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昭穆制度與周人早期婚姻形式》的幾個問題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李恒模的中國古代婚姻史稿正式出版。全書粹集了著者近十年來幸勤耕耘所收獲的25篇論文,是建國以來第一部對中國古代婚姻進行多角度系統研究的個人論文結集。縱覽全書給人以似曾相識而又耳目全新的感受。先秦古史歷來令學子望而生畏,即是皓首窮經,也不見得能斬獲頗豐。李衡眉雖是半路出家,但一涉足史壇,便知難而進,毅然選定先秦史為專業,在史學名家金景芳先生指導下,刻苦鉆研,在較短的時間里,在先秦史、婚姻史研究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帶有突破性的重大成果。文集所收著者的每一篇文章都很有新意,不落俗套。較為典型的是《昭穆制度與周人早期婚姻形式》一文,自漢至清的許多學者對這一制度的研究。雖代不乏其人,但都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能溯源窮本,把它講清。著者通過剖析周人的早期婚俗,揭示了這一制度產生的原因和實質。其結論是,昭穆制度當產生于由原始的兩合民族婚姻組織向地域性的兩合氏族婚姻組織轉變的過程之中。直接原因是“男孩轉入舅舅集團”改成為“轉入父親集團”?！盎蛟徽涯轮贫仁恰澳泻⑥D入本公社男人集團”、“婚姻變成父系地方性的產物。父輩稱“昭”,子輩稱“穆”,最初的意義是在相鄰輩份(父與子)的男人之間樹起一座明白無誤的界標,用以區別二者的氏族成員身份。這樣,一經弄清昭穆制度的起源和作用,與之相關的所有問題便都迎刃而解了。這篇新論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受到了專家的首肯。后來著者以此為基礎,寫就了《論昭穆制度》,作為博士畢業論文。金老盛稱對這一問題作了很完滿的解答,田居儉先生稱“我不僅為他在一些具體問題上的突破創新而高興,更為他探索到了一條行之有效的研究路數而高興。從某種意義上講。我以為后者比前者似應更值得同行們重視。我想,同行們不管是贊成他對一些具體問題的分析結論,還是不贊成他對這些具體問題的分析結論,恐怕都會承認,他確實通過這個路數把中國古代婚姻向前推進了一步?！?見是書序)只要翻一下本書的目錄,你就不難發現,著者對所涉足的婚姻研究領域從宏觀到微觀進行了立體全方位的研究。本人把該書大致歸納為四大方面。第一,有關婚姻形態及其演變的研究。著者運用經典作家的理論與考古材料及古史中有關婚姻的文獻材料相結合,條分縷析,爬梳剔抉,參互考尋,整齊排比,使中國古代婚姻形態及其演變的脈胳,清晰而具體地呈現出來。第二,對有關婚姻制度及其演變的研究。著者通過對婚禮等的形成、婚制演變的考察,對許多至今疑惑不解或聚訟紛紜的問題,進行了科學的令人信服的解說。這包括《試論婚禮形成的時間和原因》、《<周易》歸妹卦所描述的商周滕婚制》等篇。第三,對有關婚姻習俗的研究。著者對諸如掠奪婚、野合習俗、生子扎弓箭習俗等從多方面加以考證,從而對千古之謎做出了正確精當的解說。第四,就一些與古代婚姻密切相關的問題進行了研究。包括《先秦儒家婚姻觀與中國傳統文化》、《先秦繼承制為選擇繼承說》等篇文章。通過以上可以看出著者大則婚姻形態、婚姻制度,小到象“生子扎弓箭習俗”、“婚禮執雁”、“嫂叔無服”以及《周易》歸妹卦、屯卦所反映出細微的零星片斷的古代婚姻史料,甚至象“女兒國的來歷”這樣饒有趣味的問題也不放過,充分顯示著者淵博的學識,更說明了著者治學的氣魄與追求的執著。當代史學方法論就是立體全方位的科學方法論,它不是把歷史看作線條或平面,而是強調多維的層次結構。宏觀研究以微觀考察為基礎,微觀剖析也必須在宏觀的背景中進行,這樣對歷史才有了全面、更深刻的認識。如果以為微觀是小打小鬧,不能登大雅之堂,就棄置不顧,則不能對古代社會有深刻的了解,研究就無法具有應有的深度。據筆者所了解,著者為全面深入系統地研究古代婚姻史,已公開發表的有關論文50余篇,文章或長或短,或大或小,都緊緊圍繞著婚姻這一主題,進行不同層次,不同視角的研究。筆者所接觸的多位史學老前輩都很稱道著者能站住一角,定下決心就辛勤耕耘而不輟的學風。正是采取了上述科學方法,使得他能很快脫穎而出。這也是他取得史界公認的學術成就的一個重要原因。自王國維運用“古史二重證據法”來研究古史以來,史學研究飛速發展,人們已越來越多地不僅局限于此,而開始用多重證據來科學地古解釋代社會。著者在研究古代婚姻問題時也正是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努力擴大治史視野,調整知識結構,博采其他學科之所長,利用考古學、古文字學、音韻學、社會學、文化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等學科的理論和方法,進行跨學科的綜合研究,多重求證,從而能發前人所未發,對許多問題作出了推陳出新的解釋,使千古之謎渙然而冰釋,貽然而霧開。如在《昭穆制度與周人早期婚姻形式》一文中,著者先從考古學入手,次考以古史文獻,再證之以民族學、社會學和人類學等學科的中外最新研究成果,最后對“昭穆”二字還從文字訓詁角度進行了新解。指出“昭穆”本義即是一條既明顯又細小的分界線之意,此二字形象地再現了人類婚姻發展史上這一充滿矛盾時期的特點。類似此例者甚多,就不一一列舉了.對于如何認識和運用古史材料問題,李衡眉也探索出了一條新路,就是對原始材料,甚至是互相矛盾的記載,他從不輕意予以否定,而是用現代科學研究手段對古人的種種曲解予以批判,并求得其真諦。正如西方分析的,批判的歷史哲學派代表科林伍德所說:“就史料的內容來說,重要的不是真偽,而是它的意義,去探索意義,就走出了‘剪刀加漿糊’的歷史藩籬。而進入另一境界,在這里,歷史不是抄襲那些經過考訂的最完善的史料,而是做出了自己的結論?！敝咴谘芯繄蛩从頃r期傳位有“禪讓”、“避位”、“逼位”等幾種不同的文獻記載時,就跳出以往巢臼,經過充分論證辨析之后,總結出“在堯舜禹時期,同一件事情為什么竟然會有幾種互相矛盾,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傳說,這是因為,一種是由維護母權的母親和婦女們口傳下來的回憶錄,一種是由擁護父權的父親和男子們創編的新史話。后世史家或兼收并蓄,或擇善而從,遂使古史對同一事件的記載多有牾。惜前人于此理,或是此非彼,或據彼駁此。反對‘禪讓”說者認為這是儒家的托古改制;贊成‘禪讓”說的人又視他說為寓言和邪說。如果我們不把神話傳說信史化,而是把它當作一種古代社會現實的曲折的反映,那末可以說,關于鯀、禹、啟祖孫三代的婚姻傳說,正是我國原始社會歷史由母權制向父權制過渡和確立的生動而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