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無公害的生成與傳承

“施公”是上海的一位受歡迎的神。他的信仰也主要集中在上海及其周邊地區的蘇州、嘉興等地。宋元以來，施相公逐漸成為最受上海城鄉居民尊崇的民間“顯神”之一，其祠祀之廣泛，香火之旺盛，皆表明其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幾可與城隍、關帝、觀音等相埒。尤值得關注的是，滋生于上海本土草根之中，極具上海地方特色的施相公信仰，直至今日仍綿延不絕，故考察其緣起、傳承與演變，實可藉以窺見上海民俗文化的某些特點。并且，中國民間俗神所具有的共同特點，即信仰成分的多元性和演進過程的多變性，在施相公信仰上也有明顯的體現，因此，早在明清時代，施相公即身處重重迷霧之中，有關其來歷、職掌等，世人皆不甚了了。本文依據上海的地方文獻和今人的實地調查，對上海地區施相公信仰的來龍去脈作一番梳理和闡述。一蛇崇拜的歷史范圍有關上海地區施相公信仰的記載，最早見諸宋代文獻。南宋洪邁記述：錢仰之林宗，寓居于華亭之北庵浄居院，為人頗耿耿。一日，有蛇百數出室宇間，屏帳之內亦蜿蜒糾結，甚至甑釡蒸炊中亦然。錢不以為異，但命仆驅逐之。因步至僧堂，見有新置神像一軀，乃俗所事施菩薩者，其前正塑一蛇。時邑人敬奉此妖，至不敢斥其姓，迨左畔方字亦謹避焉。院僧欲乘勢立祠，誘民禱供，以牟利入。錢悟家怪所起，立取斧椎破，擲于水中。是夜，僧挈囊而遁，錢氏自此寧居。北庵日以蕭條，幾無人跡，惟錢子孫猶處之。施之為厲久矣，此歲稍息。[2,5,12,21,28,34,38,42]由于筆者未查得更早的史料，探討施相公信仰的起源只能由此開始。洪邁所說的“施菩薩”即為民間習稱的“施相公”，[3,6,13,22,29,35,39,43]而在其記載中尤值得關注的是以下一些重要信息：其一，此位俗神與蛇有密切的關聯，儼然為“蛇妖”的化身或統轄蛇類的神靈。其二，上海民間對此神的信仰由來已久，人們對其虔誠奉祀，無比敬畏。其三，當時民間已有為此神塑造神像，置于廟堂中供奉的舉動，并有人擬建立專祠以行祭祀。其四，洪邁提及此神時僅稱其為“施”姓，尚未將其與某位真名實姓的歷史人物相聯系。根據這條最為“原始”的史料，不難看出，施相公信仰當起源于上海地區的蛇崇拜。說施相公信仰源于原始的蛇崇拜是有充分理由的。遠古時代的上海地區，屬湖沼密布，遍長水生植物的低濕之地，在這樣的生態環境中，蛇是一種極為常見的動物。在與蛇相伴的漫長歲月中，蛇與人類的生活也發生了密切的聯系，出沒無常的蛇類既對人們的生命安全構成很大威脅，同時，作為鼠類的天敵，蛇對田鼠的大量捕食，也維持了生態平衡，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稻作農業的生產。正是在這種既畏懼又敬重的心理作用下，久而久之，蛇便成為上海先民崇拜的主要對象之一。早在三四千年前的“馬橋文化”時代，其印紋陶上精巧細致，極具地方特色的幾何形圖案，即被不少學者認為與時人的蛇圖騰崇拜有關，諸如云雷紋、回紋、曲折紋、葉脈紋、三角形紋、圈點紋等，皆為“蛇狀和蛇的斑紋的模擬和演變”。[1,4,11,20,27,33,37,41]馬橋文化時代的上海先民屬古越族的一支當無疑問，而古越族與蛇的密切關系，在文獻記載中也可找到不少例證。《說文解字》在解釋“蠻”字時稱：“蠻，南蠻，蛇種。”（古代泛指南方諸族為“南蠻”，故應包括古越族在內）同書在解釋“閩”字時又稱：“閩，東南越，蛇種。”