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夫金的第三次工業革命

2012年10月25日上午，由廣東省科學技術研究會和科學技術研究所聯合組織的“新輕工業與相關問題研究研討會”科學與科技管理研究雜志聯合舉辦。廣東知名學者以及來自科研機構、高校的共八位專家學者參加了座談會。廣東省科學學與科技管理研究會會長、《科技管理研究》雜志社社長兼主編蔡齊祥主持了本次座談會。參會專家學者就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展開了深入熱烈的討論。1可再生能源+互聯網技術融合發展模式論和觀點蔡齊祥(《科技管理研究》雜志主編)對美國著名未來學家杰里米·里夫金(J·Rifkin)所著《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一書的主要理論和觀點進行了歸納:里夫金“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理論依據主要是兩條:第一是認為石油人均產量已達到了峰值,全球石油產量峰值將會來臨,原油價格飛漲不可避免,世界深陷經濟危機,第二次工業革命已現尾聲;第二是認為第二次工業革命的熵賬單即將到期,近200年來石化原料推動了人類的工業化進程,同時向地球排放了大量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阻止了太陽的熱量從地球上空散去,導致地球溫度災難性的轉變,繼而會對未來生命造成毀滅性打擊。以石化燃料為基本特點的二次產業革命難以為繼。因此,新的工業革命勢必日漸興起,使人類走向后碳時代。里夫金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基本特征是可再生能源與互聯網技術相融合模式。這種模式需要五種支柱:(1)向可再生能源轉型;(2)將每一大洲的建筑轉化為微型發電廠,以便收集可再生能源;(3)在每一樣建筑物及基礎設施中使用氫和其它存貯技術,以存貯間歇式能源;(4)利用互聯網技術將電力網轉化為能源共享網;(5)將運輸工具轉向插電式以及燃料電池動力車,所用的電可在全球電網平臺共享。里夫金還認為,對于中國而言,走向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一種選擇。中國有兩種發展方向,一種是更加依賴日漸式微的傳統能源,例如煤、天然氣、油頁巖;另一種是大力開發可再生能源,積極投身于第三次工業革命。里夫金近幾年在全世界范圍內宣傳他的觀點,與世界各國領導人都有交往,有很大的影響。他自己也積極投身于許多國家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規劃與試點。蔡主編提出,“第三次工業革命”這個重大問題值得大家關注,展開討論,并深入研究相關的問題。2第三次工業化變革與廣東轉型升級:從政府政策看和環境升級面臨的挑戰東的“再工業化”路平(廣東省科技廳研究員;廣東省經濟學會、省體改研究會顧問)分析提出,要按照“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思路和機制推進廣東的“再工業化”。他首先談到要盯緊國際經濟、社會、科技發展的大趨勢。進入2012年以來,國際、國內連續出現一系列引人關注的事件:2012年6月11日溫家寶總理在兩院院士大會上作了《積極迎接新科技革命的曙光和挑戰》;接著又召開了全國科技創新大會,并在9月由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意見》,突出提出了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加快國家創新體系建設的五項原則———創新驅動,服務發展;堅持企業主體,協同創新;政府支持,市場導向;統籌協調,遵循規律;堅持改革開放,合作共贏。2012年6月,英國著名刊物《經濟學家》發表了雜志負責創新與科技報道編輯保羅·麥基里(PaulMarkillie)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系列文章,提出制造業數字化將引領第三次工業革命,智能軟件、新材料、靈敏機器人、新的制造方法(3D)、打印新材料及一系列基于網絡的商業服務將形成合力,產生能改造經濟、社會進程的巨大力量;同《經濟學家》呼應,英國技術戰略委員會在把握制造業發展形勢與需求的基礎上頒布了《高價值制造戰略》,提出大幅增加高價值的公共投入,設立高價值制造業技術與創新中心,利用一流科技基礎,抓住高價值制造的發展機遇。再一本著作是美國趨勢學家杰里米·里夫金(J·Rifkin)引起廣泛關注的專著《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這幾個文件、講話和專著講的都是一個主題:“當今世界正處于新科技革命的時代,新產業革命初見端倪,一些重要科技領域顯現出發生革命性突破的先兆。”