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的困境與突圍歷史的反思與接續析王蒙《活動變人形》

即使在今天，《從活動中改變娃娃》也是一部有趣而有趣的小說，是一種獨特而典范的文本。它所觸動與倚憑的是一個家庭的歷史,是個人內心深處糾結沉痛的回憶,因而才有那種神經質的緊張與迫切語調,才有那種大慟之下的極力反諷。然而它并不是一個面向內心、歸結于個人的追憶與反思的故事,它顯然有所指涉,有所象征。它的“個人”與“小家”承載著時代與歷史,它的沖突與滑稽指涉著文化的混亂與失效,它的剖析與反思意欲接續(當然是選擇性地接續)過去與現在,并將導引向未來。它以何種邏輯使沖突與混亂得以平衡、使斷裂的得以接續,它以何種敘述使誓壓亂象的意念力在外觀上消失無形,使對歷史斷裂的修補混融無痕,正是本文意圖討論的對象。1.中/西文化:反思與批判以往的研究文章已經指出,《活動變人形》是要以倪吾誠一生的失意與失措,表現中國/西方文化沖突中知識分子的困惑與痛苦。倪吾誠確實是個“典型”的知識分子(盡管“典型”得不無滑稽),并且是五四一代的知識分子。他聽過胡適授課,曾經遠赴歐洲留學;他信仰并崇拜西方文明,特別是迷戀并執著于“科學”;他激烈地“反封建”,幼時即已“慷慨陳詞”,“聲淚俱下地控訴纏足的愚昧和野蠻”,成年后亦“未易其志”,隨時隨地在一切細枝末節(也只在細枝末節上)發表其反對意見。然而他廣有所涉卻未見所成,縱有常識卻并無深論,就連他對禮儀的要求也往往近于無禮。倪吾誠似乎確乎代表著啟蒙的尷尬、五四的尷尬、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尷尬。不合時宜、不合地宜的西方文明似乎無法在當時語境中顯出“先進”,反而見其突兀。然而,這并不意味著傳統文化在小說中能夠毫無異議地就此成為精神歸屬。倪吾誠的“反對”雖然瑣碎而近乎滑稽,然而他反對的對象也往往無稽無理、可厭可憎。那些自我壓抑同時又壓抑他人的“規矩”習俗,那些卑瑣而又陰狠的猜忌與仇恨、流言與“罵誓”,那些執著病態的錢權爭斗,的確也“愚味”而又“野蠻”?？疾炷呶嵴\及倪吾誠的處境,他支持與反對的似乎同樣不值得倚靠。小說似乎要進行一種徹底的反思,把自己逼到絕境:如果中/西文化同樣混沌失效、不堪取用,要在什么基礎上“重建”“民族文化”,并使“我們的堂堂的中國”“躋身于發達國家的行列”。然而,小說從來不曾意圖要以“絕境”作為小說的止境,它是“樂觀主義”的,在摧毀與批判之后它要表達的是“樂觀”與“信念”。經由文本中先在的區隔與設置,它在“反思”之后輕而易舉地開始了“展望”,在摧枯拉朽之后反而更堅實了中國/西方、傳統/現代兩方梁柱,這可以說是一種巧妙的技巧與手段,卻也是一種先在的盲點與癥結。無論是在自述與他述中,“人”都是80年代一個至關重要的核心概念。那個感性血肉的“人”,又是其中一個特別活泛的重要內涵,為其提供必要的動力與支撐。張賢亮的小說以食欲與性欲所突顯的人的身體,曾引起如此劇烈的爭議。最終,身體描寫終究是得以躍上了地表,得以合理化、普泛化。然而身體從來不只是文學的對象,它更是一種修辭,是敘述的策略與手段?！