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上海經濟中心地位的形成

中國的現代化主要發生在城市，主要發生在東南沿海城市，首先是上海的現代化崛起。上海自身優越的自然地理條件當然是近代上海崛起的最主要的基本條件。正如英國歷史學家吉本所說的:“一座大城市的最重要、最天然的基礎,就是附近農村地帶要人口稠密、勞動力充沛,這就為糧食給養、工業制造和對外貿易提供物質資源。”又如美國地理學家、前亞洲學會主席羅茲·墨菲所說的:“上海城市,從地形學上講,位于那從西面和北面向它匯合的華東低地和整個長江流域的焦點。長江及其支流,把中國物產豐饒的核心地帶百川注入的水源收容下來,最后都傾瀉到黃浦江口,在基本上屬于工業發展前的中國經濟體系中,超溢當地市場而外運的貨物,多半經由水路運送出去。在這個緊要關鍵的問題上,沒有什么地方能夠享有上海的有利條件的一小部分。”上海這一優越自然地理條件是近代上海崛起的必要條件,這已是眾所周知、毋庸贅述了。本文就近代上海經濟中心地位形成的其他一些重要因素作些闡述。一、上海的經濟驅動近代上海經濟的發展是和上海城市人口的增長同步前進的。一般來說,城市化過程,也即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被城市吸收的過程。城市代表的文明程度高于農村代表的文明程度,因此城市文明對農村文明有吸引力。對農村人口而言,從就業機會、工資待遇以至于發財致富和社會地位的改變等各方面來看,城市確實具有不可抗拒的誘惑力。如把1843—1949年分成兩大階段來看,則從1843年上海開埠到1895年這50多年間人口增長并不算快。1852年上海估計人口為27萬,1895年尚未超過50萬,僅增加近一倍。19世紀世界最大城市倫敦及其近郊的人口1841年已有238.7萬人,1871年即達393.1萬人,那時上海人口望塵莫及。即使在國內,上海人口數字也落在其他大城市的后面,如1852年時杭州人口約為100萬,蘇州、寧波也各約為50萬。近代上海人口的飛速增長是在進入20世紀后,即在1895—1949年這個50多年間實現的。上海人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已達200萬,1925年為230萬,進入30年代時已超過300萬。與國內其他城市人口相比,1936年上海為330萬,天津為130萬,廣州為95萬,蘇州、杭州各為50萬。計自1895年至1949年止,上海人口共增長了9倍,凈增人口500萬之多。近代上海這50多年間的人口增長率明顯超越了同期紐約、倫敦、巴黎等世界大城市,這一時期的上海城市人口增長速度是世界罕見的。我們在《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一書中有關人口聚集的論述中一開始就強調了“在近代,特別是在戰亂時期,象1853年太平軍進軍上海期間,1937年日本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和1946一1949年內戰期間,上海城市人口都有突發性的大增加。”但也應該指出,我們隨后又是這樣說的:“在近代,由周圍地區的多次戰亂及上海本地工商各業的發展和繁榮而引起的上海城市人口增長速度是世界罕見的。”一是舊上海租界內比較安定的獨特環境,再是工商各業的發展和繁榮,二者對近代上海人力資源的聚集起著同樣重要的推動作用,如沒有后一個工商各業發展的實績,戰時增加的人口,戰后也會被迫回流內地,1891年上海海關稅務司裴式楷就看到了這一點。他說:“中國人有涌入上海租界的趨向。這里房租之貴和捐稅之重超過中國的多數城市,但由于人身和財產更為安全,生活較為舒適,有較多的娛樂設施,又處于交通運輸的中心位置,許多退休和待職的官員現在在這里住家,還有許多富商也在這里。