“一種建立在互聯網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結合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即將來臨,它以‘制造業數字化’為核心,將使全球技術要素和市場要素配置方式發生革命性變化”(溫家寶語)。這幾個文件和著作提出一個共同論點:經濟困難時期,往往也是技術革命和產業革命醞醖的關鍵時期,而科學發明和技術創新又為經濟發展開辟出新的領域。2008年源于美國的國際金融危機反映出華爾街的貪婪和不可救藥,以及里夫金指出的以石化燃料和相關技術為基礎的第二次工業革命已經日薄西山,無法支撐世界經濟、社會的發展,必須改變經濟發展模式,提供新的增長引擎。世界各國都在搶占制高點,進入空前的創新密集和產業振興時代。第三次工業革命有關文獻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新的經濟發展模式、新的管理模式、新的發展路徑,有些提法、觀點、思路和機制都是我們聞所未聞的。如上所述,保羅·麥基里把推進制造業數字化歸納為五個方面,他特別提醒中國不能再拼勞動力的價格,“廉價勞動力算不上一個特別顯著的優勢。”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五大支柱產業更具挑戰性,他提出的三D系統(3DSystems)新型加工方式、管理體制從自上而下集權變成組織模式的扁平化結構、能源和信息網絡的結合、熱力學第二定律熵(Ontropy)在經濟、社會、科技中的應用以及“大數據”的作用等,都需我們從頭學起。路平進一步分析,廣東目前轉型升級的矛盾仍是第二次工業革命遺留的,要實現發展方式轉變,最艱難的是觀念轉變而非單純的技術問題。廣東是全國第一經濟大省,2011年地區生產總值為5.267萬億元,人均GDP超過5萬元(折合7800美元),為世界中等偏上收入;廣東也是一個制造業大省,2011年制造業產值為10萬零84億元,主要集中在珠三角腹地各市,深圳、佛山、廣州三個工業大市就有接近4萬億元的制造業產值,占全省制造業總產值的40%。從發展階段看,廣東已進入工業化后期。2012年,廣東經歷了國際金融危機以來最復雜、困難和嚴峻的形勢,前三季度,廣東仍保持7.9%的增長速度,地區生產總值仍達4萬億元,保住了第一經濟大省的位子。但廣東要保持清醒的認識:首先,經濟規模并不代表生產方式的先進。即使從經濟規模看,廣東同緊隨其后的江蘇、山東也相差無幾,以2011年數字計,江蘇、山東同廣東差距不過400—700億元,人均地區生產總值浙江、江蘇都高于廣東,制造業產值江蘇、山東都超過10萬億元,略高于廣東;從創新能力和R﹠D投入看,江蘇連年都排名全國第一,R﹠D投入超千億元,占GDP2.1%(廣東900多億元,占GDP1.85%)。其次,廣東的產業發展缺乏創新能力。來料加工類的企業占廣東很大比重,東莞就不用講了;即使自主民營企業占很大比重、公認創新能力強的深圳,來料加工類企業仍占很大比重;佛山是制造業產值達1.7萬億元的大市,但企業規模小,有自主創新能力的不多。廣東雖然有超過10萬億元的制造業產值,一直被“二產不強,三產不大”的問題困擾。全國制造業的平均增加值只有26.6%(美國44.9%、日本34.9%),制造業企業2011年R﹠D投入強度只有0.78%,廣東這個比重只能更低。“三產不大”的最大問題是企業只重視裝備資本的投入和進口設備,不重視研發、設計、專業服務等高端生產服務業的投入和人才的培養、引進。第三,企業結構和政策、環境的障礙造成行業壟斷、金融對中、小、微企業歧視,等等。這些問題,病因是消費、金融、投資和外貿,分析起來依然是投資、出口和消費“三駕馬車”問題,而深層次的原因,還在生產領域,是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遺留問題,過分信賴投資、外貿,不重視環境和資源的保護、利用,不注重能源的節約,不重視智力資源的開發,不注重新技術、新能源和互聯網的應用,沒有把體制創新、組織創新、環境創新放在關鍵的位置,沒有以市場為導向配置創新資源,沒有充分發揮企業(特別是創新型的中、小、微瞪羚企業,或“隱形冠軍”企業)的創新主體作用。要按照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思路、觀點、機制去思考問題,解決問題。路平對立足“第三次工業革命”實現廣東“再工業化”提出了若干建議:(1)“再工業化”不是“工業化”,是數字化制造業同高端生產服務業的融合。“再工業化”是美歐發達國家近年來為應對金融危機造成的經濟虛擬化,鼓勵實體經濟回歸而提出的新概念。它不同于過去我們所理解的工業經濟社會的工業化,即在國民經濟中,工業生產占主導地位,工業增加值在國民生產總值中占絕對優勢,工業就業人數比重占大頭,按照這個標準,廣東,特別是珠三角腹地已達到工業化后期。