮”不僅表現為外在的動作行為,即禮貌和禮節,更蘊含著豐富的精神要義:右手為拳,為武為陽,寓意尚武;左手為掌,為文為陰,寓意崇德;左掌大拇指內扣,表示謙虛,虛心向對方請教,永不自大;左掌掩右拳,寓意以文掩武,以武會友,陰陽相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