……在上海的中國人中有許多外地人,他們是被各種各樣的就業機會吸引到這里來的。職員、外語通、經營廣州零星裝飾品的商人和餐館的老板等,主要是廣東人,買辦、仆役、船員、木匠、裁縫、男洗衣工、店員則主要來自寧波。”近代上海人力資源的聚集使近代上海產生了新的社會階級和階層。上海地區進入19世紀后期、20世紀初出現了包括買辦、資本家、職員、產業工人、苦力等市民群體。早期上海的買辦以廣東籍人居多,以后江浙一帶的富戶和大族也相繼充當買辦。如蘇州洞庭山席家為首的上海買辦集團,從19世紀70年代起,就幾乎壟斷了上海外商銀行和新沙遜洋行的買辦職務。買辦在舊上海總人口中人數比重很小,但經濟地位十分重要,其中不少人通過自身的資本積累,相繼投資于上海的工商業,轉化為民族資本家。上海的民族資本家在進入20世紀以后則得到了迅速的發展,到1949年共約5萬多人,約占當時上海人口總數的1%,應該肯定地說,他們是近代上海城市經濟發展的主要推動力之一。近代上海城市經濟發展的另一主要推動力就是產業工人的產生和壯大。上海工人階級的產生早于民族資產階級,早期技術工人主要出現在外商船舶修造業,是從香港、廣東、寧波及本地招募來的木作、船作手工業工人,到1895時,外商船廠的機器工人已有約5000人。1895年后,隨著紡織、食品、機械、化學、公用、鐵路等部門的興起,到1924—1927年期間上海產業工人已超過19萬人。進入30年代,工業系統技術工人約9萬人,非技術工人約27.5萬人,交通運輸系統技術工人約5萬人,技術工人兩項合計14萬,加上非技術工人共為40多萬人。1949年上海的工人和職員人數共達122.9萬人,占就業人口的72%,構成上海城市經濟活動中最大的群體。沒有這支勞動大軍的聚集和壯大,近代上海的經濟繁榮是無法實現的。我們也不應抹殺上海外僑對近代上海經濟作出的貢獻,早期上海外僑人數增長也是緩慢的。開埠后直到1860年,外僑人數尚未到達1000人,到1891年才4956人,1901年為8296人,可見在上一世紀的50多年中,上海每年平均增加外僑人數僅130人。進入20世紀后,外僑人數迅速增長,1911年為30291人,1930年達59285人。1930年外僑按國籍統計為日僑25650人,英僑9331人,俄僑7687人,美僑3614人,其他國籍1萬余人[1l],共約6萬人。由此可見,在20世紀頭30年中,上海每年平均增加外僑人數要達1700人之多。早期外僑多傳教士和商人,進入20世紀后,隨著工商業的發展,外僑技術專家、管理人員、法律和金融專業人員等也紛紛來滬。當然,抱著冒險家態度,準備發一筆財就席卷而去的外國人,以及因政治和種族問題逃離歐洲而來的外國人也占相當比例。《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中提出的近代上海城市9個特點中的第7點就突出了近代上海為移民城市這一特點。我們指出了國際移民密切了上海與國際的聯系,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也豐富了上海社會文化的色彩。總之,上海能到30年代成為全國經濟中心,人力資源的聚集起了積極的影響。上海不是一個孤立的上海,它是同沿海省市和長江流域緊密相連,又是同國際接軌的上海。二、世紀上海的對外貿易《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提出的城市發展規律中的第一條就是要“走由商而興的城市發展之路”。我們也指出,有些城市是作為政治中心而興起的,有些是作為軍事要塞而興起的,而有些則是由于資源豐富或交通要道而興起的。但要象近代上海那樣成為全國經濟中心,則必須由商而興。