按照通常的解釋,“再工業化”是一種刺激經濟增長的政策,通過政府幫助實現舊工業部門的復興和現代化,實現新興部門的增長。美國“再工業化”的戰略目的更清楚,就是為了搶占新一輪科技和產業競爭的制高點。就其內涵來說,就是制造業的數字化和高端生產服務業的融合,在形成服務經濟為主的背景下,推進新型工業化,占領產業鏈的高端。對這個問題,廣東要十分清醒。長期以來,廣東一直把“三來一補”作為主要的工業發展模式,在世界產業鏈中,滿足于低端的加工、裝配等環節,核心技術掌握在外商手中。外商是不會在廣東建立研發機構,更不會轉讓核心技術的,即使加工、裝配也被富士康、諾基亞控制。2012年10月,新華社對中國最大宗電器出口產品手機進行調查,預計2012年中國將出口10億部手機,但90%的利潤都被蘋果、三星賺去,約5%歸富士康、諾基亞,中國靠廉價勞動力只能賺得1%。要改變這種情況必須占據高端產業鏈,下大力氣實現制造業數字化并和高端生產服務業融合,從“微笑曲線”的全過程支持制造業,特別是上游的研發、設計、人才培訓,下游的展覽、銷售等專業服務。(2)堅持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建立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黨中央明確提出,要“建立企業主導產業技術研發創新的體制機制。”既要引導、促進技術、人才等創新要素向骨干企業集中,又要積極支持、扶植創新型的科技型的中小企業、微型企業。企業是市場的主體,對產業和產品的技術創新最敏感,只有企業主導技術創新才能取得實效。企業是不同的,實踐證明,最沒有創新積極性的是國有壟斷性企業。深圳、順德的經驗證明,最有創新積極性的是民營制造企業和創新性、科技性的中小微型企業。廣東應當學習德國的做法,大力培育瞪羚企業、“隱形冠軍”企業,使之成為創新主力。(3)重視產業集群(專業鎮)產業鏈的完整性建設。作為一種經濟組織形式,產業集群是培育新興企業、發展新型制造技術最成功的一種模式,美國的硅谷、廣東的專業鎮、浙江的塊狀經濟都是例子。到2011年,廣東經省級認定的專業鎮有326個,實現地區生產總值達1.64萬億元,占全省生產總值的31%;鎮均GDP達50.2億元,鎮均工農業總產值達136.7億元,鎮均企業集聚度為1130個/鎮(珠三角地區共2286個/鎮);全省產值超千億元的專業鎮有6個,超百億元的有103個。專業鎮已成為支撐廣東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下一步如何發展?一鎮一策太籠統了。個人認為,最主要的是要建立和完善專業鎮的產業鏈,因為:完整的產業鏈是提高優勢產業、特色產業的基礎,有利于大中小企業優勢互補,有利于核心技術、關鍵技術的傳播和滲透,有利于打破行政區劃的限制。專業鎮下一步的發展依靠的是技術創新,必須有創新平臺作依托,包括工業設計、信息傳播、展覽推銷、成果轉化、企業孵化等公共技術創新平臺;產學研組織是專業鎮發展的重要依托,是智力資源、人力資本培訓必不可少的環節。(4)抓緊體制改革,改自上而下集權式垂直管理體制為扁平化結構的組織模式。現行的發展模式是政府掌控著資源和財源,掌握著計劃和審批大權,在這種模式下,企業的主體地位和市場配置資源的作用便是一句空話,國營壟斷企業才得以獨攬一切。要建立新型體制,改變自上而下集權式垂直管理體制,建立扁平化結構的組織模式,按著分布式方向發展,使產品更具個性化、多樣化。(5)智力、技術、創新、人才決定未來的發展。第三次工業革命是顛覆性的,它將顛覆大規模的流水作業方式,顛覆依靠資源、廉價勞動力的生產方式,它依靠的是智力、技術、創新和高素質的人才。必須突出智力的作用,加大創新和創意人才的培養和集聚,不僅要建立高層次人才團隊、工程技術和設計團隊,還要加大實踐性人才的培養,建立多層次的創新激勵機制。(6)營造有利于創新的環境。缺乏有利于創新的環境,是創新的最大障礙。首先是文化氛圍,中國的傳統觀念、意識形態、教育制度都不利于創新,必須改革;其次是稅收政策,只顧國家增收,不顧企業、個人利益是創新最大障礙之一;法律法規、政策措施、財政政策、科技體制等可以說難關重重,不下大力氣是改變不了的。3第三次工業化:綜合就是創造允執其中的弄潮兒張啟人教授(國內外知名經濟控制論和系統工程專家)分析認為,自上世紀研究工業或產業發展歷史以來,明智者乃是首先探究作為萬變之宗的科學技術在關鍵時段的披荊斬棘開創新猷的拓荒表現,于是,幾次科技分水嶺也就形成了幾次工業革命的催化劑。20世紀后葉有關“新技術革命”的連篇累牘乃至鴻篇巨制,實際上只是對“新工業革命”的科技內涵給予窮神知化的前挽后推而已,因此,不能脫離科技發展的主導作用去談論工業實踐范疇的漸進更新。促成一代工業革命的科學技術是一個群策群力的緊跟時代需求的創新性花團錦簇,從來不是單一的科技標桿能夠縱橫捭闔、左右氣候的。