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言地理學的前史后史上

一、同言線地圖:中國的方言調查和研究我們曾經看到過方言地理的起源。1924年發表的《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方言調查會宣言書》(1)提出了七項工作任務,第一項即為“繪成方言地圖”。1925年劉復從法國學成回國,10月18日在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懇親會發表題為“我的求學經過及將來工作”的演說,其將來工作的第二項為:打算用相當的方法,調查各地的方音,著成一部《方音字典》;如果調查順利,作工的人也多,還希望按照法國語言地圖的辦法,編成一部《方言地圖》。(2)就目前所知,在漢語文獻中最早對方言地理學進行系統介紹的大概是岑麒祥。此文第六章為“方言地圖”,分緒言、調查方法、地圖的擬制、地圖的解釋四個部分。作者認為:“方言地圖的擬制應該分為(一)編制調查冊,(二)實地調查,(三)繪圖,和(四)解釋諸步驟”,而第六章的后三部分就是介紹這些步驟的。編寫于1938年的《湖北方言調查報告》(因日本入侵延宕至10年后才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可以看作是中國方言地理學的第一部作品。該報告根據成規模的區域調查繪制了涉及音類、特字、詞類的64幅同言線地圖(實際上已轉換成面狀分布圖),對方言區界的模糊性、同言線的繪制方法及其意義、地圖符號的使用等相關問題也做了簡要的討論。對于武漢三鎮,報告指出雖然其地理位置很偏東,但也屬于范圍最大的第一區(西南官話),“差不多成一個方言區的半島形勢”。這實際上是在討論方言分布的地理格局。(3)1939年來華的比利時神父賀登崧(WillemA.Grootaers,1911-1999)同時也是一位語言學者。他曾先后撰文積極鼓吹調查活的語言和開展方言地理學研究的重要性(Grootaers1943,1945)。1947年至1948年間他帶領學生對張家口市、萬全縣、宣化縣等地區的民間信仰和方言進行調查,并陸續有一些成果問世。(4)賀登崧和他的學生所做的先驅性研究亦可謂出色,不過,一則由于畢竟只是很小區域的調查,二則他所理解的方言地理學實際上是一種較為狹隘的詞匯地理學,因此他的呼吁和研究在中國語言學界并沒有產生多大的影響。中國幅員遼闊,方言極其復雜,使得漢語方言的調查非短期所能見其功,加上清末以降長期處于內憂外患的狀態,學術事業可謂舉步維艱,這些都在客觀上限制了方言地理學的發展。1956年丁聲樹、李榮發表《漢語方言調查》一文時,已經發表的材料僅有一百七八十點,而德國1876-1887年間所調查的方言點超過4萬個(但項目只限于40個短句),法國1897-1901年間所調查的方言點為639個(項目多達1400個或更多),如果再對比一下目前三國的國土面積(德國35.7萬平方千米,法國55.16萬平方千米,中國960萬平方千米),中國的方言調查跟西方的差距就一目了然了。在語料嚴重不足的情況下,方言地理學在中國沒有出現一些西方國家的那種繁榮景象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直到1981年王力先生出版《中國語言學史》一書時,在結論中仍把“繪出全國方言地圖”作為八項遠景之一。改革開放以后,漢語方言的調查取得了長足的進步。如果以具備稍具系統性的單字音材料(音節表或同音字表)或詞匯記音材料為標準,根據我們的初步統計,目前可資利用的方言點數已經超過了1500個。雖然1500個點仍然只能做宏觀方面的研究,但漢語方言地理學研究所必需的基礎語料無疑已經初步具備,加上漢語方言學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已經日趨成熟,為了在研究的廣度和深度上有所突破,嘗試不同的方法已經成為一些方言學工作者不約而同的想法,在這種背景下,在中國長期受到冷落、一步一蹶的漢語方言地理學開始陸續出現一些重要的成果,這是十分令人振奮的。可是我們也注意到,學者們對漢語方言地理學一些基本問題的看法還存在著嚴重的分歧,如果不能從理論上把這些分歧的實質說清楚,這門學科就很難在中國得到健康的發展。如何看待方言地理、方言分區以及譜系分類這三者的關系,就是眾說紛紜的基本問題之一,本文愿就這一重要問題闡明我們的基本看法。