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低生育率時代歐洲人口轉變理論的社會學分析

懷孕是人類最基本的生物學行為，也是人類最基本的社會行為。在人類歷史上有過生殖崇拜的年代,也曾經歷過超高生育率。在當今世界,許多國家都完成了以生育率轉變為核心的人口轉變過程,也稱“生育革命”。從生殖崇拜到超高生育率再到生育革命,人類生育行為的變化折射出人類社會的歷史變遷,同時也深刻地影響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但是,人類生育行為的變化并未就此停止,在許多完成了人口轉變的國家和地區,生育率下降的步伐并沒有如經典人口轉變理論所預期的那樣停留在更替水平附近,而是出現了新一輪的下降。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歐洲一些國家的總和生育率降到1.5以下,陷入了“低生育率陷阱(low-fertilitytrap)”(1)。人口轉變完成之后生育率下降的腳步為什么沒有終止?生育革命為什么最終走向了生育危機?對此已經無法沿用經典人口轉變理論的分析框架進行解釋和回答,因為新的人口變化完全超出了人口轉變理論的視閾,而曾經主導生育行為轉變研究的經濟學分析范式也失去了解釋力。在此背景下,歐洲學者提出“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SecondDemographicTransition,SDT),從后現代化的視角對超低生育率現象產生的原因做出闡釋,并基于婚姻、家庭和生育模式的轉變揭示了歐洲國家人口發展的階段性特征(2)。該理論提出后立刻引發了學者對第二次人口轉變研究的熱潮,并逐步發展成為一個系統的理論體系。進入21世紀以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呈現出第二次人口轉變的特征,這使人們意識到超低生育率并不是個別的、暫時的現象,而是人類婚育行為的又一次系統性轉變。一、歐洲社會“婚姻、家庭和生育的行為模式”的變化歐洲是率先出現和完成人口轉變的地區。自20世紀60年代中期以來,在歐洲特別是西歐,人們的婚姻、家庭和生育的行為模式又出現了一系列改變,甚至是革命性的變化。(一)總生育率場現代趨勢超低生育率現象最早是在歐洲出現的。在經歷了戰后“嬰兒潮”(babyboom)之后,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歐洲一些國家的生育率水平出現了持續的下降(見圖1)。總和生育率在1980年至1985年期間下滑到1.6甚至更低,如比利時(1.60)、奧地利(1.59)、瑞士(1.54)、荷蘭(1.52)、盧森堡(1.47)、德國(1.46)和丹麥(1.43)。在隨后的十幾年間,這一趨勢不僅進一步強化,而且擴散到更為廣泛的區域。20世紀末,歐洲整體上進入了超低生育率時代,1995-2000年歐洲的總和生育率下降到1.42,除北歐維持在相對較高的水平(1.7)之外,東歐、南歐和西歐分別降到了1.29、1.33和1.52。(二)非婚生育比例在傳統社會規范中,婚姻是生育的前提,以至于人們將生育與婚姻的關系視為一種天然聯系。然而,在當代歐洲,這種聯系幾乎已經斷裂,非婚生育越來越普遍。2010年在歐盟27國出生的嬰兒當中,有37.4%是非婚生育,比1990年提高了1倍多(2)。非婚生育在一些國家甚至成為生育的主流模式,如冰島(64.34%)、愛沙尼亞(59.14%)、斯洛文尼亞(55.68%)、法國(54.97%)、挪威(54.78%)、瑞典(54.16%)和保加利亞(54.1%),以及比利時(47.1%)、丹麥(47.32%)和英國(46.89%),而在1960年,法國和英國的非婚生育比例只有6%(3)。生育與婚姻之間關系的斷裂使得歐洲的家庭形態變得更加復雜,個人生命歷程和家庭生命周期也相應地發生了結構性變化。(三)提高了20世紀70年代,歐盟分離、管理在生育行為模式轉變的同時,歐洲的婚姻模式也發生了重要變化:結婚越來越少、越來越遲,離婚越來越多。進入21世紀以來,歐盟一些國家女性的平均結婚年齡已經推遲到30歲左右,比20世紀70年代高出6-9歲;在30-34歲的女性人口中,未婚比例從1970年的8%-17%提高到2006年的22%-55%(1)。根據歐盟委員會統計局發布的數據(2),2009年歐盟有230萬對結婚,2008年離婚對數則有100萬之多。1970-2009年期間,歐盟27國人口的粗結婚率從7.9‰下降到4.5‰,結婚對數減少了34%;粗離婚率則從1‰提高到2‰。(四)歐洲的人口負增長實踐不婚、遲婚和離婚并不意味著兩性生活安排(livingarrangement)的分離,因為有另一種生活安排流行起來,即同居。在歐美國家,同居已經成為一種十分普遍的現象,并且成為法律認可的兩性生活安排。