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近代中國的中外匯率業務

目前，倫敦元豐通訊社是該集團的完全業務部門，也是香港最大的地方注冊銀行和三個主要貨幣銀行之一。1865年，他在香港和上海成立。在19世紀60年代時,除了政府銀行業務之外,匯豐銀行的重要業務則是為中國貿易融資以及國際匯兌,由此奠定了其在近代中國外資銀行的領先地位。這與當時中外貿易的發展、國際結算制度的變化以及世界銀價下跌的復雜經營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1“中英貿易”的演變由于近代中國是一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體系,1842年鴉片戰爭以后,英國殖民者所期待的中英貿易的迅猛發展局面并沒有馬上出現。1864年之后,中國與歐洲的貿易才比以前有所發展,特別是1869年蘇伊士運河的開通、1870和1871年香港、日本、上海和倫敦間電報交通的成立、輪船的廣泛使用、以及美國東西鐵路的貫通之后,中國的對外貿易在19世紀的最后30年才得到迅速發展,使中國經濟自覺或不自覺地融入了世界經濟的活動之中,香港和上海很快就成為當時遠東的貿易和金融中心。中外進出口價值總額,1868年為140346571海關兩,1872年為161786318海關兩,1881年為165336609海關兩,1890年為215902770海關兩,1899年為469540897海關兩,1911年時為859914293海關兩,至1928年時為2201356716海關兩。(P98)這期間除了少數幾個年份價值有所減少之外,基本上處于不斷發展的過程。而這一時期中國的對外貿易,大半是對英貿易,且多以香港和倫敦為集散市場,對英貿易,有直接通過倫敦的,也有間接經由香港、新加坡和印度進行的。中英之間的進出口價值總額,1868年為59963068海關兩,1872年64942506海關兩,1881年為46468881海關兩,1890年為37703273海關兩,1899年為54123662海關兩,1911年為107291677海關兩,1928年為174820321海關兩。這是一個由上升到下降,再由下降到上升的變化發展過程。最低點是1884年,為36410639海關兩,最高點為1922年,達到183800424海關兩。(P106)從1902年到1914年,中國的對外貿易每年增長6%左右。雖然,英國的份額有所減少,但是,中國與其他國家的貿易卻在繼續增長。根據貿易統計,中國對英直接貿易,從19世紀60年代有紀錄時起至1874年,占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40%,1877年占30%,至1889年占20%,至19世紀末期,占12%,但是如果加上通過香港的貿易,在19世紀70年代,中國從香港、印度和英國本部三處的進口貿易,占總額不下90%,出口貿易占70%。中英貿易在中國的貿易總和與歐洲各國貿易的總和一樣多。在1887年至1902年間,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40%,是經由香港進行的。(P65~66)英國在中國對外貿易中所占的地位,是與這一歷史時期英國在華的政治和經濟勢力成比例的。1924年,英國在中國的貿易噸位是5500多萬,而當時中國總的對外貿易的噸位數也只不過1億,因此,中國出口到英國的價值是中國所有出口價值總數的1/3,中國從英國進口的價值占進口總數的40%。中國對外貿易總額價值為18.1億兩,其中6.78億兩是英國的。(171)南京國民黨政府時期,中外貿易處于下降時期。1929年中國海關自主以后,對進口貨物征收關稅較重。