二、同言線的存關于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區,郭必之以“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區可以接合嗎”這樣的質疑句作為文章的標題,其立場之鮮明已不用多做解釋。不過,在我們看來,這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方言分區是以方言地理為基礎的,沒有方言地理的研究,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方言分區。所謂方言地理的研究,指的是利用方言地圖研究一個個具體語言特征(可以是語音、詞匯、語法等不同方面的)在地理上的分布情況。對方言分區來說,還要在特征分布圖的基礎上逐個繪制出同言線,然后將它們疊在一起,觀察同言線之間的空間關系,特別留意是否存在聚集成束的情況。最后按特定的分區目的來確定同言線的重要性序列,優先選擇重要的同言線、聚集成束的同言線來作為方言分區的標準。當然,涉及方言地理研究的每一個方面實際上都存在一些復雜的問題需要討論,這里無法詳述,但方言分區的手續大體如此。(5)西方學者通常都是依照上述手續去做方言分區的。典型的案例如Kurath&Lowman(1970)依據音韻演變的地理分布情況確定英格蘭南部的方言區域結構(arealstructure,性質大體相當于方言分區):作者總共繪制了38幅方言地圖(31幅語言特征分布圖,6幅同言線圖,1幅語言特征分布和同言線綜合圖),其中第33圖是一幅著名的同言線束圖(參看275:圖3-16“縱貫英格蘭南部的同言線束”)。被不少語言學著作引用的美國東部的方言區圖(如霍凱特1986下冊所引191),也是在一系列同言線圖的基礎上繪制的。郭必之未能把握住學科發展的脈絡,給漢語方言地理學以更多的期許,在一個百業待興的領域提出“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區可以接合嗎”這樣的偽命題,這是我們所堅決不能同意的。把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區對立起來,實際上是方言地理學草創時期抱著離散觀念的語言學工作者突然間跌入紛繁復雜的語言現實中所必然出現的一種反應。GeorgWenker1876年開始進行的、代表方言地理學發端的德國方言調查,初衷是想證明“音律無例外”(AusnahmslosigkeitderLautgesetze)這一理論的真實性,然而他的調查研究結果乍一看似乎完全否定了這一理論的有效性。而更糟糕的是,第一次大規模的方言地理調查似乎還顯示出:根本不存在作為語言變體意義上的、彼此可以清楚區分的“方言”這樣的東西!法國學者巴黎(GastonParis)1888年發表的看法就很有代表性。他認為就地理觀點而言,并不存在“方言”這樣的事物;“從法國的這一頭到那一頭,方言是以無法覺察的程度彼此迷失的”(d’unboutdelaFranceà1’autrelesparlerspopulairesseperdentlesunsdanslesautrespardesnuancesinsensibles)。人們完全可以想象自己所信仰的觀念被突然打破時的那種震驚和困擾:原先多數語言學家都設想方言是離散性的實體,即一個說話人說的要么是某一有特定叫名的方言,要么不是,方言邊界是實際存在的;而現在把體現若干方言差異的一幅幅個別特征的地圖綜合在一起后所呈現的結果竟然是———同言線極少有互相吻合的!為一個個具體特征繪制的同言線在地圖上縱橫馳騁,彼此交錯,簡直就雜亂無章。所謂的“方言”它在哪里呢?應當說,這種震驚和困擾是有著它的積極意義的。它使方言學者從理想回到了現實,對方言的連續性有了切身的體會,“方言連續體”(dialectcontinuum)的觀念從此深入人心。而且方言學者們也很快就從震驚中恢復了常態。雖然方言是漸變的連續體,但是學者們也發現:在大多數情況下,可以在方言地圖上發現模式(patterns),即從一張地圖到另一張地圖反復出現的地理分布格局。有些地區相對較少同言線通過,有些地區則被大量的同言線密集穿插,前者就是所謂的“中心區域”(focalareas),而后者則是所謂的“過渡區域”(transitionareas)。