痘顒幼內诵巍分型瑯佑兄钴S而突顯的“人”的身體。那是倪吾誠對“大蔥抹醬”與“紅薯粘粥”的喜愛與厭倦,是他在烤肉店前“唾液、胃液、腸液都在大量分泌”、“空洞洞的兩邊的胃壁正在互相摩擦”的饑餓貪饞;那是他艷羨的西方美女的“挺拔的大腿”,是他在被趙尚同訓斥時仍然一心觀望的護士那“清潔細嫩而又滋潤的皮膚”。然而,張賢亮的小說讓身體作為身體在小說中現形,《活動變人形》中的的身體更主要的是作為一種修辭,作為敘述的一種手段存在。藉由凸顯倪吾誠作為身體的存在,藉由使倪吾誠信仰的西方文化密切聯系甚至等同于身體,小說已然埋下了一種價值評判。這是這部80年代的經典作品敘述與修辭的曖昧之處,更是背后的邏輯與價值評判的含混與復雜之處。它似乎坦蕩蕩地呈現了身體,目的卻是借用身體在以往意識形態中的貶抑意義。西方對倪吾誠的吸引力似乎主要在于身體:那是形形色色的美食——牛排煙肉火腿咖啡,那是西方的女性——能使中國男子無不“如雷擊頂、目瞪口呆、目不轉睛、張開大口、流下口涎!”那甚至只是“洗澡”,洗得全身“再搓不下一點泥來”。身體(肉欲)在以往的價值體系中是卑下的沉淪的,沉溺于身體享受的西方文化的信奉者倪吾誠于是也是卑下的沉淪的。而與精神相對,身體又是浮面的表層的,這位虔誠的信仰者倪吾誠所接受與擁有的也是浮面的表層的。他向往的是西方的“服裝”與“身體”、“面容”與“化妝品”、“鞋子”和“走路的姿勢”、“社交”和“風習”;他崇尚科學、追求科學,實踐起來只是專注于監察子女“脊椎骨是否挺直,兩肩是否保持了水平,腿是不是羅圈,走路時腳是不是有內八字或外八字”,迷戀于“科學營養”與“衛生”。身體修辭由此構成成了貶抑作用。與此同時,身體修辭卻也對“封建文化”作出了可怕可憎的直觀呈現。小說中主要由一組女性負載對“封建文化”的瘋狂可厭的表現。而對她們的形象與行為的表現總是與身體、與身體中最臟污可厭的部分糾結混同。那是晨妝儀式之中周姜氏在“擠眉弄眼、咬牙切齒、渾身發抖、直如鬼神附體一般”的咒罵之中“拼命地往上下左右四面啐吐沫”,還“往地上吐出一口粘痰”,那是大年三十受了“罵誓”的倪萍在癲狂之后“滿身滿衣滿地”的“淚水和鼻涕”。這種刻意的渲染使人不適。通過“封建文化”與臟污與惡心、與身體的不潔之間建立了情感上(而非邏輯上)的聯系,形成了“封建文化”在心理上的惡感與排斥。身體的畸形與自虐也是表現“封建文化”的重要意象。姜趙氏裹著小腳,長著“雞眼與腳墊”,擁有畸形身體的她更擁有自虐式的嗜好——修腳,“老覺得修削得不干凈,不徹底,而似乎越削得疼越過癮,而終于削得腳出了血”。歇斯底里發作后的倪萍每日睡前“一次又一次再一次地疊被窩”,疊得“那樣整齊”、“見棱見角見方”,更疊得“那樣小,完全不顧自己的身高”。這種無端的自我折磨使“封建文化”直接呈現為一種畸形與病態。小說對“封建文化”采用的身體修辭是意象化的,是一組恐怖而強烈的象征。語言在小說中負載著重要的意義與作用。小說第一章,倪藻觀察翻譯貝蒂小姐,覺得“她的穿著、舉止、言談乃至于笑容都帶有一種中國式的樸素”,因為他相信,“學習某一種語言就會不自學地受到某種文化的薰陶”,他更相信,一種語言并非僅是“一種表意的、隨時可與自己的母語互換的符號”,更是“一種文化的軌跡”。