例如:第一次工業革命是蒸汽機、內燃機、飛行器、電動機、電話、照明燈泡、電影、電報、電磁波理論、細胞學說、遺傳學說、相對論、原子學說、量子力學、放射性物質、坦克、汽車、航海輪船、新式常規武器等的優勢互補,綜合取勝;第二次工業革命是原子能利用、計算機、智能軟件、數字化制造、機器人、互聯網、移動通訊、激光掃描、遙感、GPS、人造衛星、航天科技、DNA、干細胞操作、生物克隆、雜交水稻、有機農業等科技實踐編織出的五彩繽紛藍圖。沒有任何一樣貢獻工業革命的發明、發現不是科技領域協同攻關的結果。例如,沒有電子顯微鏡的發明,DNA的發現無論如何只能是紙上談兵!為此,張啟人教授提出了關于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幾點個人思慮:(1)“中國能否充當第三次工業革命的領軍”?“中國要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契機,完成彎道超車”!做出這樣的判斷或愿景本來是出于發奮圖強的好心,但是不是而今更重要的事乃是批榛采蘭地選拔人才和營造創新氛圍為中國科技騰飛去“沖鋒陷陣”?中國失去了趕趁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機遇,就必須清算清王朝茍且偷安、扼殺戊戌變法和民初軍閥混戰,賣國求榮而置科技發展于不顧;失去跟上第二次工業革命浪潮的機會,就當對日寇侵華、反動派與人民為敵、解放后極左思潮和浮夸風盛行等作出深刻的反思和檢討。畝產幾噸糧?十幾年趕上英國?事實上成了我國科技發展中的笑料。真正的科技創新只能是一步一個腳印,可以服從規律地加快創新,卻不宜乖違科學原理地虛論高議。須知我國產業戰線生產的大多數新型產品的核心技術至今仍有60%以上來自國外。(2)既然推動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科學技術必然體現在綜合取勝,“綜合才能創造”!“綜合就是創造”!那么,舉出任何一種科技表現譽之為“推動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力軍”則未免有失偏頗。3D打印技術(快速成型技術)、自動控制軟件、云計算和物聯網、三網融合、智能機器人、思維控制電器、智慧地球,都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劃時代標志性技術領域,卻不能說哪個技術領域“壓倒一切”。(3)如果說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流是能源-資源革命不無道理。在開展節能減排和發展清潔能源、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的背景下全面推進低碳型經濟結構是時代必然。可是低碳化正在向縱深挺進的當兒,提出我們正將迎來“后碳社會”則是不是為時過早?首先我們將下大力氣告別“厚碳”而不是把碳“趕盡殺絕”。其次,我國作為約束性可持續發展條件承諾到2020年整體排碳量將比2005年水平減少40%～45%,顯然8年后達到這個目標要求需要從現在起付出腳踏實地的巨大努力。遺憾的是,幾年過去了,我們看到的雞毛蒜皮節碳舉措不少,而司空見慣的大手筆節能節紙節電舉措卻顯得相形見絀。例如:準備推行階梯型電價、氣價、水價當然是最緊要的節約之舉,可是居民能夠自己看表決定使用行為者寥寥無幾;宣傳節約用紙是當務之急,可是房地產開發商大張旗鼓的隨報廣告成噸地消耗高級紙張為何竟熟視無睹?只有老百姓知道羊毛出在羊身,因廣告支出勢必推高房價!無車日依舊車水馬龍,無煙日照樣煙霧繚繞!垃圾分裝為何舉步維艱?高等學府為何低碳冷清?行車擁堵是高排碳的現象之一,優化治理“人車路管”的交通系統為何不從人路管三方著手?路線安排合理?路牌指示適當?存車位靠侵占馬路擴充?總之,低碳同樣是個綜合優化問題,切勿攻其一點,不及其余。(4)新一輪工業革命的優化目標不得不記取前兩次工業革命曾經給人類帶來社會進步的同時也帶來負面禍患甚至災難,而必須以促進整個社會和諧、資源節約、環境友好、以民為本的實踐而不再漫無邊際地虛浮夸大。不能再像1958年那樣大煉廢鐵、文革時期那樣“抓‘革命’、促生產”!僅僅說低碳經濟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攻方向顯然過于武斷,因為許多低碳舉措往往有損環境,甚至足以令生態失衡而掣肘可持續發展理念。有專家斷言信息化本質是低碳的,也值得深究。一般說,人們期盼的是希望建設能保證生態文明的綠色經濟,換言之,就是既保證生態平衡不遭破壞和社會文明得以發揚光大,又使社會和諧得以實現獲得環境友好宜人、資源消耗節約和人民個人心情舒暢、政治局面生動活潑!