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社會知識結構對話語交際的影響

許多隱藏語境因素的溝通往往受到阻礙和干擾，語言交際信息是一個重要的限制和干預因素。交際雙方背景信息,主要指交際雙方的社會知識結構及雙方的個人背景知識。交際雙方背景信息對話語交際的干預,一方面體現在交際雙方共處在一種共同的背景信息前提下,對斷續的、含蓄的話語意義作出解釋、補充,促成成功的話語交際;另一方面體現在交際雙方沒有統一的背景信息,受話者對發話者的意圖難以有正確的認識,從而造成話語理解的錯誤或偏差,導致話語交際的失敗。一、成功的話語交際交際雙方的社會知識結構,主要指雙方各自對社會現象具有的百科知識系統。這種知識系統作為背景潛在影響著人們的社會行為。這種知識結構,亦或是慣例經驗,或是一種潛意識的價值規范。發話者在構建話語時無論有意還是無意都會將自己先有的社會知識織進話語之中,受話者在理解話語時也總是比照先有的社會知識予以理解。正如前蘇聯著名心理學家魯利亞在神經心理學研究中所證實的:“腦皮層的各種不同的區,其中也包括著彼此間很遠的區,都參加在心理活動的積極形式的實現,這些積極形式不僅接受信息,而且要將這些信息與過去的經驗相比較”。當交際雙方的社會知識結構能大致對等,雙方容易達成潛隱的心理默契和外顯的成功的話語交際。當交際雙方的社會知識結構相差很遠,表達者的話語難以啟開接受者心理圖式的黑箱,話語交際自然失敗。當然,有時交際雙方的社會知識結構相差懸殊(一般表達者的社會知識結構大于接受者的社會知識結構),但接受者有強烈希圖高于或大于自身社會知識結構者的需要時,也可達到話語交際的目的。人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每一個“有機體都必須轉變為一個能夠有效地參與社會,能夠為社會所接受的人。”為了能夠有效實現這一轉變,每一個社會中的人,不但得注重自己德行的完善,還得注重話語的修飾。請看,唐代詩人朱慶余與張水部面對“應考”這一社會現象曾有的問答佳作。朱慶余: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張水部:越女新妝出鏡心,自知明艷更沉吟。從字面上看朱慶余寫的是新婚妻子問丈夫自己的妝化得時髦否?張水部寫的是丈夫對新婚妻子美艷的夸贊。但言語符號形式下的意義卻是考生朱慶余用詩的形式探問考官張水部,我這樣的詩寫得合不合應考的要求。考官張水部也用詩的形式夸贊考生朱慶余的詩“敵萬金”。考試作為社會選拔人才的手段,其嚴肅性歷來為人們所關注。身為考官的張水部和考生朱慶余無論憑慣例經驗,還是潛意識的價值規范,都更知考試的意味。所以考生朱慶余不便也不敢直抒胸臆,只好采用隱含自己意圖的命題基礎的問話形式,而考官張水部也不便直白應答,便采用同樣形式對話語含蓄意義作出了綜合應答。話語的這種會話含意,外人無法知曉,它不是由字面提供的,字面只是提供了語義的負載形式,雙方熟知的背景信息,“應考”這一隱性語境對話語含意的輸出作了適宜的補充。這種話語符號在能指與所指方面存在極大差距,雖然造成聽覺表象與腦表象難以重合,但交際雙方對考試這一社會現象所具有的社會知識和他們自身所具有的高水平語言素養,卻使交際雙方心領神會,促成了成功的話語交際。這含而不露的問答,妙就妙在,既符合了社會對考官和考生的規范要求,交際雙方又達到了潛在的交際目的。假若交際雙方采用直白的應答話語,社會規約將不容,二位詩人也將從此成為社會的異己。二、話語交際的失敗交際雙方的個人背景知識指交際雙方對個人背景(如性別、年齡、職業、職位等)相應的話語特征的認識和經驗。這種認識和經驗作為背景潛在影響著人們的話語建構和對話語的理解。交際雙方的個人背影因子,在人的一生中都是時間軸上的變量。雖然,性別一經形成將難以更改(人為的手段除外),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不同年齡段上的性別話語特征也是不同的。社會對每一個處在個人背景因子下的人都有相應的期待和規范,因而不同性別、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職位的人都有與其相應的話語信息特點和話語方式,即相應的話語特征。