1998年北歐國家、奧地利和德國、比利時和法國16歲至29歲人群中同居的比例分別約為30%-35%、35%-41%、53%-56%(3)。歐洲非婚生育現象的普遍化,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同居已經成為一種流行的生活模式。上述變化表明,新的生育模式、婚姻模式和家庭模式在歐洲的大多數國家已經確立,甚至成為主流。這些彼此關聯的變化最終把歐洲推向了一個危險的境地:高度老齡化和人口負增長。超低生育率對人口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是極其劇烈的,科勒等曾指出,在目前的死亡率水平下,如果總和生育率長期維持在1.3的話,那么每年的出生人口將減少50%,用不了45年時間人口規模就會減半(4)。如果沒有國際移民,歐洲早已進入人口負增長時代。美國社會歷史學家卡爾森曾警告說,“因為普遍拒絕生育,歐洲正在死亡”(5)。歐洲的人口變化完全超出了經典人口轉變理論的分析框架。經典人口理論認為,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口會由“高死亡率、高出生率、低增長率”的原始均衡,轉變為“低死亡率、低出生率、低增長率”的現代均衡(6)。在現代均衡階段,人口規模最終會穩定在一個相對靜止的狀態,此時生育率處于更替水平附近。但事實上,絕大多數已完成人口轉變的國家(包括中國)并沒有達成人口轉變理論所預期的均衡,而是越過了“更替水平”均衡點,走向更低的水平。一些人口學家注意到了歐洲生育率的持續降低,并一致認定這一趨勢可能并非暫時現象(7)。這種變化究竟是人口轉變的自然延續還是一個全新的人口發展階段?如何對這一現象做出更為合理的解釋?這成了人口學領域中最為重要的議題之一。二、歐洲的人口轉變與土地變遷率先回應歐洲人口新變化對經典人口轉變理論挑戰的是比利時人口學家列思泰赫(Lesthaeghe)和荷蘭人口學家馮德卡(vandeKaa)。他們于1986年用荷蘭文在《人與社會》雜志(MenenMaatschappij)上合作發表了題為“兩次人口轉變?”的文章,提出歐洲出現的人口變化并非第一次人口轉變的直接延續,而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新的人口現象或新的變化,這種現象對歐洲未來的人口變化趨勢正在產生重大影響。他們把這種新的人口變化稱為“第二次人口轉變”。在隨后陸續發表的一系列論文中(1),學者們對歐洲的婚姻模式、家庭形成、生育行為的變化及其彼此之間的關系進行了概括和描述,并力圖揭示這些變化背后的原因及作用機理。雖然兩次人口轉變之間具有一定的接續性,但是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并非步第一次轉變理論的后塵。與第一次人口轉變理論相比,其理論內涵更為豐富。(一)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把國際遷移納入分析框架,建立了一個包含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長率、國際人口遷移率四個要素的模型,從而超越了傳統的人口轉變模型(如圖2所示)。第一次人口轉變理論是三要素模型,并不包括國際人口遷移。而在第二次人口轉變中,由于生育率長期低于替代水平和老齡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歐洲一些國家不僅面臨著人口負增長的危險,更面對著勞動力短缺的局面,因此國際移民的涌入就成為了影響這些國家人口增長的最重要因素。事實上,如果沒有移民的話,歐洲許多國家的人口已經處于減少之中(2)。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把國際移民因素納入分析框架,從而完成了對直接影響一個國家人口增長的要素整合,并把這個框架前推至第一次人口轉變。(二)次人口轉變中的生育行為發生了改變以往生育率轉變的研究對象實際上是婚內生育率,因為這些研究有兩個基本假設:一是生育都是在婚內發生的;二是人們普遍結婚且普遍生育,改變的只是生育孩子的數量,或者說對“邊際孩子”需求的遞減(3)。但是,在歐洲的第二次人口轉變中,這兩個假設都已不成立。如前文所述,在歐盟國家中,人們的生育行為發生了四個重要變化:一是生育年齡大大推遲;二是非婚生育普遍流行;三是越來越多的人選擇不生育;四是生育不再以婚姻為前提,性行為也不必然導致生育。這些行為變化使生育模式發生了結構性改變,導致了長期低迷的生育率,同時也直接影響到婚姻模式和家庭模式的變化。(三)次人口轉變:從邊緣痕跡到制度安排對婚姻和家庭模式轉變的分析是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的一個重要特點。在第一次人口轉變中,婚姻模式基本上保持著馬爾薩斯特性,即人們普遍結婚、離婚率低、結婚率受到經濟狀況的影響。