也就是說,雖然方言已不再被視為離散性的實體,但它仍然是一個有效的相對單位;同言線雖然常常不能互相吻合,但一些同言線彼此接近、遵循大體相同的方向也是屢見不鮮的事實。方言區在多數情況下不是由一條條線來分界的,而是由一條條寬帶(broadband)來互相分隔的。而寬帶就是所謂的過渡區,即有很多同言線通過、不能明確歸屬于任何一個中心區域的地帶。以上所述可以說是方言地理學至少已經流行了近一個世紀的主流觀念(6),西方學者的方言分區基本上都是這一觀念的具體實踐。雖然“每一個詞都有它自己的歷史”在任何時候都不會缺乏擁護者,而且這句口號也并非沒有合理的成分,但它跟多數方言地理學家所不斷追求和揭示的類型(types/patterns)實際上屬于“人各有志”、“難以相謀”。郭必之之所以會提出在我們看來完全是一個偽命題的質疑,關鍵就在他對方言地理學的理解跟通行的理解大不相同:“方言地理學主張‘每個詞都有其固有的歷史’,所以很著重看每個詞的不同詞形在某個特定地區的分布,希望透過詮釋語言地圖,重構每個詞的歷史。”站在這樣的立場他自然很難理解項夢冰、曹暉所做的分區工作,而把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區對立起來恐怕也是必然的。三、關于“方言分區”方言地理學要做的事情很多,通過方言地理的研究探討理想的方言分區是其中一項重要課題。郭必之對方言地理學的狹隘理解不僅使他認為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區在方法上是對立的,而且也使他有意無意地把方言分區排斥在方言地理學的課題之外。“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區可以接合嗎”這一命題本身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巖田禮持有相同的看法(著重號為本文所加):2005年至2006年之間有兩本冠名“方言地理學”的綜合性研究書出世:一本是史皓元、石汝杰、顧黔三位先生合寫的《江淮官話與吳語邊界的方言地理學研究》(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另一本就是本評論的對象———項夢冰、曹暉兩位先生合寫的《漢語方言地理學———入門與實踐》(中國文史出版社,2005年,下文有必要時則稱作《入門與實踐》)。這兩本書均為作者長年調查研究的結晶,分別都是在大量語料的基礎上繪制方言地圖并劃出同言線,這種辛苦工作值得稱贊。然而兩者不約而同地也提出方言分區或方言分類的觀點,甚至在《入門與實踐》中似乎占有研究終點的地位而方言地理學則成為為此目的服務的工具。關于本書已有郭必之先生的評論(郭必之2006)。郭氏評論言簡意賅,我基本贊同。方言分區之為方言地理學的重要課題之一,當屬對這門學科的基本認知部分;如果連這種基本認知問題都出現了嚴重的分歧,對話就很難是建設性的。本文不想多費筆墨,只想在這里指出這樣一個基本事實:巖田禮先生和郭必之先生所奉為圭臬的賀登崧神父所界定的方言地理學,實際上只是方言地理學的其中一個領域(詞匯地理學)的一個流派而已,絕不代表整個方言地理學,甚至也不能完全代表詞匯地理學。Carver的書名叫做AmericanRegionalDialects:AWordGeography(美國的地區方言:詞匯地理學),不算附錄和索引,全書正文249頁,所做的主要工作是:以美國一系列描寫性方言地圖集為主要基礎,并結合其他方言語料,討論美國的方言區劃及其與歷史文化的關聯。作者在書里繪制大量同言線地圖的目的就是要探討美國的方言區劃,以及方言區劃的層次、方言區劃跟歷史文化的關聯。可以說,Carver的工作跟賀登崧神父的詞匯地理學是很不一樣的。如果稍微研究一下美國的方言學史,類似Carver這樣的著作還有很多部。(7)我們還可以再舉一個例子:Orton&Wright的書名叫做AWordGeographyofEngland(英格蘭詞匯地理學),其主要工作是以SED(TheSurveyofEnglishDialects,英語方言調查)的語料為基礎繪制大量的同言線。換言之,它實際上是一部同言線地圖集———這跟賀登崧神父所倡導的那種三句話不離“解釋”的詞匯地理學真可謂是大異其趣了。對漢語而言,方言分區在方言地理學里的分量會顯得尤其的重。