上海開埠后前半個世紀的紀錄說明正是上海商業在開埠前基礎上的不斷發展而推動著上海經濟的繁榮,工業主要是在后半個世紀發展起來的,而且也是隨著商業的進一步繁榮而發展起來的,因此我們還說,“就近代上海整個城市經濟而言,商業的作用要超過工業”。當然,工業的發展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商業的更大發展。需要指出的是,我們所指的商業,包括對外貿易、國內埠際貿易和上海本地商業。就近代上海開埠后前半個世紀的對外貿易來說,上海1844年的進出口貿易總額為315萬海關兩,遠低于廣州的數字,要到1852年開始,上海的進出口貿易總額才超過廣州。我曾在早期的一篇論文中闡述了太平軍起義打斷了中國傳統外貿渠道,茶葉這項當時主要出口商品才改由更理想的上海口岸出口。1851年從廣州出口的茶葉仍有6246.8萬磅,而從上海出口的尚僅3672.3萬磅;到1952年則已轉為廣州3612.7萬磅,上海5767.5萬磅。進入19世紀60年代之后,長江和北方一些口岸先后對外開放,同時日本也對外開放通商,逐漸使上海發展成為華中、華北和日本的對外貿易轉運中心。1864年上海對外貿易總額達5442萬海關兩,至1895年更猛增為16291萬海關兩。與1844年相比,上海對外貿易總額增加了50倍還多。到1900年上海對外貿易總額為16000萬海關兩,第二位的廣州為3400萬海關兩,第三位的天津為3200萬海關兩。可以說,從對外貿易來看,上海的自然地理優勢促使外貿迅速發展這一趨勢,到19世紀末已充分得到體現。1902年底,上海海關稅務司好博遜就曾稱1893年11月17日上海開放對外貿易50周年紀念日是一個里程碑,并說:“后50年的第一個10年即將過去,這10年完全實現了對上海的未來具有最樂觀信念的人們所憧憬的理想。”進入20世紀后,上海對外貿易繼續迅速增長。以1900年進出口貿易總值為100,則1910年為185,1920年為285,1930年達97927萬海關兩,為496。也就是說,30年期間在較高的基礎上增長了4倍,這時期的特點是,外貿的商品結構有了很大變化。由于工業的發展,上海進口的金屬及礦砂、機器、車輛、化學產品、染料、電器材料、紙張以及為工業提供的棉花、煙葉等在1936年進口商品中占了很大比重。1936年上海對外貿易總值占全國比例達5553%。近代上海進入30年代,其外貿總匯地位已確立了。就上海埠際貿易而言,上海的優越地理位置的作用在開埠后不久的19世紀60年代隨著我國黃金水道長江的開放就逐漸顯示出來了。羅茲·墨菲曾強調說:“上海的內地貿易區要算是世界上最大的了。如此寬廣的地區,或者如此眾多的人口,依靠一個主要河流系統和一個首要城市來開展商業往來,那是別的地方所沒有的”。但開埠后頭50年的埠際貿易主要還是茶絲等幾項大宗出口商品。埠際貿易的大發展也是在進入20世紀之后,此時上海與長江三角洲以及整個長江流域各地的商品交往才包括了上海工業生產和居民日用所需的各種原料和農副產品,以及從上海進口的外國產品和上海制造的機制產品。以棉紗為例,從上海運往各地的棉紗1900年時為2800萬磅,1909年時增加為5100萬磅,1936年時達21174萬磅。由海關統計的1936年長江流域城市對上海的商品輸出入值大多要占其商品輸出入總值的一半以上,如長江流域各埠向上海輸出貨值比重中,重慶為51%,漢口則達78.8%;長江流域各埠輸入上海貨值比重中,漢口為59.3%,重慶則達83.6%。據統計,上海同長江腹地城市的貿易量幾乎要占全國15個大城市埠際貿易總量的72%。因此可以說:“上海也正是由于有著長江流域這一個中國最富庶地區的大腹地,從而也增強了自己對世界市場的幅射能力。”