而在第二次人口轉變中,性與婚姻之間的聯系發生了變化,初婚年齡大大推遲、獨身率和離婚率上升、同居現象普遍化等,使得馬爾薩斯婚姻模式徹底瓦解。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認為婚姻模式的改變實際上是性與婚姻關系斷裂的結果。婚姻、性、生育之間的關系及序位在第二次人口轉變中不僅斷裂而且錯位。從個人生命歷程看,從循規蹈矩的傳統足跡(婚姻-性-生育)轉變為隨心所欲且多樣化的非傳統足跡,如“性-同居-生育”、“性-生育-結婚”或者“性-生育-單身”,等等。馮德卡認為,兩次人口轉變基于不同的家庭模式(1),第一次人口轉變中的主導家庭模式是傳統的“中產階級家庭模式”(bourgeoisfamilymodel),而在第二次人口轉變中被“個人主義家庭模式”(individualisticfamilymodel)所取代。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從兩個角度闡釋婚姻和家庭模式轉變的意義,一是從婚姻模式、家庭模式與生育模式轉變之間的關系來看,這三方面的變化彼此相關聯并導致了超低生育率;二是婚姻模式和家庭模式的轉變具有獨立的社會意義,它們是歐洲國家走向后現代化社會的重要標志,也是其重要內容。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對婚姻和家庭制度安排的這種變革給予了高度關注,以至于在某種程度上使人覺得其研究重點并不是生育率,有批評者認為其“涉及的主要是生活安排的變化,而不是人口變化”(2)。或許,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的意義恰恰在此,因為它把第一次人口轉變理論所忽略的婚姻和家庭行為納入研究視野,并使之成為第二次人口轉變研究的重要命題。(四)次人口轉變理論的價值取向一個學說的理論價值不在于對一種事物或現象的描述,而在于對事物的本質和變化規律的揭示。經典人口轉變理論曾經在這一點上飽受質疑,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則把重點放在新人口變化動力機制的揭示上,認為社會結構變遷、文化嬗變和技術革新共同構成了推動第二次人口轉變的動力機制,其中文化嬗變是最為核心的推力(3)。在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的邏輯鏈條中,馬斯洛需求理論是一個非常關鍵的節點。在后現代化社會中,由于人們的需求發展到“尊重需求和自我實現需求”階段,價值觀也就成為了研究人類社會行為的邏輯起點。正是基于這一認識,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特別強調個人價值觀轉變的意義,并將文化因素視為改變人類婚育行為的內在驅動力。為了更明確地闡釋文化變遷與人口行為之間的關系,列思泰赫構建了一個分析價值觀念與生活安排之間關系的動態模型(4),稱為“選擇與適應的足跡分析模型”(“footprints”modelofselectionandadaptation)。該模型假設人口行為是一個連續的過程,個體在生命歷程中選擇某種人口行為,如單身、同居、結婚、生育等是基于其擁有的價值觀,并且屬于個人的選擇。同時,人口行為結果又會或加強、或弱化、或改變人們在選擇時所具有的價值傾向,進而影響人們后續的行為。例如,基于不同的價值觀,個人態度和行為選擇可以分為兩極:循規蹈矩的傳統模式和隨心所欲的非傳統模式(見圖3)。該模型后來應用于歐洲人的價值傾向與家庭、婚姻相關行為選擇之間的關系研究,結果發現前者對后者的影響相當顯著,也符合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的預設(1)。列思泰赫認為,“足跡模型”對于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而言具有三方面的價值:第一,它把人口行為選擇納入了文化變遷動態模型,因而超越了新古典經濟學對偏好的靜態假定;第二,它可以用來進行橫截面多變量的實證研究;第三,它可以幫助理解第二次人口轉變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擴散(2)。三、第二人口變化理論的創新與進步與經典人口轉變理論相比,第二次人口轉變的理論建構具有以下三個主要創新。(一)歐洲社會結構的變革與二次人口轉變:社會思潮的實踐傾向經典人口轉變理論是對人口再生產類型轉變過程的描述,并從工業化和現代化角度揭示人口轉變的動力機制。但是,該理論對于進入后工業化時代歐洲的人口變化而言,已經失去了解釋力。在后工業化時代,歐洲社會發生了一系列重要的變化,其中直接對人口產生影響的變化有四個方面:一是福利國家的建立。