事實上,這部小說本身就把語言作為文化的符號,承載著對文化的指涉與象征。小說中充斥著大量的詩詞戲曲、兒歌俚語,它們并行混雜,構成了一種語言奇觀。然而,交錯糾結的語言指涉的并不是文化的豐富,而是文化的分崩離析與混亂。小說敘述了周姜氏在“早課”中一段沒有明確指向卻充滿了怨毒與仇恨的咒罵,這段“咒罵”實際上并無多少周姜氏本人的話語,卻是詩文俚語的雜陳拼貼,其實邏輯斷裂、跳躍突兀。這些零碎言語正是一些零碎的文化符號,象征著文化的無理無據與混亂失當。值得注意的是,小說中存在著一種語言的對立,存在著語言的權力關系。小說中有意識地使用了河北鄉村的方言詞語,并且對這些詞語進行了熱切細致的注音釋義。(如:“‘打血撲拉’是一句方言,意似形容一個人臨死時的抽搐,罵人而至如此形象生動,鮮血淋漓,可見其怨毒仇恨之深。”“損(shun),使之晦氣、惡心之意)著他”)這種刻意暴露痕跡的強調更說明了小說對語言的使用別具深意。而方言詞語的使用主要出現在對姜氏母女及其言語的敘述里,或有意識地使用在有關倪吾誠的某些段落里,強調某種特殊的狀態,作為片刻的閃現出現。小說表現并借用了一種語言的對立關系,包括北京話/方言,也包括外語/漢語。如果語言指涉著文化,這種語言的對立也就指涉著文化的對立與權力關系。方言所對應的是一種野蠻荒辟的地方封建文化,也正是在姜氏母女最極端、最瘋狂、最神經質的行為與言語中,方言詞語最經常出現。倪吾誠本人是并不愿意使用方言的,只是他也說不好北京話,他使用的是自創的“南腔北調”的口音,正如他混雜尷尬的文化主體身份。倪吾誠使用方言的時候往往正是他受挫失意、偽裝失效的時刻,例如在被杜公刺砭之后,回憶起“不知道什么叫刷牙,什么叫牙刷”的童年生活,“口音又變成了孟官屯———陶村的土腔土調”,例如在他的翻譯工作不得其義的時候———“干脆給他胡亂安(讀上聲)上一個什么意思”。而外語則是最具有權力優勢的語言,倪吾誠本人最崇拜外語,然而口音不準,水平有限,趙尚同在對他的訓斥中也以“糾正他的用詞和發音”顯示了自己的優勢,令倪吾誠耿耿于懷。事實上,小說中這種語言的對立與權力關系,支持也揭示著一種先在的區隔與設置,一種邏輯與手段。小說對中國/西方、傳統/現代雙方的批判與反諷,因而也成為了一種保留了安全空間的反思,一個自留后路的“絕境”。表面上,那位西方文化的倡議者似乎迷戀于身體、止步于身體,而“封建文化”里只有野蠻與愚昧、病態與瘋狂,實質上,倪吾誠從來不是西方文化合格的(更毋庸說是典范的)傳承者,而那種畸形而污濁的“封建文化”在小說中也并非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魂與主干。倪吾誠對西方文化只見其表,只知皮毛,連語言也未掌握熟練;而“封建文化”的代表則是姜氏母女,她們是女性,是邊緣而非中心,是位居于下被壓制者,她們更出自河北鹽堿地的鄉村,一個蠻荒貧瘠因而也“理當”生產出愚昧與野蠻的地方性空間。小說中更有這樣一段象征意味濃厚的空間描寫:“家鄉的堿地是怎樣地荒涼無垠!只有痛苦的龜裂,只有紅黑色的污濁的硝水,只有白花花的疤。