只有這樣,第三次工業革命才能深入人心,才能得到廣大人民特別是廣大科技人員的擁護和為之悉力以赴!4與發展新能源的經濟模式相契合李超(廣東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廣東生產力發展研究會會長;廣東省科學學與科技管理研究會副理事長)談到,美國學者杰里米·里夫金通過與他的團隊的實踐合作,提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5大支柱建設的技術路線圖,認為它會催生新的經濟體系,再生能源會成為未來新經濟的動力源。這些觀點引起關心當前世界經濟蕭條的人們的注意,考慮新思路是否會帶來蕭條經濟的復蘇。西班牙首相更富想象力地認為抓住第三次工業革命先機會改刷前兩次工業革命之落后,而后來居上。可見該學者在摩納哥、荷蘭和美國德州圣安東尼奧市等地的技術推廣頗有成效,其吶喊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巳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李超分析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提出進一步證明全球日益嚴重的能源、自然資源匱乏的嚴峻性和能源轉型不可避免性。從羅馬俱樂部到知識經濟、低碳經濟、第三次工業革命的發展理念,預示著以碳基化石燃料為動力的經濟模式將會走到盡頭,新的以可再生能源為動力的經濟模式會到來,這將會是革命性的一場變革,不僅是科技、工業、經濟,而且會牽涉政治和社會管理體制變革,也不僅是一個國家而是世界性合作互動的大格局,是一場革命性國際產業結構調整,新經濟發展藍圖更加清晰了,也更加深入人心。該書作者的重要貢獻是提出了能源轉型的技術路線圖。然而,如何實現能源轉型各囯仍各行各招。其實各國早已在進行能源轉換前的綢繆,一是再生能源研發、生產,二是開發清潔碳基能源,如開發清潔煤技術和核電,致力提高能效等。但據有關預測,2025年前新能源技術還不會商業化和普及化,技術創新仍是關鍵性問題。即使生物燃料、清潔煤或氫氣有一個良好的政策和資金環境,過渡到新的燃料也將是緩慢的,認為重大的技術問題歷來有一個滯后性,滯后期平均需花費25年。至于作者說的一攬子措施更有待實踐,而不完全是他的預期設計了。李超指出,我國崇尙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對此新理念、新科技是很敏感的,對能占據新一輪工業革命先機的事情是不會錯過的,全國上下已有足夠重視;更何況,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已成為世界第二的經濟體,而其工業體系是建筑在碳基燃料為動力的基礎上,若把握不住未來工業發展新動向,根基越大越是造成轉軌的困難,能源轉換帶給能源基礎設施改造的代價更大。為此,我國將發展新能源曩括在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之重要位置,我國“十二五”計劃已經把轉變發展方式和擴大內需作為戰略任務,把發展低碳經濟作為發展目標。用里夫金先生的話講:中囯已經將第三次工業革命的5大支柱產業單獨立項并著手建設,即開始建設零排放和綠色能源建筑、發展氫存儲和其它存儲技術、建設智能電網、生產插電式或電池動力交通工具等;中囯在不遠的將來很可能取代歐盟在某些特定技朮領域中的領先地位。但是他也指出,盡管中國可能很快成為可再生能源科技旳領導者,卻不會完全理解所有項目連接在一起形成一個單一互動系統給社會帶來的沖擊,認為這個新經濟體系是在扁平化、開放式共享的洲際性政治空間才得以實現發展、擴張的經濟利益最大化;同時還認為目前中國仍缺乏與對外的合作等。言下之意是中國并未完全按其倡導的自由化全球經濟理念,也恰恰說明我們堅持獨立自主的研究開發路線。我囯有攻克“兩彈一星”的經驗,迎接第三次工業革命,關鍵是觀念先進,重在行動,勇于實踐定能出豐碩成果。5里夫金的3個產業革命中國科學院廣州生物醫藥與健康研究院黨委副書記侯紅明談到,《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一經出版就引起了關于未來產業與生活模式發展趨勢的大討論,書中提出的基于通訊技術和能源技術相結合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互聯網與可再生能源相結合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也成為當今各行各業討論發展方式的主要參考系。通訊技術與能源技術是人類發展史上最為重要的兩大制約因素。通訊技術能解決信息的傳輸交互問題,能源技術能解決能量的傳輸和消耗問題,作者以此為出發點,提出了第三次工業革命,并設計了生活、生產模式和社會組織形態,具有前瞻性、革命性和可行性。