《開元錄》也明確記載：“閩州，越地，即古東甌，今建州亦其地，皆蛇種。”[2,5,12,21,28,34,38,42]古人認為東南地區的各支古越族皆屬蛇的后裔，正是古越族曾盛行蛇崇拜的明證。又據《吳越春秋》記載：“（闔閭）欲東并大越，越在東南，故立蛇門以制敵國。……越在巳地，其位蛇也，故南大門上有木蛇，北向首內，示越屬于吳也。”[3,6,13,22,29,35,39,43]顯然，春秋時期，人們仍以蛇作為越人的象征和標志。《淮南子·原道訓》記南方之民“被發文身，以像鱗蟲”，《漢書·地理志》記越地之民“文身斷發，以避蛟龍之害”等，也均可視為古越族以蛇為崇拜對象的例證。且不論蛇對于古越人而言，究竟是原始圖騰崇拜的對象，還是原始動物崇拜的對象，[7,14,23,30,36,40,44]蛇崇拜在上海地區淵源久遠、長期流行，應當是沒有問題的。原始自然崇拜的對象，包括自然物、自然現象和動植物，轉化為民間信仰在后世長期傳承時，大凡會經歷一個“人神化”的過程，于是，原先的崇拜物被神化為具有人物形像的神靈，其中不少被附會于某些歷史人物，與此同時，還被賦予一系列的社會屬性和人事職掌。關于蛇類，東晉干寶的一則志怪故事說得很有意思：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晉元帝時，寓居華亭。獵于東野大藪，歘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臥岡下。陳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云：“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我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來就死。”其人即驚覺，明日，腹痛而卒。“華亭大蛇”可化身為“烏衣黑幘”之人，且有報仇雪恨、致人死地的神力，據此推測，上海地區蛇崇拜的“人神化”過程，可能始于晉代。由晉、唐入宋，最晚至南宋前期，其“人神化”當已基本完成，故在洪邁的記載中，“蛇妖”已成為施姓人物，且被塑成神像供奉于廟堂之上，原始的蛇崇拜遂演變為施相公信仰。南宋時期施相公信仰的狀況雖僅見洪邁一條記載，但從后人的追記中仍可推知其余，其中元代至元《嘉禾志》的記載頗為重要。該志在記述嘉興縣的祠廟時稱：“靈顯侯廟，在縣北五里。考證：土神施府君也，宋人，諱伯成，九歲為神，幾百余年，有禱輒應。歲旱澇，鄉貢進士聞人剛中等禱于祠下，遂獲大雨。遂請于朝，景定五年九月準敕賜今額。”在這條史料中，施相公已完全“人神化”了，所以成了“九歲為神”的宋人施伯成。時人建祠奉祀后，百余年來一直很靈驗，宋朝廷遂于景定五年（1264年）應鄉人之請，敕封其為“靈顯侯”，賜匾額于祠廟。南宋時，嘉興、華亭二縣同屬嘉興府，誠所謂“同俗并土”，故上海地區的情形實可據以知之。自景定五年上推一百多年，正是高宗在位的南宋前期，而其時的建祠奉祀之舉，恰與洪邁的記載相吻合。上海及其周邊地區自南宋開始陸續建起施相公的祀祠后，其信仰在民間更趨盛行，由元入明，上海境內紛紛建祠供奉，明朝廷也因人們的虔誠尊崇而敕封其為“護國鎮海侯”。嘉慶《松江府志》即記載：“鎮海侯廟，在城東紫霞宮西，即施相公廟。……按至元《嘉禾志》：施府君，宋人，名伯成，九歲為神。景定五年，敕封靈顯侯。明，敕封護國鎮海侯，所在立廟，甚著靈應。”[1,4,11,20,27,33,37,41]然而，人們頂禮膜拜日趨狂熱的過程，實際上也是施相公“蛇妖”本色不斷消退，“人神”光環愈益耀眼的過程。