大風起處,飛沙走石,浮塵如霧,然后是赤裸裸的干枯和虛無?！薄胺饨ㄎ幕彼紦目臻g是偏遠的、地方性的,它并非是小說中中國“傳統文化”的主流,而那一脈“傳統文化”的主流有自己的明亮空間與優雅符碼:那是杜慎行家中“滿盆的菊花”、“頂天立地的書架,放滿了各種書,大部分是線裝”,那是史福崗在法國的家中那赭色底色、綠色文字的小匾;那是“孔子的第多少多少代玄孫孔令怡寫的”“忍為高”;那是齊白石的山溪蝌蚪圖、水墨山水畫與蘭花。小說在西方文化的真與偽、表與里上作出了區隔,在“封建糟粕”與“傳統精魄”之間作出了區隔,因而文化沖突的兩難處境、對中/西文化的共同反思與批判輕而易舉地轉換成了辨偽存真、去劣擇優的選擇。它以反思五四的姿態,輕而易舉地完成了對80年代現實的回應:并非是西方文化與傳統文化都不足以提供資源,只是未能作出恰當的選擇與措置;也并非是中/西文化必然存在著不可調和的沖突,小說中除了不應視為正面代表的倪吾誠與姜氏母女的沖突,還有“學貫中西”的杜慎行,還有“科學”與“外語”遠勝于倪吾誠、卻自許要堅守“真正的中國道德、坐懷不亂”的趙尚同,他們給予了小說極力表現的中/西文化的沖撞與困境一個樂觀而光明的解釋與前景,只要學“對”了,學“深”了,學“透”了,兩種文化便自然而然(小說并沒有提供足夠的解釋)地能夠和諧同處、相長相成。2.著手于表面的結構來改造世界,不只封閉著一個歷史主體這部小說以一種歷史反思的姿態開始,卻抵達了現實,指涉著現實。它借助一個家庭沖突、分裂、最終離散的隱痛的歷史,借助一個“知識分子”在兩種文化的擠壓與撕裂中失志、失措、為自己與他人帶來綿延無盡的混亂與痛苦的人生歷程,去敘述與反思一段對“現實”的構造至關重要的歷史。小說多處暗示與明示倪吾誠作為“五四之子”的身份:反封建,崇尚(或者應當說“迷信”)科學,批判纏足與“吃地租”的“寄生蟲行為”,反抗包辦婚姻,一心向往革命。倪吾誠幾乎實施了五四青年一代應有的所有作為。而他的實踐的滑稽與無效,正是對五四的神圣性的反諷與消解,正如他的混亂失衡正是對五四內在困境的表現與思考。然而這種批判重在“否定之否定”,在反思之后更要達成一種挪用與重構。在解構五四、顛覆五四之后,小說又再度認同于五四,構造了以歷史的承繼者自居的一段現實。小說如何以其敘述實現這一由批判到認同、由解構到重構的突兀逆轉,如何使80年代與五四這兩個歷史敘述中的“斷層”在小說敘述中對接,而對其間“斷裂”的那段年代,如何在保證敘述的合法性的同時又吻合于小說的內在認同與邏輯,并在兩個“斷層”之間實現痕跡最少的連接與過渡,這些都是值得關注的問題。在80年代的自我敘述中,在它與“五四”之間,橫亙著一個絕非同質的時期。而在小說的敘述中,沿用(或挪用)了“五四”中國/西方、“傳統”/“現代”的先在地內含了價值判斷的對立框架去審視與反思文化沖突的困境,卻要到達兩端并舉、他我并重的文化方案。這種“斷裂”與“對立”,都是小說必須面對、必須解決的難題。小說采用了父子相繼、兩性對立的意象與情節結構去處理這些矛盾。姜氏母女這組形象,雖然在小說的價值判斷中處于被貶抑的邊緣地位,卻在小說的意義體系中承擔著關鍵的結構性作用。