高福利為每一個人提供了涵蓋整個生命周期的安全網,加之個人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人們的需求層次普遍提升到馬斯洛所謂的“自我實現”等更高層次,“后物質主義”(post-materialist)生活方式開始流行。二是世俗化(secularization)和個人主義價值觀的盛行。世俗化是20世紀60年代歐洲發生的一場社會變革,表現為宗教與社會制度之間的分離,韋伯(2005)稱之為“除魅”(1)。宗教在現實生活中的影響力不斷下降,與個人生活也逐步脫鉤,個體的自主性不斷增強,追求自我實現的個人主義價值觀開始流行(2)。三是現代女權主義運動。現代女權主義運動在進一步爭取政治和經濟領域平等權利的同時,開始轉向要求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平等權利,包括女性的生育權、墮胎權、同居權、提出離婚的主動權、“無過失離婚”、對公共領域的參與、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勞動參與自主性和職業發展權利等,激進女權主義者還要求解除“性約束”,這些變革從根本上瓦解了傳統家庭模式的性別關系基礎。四是性解放運動。產生于20世紀初西方社會的性解放運動在60年代出現了第二次高峰,并遍及整個西方國家。這場挑戰傳統性觀念和性道德的社會運動導致了西方國家性領域的全面改革,包括賦予女性性權利、變革生殖方式、改革婚姻制度、完善社會法律制度中有關性的規定、同性戀獲得社會認可等。這些社會變革和社會思潮具有強烈的“后物質主義”和“后現代化”的政治傾向,被稱為“無聲的革命”(3)。個人價值觀的普遍改變是社會最深層次的革命,它導致了個體社會行為的改變,并引起整個社會的結構性變化,第二次人口轉變的出現正是歐洲社會結構性變革的結果。因此,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的研究視閾拓展到了歐洲發達國家的社會結構性變化和文化變遷(4),并從狹義的人口再生產拓展到包括婚姻和家庭在內的廣義人口再生產。正是基于上述社會變遷背景,馮德卡和列思泰赫從后現代化視角研究人類生育行為及其動機的變化(5),也就使得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的方法論具有明顯的后現代化傾向:一是在后現代化背景下認識和分析人口變化的新趨勢、新特點。雖然學界對后現代化的特質還沒有給出一個準確清晰的描述,但逐步出現的與現代社會迥然不同的制度結構和實踐邏輯,已經對發達國家的人口行為產生了不容忽視的影響。二是從文化層面揭示人口行為轉變的動力機制。人類社會向后現代化轉變的本質是價值觀轉變和文化變遷,尤其是個體化進程凸顯出個人對多元價值和多樣文化的追求。個體化是指個體行為的框架以及制約條件的社會結構逐步松動,個體從諸如階級、階層、性別、家庭的結構性束縛力量中相對解放出來。同時個體對傳統的思想意識和傳統的行為方式越來越持懷疑和批判的態度。這種變化及其對人們生育、婚姻、家庭等觀念和行為的影響(6),成為了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的核心內容。如果說第一次人口轉變理論是對工業化和現代化過程中人口變化形態的描述,那么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則是對后工業化、后現代化進程中的人口變化形態的性質和特征的闡釋。(二)第二次人口轉變:從社會學視角到新人口對生育率的研究在兩個人口轉變理論中都是核心議題。在對第一次人口轉變中的個體生育行為變化(從多生到少生)的解釋性理論中,只有少數理論是從社會學研究視角提出的,如“社會毛細管理論”、“社會功能-結構理論”、“財富流理論”,以及后來出現的“社會傳播理論”、“社會互動理論”和“社會網絡理論”。而更具影響的理論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以家庭經濟學為代表的生育理論(1)。雖然對這些理論一直存有爭議,但這并沒有妨礙經濟學成為了生育決策與生育行為研究的主流范式。但是,在歐洲第二次人口轉變中所展現出的人口變化與第一次人口轉變完全不同,婚姻模式、家庭模式和生育模式的重新建構在第一次人口轉變中是沒有的。經濟學的分析范式,如經濟人理性假設、家庭效用生產函數、成本-收益分析、供給-需求分析、收入-價格彈性分析等,都難以對這場具有鮮明的后現代化特征的新人口運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釋,甚至難以把它們放在經濟學框架下進行觀察。作為一種思想傳承,歐洲學者向來就有從社會學視角觀察人口問題的傳統。18世紀法國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論法的精神》中曾討論法律、社會制度與生育和人口之間的關系。