在中國的4個貿易伙伴英國、美國、日本和德國中,貿易額為總貿易的68%,其中英國部分(連同香港、印度和海峽殖民地)占24%,美國占23%,日本占13%,德國為7%,英國對華貿易就不再是處于第一位的國家。(P73~77)隨著貿易的發展,有形貿易如商品的進出口,就成為世界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引發了國際間債權債務關系和資金流動的主要經濟行為。非貿易的國際結算,如國際航運、國際資本流動、國際間金融資產的買賣、外幣兌換業務、僑匯業務,以及金融機構為貿易各方所提供的服務等,也同時得到發展。因此,中外貿易的發展,特別是中英貿易的發展是匯豐銀行作為國際匯兌銀行,開展業務活動的重要經濟基礎。2第二,學校的國際結算業務由于中外貿易的發展,為中外貿易進行結算、匯兌和融資的機構就應運而生,這其中經歷了從洋行、到殖民地特許銀行和新式銀行的演變過程。在鴉片戰爭以前,英國的東印度公司壟斷了這一業務領域。1833年東印度公司的特權地位被廢止以后,這些業務即由往來于中國廣州的大洋行所辦理。這些洋行既是大商業機構,但實際上也發揮了銀行的功能,最富有的洋行是英國的怡和洋行和美國的旗昌洋行。19世紀50年代以后的英國產業資本,以及英帝國對中國的貿易,雖然數量在不斷增加,但貿易水平仍然停留在“或是棉布、或是鴉片”的水準上,而到19世紀50年代末期,一方面英國在中國實現了鴉片貿易的合法化和內地關稅的撤除;另一方面廢止了東印度公司對中國貿易的壟斷權,實現了擴大市場的目的,并與殖民地的統治結合起來。在這種情況下,承擔取代東印度公司地位和進一步開拓中國市場職責的、肩負著新的歷史使命的殖民地銀行登上了歷史舞臺。與此同時,香港當地的對外貿易,及其與內地沿海通商口岸和日本的貿易,在19世紀60年代以后有相當大的發展,這就為近代銀行的建立提供了業務基礎。19世紀40~50年代,英國資本已經在印度和英國本土設立了一些近代合股銀行,在中國的通商口岸也開設了分行,但他們的總部都是在印度或者是英國,沒有把營業中心放在中國沿海地區,這種狀況與不斷擴大的中英貿易來說是遠遠不夠的。為了彌補這一缺陷,匯豐銀行的發起人考慮在香港設立一個本地銀行,而在中國內地的重要貿易地點開設分行,介入了為中外貿易進行國際結算的業務領域。在這一種國際結算業務中,商業銀行可以自己的銀行信用為一系列的貿易結算和融資,提供第三方的金融服務,這是一項國際性的中間業務。銀行信用的介入使以貿易結算為基礎的國際結算,與貿易融資和國際匯兌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以銀行為中心的國際結算體系,這是中國對外貿易中,一種新的可供選擇的國際結算方式。開業以后的匯豐銀行,一方面以英國對中國的棉和棉制品的進口貿易融資為其經常性業務,但同時因為很難加入中外茶葉和生絲貿易的財富角逐,匯豐銀行遂主要為外國對中國的鴉片進口貿易融資。在19世紀80年代,鴉片、棉和棉制品的進口,占中國從外國進口價值總數的82%。鴉片貿易在中國的通商口岸是非常的“繁榮”,為鴉片貿易進行融資,使匯豐銀行在英國與印度和東亞之間的貿易往來中,發揮了金融中介的作用。19世紀70年代以后,匯豐銀行利用信用票據,為中國對外貿易提供資金周轉服務。僅1922~1923年,匯豐銀行為中英貿易融資一項就獲利1300萬美元,1930年時獲利達2100萬美元。此外,國際匯兌業務也是匯豐銀行的主要業務,它不僅包辦了大部分的對外貿易融資業務,而且還經營由此而衍生的中外匯兌業務,壟斷了華洋貿易,甚至操縱外匯行市。支持中外貿易(主要是中英貿易)的信用,就成為匯豐銀行的一個主要政策,因而使它成為英國在遠東地區處于領導地位的國際性金融機構,在中國的國際貿易融資和匯兌業務中,所獲得的戰利品不僅是短期的傭金和證券承銷費用的利潤,而且還有當地經濟發展所需材料購買的融資,以及由此而來的貿易發展利益。