因此，自明代以來，上海民間對其來歷流傳起諸多歧說，其中較重要的有以下幾種說法。[2,5,12,21,28,34,38,42]其一，“蛇神說”。此說主要以洪邁的記載為依據，又據實地調查，民間確有人傳說施相公“是蛇變的”，[3,6,13,22,29,35,39,43]所以當代學者中也有人認為“上海地區民間普遍信仰的蛇神叫施相公”。[7,14,23,30,36,40,44]雖然這一說法最為“原始”，也最接近歷史真實，但實際上在后世民間并不流行。其二，“華亭書生施鍔說”。清代顧祿在考證吳地流行的“盤龍饅頭”時稱：《華亭縣志》載：施相公諱鍔，宋時諸生，山間拾一小卵，后得一蛇，漸長，遷入筩。一日，施赴省試，蛇私出乘涼，眾見金甲神在施寓，驚呼有怪，持鋒刃來攻，無以敵。聞于大僚，命總兵殛之，亦不敵。施出闈知之，曰：“此吾蛇也，毋患。”叱之，奄然縮小，俯而入筩。大僚驚曰：“如是，則何不可為？”奏聞，施立斬。蛇怒為施索命，傷人數十，莫能治。不得已，請封施為護國鎮海侯。侯嗜饅首，造巨饅祀之。蛇蜿蜒其上以死。至今祀者，盤蛇象于饅首，稱侯曰“相公”云云。吾鄉謝神筵中，必祀施相公。饅首特為施而設，蜿蜒于上者，乃蛇也，而皆作龍形，亦日久沿訛耳。這條記載常為后人轉引，故此說在后世流傳得比較廣泛。顧祿為嘉、道間人，其所引《華亭縣志》究竟為何本，不得而知，筆者查閱乾隆五十六年馮鼎高、王顯曾等人纂修的《華亭縣志》，實無此條記載。且不論其出處，惟據顧祿的生平可以推知，此說的出現不會晚于清代前期，而文中封護國鎮海侯這一情節又說明其不可能早于明代。細察此說，雖“人神”的色彩更濃一些，但施姓書生與蛇的密切關系及其統轄蛇類的法力，實為“蛇神說”提供了重要的佐證。其三，“抗倭英雄施珽說”。施珽是明代崇明縣人，據嘉慶《太倉州志》記載：施珽，西沙人，性慷慨好義，有膽略。嘉靖三十二年，珽年已老，官稱為耆民。時倭入寇，珽偕勇敢士與戰，無不勝者，因號耆民兵。四月，倭據南沙，大掠。珽率其眾與戰。賊帥蕭顯素患珽，聞其至，設伏以待。戰，佯北，珽追數里，伏兵起，且戰且走。賊先斷橋，不得渡，前后夾擊，珽與其眾千人盡死去。是珽援太倉，戰于城南，大捷。太倉人思珽，請于總督，即其地建祠祀之。祠在普救寺東。據說，施珽后被封為護國鎮海侯，民間相傳其就是施相公的俗身。可能這一說法自明末清初以來盛傳于崇明、太倉一帶，故在后世有不小影響，當代學人也有以之備一說的。施珽被封為護國鎮海侯，實為民間訛傳，官方文獻中并無其事；更重要的是，不僅宋、元時已有“施菩薩”、“施府君”的記述，而且明正德《松江府志》在敘述當地俗神祀祠時更明確記載：“施相公廟在茅祈匯。”由此可見，將嘉靖年間戰死的施珽作為施相公信仰的起源，顯屬毫無根據的后人附會之說。其四，“名醫為神說”。根據當代學人的實地調查，這一說法在后世民間流傳得最為普遍而廣泛。如青浦一帶盛傳，施相公是500年前皇帝身邊的一個御醫，姓施，名明德，有很高的醫術，因治愈皇后的痼疾而頗受優渥，皇帝忌之，一怒之下將他殺害。死后轉化為神，當地人尊稱其為“太太”（青浦一帶對祖輩老人的稱呼），為之建祠奉祀，篤信其會顯靈治病，救苦救難。[1,4,11,20,27,33,37,41]然而，從歷史上考察，施相公兼掌醫療的說法始見于晚明文獻（其事將于下文詳述），故“名醫為神說”實為晚起的民間傳聞，不足憑信。此外，還有施相公原為宋將軍施全，或施諤的說法，如嘉慶《松江府志》記載：“施相公廟，相傳神為宋將軍施全，又云施諤。”