原因至少有三:第一,漢語的使用人口多、分布地區廣、方言分歧異常嚴重,這使得方言分區不僅有著重要的學術意義,還有其不可忽略的實用需要;第二,漢語的歷史非常悠久,一波波共同語的推平作用和方言接觸效應使得要做好方言分區工作變得異常困難,而追求完美是人類的天性;沒有方言地理學介入的漢語方言分區不可能是完美的;第三,由于在相當長的時間里語料極度缺乏,或即便有了一定規模的語料,處理和消化也需要較長的時間,中國迄今為止實際上還沒有出現過方言地理學意義上的全局性的分區工作,有的只是方言分類、準方言分區、建模性的方言分區和局部性的方言分區,因此漢語的方言分區工作亟需補課。請注意是否屬于方言分區并不看語言學者是否用“方言分區”來稱述自己的工作,而是看他的工作是否遵循了方言地理學有關分區的基本工作手續。就我們所知,迄今為止還沒有一位學者是在同言線的基礎上來討論全局性的漢語方言分區的(8)。郭必之認為“現在是適當的時候,以新材料和新角度重新檢視方言地理學在漢語中的適用程度。”很遺憾這話完全沒有說到點子上。方言地理學并非像生成語法(generativegrammar)一樣是一種理論或假說(theory/hypothesis),而是一種研究地域方言的技術或手段(technology/means)。契科巴瓦(1954-1955)對此曾有很準確的概括:“在用繪圖法研究方言特征的過程中就產生了語言地理學”,“語言地理學之所以有價值,不是由于它否認了方言的存在,而是由于它有一種研究方言特征的繪圖法,它利用等語線及其他符號把這些方言特征分布的情況一目了然地表現在地圖上。”Moulton也曾精辟地指出過:“大體而論,方言地理學家過去不是、現在依然不是以理論為導向的。”(geographicallinguistsingeneralwerenot,andstillarenot,theory-oriented.)方言地理學之適用于任何一種語言幾乎是沒有疑義的。換言之,只存在使用者有沒有把這種方法用好的問題,而不會有方言地理學適用不適用于某種語言的問題。要重新檢視的,不是方言地理學本身,而是自漢語方言學誕生以來在沒有方言地理學介入的情況下所做的種種工作,其中就包括漢語方言的分區方案和標準。項夢冰、曹暉不把南海粵語古非敷奉母字今讀重唇音的現象看做是存古、不支持晉語獨立都是從方言地理學角度對以往部分工作的重新檢視。可恰恰在真正需要重新檢視的一項重要內容———方言分區的問題上,郭必之卻提出“方言地理和方言分區可以接合嗎”這樣的質疑,不僅跟項夢冰、曹暉專題實踐(5.1~5.2)的目標齟齬難合,而且簡直就是在才剛剛冒芽的莊稼地里潑開水。四、觀察的時間點是一個方言區一些學者對方言地理學的狹隘理解還直接影響到他們對方言地理學跟譜系分類(lineageclassification)兩者關系的看法。郭必之認為分群(grouping,在語言學里常常相當于譜系分類)和方言地理學之間可以對話的空間并不太多,有些觀點甚至是互相沖突的。除非作出很大的更動,否則根本不能把它們配合起來使用。為了便于討論,下面先轉引他的有關論述(省略注釋):雖然方言地理學和分群同樣是以解答語言演變的問題為目標,但兩者觀察的角度卻很不一樣。方言地理學主張……(上文已引)分群則講求運用比較法(comparativemethod)和內部擬構法(internalreconstruction)去擬構古語,并根據哪些語言擁有共同創新的特征而判斷具體的分群。分群強調系統性的演變,牽涉范圍越廣的音變越需要注意,不會拘泥于一字一詞的特殊變化。而最重要的一點是,語言分群根本不能用地圖表示出來。試看下面這棵譜系樹:A、B、C和D是四種方言,它們都是X語言的子孫。假設在時間(1)作觀察的話,那只會看到一種語言—————X。沿著時間軸把視點往后移,到了時間(2)會看到兩種方言,時間(3)有三種方言,時間(4)就有四種方言。我們到底要根據哪一個時間點作為方言分區的標準呢?如果以眼前這一刻為準的話,那每一個方言點都是一個方言區—————除非有兩個地方的方言完全一樣。我們經常可以聽到像這樣的爭論:為什么福州話和廈門話相差那么遠,可以歸入同一個方言區(閩語區),但長沙話和附近的西南官話可以通話,卻被分為兩個區(湘語區和官話區)。我認為:這正是劃分方言區的學者,把一個類似譜系樹的模式(不算是嚴格的譜系樹)投射在地圖上的結果。由于觀察的時間不一致,加上要考慮地理、人口等非語言因素,所以很容易會出現這種爭論。作者在5.1.7.4節中談及的“不對稱原則”,所針對的正是這個“上位跟下位不對稱”問題(縱使書中所談的“譜系”并非真正的分群,然而道理還是一樣的)。