3其他國家的貿易結算國際結算制度又稱為國際結算體系,是各國之間債權債務關系的基本方法和總的原則,貿易結算是國際結算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實行何種國際結算制度,取決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以及國際政治狀況。19世紀70年代,是資本主義自由貿易的大發展時期,適應于這一經濟發展狀況的是,各國都先后確立了金本位制度,推行了自由的多邊國際結算制度。這種制度以外匯自由買賣為前提,以貨幣穩定為條件,資本和黃金可以自由輸入和輸出。近代中國的貿易狀況,決定了中國是一種以英國(包括印度)、美國和中國間為中心的三國貿易結算體制,這種結算機制決定了中國的國際匯兌,以及其他國際金融業務的范圍。鴉片戰爭以后,結算業務從最初的現銀結算,向匯兌結算演變,從買賣雙方直接結算,發展到通過商業銀行利用各種票據進行結算。在這樣的發展過程中,匯豐銀行善于運用這一結算機制,挖掘了在中外貿易中發展國際匯兌業務的潛力。在這樣的貿易結算機制中,一方面是中、印、英、美之間的貿易結算關系,另一方面是中、美、英之間的結算關系。中印之間主要以鴉片和白銀進行交換的關系,1833年,東印度公司的壟斷權被廢止之前,由它向印度或廣東的當地英國地方貿易商人貸出資金,當這些商人在向倫敦匯款之際,在返還前面所借資金時購買東印度公司的匯票,然后再到倫敦金融市場兌現。因此,以東印度公司為媒介形成的中國—印度—英國三角貿易關系及其結算體系,就體現了中國國際貿易和結算關系中的一個方面,同時,另一方面則是中國茶葉向美國和英國的出口。(P117)由于英國和美國進口中國茶葉的緣故,因此,茶葉的貿易結算都集中到了倫敦進行。通過以倫敦為中心的國際結算機構,各國的負債都集中到了英國。美國、澳大利亞進口茶葉的債務由英國來承擔償付,美國和澳大利亞通過付出棉花和黃金,而得以對自己進口的茶葉進行結算;而英國則因成為掌握中國貿易結算機構權利的緣故,通過中國對外出口貿易的結算,不僅確保了本國棉紡織工業的原料,而且為著更加容易販賣棉制品和擴大信用的緣故集中了金銀。由于英國、美國每年都要向中國因茶葉貿易而支付的巨額貿易結算差額,這筆差額被中國作為支付與印度間貿易差額的大宗而使用,因此,英美等國為支付與中國間貿易差額而向中國匯入資金時,其最有利的方式有三種:賣掉匯送到英國的匯兌票據,購買為匯款需要而匯送到印度的票據;購買倫敦東印度公司向孟加拉和孟買管區匯出的匯兌票據,這些票據在中國很容易被賣掉;中外商人為購入在中國販賣的鴉片,從英國直接向印度運送現銀。但是無論哪一種方式,幾乎所有的外國貿易結算都要通過英國進行,印度是中國的巨額債權者,金和銀全都是根據債權者的要求運出,而具體怎樣運出得由其根據時價選擇。這種運出必然有直接面向印度,也有面向印度而被其劃撥到第三國的情況。英國是作為和中國有通商關系的國家中,是唯一一個可把中國負債直接劃撥到印度去的國家。在倫敦金融市場上,與各國的貿易都并非只是個別的結算關系就可以完結,英國與美國間,美國與之中國間,中國與印度間,印度與英國間,英國與中國間,這些不同的貿易關系相互之間聯結起來,就形成了連環的貿易結算網絡,而這結算網絡的關鍵就是位于英國的金融市場。特別是與中國貿易關聯的業務,如美國與中國間的貿易結算,英國和美國間的結算,都通過倫敦的金融機構進行轉賬。也就是說,由中國向美國出口的茶等商品的支付,是由美國商人向英國輸出農產品等進行轉賬支付,美國不需要向中國運輸貨幣進行結算。在這種多邊貿易結算機制中,國際匯兌銀行就可以發揮重要的金融媒介作用。匯豐銀行正是這樣的金融機構,它不需要去掌握具體的貿易活動,只需要控制倫敦金融市場為中心所形成的國際金融網,就可以掌握大部分的中外貿易結算和國際匯兌的動向。