[2,5,12,21,28,34,38,42]其實，究竟是施伯成，還是施全、施鍔、施諤，并不重要。民間俗神信仰多符合“層累式”的構建規律，將施相公附會于某位真名實姓的歷史人物，無非說明其是較洪邁更晚的說法，是“人神化”進一步發展的結果。重要的是，上述施姓人物皆被追溯到宋代，恰好證明蛇崇拜的“人神化”至晚在宋代已基本完成。清代，雖然人們對施相公的來歷已說不清楚，但崇奉的熱情卻有增無減。清人汪巽東的詩作《施相公廟》即反映了這種情形：“為諤為全總未真，楊梅乍對已成神；相公豈是貪杯杓，貫作堂前伴食人。”其自注稱：“郡共十四所神廟，伯成九歲為神，宋景定中始封。或云神為施將軍全，又云施諤。俗有響薦神必與焉，號陪堂施相公。”[3,6,13,22,29,35,39,43]晚清葛元煦記載上海市區的情況時也稱：“（施）廟在城中虹橋上，神之來歷無可考證。廟基不過四五椽，求方許愿者麕至麻集，青樓中尤為敬信。”[7,14,23,30,36,40,44]至于汪巽東所說“郡共十四所神廟”，這一數字并不準確。據現存縣志和鄉鎮志的記載看，明清以來，上海境內各縣及其屬下各鄉鎮，多建有施相公廟或在其他祠廟中供奉施相公像，民國《重輯張堰志》的編者稱：“迎神賽會如城隍（保障一方）、莽將（俗稱猛將，能驅蝗）、照天侯（掌酆都府，出入生死）、施相公（醫瘡患）、牛郎（治牛）等神，村落中都立廟祀之。”實際上代表了上海地區的一般情況。據統計，截至1949年，僅上海縣、新涇區、龍華區內，即有施相公祀祠21所。又據實地調查，奉賢區境內約有施相公祀祠10余所，其中每年舉行廟會的即有10所。據此推測，舊時上海境內的施相公祀祠當不下一二百所。時至2000年，青浦區某村還新建了一所施相公廟。施相公信仰藉此可見一斑。二施越界：民間信仰之轉化作為民間俗神的施相公，其職掌在歷史上也經歷了不小變化，后人對其來歷的莫衷一是，即在一定程度上與其職掌的演變有關。洪邁的記載雖未明確提及施相公的職掌，但據文義可知，其具有統率、轄制眾蛇的神力，既可縱蛇出動，加害于人，又能抑制蛇類出沒，使人免遭蛇害。“施之為厲久矣”、“時邑人敬奉此妖，至不敢斥其姓”等語，皆表明人們崇祀施相公意在獲其庇佑，以避免蛇類的危害。華亭書生施鍔的傳聞實際上也證明了施相公轄蛇的職掌，隱約地顯露出其“蛇妖”的本色。由此可見，最初的時候，施相公的“神性”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著自然崇拜中的動物屬性，因而其職掌也較多地與蛇類本身的活動相關聯。自然崇拜對象的“人神化”必然使其被賦予越來越多的社會職能，南宋以降，施相公逐漸與人間事務發生了密切的聯系。從至元《嘉禾志》“幾百余年，有禱輒應。歲旱澇，鄉貢進士聞人剛中等禱于祠下，遂獲大雨”的記載可知，約在南宋后期，施相公已具有掌管雨水、潮水之類的職能，從而對農業收成的豐歉產生了直接的影響。此后，主水旱豐歉一直是施相公的主要職掌之一，明朝廷封其為“護國鎮海侯”，顯然與其“掌水”的職能有關。清代康熙年間的文獻記載松江府的風俗，每年正月七、八、九“數日內，各鄉鎮社祠中禱卜，以占一歲之豐歉水旱，頗驗，而佘山施相公祠為盛”。[1,4,11,20,27,33,37,41]可見，至明末清初時，上海地區的鄉民于正月上旬群集佘山施相公祠占卜旱澇，祈禱豐收，已成為慣例。應該說，施相公職掌的上述延伸是有民間信仰之心理基礎的。在古人的觀念中，龍、蛇之類往往與水相關聯，文獻中不乏此類記載。明代華亭士人李紹文所記載的一些傳聞，即為典型的事例：“嘉靖十二年六月中旬，重固地方，白日起蛟，禾苗蕩盡。