上海本地商業開埠后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如中國傳統商業中擔任代客買賣居間商的牙行,其功能也在不斷變化,到1895年已包括提供貨源、提供服務設施如客房和堆棧,以及墊付貨款等。此后隨著需求的增加和商品量的擴大,近代上海牙行在經營方式突破了它的古老經營形式,轉為直接經手辦貨,自營大宗買賣,成為批發商。進入20世紀后,上海商業特別是在華僑資本的推動下,出現了大型新式百貨公司,1917年開業的先施公司、1918年開業的永安公司、1926年開業的新新公司和1936年開業的大新公司,都是資本雄厚,采取商場之外兼營游樂場、旅館、酒樓等附屬事業的綜合經營方式,其經營管理方式現代化,標志著上海商業的進一步近代化。美國的中國企業史學家高家龍教授對廣告在商業發展中的作用闡述得特別透徹。在他的《中國的大企業》一書第二章“滲透中國市場”中專門介紹了英美煙公司在舊中國進行廣告宣傳的創新活動。最近,他還提出英美煙公司廣告活動推進了上海南京路知名度的看法。1933年時上海有商業店戶7.2萬戶,其中在租界內的商業店戶為34萬戶,考慮到租界面積僅為33平方公里,則其密集度是十分明顯的,尤其從商業企業的資本額來看,資本雄厚的經營進出口的洋行和華商大型百貨公司都在租界內。抗戰前英、美、德、法四國在上海經營進出口的公司共629家,總資本為13638億元,每戶資本平均為220萬元,而當時永安公司資本已達1500萬元,上海租界商業資本的力量可見一斑。總的來說,近代上海商業行業門類齊全、供應品種多。往往在其他城市不易采購到的商品品種,在上海的專業商店里都能買到。到30年代,上海商業的經營力量、服務質量、競爭意識在全國遙居首位。可以說,近代上海之所以能成為具有多功能的經濟中心,這是和貿易為先導以及外貿總匯地位的確立分不開的。三、為外國服務的買辦作用近代上海經濟的發展也是和三大金融勢力的形成和發展及其所發揮的重要作用分不開的。隨著上海和全國各地以及上海和外國之間的貿易發展,就產生資金融通的需要,所以一般總是說近代上海的貿易和金融如影隨形,內外貿易發達了,金融業也隨之興旺起來,而金融業的興旺又反過來促進內外貿易的進一步發展。當然進入20世紀后,近代上海金融對工業的發展也起了不可磨滅的推動作用。以下就近代上海三大金融勢力即錢莊、外資銀行、華資銀行的形成發展作一些簡要分析。開埠初期,上海原有的傳統金融機構主要是錢莊。在鴉片戰爭之前,這些傳統金融機構已隨著商品經濟的逐步發展,越出了銀錢兌換的范圍,發展到接受存款、發放貸款的信貸業務,而且商品的交換已經可以通過錢莊簽發的票據成交。張國輝就曾指出,錢莊所簽發的票據所固有的活力,在鴉片戰爭后,竟然為通商口岸的貿易開拓,起了意想不到的重大作用。”正如《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所指出的,外商來華有一個如何通過他們不了解的各地華商經營進出口貿易的向題,經過幾年摸索,形成一套外商可以憑借莊票的流通,盡快銷售貨物,以免資金呆滯,華商可以利用錢莊的匯票收購土特產,獲得資金上的融通和周轉,而錢莊則可以通過發行莊票擴大業務和獲取利息這種對三方都有利的辦法。所以說,錢莊在中外貿易活動中的作用,主要在于它為進出口商人提供了信用手段,在上海本地是莊票,在上海和內地之間是匯票。1858年上海的120家錢莊中,50家為小錢莊,其資本僅500—1000兩,最大的8家或10家大錢莊,其資本一般也不超過3萬兩到5萬兩。1866年上海大錢莊資本已在8萬到10萬兩之間。近代上海錢莊一方面能適應外貿發展的需要,資金實力也逐漸雄厚起來,另一方面也與外商銀行建立了良好的資金融通關系,樹立了極好的信譽。1888年匯豐銀行負責人就是這樣評述的:“世界上沒有人比中國商人或錢莊會更快地得到我們的信任。