她們是丑陋病態的“封建文化”的象征,在中國/西方、“傳統”/“現代”的權力關系與價值體系中,是她們身居被譴責、被批判的一方,在文化審判中承擔了全部罪名;在小說在“傳統文化”內部作出的區隔中,她們同樣是其中罪惡污濁的要素的主要負載者,而那些優雅明亮的文化符碼,那作為“主流”的、甚至連西方人也為之贊羨的深厚豐富的文化與注重和諧與自我克制的“中國道德”則歸屬于男性(盡管也只歸屬于男性中罕見的佼佼者)。姜氏母女這組女性形象是高度象征性與符碼化的。而倪吾誠盡管滑稽卑瑣,盡管失意無能,然而他那分裂的內心卻也是中/西文化沖突交匯的場域,他是小說中真正的歷史主體。他的兒子倪藻,雖然跟他疏遠卻也一度長久地信任他的識見,雖然對他充滿了仇恨、厭倦、憤怒與輕鄙,最終也在“現實”的劇變與文化語境的轉換中對他產生了同情的理解與認同。藉由姜氏母女這組瘋狂病態的女性形象,小說將“封建”的罪惡與污濁從歷史主體與傳統文化之中抽離并區隔開來,使后者得以被救贖,使文化沖突的壓力與“原罪感”得以輕而易舉地排放消釋。藉由子對父的審判與最終的認同,也使“現實”在反思與批判“五四”之后得以繼續借用其資源。也正是借助倪吾誠這一不見高明、甚至平庸無能的歷史主體,小說成功地連接了“五四”與80年代,平穩輕易地越過了歷史敘述中的“斷裂”與“深淵”,對這段二十世紀史作出了滑稽反諷、卻至少具有某種整體性的敘述。對于倪家這個特異(甚至瘋狂)的家庭,藉由倪吾誠的母親,一個外部進入者,一個處于邊緣、處于歷史之外的女人,小說進行了這樣的描述:“她來到倪家以后,隱隱感到了倪家特有的‘邪’,那是一種靈氣,一種熱情,一種躁動,一種痛苦。那是一種誘惑、一種折磨、一種毀滅一切也毀滅自身的毒火。”這段象征性的概括與描述,將倪家的“革命”與“瘋狂”,將倪吾誠本人對其信仰(無論是西方文化、科學、抑或“革命”)無可比擬也無法理喻的執著,歸結為一種強烈躁動的強大意念與精神能量,一種靈魂深處的“火”。這是倪吾誠穿越了斷裂的年代的一貫的失當狂熱的根源與動力,也是對二十世紀歷史與現實中那些激烈變革的信念與運動的象征性解釋。在小說的“續集”部分(“續集”也是一個有趣的設置:作者認為它是對小說整體的一個必要補充,卻又是具有附屬性質、被排除在小說主體部分之外的特殊存在),當進入到當代史的敘述,當其他人物紛紛成為“革命”的對象,倪吾誠卻依然積極地保有著他的歷史主體位置:離婚,學習“馬列理論”與“革命理論”,游泳,在肅反運動、大躍進與文革中他依然積極活動,要求自我改造、要求批判與自我批判,在文革結束后,雙眼失明的他仍要求安排助手協助他寫學術文章。然而他的行動以及對他的行動的敘述總有一種強烈的滑稽與反諷色彩,使得這段歷史敘述無法凝結為沉重壓抑的苦難回憶,反而在戲謔與調侃之中輕易滑過。在歷史斷層的跨越與對接中,身體修辭依然發揮著重要作用:在院系調整過后,“無課可授”的倪吾誠最大的興趣“一個是吃飯館,一個是游泳”;“一九六○年”的倪吾誠則在饑餓中“失魂落魄”,“他躺在床上不起,呻吟,聲言自己要餓死了”,“見到每樣能入口的東西他都瞪起大眼睛來”,一九六一年“他得到了一個機會在高價的高級飯館吃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