又嘉靖四十年五月十四日，佘山前一起九蛟，水涌丈余，平地成河。又萬歷二十五年五月廿八日，鐘賈山蛟起，崩西南一角。又萬歷三十六年五月十七日，鳳凰山蛟起，張東海墓前，倏忽成潭。”[2,5,12,21,28,34,38,42]蛟或蛟龍屬想像中的動物，世間并不存在，故此處所說的“蛟”，當指大蛇。顯然，上海民間篤信蛇有興水作浪的魔力，因此，“掌蛇”的施相公進而又能“掌水”，實屬順理成章。然而，頗為奇怪的是，約自晚明以來，施相公的職掌中又增添了“醫治病患”這一項，于是，民間的虔誠崇祀也就有了求醫的目的，如崇禎《松江府志》記載：“施相公鎮海侯祠在佘山，近年禱水旱、疾病者甚驗，香火甲于一郡。”[3,6,13,22,29,35,39,43]蛇神如何與治病產生了聯系？施相公職能的這一轉換性擴展，確實很令人費解。有關這一問題，雖因文獻無徵致使后人難以得知其究竟，但筆者仍想作出一些臆測。中國古代民間醫藥中包含不少交感巫術的成分，基于模擬巫術的觀念，蛇皮的光滑致密，應當具有制服人體皮膚瘡瘍的效應，因此，民間以蛇治瘡的“驗方”是很多的。明代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即記錄了諸多蛇類的藥用方法。如書中論及治療疔瘡、惡瘡、楊梅瘡、風癘、疥癬、熱瘡、瘑瘡、手瘡、足瘡、胻瘡等皮膚疾患時，便大量使用蛇類入藥。治療“惡瘡”，可用“蛇蛻、自死蛇、蝮蛇皮，并燒敷；蚺蛇、鱗蛇、白花蛇、烏蛇，并釀酒作丸治惡瘡”。治療“楊梅瘡”（今稱梅毒），可用“白花蛇，同穿山甲諸藥丸服，亦入熏照藥”。[7,14,23,30,36,40,44]民間賦予施相公精于醫術，尤擅治瘡的法力，是否與此有些關聯？還值得一提的是，負海枕江的上海，河流交錯，氣候溫濕，瘟疫容易流行。明清時期，缺醫少藥的情況依然存在，農村地區尤甚，而且限于當時的醫學水平，即便有醫生，也往往對一些疑難雜癥和兇險的傳染病束手無策。于是，人們只得祈求神靈保佑，禮請巫師驅鬼，企圖以自己的虔敬來祛病延年。清代雍、乾年間華亭士人陳金浩的一首竹枝詞，對當時的狀況作了真切的描述：“方書藥性記參苓，今日醫無秦景明；云慘雨昏秋祭鬼，村村巫鼓不停聲。”作者還在自注中明確指出：“近時名醫絕少，鄉農信巫喜禱。”出于現實生活的需要，民間往往在其最為尊崇的神靈身上不斷地附加以包括驅邪辟瘟、治病除災在內的諸多職能，后世的關帝、觀音，成為能拯救人間一切疾苦的尊神，其實正是上述民俗心理長期作用的結果。或許正是這種心理需要，使“蛇神”出身的施相公逐漸與“治病”建立了聯系。盡管我們現在已不可能確切地知曉施相公職掌演變的具體原因和詳細經過，但自清初以來，其醫治病患的職能日益凸現則是事實，以致在晚清和民國時期的文獻記載中，往往只提及其“掌醫”的一面。前引民國《重輯張堰志》在述及“施相公”時，即明確指出其職掌為“醫瘡患”。民國《青浦縣續志》也記載：“四月初八日，白鶴江施相公廟香火頗盛，相傳神為瘍醫，遠近鄉民攜瓶挹水洗眼，云可治目疾。”尤其在上海市區，非農業的居民最關心的顯然不會是風調雨順之類，所以施相公主水旱豐歉的職能更被人們逐漸淡忘。胡道靜于1934年據實地調查撰寫的《龍華群祀志》便是典型的一例。其《臥龍庵——施相公廟》中寫道：（廟）在百步橋的北堍，創建的年代也不清楚。嘉慶志載施相公殿的別殿計有四只（城隍廟西、虹橋、學士橋南、積善寺西），卻沒有說到龍華的。其中供的是施相公。……據廟祝說：“小孩子初次要過百步橋的，都得來拜施相公，就可以免了驚嚇。”這是因為龍華港在今日已不是水路要道，所以施相公也不得不屈就管橋的職務了吧？