面對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以及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波動,以化石能源消耗為主的發展體系越發難以為繼、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發展方式越發難以為繼、以投入大量土地和生產資料為主的工業增長方式越發難以為繼,迫切需要新的能源消費形式、新的生產組織形式、新的人類生存生活方式。工業革命的基礎是科技革命,目前普遍認為,人類社會在過去500年的發展過程中經歷了五次科技革命,包括兩次科學革命和三次技術革命(何傳啟),并相伴產生了三次重大的工業革命(蒸汽時代、電力時代和信息時代)。我國也敏銳地提出,目前全球正處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前夜,人類社會將發生“以綠色、智能、可持續發展為特征”的新一輪科技革命。為了應對即將到來的科技革命,我國也對如何應對新一輪工業革命、抓住新的戰略機遇期進行了部署,不斷加強相關領域的研發投入,部署了若干重大專項,加強和優化產學研結合的科技創新組織形態。2011年我國科技研發投入達8610億元,預期2012年我國的研發投入將邁入萬億元。科技界和產業界的緊密結合將提升我國應對新的發展機遇期的能力。但,我國雖然科技創新工作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離世界科技強國,特別是美國的差距依然巨大,為此,進一步研究世界科技與產業發展態勢,加強研發的投入、提高研發的效率、優化科技創新的組織形態、提升成果轉移轉化和科技服務的能力依然是當前我國各界面臨的重要課題。里夫金所提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雖然說在工業革命界定的標準方面略有差異,但其敏銳地將工業革命最重要的因素———通訊和能源作為劃分工業革命的標準,具有獨特的見解和深邃的戰略思考,其提出的發展模式與當今我國所處的工業化、城市化的發展模式差異巨大,值得我國政府、科技界和產業界共同思考。但是,有一個特點是共同的,即新的工業革命特征是:新的技術革命;涉及領域范圍廣;資源的可持續供給。華南理工大學思想政治學院副院長吳國林教授談到,里夫金所提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觀念新,想法大膽,有積極意義。里夫金早在20世紀80年代出版了《熵:一種新的世界觀》,通過對熱力學的熵增原理進行解讀,提出了低熵社會,此基本理念也出現在《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中。而在該新著作中,里夫金主要闡述了新經濟模式,這種新經濟模式的核心是由互聯網和可再生能源生成的。在里夫金看來,經濟和社會變革總是離不開兩大因素:一個是能源革命,另一個是通信革命。歷史上的能源革命又往往是與通信方式的變革聯系在一起的。過去支撐工業化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化石能源正在日益枯竭,如果沒有一種新的能源替代出來,城市和工業區就會解體,為此必須尋找一種新的經濟模式,通過可再生能源為新的生產和生活方式提供堅實的基礎。在里夫金看來,互聯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結合起來就會為第三次工業革命創造強大的基礎,第三次工業革命將改變世界。里夫金從互聯網與可再生能源的相互聯系角度展開了審視未來世界的新視角與新的可能性。但吳教授認為書中的一些觀點還可以討論。比如,“第三次產業革命”這一概念應當從何處算起?16世紀至17世紀,歐洲爆發了第一次科學革命,由此引發了從18世紀下半葉到19世紀上半葉英國的第一次技術革命,直接導致了第一次產業革命,從生產技術方面來說,工業革命使工廠制代替了手工工場、用機器代替了手工勞動。18世紀中葉到19世紀中后期又發生了第二次科學革命,隨之帶來了第二次技術革命,它以內燃機的發明與熱力技術創新為先導、以電力的廣泛應用為顯著特點,引發了第二次產業革命。19世紀末到20世紀中葉,又爆發了第三次科學革命,產生了以電子計算機為標志的第三次技術革命,并隨之產生了第三次產業革命。第三次產業革命一般認為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初步形成信息產業或知識產業。可見,里夫金所說的第三次產業革命是以計算機為核心的產業革命的深化與拓展。事實上,互聯網必須建立在大量相互聯結的計算機技術之上。然而,第三次技術革命又不能僅僅以計算機為核心,還必須包括能源技術。再如,里夫金的新能源模式如何進行分配呢?里夫金說,如果這些新的可再生能源仍延續石油和天然氣的傳統集中化分配模式,則無法滿足整個世界的需要。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每座大樓、每座房屋都將成為新能源的來源,因此需要一個通信網絡來分配這些能源。