現實生活中,一般交際雙方的話語能符合社會對各自的期待和規范,容易達成良好的話語交際,假若有一方使用背離社會期待和社會規范的話語,都會造成話語交際的失敗。例如:某集市,一男青年大聲叫賣著:“大甩賣了,上好的T恤,一張分一件。”有位鄉村老大爺挑了兩件,隨手遞給男青年一個面值2分錢的硬幣。男青年不僅沒接錢,反而一把搶過了自己的貨物,并沖看老大爺,“上這兒撿破爛兒呢?”老大爺也不甘示弱,“你不是喊著一分錢一件嗎?”導致買賣雙方話語交際失敗的原因主要是男青年的話語違反了社會規范。按理,身為推銷者的男青年,他的話語信息應是最簡明易懂且合乎社會規范的、無任何信息差的;話語方式應語氣平和、禮貌。而他不但使用了不合社會規范的話語,且態度和語氣也背離了社會期待。我國的本位貨幣單位為元,輔助貨幣單位為角、分。大多數老百姓在貨幣交易中已習慣于按人民幣實際面值來稱呼,因而鄉村老大爺便按人民幣實際面值付了錢。這本該是無可厚非的,豈料卻遭到了男青年的白眼。原來男青年稱的“一張分”是指“一張十元的人民幣”,而不是老大爺理解的“壹分錢”。時下年青人喜歡標新立異,喜歡追趕時尚,于是乎“靚”代替了“漂亮”,“一張分”代替了“拾元”……;老年人喜歡用通俗、大眾化的言語,以求穩妥。男青年與鄉村老大爺年齡上的差別,導致各自年齡話語特征的隔膜,最終導致話語交際的失敗。但有時,交際雙方的話語僅此符合了社會對各自的期待和規范,而未能把握社會對對方話語的期待和規范,同樣會造成話語交際的失敗。例如:有位農村老大娘去醫院看病,當醫生告訴她“黃胺脒”、“黃胺胍”的服藥劑量時,老大娘說:“黃米、黃瓜,俺家里都有,俺不要。”醫生的話語完全符合社會對醫生的期待和規范,老大娘的話語也完全符合社會對農村老大娘的期待和規范。但交際雙方的個人背景知識——職業背景知識的認知系統,發生了嚴重的錯位,老大娘把醫生說的拉丁藥名,誤以為是她家里已有的“黃米”、“黃瓜”,醫生誤以為老大娘也可聽懂他的醫學專業術語。雙方職業背景知識的差異,導致了話語交際的失敗。這正如王允在《白紀篇》所言:“以圣典而示小雅,以雅言而示丘野,不得所曉,無不逆者。”每個人的生活經歷和社會經驗各不相同,而這些因人而異的非語言成分總是以多種隱性語境因素的形式不同程度地限制著人們對話語意義作出不同的聯想。對同一話語形式的接收,不同的人可能產生不同的個人聯想性言外之意。例如魯迅《阿Q正傳》中有這樣一段描寫:“你從實招來罷,免得吃苦。我早知道了,招了可以放你。”那光頭的老頭子看定了阿Q的臉,沉靜地清楚的說。“招罷!”長衫人物也大聲說。“我本來要……來投……”阿Q胡里胡涂的想了一通,才斷斷續續的說。“那為什么不來的呢?”老頭子和氣的問。由于阿Q與老頭子的職業背景知識存在差異,他們各自在接受對方話語信息時,作了聯想性的言外之意的填充。阿Q在其原有的個人背景知識(他想來投革命黨)之下產生的個人聯想意義是,老頭子已知道他想來投革命黨,只是想問問他“那么為什么不來的呢?”所以便解釋道:“假洋鬼子不準我!”而老頭子則是沿著自己原有的個人背景知識(阿Q偷了東西,要來投案自首)之下產生的個人聯想意義是,阿Q偷了東西要來投案自首,而假洋鬼子不準阿Q自首。正是由于交際雙方在職業背景知識上的差異,造就了交際雙方特定的心理素質和思維方式,決定了他們的話語習慣,限定了他們話語理解的慣性角度,所以交際雙方始終也沒有理解雙方話語的真實內涵。由此可知,話話交際的成敗,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交際雙方所據有的背景信息的多寡。交際雙方的社會知識豐富,雙方的個人背景知識雄厚,話語操作(包括話語理解和話語建構)便易于游刃有余。依此層面理解,話語交際就是交際雙方背景信息認同、置換的對話過程。若交際雙方共處在一種共同的背景信息下,即使隱含在話語符號下的喻義再隱秘,受話者也能理解,交際雙方彼此認同,有說有應,自然會達到交際目的。若交際雙方沒有一種共同的背景信息,信息置換難以反應,自然難以達到交際目的。分析交際雙方背景信息對話語交際的干預,就是為了探討交際雙方的社會知識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