施相公的塑像，面是紅的，一只手是金的，一只手是紅的。那只金手據說能夠醫毛病；殿的東偏有一條椅子，供著小小的馬夫與其馬，是預備給施相公騎了去出診的。[1,4,11,20,27,33,37,41]文中的施相公儼然為一“醫神”，所突出的僅是其“掌醫”的職能，不論是述說者還是記錄者，皆未言及其原先的“掌水”之職。施相公“掌醫”的說法在文藝作品中也常有反映，如晚清時批評吳地迷信風俗的小說《掃迷帚》即寫道“人于神祇，不可不尊。你不信，但想那施相公能為人治瘡毒，那觀音、灶君等更各有仙方仙丹，以療人疾病。”[2,5,12,21,28,34,38,42]由此推測，后世盛傳的施相公來歷之“名醫為神說”，很可能就是在施相公“掌醫”說的基礎上出現的。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正因為民間相傳施相公具有“治病”尤其是“醫瘡”的法力，所以舊時上海灘上容易感染梅毒之類性病的娼妓便將其視為自己的救星，奉之為娼妓業的行業保護神，葛元煦《滬游雜記》稱：“青樓中尤為敬信。”即反映了當時的情形。晚清寓居上海的王韜也記載：“滬多淫祀，如三茅真君祠及虹橋施廟，勾欄中敬奉倍至。凡妓患惡瘍，輒往施廟，斬牲設醴，侑以鼓樂而償之，云其靈如響。此外尚不下數十處。每歲楮帛費不貲，傷民財，耗物力，莫此為甚。”[3,6,13,22,29,35,39,43]清末民初，此風仍非常流行，《上海軼事大觀》記載：“妓女知識卑陋，以故迷信鬼神尤甚，昔年滬上各妓在城內時，逢朔望俱至新北門內五圣堂及虹橋之施相公廟進香。”[7,14,23,30,36,40,44]中國民間信仰的基本特點是自發性、多元性、實用性和功利性，當人們出于此岸的、世俗的強烈功利目的去崇拜某些神靈時，他們的行為實際上是與特定時、空條件下現實生活中的某些需要和追求聯系在一起的。因此，施相公的“神性”及其職能由“蛇神”向“水神”、“醫神”乃至妓業之神的轉化，實際上也折射出上海地區社會文化的演變。三施公“香期”的時間施相公為上海民間信仰中的“顯神”，因而人們對施相公的崇祀方式也堪稱形形色色、五花八門。但總括起來看，大致不外乎以下幾種類型。其一，在日常生活中，信奉者因個人或家庭遭遇某些災難疾患，出于某種現實需要，從而個別地、散在地前往祠廟祭獻祈禱。施相公信仰初起之時，以分散的、個體的、不定時的形式到祠廟中進香跪拜，捐獻錢物，當屬一種最為常見而普遍的崇祀方式。如洪邁所記“院僧欲乘勢立祠，誘民禱供，以牟利入”即反映了南宋時的情況。建祠者企圖利用人們對蛇害的恐懼心理，誘人崇奉進獻，以達到牟利的目的。但蛇類危害人命的事例往往是偶然而個別地發生的，人們只有在切身感受到蛇類的威脅時，例如家中經常有蛇出沒，才會有求神保佑的強烈愿望，所以在一般情況下，為避蛇害而祈禱總是分散進行的。降及后世，雖施相公的職掌有所變化，但個體的、不定時的崇祀方式仍然很流行，人們每每于患病之際前去祭獻求助。如前引王韜所記，晚清時的上海妓女在染上梅毒后，“輒往施廟，斬牲設醴，侑以鼓樂而償之”。其二，在某些固定的日期，群集性地前往祠廟祭祀禱告。民間的俗神信仰往往在其傳承、發展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一些固定的祭祀崇奉之日，上海民間俗稱為“香期”。各路神靈的“香期”，或為其生日，或為其成道日，或為某些特殊的歲時節令。施相公也不例外，明清以來，人們崇祀施相公也形成諸多“香期”。如前引《古今圖書集成》的記載，明末清初，松江府鄉民于每年正月七、八、九數日群往佘山施相公祠占卜旱澇，祈禱豐收，已成為慣例。