但要是我們嚴格遵從“不對稱原則”的話,把所有共時音變都放進考慮的范圍內,那么每一個方言點都會成為一個獨立的方言區,到頭來又回到上面那棵譜系樹觀察時點的問題上。方言地理學既關心詞匯、語法現象的地理分布,也關心音韻現象的地理分布(上文提到的Kurath&Lowman書名就叫《英格蘭南部的方言(區域)結構:音韻上的證據》),因此郭必之所理解的方言地理學實際上是非常片面的,這影響了他對問題的認識。方言地理學在研究音律和分區的時候,同樣呈現出“強調系統性的演變,牽涉范圍越廣的音變越需要注意,不會拘泥于一字一詞的特殊變化”這樣的特點。此外,郭必之斷言“語言分群根本不能用地圖表示出來”是不符合事實的。項夢冰、曹暉其實已經提供了一個非常典型的案例,可惜郭先生沒有好好揣摩。項夢冰、曹暉43介紹描寫性地圖和解釋性地圖的區別,描寫性地圖以圖2-16(原始數據地圖,244頁)和圖2-17(加工地圖,245頁)為例,解釋性地圖以圖2-18(246頁)和圖2-19(247頁)為例,118頁又具體給出了解釋性地圖的解釋依據(鼻音形式計數有錯):“五”字的南北對立表現為鼻音形式和非鼻音形式的對立。非鼻音形式有u,vu,藜u,揲u四種形式,后三種都是u的派生形式;鼻音形式有耷u,耷ou,耷觛耷u,耷蘅u,ɡ蘅,耷,撳耷,m,尬耷九種形式,后八種都是耷u的派生形式。即:上面的圖不妨稱之為“音變歷程樹”,現在我們把它改畫成如圖1的譜系分類樹:譜系樹的設計是否合理不影響我們對問題的討論(下文的譜系樹圖亦同)。多次出現可選形式(用“/”號)和三分節點是為了避開相對時間的判斷問題(例如是耷觛↓u先從耷ou分化出去還是耷蘅u先從耷ou分化出去)以及一些棘手的音變過程問題(例如揲u是耷u的演變結果還是u的演變結果)。這個譜系樹在地理上的投射表現如圖2247:圖2只有44個方言點,屬于理論建模的類型,但是不影響我們要說明的問題。譜系樹的第一次分岔在地理上的投射反映為官話和非官話的對立(南北對立),第二次分岔在地理上的投射反映為閩語和非閩語的對立。第二次分岔作為方言分區標準是否有效還有待進一步檢驗,但第一次分岔用《漢語方言地圖集》語音卷204圖(930個方言點)來加以檢驗,效果是相當令人滿意的,如圖3所示:可見,譜系關系是可以用地圖表示出來的,而方言地理學跟歷史語言學也是密不可分的。方言地理學最大的興趣在于研究歷史,對音韻領域來說,制作解釋性地圖的基礎就是歷史語言學中的比較法,跟譜系分類所遵循的原則完全一致。郭必之對項夢冰、曹暉有關如何排除表面相似的討論有贊美之詞:“這和西方歷史語言學中辨別語言間相似點來源的方法,有異曲同工之妙。”可是項夢冰、曹暉的有關討論目的正是為了有效地進行方言分區。例如之所以不能把湘鄂贛交界地帶一些古全濁聲母字今讀濁阻塞音的方言跟吳語和老湘語等量齊觀,就是因為它們在譜系樹中的位置不同,圖4以并母為例(這里只是為了說明問題,省略了大部分的方言以及贛語和老湘語中無關的部分)。可見,把密不可分的方言地理學和譜系分類當成是互相沖突、沒有對話空間、根本不能配合使用的兩個敵人,從理論上看是完全錯誤的。方言地理學不僅在音韻地圖的解釋上遵循譜系分類的基本原則,而且也會借用譜系分類的研究結果。方言分區和譜系分類盡管關系密切,但畢竟是兩回事。下面我們就借用郭必之的圖(見前文所引)來說明分區的過程。假設ABCD都分別代表一群方言,分別占據著特定的地理區域(順序就如字母所示,自北而南依次為ABCD),且呈互補關系。首先按照分支的歷史深度確定一級方言的標準(項夢冰、曹暉2005根據丁邦新1982總結的“音韻差異的深度原則”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假設是(3)這個時間點,那么所有這些方言群首先分為兩組,A為一組,BCD為另一組,標準的時間尺度是(2),接著BCD也分為兩組,BC為一組,D為一組,標準的時間尺度是(3)。一級方言的分區工作至此完成。即祖語(原始語)為X的這種語言有[A][BC][D]三大方言(一級方言)。(4)這個時間點上的分支發展被省略了。它只有在需要劃分次方言的時候才會加以考慮,即大方言[BC]可以分為BC兩個次方言,標準的時間尺度是(4),而[A][D]兩個大方言沒有明顯的次方言的差別。通過以上分析我們還可以看到一種不對稱現象:時間點(1)的左分支不再分支發展,時間點(3)BCD的右分支不再分支發展。項夢冰、曹暉(2005)把譜系樹的這種自然屬性概括為“不對稱原則”。可見,方言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