當然,一切規則有例外情形,但是為了表明我有充分的理由作出這樣有力的陳述,我可以提到在最近25年期間,我的銀行同上海的中國人做了很大的生意,我想總共大概有12億萬兩,而我們從未遇到過拖欠債務的中國人。”張國輝說,在1864—1894年30年中,“在洋貨到達通商口岸之后,和土貨未抵通商口岸之前,自1864年的9400余萬關兩至1894年的29000余萬關兩的貿易額,都必須依賴于分散在全國各地的錢莊為之效勞,而后洋貨才得以暢流于僻鄉,土貨才得以疾趨于口岸的。這就是錢莊為外國洋行服務的買辦作用。”我認為,我們應該肯定錢莊在促進近代上海對外貿易中的作用,但不必把“買辦”的概念擴大化而提出所謂的“買辦作用”。1847年,第一家外資銀行英國的麗如銀行在上海設立代理處。隨后,英國的阿加刺銀行(1854年)、有利銀行(1854年)、匯隆銀行(1855年)、麥加利銀行(1858年)、法國的法蘭西銀行(1860年)相繼在上海開設分行。對上海來說,影響最大的外資銀行英國的匯豐銀行在1865年4月在上海開設分行。這時上海進入了一個具有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不同的金融體制的階段,即《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所說的,它不是由本國金融機構所組成,而是為外資銀行,實際上是為匯豐銀行所統治。上海金融體制從單一為內貿服務的金融體制發展成為同時為內外貿易服務的金融體制,這無疑是一大突破,否則就無法適應19世紀后期的進出口貿易劇增局面。匯豐銀行董事會的組成人員基本上就是上海租界納稅人會議選舉產生的工部局董事會組成人員,大部分都是各洋行的代表,這是它不同于其他外資銀行的有利條件。上海錢莊有其本身優勢,但畢竟機構分散,資本短絀,不可能在新形勢下統治和領導上海的金融活動,因此從19世紀70年代至19世紀末就形成了由匯豐銀行居統治地位的上海金融體制。然而應該看到,雖然在宏觀資金融通中上海錢莊已不得不受匯豐銀行的統治,但錢莊在上海金融體制中仍然是一支相對獨立的舉足輕重的力量。甲午戰爭前后,外資銀行開始充當外國資本主義對中國資本輸出任務的執行人,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重要銀行紛紛來上海,到20世紀初有德國的德華銀行(1890年)、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1893年)、俄國的華俄道勝銀行(1896年)、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1899年)和美國的花旗銀行(1902年),加上匯豐銀行就形成了外資銀行六強并存的局面。原由匯豐銀行壟斷的國際匯兌,由于來自各國的外資銀行分別同其本國銀行有密切聯系,已分別由這些銀行取而代之。如花旗銀行設立后,匯豐銀行的美中匯兌業務便一落千丈。19世紀末、20世紀初外資銀行在上海這種左右金融市場的局面使當時國內有識之士和社會輿論深為不滿,加上舊式錢莊業務范圍和能力的局限性,不能滿足為民族資本工業提供低利貸款和融通資金的要求,華資新式銀行就應運而生了。我國第一家華資銀行中國通商銀行1897年5月27日在上海開業。此后戶部銀行(1905年)和交通銀行(1908年)在上海設立分行,完全私人資本經營的信成商業儲蓄銀行(1906年)、浙江興業銀行(1907年)和四明商業儲蓄銀行(1908年)也相繼在上海出現。1912年至1927年間可以說是華資銀行發展的高潮時期,在此期間,全國開設的銀行共186家,但由于有的資本嚴重不足,缺乏新式銀行管理經驗,加上當時政治腐敗,一些銀行卷入公債投機失敗,因此在華資銀行大量開設的同時,也發生了大量倒閉現象。經過激烈的競爭,余下的57家(包括1912年前成立的6家銀行)基本是資力較雄厚,經營管理有特色和符合經濟發展需要的金融機構。