不過，因民間信仰固有的自發性、區域性特點，上海境內各地的施相公“香期”并不一致。如上海市區，以每月初一和十五為其崇奉日，故“昔年滬上各妓在城內時，逢朔望俱至新北門內五圣堂及虹橋之施相公廟進香。”川沙地區，以八月十五日為其崇奉日，故當地居民“中秋，以斗香酬愿，邑廟及東岳廟、觀音堂、施相公廟尤盛。庭列兩行，焚至竟夕，游人雜遝，同于元宵”。[1,4,11,20,27,33,37,41]金山楓涇一帶，則以八月初一為施相公生日，屆時信奉者云集祠廟，異常熱鬧，“八月朔，施王神誕，往海慧寺施王堂進香，鎮北各村婦女至者尤眾。”[2,5,12,21,28,34,38,42]在固定日期舉行的崇奉活動，人們往往不約而同地前往祠廟進香，形成川流不息、絡繹不絕的人流，與個體的、分散的崇祀方式相較，其場面自然大得多。如青浦地區以農歷初八、十八、二十八為施相公“香期”，近年來信奉者甚眾，屆時常有數千乃至上萬人前往祠廟燒香。有學者通過實地調查，記錄了2000年1月14日（農歷十二月初八）的進香情況：“當車剛拐進小路時，便能隱約看見遠處密密麻麻的人群，路上還有三五成群的婦女結伴往廟里走去。汽車在廟門口停下。我們剛下車，便有好幾個賣香燭的攤販向我們兜售香、燭、錫箔等物，到廟里來的人，這些東西是必須要買的。廟里廟外擠滿了人，絕大多數是農村的中老年婦女，由于天冷，她們頭上都包著綠色或藍色的圍巾，眼前宛如出現一片藍綠色的海洋。我們無法統計確切的人數，現場估計不會少于2000人，而且人是流動的，從早上四五點鐘就有人來，人群不斷的走，又不斷的來，一直持續到中午，今天的香客估計在5000～6000人以上。”調查者還記錄了進香者誦經祈禱的內容：她們首先念的是一首“全家香”：“今朝要燒全家香，希望全家老小愛燒香，一柱（支）燒香身體好，……南無阿彌陀佛。”第二遍是“……二柱燒香來和氣，……”。然后是“……三柱燒香親眷朋友來鬧猛，……”，“……四柱燒香子子孫孫全漂亮……”，“……五柱燒香全家老小福氣大，……”，一直念到十柱香。……她們念了一段又一段，內容多是保佑健康、平安，或表達敬神的喜悅心情的。[3,6,13,22,29,35,39,43]不難看出，在固定日期常規性舉行的崇祀活動，祈求神靈保佑其實現的主要是日常生活中的一般性的心愿，故與不定時的、因遭遇某種突發性災難或疾病而求神禳解的祈禱訴告有所不同。其三，以聚眾集會方式舉行的祀神賽會。中國民間的祀神賽會也俗稱“廟會”、“社會”、“社火”、“社伙”等，因其規模浩大，參與人數眾多，而且在整個活動程序中，既包含繁復的信仰內容，又摻雜豐富多彩的文藝表演，所以場面極其熱鬧，實屬俗神崇祀的最高形式。明清以來，尤其是晚清民初，上海民間崇奉施相公常采用賽會的形式，民國《重輯張堰志》稱：“迎神賽會如……施相公……等神，村落中都立廟祀之。”即指此而言。與其他祀神賽會一樣，施相公賽會也有多種類型。從興會時間看，在固定日期舉行的，稱為“例會”；因遭遇水旱、瘟疫之災而臨時舉行的，稱為“難會”。就興會過程而言，以祠廟為中心，定點舉行的，稱為“座會”；舁神像出巡，形成盛大游行隊伍的，稱為“出會”或“巡會”。有學者對奉賢地區一年中定期舉行的祀神賽會作了調查，其中施相公賽會的情況如下表所列：上海城鄉的崇祀活動之普及，當可從中窺見一斑。臨時性的“難會”在民間也很流行。掌水旱豐歉為施相公的主要職能之一，而天旱又是眾人的共同災難，故以施相公為崇祀對象的“求雨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