匯豐銀行是銀行資本的代表,它適應了這樣的發展趨勢,找到了可以發揮金融中介和領導作用的機遇。無論是在進行兩國間還是多國間的貿易,英國都能把世界各國間的貿易結算集中到了倫敦,構筑了作為世界工廠和世界銀行的不可動搖的地位,只要掌握了倫敦金融市場,就可以操縱和壟斷國際金融市場了,而操縱者并非英國本土銀行,而是在香港殖民地建立的匯豐銀行。4是銀價不斷波動,對中國產生了影響19世紀60年代以后,不斷變化的國際貿易和國際金融形勢,以及中國國內的政治和經濟局勢的變動,使匯豐銀行處于一個復雜多變的經營環境之中。作為一個金融機構,許多因素都是不可控的,其中,世界金銀比價的持續變動,是匯豐銀行經營國際業務過程中無法回避的問題。世界金銀比價,從19世紀70年代起,特別是1873年以后,由于普魯士廢除了銀貨幣并大量出售白銀(數年間超過了6000萬英鎊)、倫敦大量出售印度的有價證券、在印度的英國人向本國匯款的增加、加利福尼亞銀礦的擴大、歐美對亞洲貿易的不振、法國吸收黃金和拋出白銀,以及德國和荷蘭停止吸收白銀,使國際市場上金價不斷上升,出現了世界范圍的長時期銀價下跌和波動的局面。70年代以前,倫敦金融市場中銀塊的價格,長期維持在每盎司60便士左右的水平。70年代以后末期,已經跌到每盎司52便士左右。80年代以后下跌趨勢加快,到90年代,美國政府停止收購白銀,加上印度自由鑄幣的停止和日本采用金本位制等等原因,使各國向亞洲的白銀輸送進一步減少,銀價再一次急劇下跌,已經下降到28~29便士的水平。與此相適應,銀兩和銀元對英鎊的匯價,也呈現出下降的趨勢。70年代初期,香港外匯市場中中英匯價,維持在每銀元4先令6便士的水平上,90年代以后的最低水平,只有2先令乃至2先令以下。金銀比價的年平均變動比率在1886年突破1:20之后,一直呈下降趨勢,1894年突破了1∶30。而中國海關兩與英鎊的匯率(平均數)也從1871年的1海關兩比6先令6便士,下降到1897年的1海關兩比2先令11便士左右。(P151)世界銀價的下跌,對于中國的金融活動,以及經營與中國有關業務的金融機構都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銀價下跌給予貿易的影響,從理論上來說能產生對銀通貨國有利的作用。但是,如當時占中國進口首位的棉制品為例來看,棉布進口狀況卻不好。這其中最大的問題是由于大幅度匯率的變動,使得中國的批發商人在購入金通貨國的商品時,因為無法預測匯率的變動而打消了購買的念頭。金銀比價不能直接和銀錢比價變動和物價變動相聯系起來,導致金通貨國對銀通貨國的出口品價格上升,競爭力削弱。但同時卻促進了進口的增加,而且還波及物價和勞動力價格。在中國導致了銅錢價格的相對上升,并因此而產生了部分抵消銀價下跌影響的作用。以白銀為通貨的國家在向以黃金為通貨的國家返還所借債務時,返還額在實際上有所增加,增大了以白銀為通貨的國家的財政負擔。在返還所借債務時,清朝政府如何填補銀價下跌所造成的巨額差額部分,甚至成為諸債權國關心的事情。雖然舊式的貿易活動因匯兌行情下落而有負面的作用,但因銀行介入其間,使得西方和亞洲之間的金融關系以銀行為中心而得以重新組合。在世界銀價不斷波動之中,經營國際匯兌和貿易融資的匯豐銀行,其業務主要涉及白銀資本,它一直以白銀為記賬貨幣,包括墨西哥銀元和銀兩。也就是在這一時期,匯豐銀行在銀價下跌中成功運作了白銀資本,其經常性的業務是在銀兩、中國貸款和政府債券之間進行匯兌,從而成為中國主要的國際匯兌銀行。這其中要歸功于在1876至1902年間,擔任匯豐銀行總裁的托馬斯·杰克遜(ThomasJackson),他本人就是一個最好的銀行匯兌專家。匯豐銀行作為遠東主要的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