這些銀行的基本力量集中在上海,能夠很好地吸收外資銀行的經驗,它們大多成為既具西方銀行優點,又具中國特色的現代化銀行,也就是說,只用了約20年時間,就掌握了經過數百年不斷完善過程的資本主義銀行的經營規律。到了20年代,上海華資新式銀行的實力已踞外資銀行和錢莊之上。1925年,在上海金融業的總資力中,外資銀行約占36.7%,錢莊約占22.5%,華資銀行已占40.8%。這一年三大金融勢力的存款總額,外資銀行占25%,錢莊為33%,華資銀行已占42%。20年代末、30年代初,上海金融市場又有空前的發展。據對27家重要銀行統計,在1921年至1936年的15年內,存款總額由5億元上升到40億元,翻了三番,一些資力雄厚的大銀行基本上完成了在內地重要商埠開設分支行的計劃。“一個以上海為基地的全國性的金融網業已形成。上海成了全國重要金融單位首腦機關的集中地,全國著名銀行的總行中有81%設立于此;大量的社會貨幣資本聚集于此”。上海的金融中心地位確立了。四、兩大工業資本的初步發展近代上海工業是由兩大工業資本構成的,這兩大工業資本即外資工業和本國資本工業。本國資本工業包括民族資本工業和政府官僚資本工業。在1937年以前,上海的官僚資本主要集中在金融業,官僚資本的工廠很少,因此所謂本國資本工業,主要是民族資本工業。近代上海工業最早是由外國人開始投資的。一開始主要集中在為外貿服務的船舶修造業。從上海開埠初期起至1894年的半個世紀內,先后開設了船舶修造廠27家,經過關停并轉,1894年留下祥生、耶松等8家廠,資本總額為323.3萬元,為當時上海外資工業總資本額975.2萬元的1/3。1879年至1894年間是外國在華繅絲工業迅速發展時期。從1879年美國旗昌洋行的繅絲廠開始到1894年德國瑞記洋行的瑞綸絲廠止,15年間、英、美、法、德在上海先后設立了8家絲廠,它們的資本估計在400萬元以上。另外,上海的公用事業也成為外國在上海投資的一個重要部門。自1894年至1913年20年間,上海外資工業總資本估計增長5.5倍,達46萬元。怡和紗廠(英)、上海紡織株式會社(日)、內外棉紡織公司(日)、英美煙公司(英)等著名企業都是在這一時期內建立的。1914年至1936年外資繼續擴張,到1936年,外資工業的資本總額估計已達9億元。這就是說,在這個20多年內,上海外資工業總資本增長了13.5倍之多。19世紀60年代至1894年是上海本國資本近代工業的發軔期。在此期間,在洋務運動影響下,開設了幾家包括江南制造局、上海織布局在內的規模較大的官辦工業企業。私人民族資本工廠也開始出現,但為數尚少,多為小型。1895—1913年是全國和上海本國資本工業的初步發展時期。陳錦江指出,1911年時全國本國資本工礦企業約600家,資本共約1.6億元。據汪敬虞的統計,1895—1911年間上海開設本國資本工廠66家,資本總額共1991.3萬元,分別占全國開設工廠總數490余家的13.5%和總資本額11131.3萬元的17.9%。1914一1937年為上海民族工業較大幅度增長時期。在這一期間,大量新興產業和企業在上海興起。據統計,上海30人以上的工廠在1911年為48家,1933年達3485家,占全國12大城市總數的36%,資本總額為19087萬元,占全國12大城市總資本額的60%,其生產凈值為72773萬元,占全國12大城市總生產凈值的66%。《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也以機器工業中制造印刷機、針織機、紡織機、動力機的行業為例,分析出上海工廠的平均規模比其他各地大41.9%,就工廠電動馬力擁有量而言,上海比其他各地的平均擁有量多一倍有余,生產設備屬國內最先進,生產的名優產品種類多,市場占有比重大。