里夫金對互聯網持積極的態度。互聯網的本質是合作,它可以為這一可能性提供支持。顯見,由于資本主義是世界上影響最大的制度設置,由于資本主義的私人占有制度,世界能源不可能通過互聯網來分配,為此,必須改變和改造資本主義制度,才能確保一個更具可持續性的未來。就計算機技術來說,由于基于量子力學和量子信息理論的量子信息、量子算法、量子計算、量子密碼等已露端倪,量子計算可以克服原來經典計算所不能解決的復雜性問題,提供了完全不同于經典計算的新的計算方式,于是相當可能的是,基于量子計算機形成的量子互聯網將極大改變人類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量子計算技術成為第三次技術革命的深入,進而導致第三次產業革命的拓展。然而里夫金所提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并沒有對量子計算的意義進行預見。吳教授提出,在第三次產業革命中,中國要有所作為,就必須掌握和創造核心技術。因為,其一,中國是最大的社會主義國家;其二,中國是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同時經濟增長超過西方發達國家的預期,綜合國力正在追趕美國。中國包括廣東都缺乏核心技術,因而產業缺乏以核心技術為關鍵要求的競爭優勢,而發達國家所已有的基礎研究與技術優勢,又在低碳技術、網絡技術占有先機。因此,中國當下的抉擇是:第一,提升全民族的哲學素質。中國傳統文化有哲學思想,但缺乏真正的哲學推理和論證、缺乏嚴謹性和分析性,需要加強科學思維和技術思維。第二,高度重視掌握和創造核心技術,重視科學的原始創新。既要重視互聯網和新的可再生能源技術,更要重視電子信息、新材料、航空航天等高技術,推進科學和技術原始創新,從技術引進轉變為技術的優勢積累,最終促進產業創新。第三,拋棄“官本位”,充分高效配置社會資源,將優先人才留在科學技術崗位上。第四,教育從行政化轉向創新教育,從強制教育轉向創新教育。廣東省社會科學院張拴虎副研究員代表省社會科學院產業所課題組提出新工業革命背景下的廣東產業發展應對。他們認為,《第三次工業革命:新經濟模式如何改變世界》提出未來產業發展的低碳化、技術復合化、人本化三種趨勢,可以概括為:一是新能源革命是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核心,使全球技術要素和市場要素配置方式發生革命性變化,將催生出新的經濟模式和社會關系;二是以信息化融合為特征的新信息革命是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骨架,以“制造業數字化”為核心的互聯網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和新材料、新能源的相互融合,將會催生新的業態或產業;三是對人本價值的回歸是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靈魂,將帶來人類生產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變革,活著是為了游樂將成為人們生活的主流理念,由此將會帶動關注人本身的健康服務、節能環保、休閑旅游、文化創意等幸福導向型產業的發展。廣東必須順應產業發展趨勢變化,主動加快轉型升級,重點在以下三個方面進行突破:第一,以新能源產業為核心,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搶占產業及技術發展制高點。一是把大力發展新能源、可再生能源和低碳經濟擺在更加突出的戰略地位,超前進行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制定廣東發展低碳經濟的產業路線圖,鼓勵低碳技術的開發、設備制造,促進具有低碳經濟特征的新興產業群的發展;二是將知識密度高、引領帶動作用強、發展潛力大和綜合效益好的新興產業作為發展重點,大力發展高端新型電子信息、新能源汽車、半導體照明、節能環保、太陽能光伏、核電裝備、風電、生物醫藥、新材料、航空航天和海洋等新興產業,建立戰略性新興產業重點領域產業聯盟;三是以低碳技術創新、戰略性新興產業關鍵技術為重點,推動產業、技術、資本融合發展模式,加速由要素驅動全面轉向創新驅動、從“傍資本大款”全面轉向“傍科技大款”的轉變。第二,以信息革命為骨架,推動“雙輪驅動”、“四化融合”,彌補廣東現代服務業發展短板。