而20世紀80年代以來,后現代化尤其是個體化發展的研究視角,成為解釋新人口現象的主要分析路徑之一。貝克在解釋德國及歐洲其他發達國家生育率大幅度下降的現象時指出,生育率的下降應該與有關“個體化”的討論聯系在一起:人們對“屬于自己的生活”的選擇和需求越多,風險和不確定性越大,就越有可能不把生育孩子當成生命歷程中的一部分(2)。鮑曼更直截了當地指出,由于個體化的發展,后現代社會的性愛突破了傳統,已經發生了徹底的革命,超過并高于生殖功能(3)。第二次人口轉變正是歐洲社會后現代化發展階段的重要表征,因此,社會學的認識論與話語體系更適合于對這個議題的研究和闡釋。馮德卡從后現代化理論的視角,基于社會整體與社會單元兩個層級及其彼此互動關系,建立了第二次人口轉變的解釋性理論框架,其中社會單元包括初級群體(家庭、伴侶等)、次級群體(政治團體、宗教團體等)和個體。(三)rw模型的運用一個理論的完整建構應該包括實證研究方法,對于人口理論而言,這一點尤為重要。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的建構者對科爾提出的RWA模型(Readiness-Willingness-Ability)進行了改進(4),并使之成為了對第二次人口轉變進行實證研究的主要工具。科爾的RWA模型假設,人的生育行為發生改變必須同時滿足三個條件:一是準備性條件(readiness),即行為的利弊權衡,只有在行為結果的收益大于投入的前提下,人們才有可能做出某種行為選擇;二是意愿性條件(willingness),即行為選擇會受到文化,包括宗教信仰、風俗習慣、社會輿論與道德、政策與法律等對行為接納程度的影響;三是能力條件(ability),即是否具有相應的技術條件支持行為的實現。這三個條件依次與生育行為動機的三個維度,即社會結構、文化和技術相對應(5)。列思泰赫和萬德霍夫特對該模型進行了補充和改進(6):(1)三個前提條件必須同時存在,人們才會做出行為改變;(2)三個前提條件在不同地區和人群中會有所差異,所以人們行為改變的程度與速度也會有所不同;(3)三個條件之間相互影響,并且它們對人們行為改變的影響并非一成不變;(4)三個條件中的一個或者多個可能在一定時間內成為阻礙人們行為改變的瓶頸;(5)三個前提條件所覆蓋的因素包括經濟、文化、制度和技術等方面。RWA模型的優點在于:它不僅可以用于生育行為的分析,也可以用于婚姻、家庭及其他相關人口行為,如同居、離婚、結婚、單身等方面的研究;不僅可以用于不同國家的橫向比較分析,也可以用于同一國家不同時期的縱向比較分析,從而可以幫助研究者判斷不同國家第二次人口轉變的程度、范圍、時間、原因、影響與瓶頸條件。一些運用RWA方法的實證分析表明,第二次人口轉變的特征和程度在不同國家確實存在差異,尤其是在歐美國家與東方國家之間表現得最為明顯。盡管同樣出現了結婚年齡推遲、離婚率和獨身比例提高以及低生育率等現象,但日本和韓國的傳統家庭模式并沒有像歐美國家那樣解體(1),同居和非婚生育的比例都很低(2)。即使在歐洲國家之間,第二次人口轉變也存在著差別。列思泰赫和尼爾斯采用RWA模型對法國、比利時、瑞士兩次人口轉變之間的延續性的分析結果表明,意愿性條件,特別是地區的亞文化是法國第二次人口轉變發展的瓶頸條件,而瑞士的第二次人口轉變與第一次人口轉變之間的延續性不如法國和比利時,并且在兩次人口轉變的表征上也更為復雜(3)。四、次人口轉變理論如前所述,第二次人口轉變理論是在后現代化社會發展的軌跡和后現代化理論的認識邏輯所確定的坐標上,對歐洲人口新變化所做出的觀察和解釋。雖然現代社會與后現代社會之間的界限并不如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之間那么清晰,而且現代化在時間維度上被理解為一個連續性的變化過程,但是當代歐美發達國家的確出現了一些不同于以往的社會變化和個體發展的新形態,社會的發展方向也發生了轉變,逐漸從同質性、單一性、延續性向異質性、多元性、非延續性和隨機變化性發展。現代化是對傳統社會的經濟基礎、政治制度和社會結構的改造與重構,這一過程必然觸及社會的文化結構。但是,傳統意義上的現代化并沒有完成對社會文化結構的改造,而是將這一任務延續到后現代化發展階段。文化結構是社會的形而上,也是社會最深層的內隱結構,它決定和影響著人們的價值觀念和行為方式,同時也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發展特質。社會的文化結構不是憑空產生的,它是一個國家的經濟、社會和政治結構的核聚與內化,其形成和改變都需要經歷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文化結構變遷是跨現代化的,或者說要經歷現代化和后現代化兩個相繼的過程。社會學家從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