近代上海兩大工業資本的發展在上海城市經濟活動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外資工業勢力憑借政治上、經濟上的優勢,長期以來在上海的工業中保持著控制的地位。事實上,在兩大工業資本的演變發展過程中,直至抗日戰爭結束之前大約100年的時期中,外國資本工業投資額的增長要高于民族資本工業。1894年外國資本工業總資本額估計為975.2萬元,民族資本工業估計為605.7萬元,比例為1.61:1。至1933年,前者已達約4億元,后者為16268.6萬元,比例為2.46:1。還應該強調的是,在近代上海的經濟發展中,大型企業集團起著重要的主導作用。這些大企業集團以上海為據點,跨行業、跨地區,經濟實力雄厚,技術水平較高,產品門類眾多,競爭力強。有的如英美煙公司,具有供產銷一條龍的托拉斯組織,有自己的原料基地,有全國性的生產布局,有廣泛深入遍布中國的銷售網,生產上達到規模經濟,利潤高,經濟效益顯著。又如沙遜集團不僅是上海的房地產大王,同時向金融業、公用事業、服務業和制造業等方面擴張,形成掌握50余家企業的龐大集團。再如太古集團從洋行開始,以航運為中心,發展成為一個舊上海屈指可數的高效率、低成本的外國壟斷資本集團。榮家企業集團和劉鴻生集團則是民族資本中出現的大型企業集團。這些中外企業集團的指導思想可以借用美國企業史權威錢德勒的理論,它們不僅依賴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更大程度上還依賴自己的看得見的手。這些壟斷性集團具有開拓創新精神,重視企業文化,重視技術改造,重視信息匯總,不斷健全經營管理機制,不斷修正發展戰略,成為近代上海企業中的佼佼者,其成功經驗在今天也有借鑒作用。到20世紀20、30年代,這是上海工業發展較快的時期。從上海華商紗錠增長情況看,以1910年為100,到1919年為131,而以1920年為100,到1929年為267。從上海華商煙廠數和卷煙機數看,1910年為1家1臺,1920年為14家105臺,1929年則為100家416臺。進入30年代,工業部門的就業人數續有增加。在20年代后期,全市工人為20多萬人,1933年增至35萬人,比20年代后期又幾乎增加了50%。因此,用工業就業比重進行比較,也說明上海工業化的程度已遠在全國水平之上。羅斯基曾指出:“決定開廠地點的最重要因素是原材料來源渠道、產品銷售市場,及其他辦廠便利條件。上海在所有這些方面的獨特有利地位使這個大都會成為自然的工業領袖。”到30年代初,大多數行業的大型企業幾乎都集中在上海,工廠和工人的數量也是上海最多。近代上海的工業中心地位已經確立了。五、30對上海的影響何謂經濟中心?我認為正如今天我們為振興上海而提出的要“把上海建設成國際經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這經濟中心,不僅要考慮它在國內的地位,也要考慮它在國際上的地位,不僅要考慮到人口規模和人力資源的集中程度,內外貿易的發展規模和程度,也要考慮金融的發展規模和程度以及工業的發展規模和程度。有些同志在談到近代上海是對外貿易中心時說,上海在“19世紀50年就成為全國對外貿易的中心”。有些同志認為,19世紀70年代前,上海的貿易、金融地位已確立。有的認為,19世紀末上海已成為國際公認的金融中心。有的認為,“1895—1911年之間,上海近代工業的工廠數量及資本總額,迅速地在全國占有了絕對的優勢。這種數量優勢之確立,是上海近代工業中心形成的重要基礎”,并認為“甲午以后,上海已經切實地逐步地發揮著我國近代工業中心的作用。”19世紀50年代,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