一是要抓住新一輪全球信息技術加速變革的機遇,加快云計算、大數據、三網融合、網絡增值服務、新一代移動通信、下一代互聯網等戰略性新興信息產業的發展;二是要抓住互聯網技術和可再生能源生產相結合帶來的革命性機會,加快能源互聯網、智能電網等新興能源服務產業的發展;三是要抓住互聯網信息技術對流通領域的全面滲透所帶來的生產流通方式的巨大變革機遇,加快電子商務、物聯網等新興流通業態的發展,打造從材料、技術、傳感器件、系統、網絡到服務的完整產業鏈;四是要抓住互聯網信息技術向經濟社會各方面全面滲透的趨勢,加快推進信息化與新型工業化、新型城市化、農業現代化的深度融合。第三,以“人本價值回歸”為靈魂,發展幸福導向型產業,推動廣東產業轉型和生產生活方式的根本性轉變。一是以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可再生新能源技術、生物工程技術、物聯網智慧技術等新興技術為依托,發展節能環保、衛生健康、體育健身、食品餐飲、便捷交通等以“安康生活”為方向的幸福導向型產業;二是以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人機交互、高速圖像處理、多媒體、智能制造、虛擬現實等新興技術為依托,發展時尚娛樂、創意文化、休閑旅游、數字家庭、智能機器人、移動互聯網等以“品質生活”為方向的幸福導向型新興產業;三是利用第三次工業革命中的網絡協同、微博、無線視頻等智能化技術的應用,發展智能化公共服務、智慧化社會管理服務、網絡創業就業服務等以“尊嚴生活”為方向的幸福導向型產業。華南理工大學經濟與貿易學院周銳波副教授談到,在概念炒作盛行的時代,杰里米·里夫金提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不僅引人注目,更讓人看到希望。里夫金直截了當地勾畫了當今世界經濟發展的挑戰和瓶頸,并提出第三次工業革命的模式———互聯網與可再生能源相結合———以化解人類面臨的資源困境,為世界經濟范式轉變提供了一條迫切需要、相對清晰又切實可行的路線圖。第二次工業革命以化石能源為主導,工業排放的二氧化碳已形成熵賬單效應,正威脅世界上所有生物的生存和人類的可持續發展。金融危機和大自然的報復正向我們發出警示:人類不能再沿襲傳統的攫取和依賴不可再生資源的經濟增長方式,不能沿襲傳統集中化、強權式的生產經營活動模式,人類需要尋求更加集約、更可持續、更符合自然生態和社會倫理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里夫金正是在人類工業文明的十字路口上為我們設計了一條通往第三次工業革命的路線圖,他將21世紀兩種核心技術和應用領域———互聯網和可再生能源———有機地聯結在一起,構建起新經濟模式的五大支柱。一方面,人們將實現家庭、辦公區域以及工廠、基礎設施自助生產綠色、再生能源的夢想;另一方面,任何一個能源生產者、任何一個地方的能源生產都可以通過外部網格式的智能型分布式電力系統與他人分享。毋庸置疑,綠色、低碳、智能是里夫金描繪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的主旋律。面對金融危機和氣候災難,全球各界都期望通過“綠色經濟”來化解經濟危機和氣候危機,達到雙贏局面。然而,當下世界經濟發展模式正陷入“路徑依賴”的漩渦當中,什么力量足以推動我們盡快走向第三次工業革命呢?顯然,里夫金的闡述更加技術化和社會化,認為綠色科技(互聯網、新材料、新能源、生物技術等)和低碳社會(分散經營、扁平化權力、合作性權力等)是根本動力。周教授認為,與之前兩次工業革命都以科技進步為源動力不同的是,第三次工業革命除了科技革命之外,更重要的是制度創新。傳統經濟發展模式的核心問題,實質上是碳排放的外部性問題,包括地區間和代際間的外部性問題。解決外部性的根本,就是外部性內在化,重點在于確權和產權交易制度建設。因此,“碳權”制度設計將從根本上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推進綠色科技和低碳社會發展,成為前碳和后碳時代的分水嶺。6從體制層面來看,內部監督和產業革命,從三大支柱的研究來研究科技的問題,主要在于技術蔡齊祥主編在各位專家發言后提出了需要進一步探討的一些問題。他說,“第三次工業革命”是一個時空跨度都很大的議題。于空間而言,是一個全球性的議題;于時間而言,至少是世紀性的議題,一百年甚至更長。而我們只是討論在一個很小的空間內、很短時間段內的問題。從討論中我們得出一個共同認識:“第三次工業革命”或者說“新工業革命”在學術上值得深入探討,在實踐上值得試驗、試點。從科學學與科技管理的角度,對“第三次工業革命”提出若干值得重點考慮的問題:(1)產業革命與科技革命的關系。產業革命的發生,都與經濟、社會發生的危機密切相關。里夫金從石油資源與氣候變化兩個因素分析出發,研究了當前的經濟危機與人類生存危機,得出第二次工業革命已在走下坡路、第三次工業革命已顯曙光的結論。也有一些專家,如羅倫思·史密斯(LaurenceC·Smith)在《2050人類大遷徙》中提出了21世紀影響全球的四大因素,即人口變化、自然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