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漢代物品的初步研究

在吉林省東部的第二松花江東岸，從南到北依次為寶岱山、五河山、東團山、西山和龍灘山。絕對高250.380米，相對高度50.100米，南北長約6公里。山地西麓與江東岸之間,是一片較為平坦的高阜地帶(圖一),這里散布著較為豐富的古代遺物。本文擬就這里的漢代遺物談幾點認識。這里的漢代遺物,主要可分為兩類,即漢式遺物和漢式遺物以外的漢代其它文化的遺物。一、漢代遺跡早在本世紀的二三十年代,這里就曾發現過一些漢式遺物,近些年來又相繼有所發現。主要有漢代“五銖”錢、陶耳杯、陶灶、陶盒、陶甑、陶俑等。二、除了漢族文化遺產之外，漢代的其他文化財產也受到漢族文化遺產的影響這類遺物主要有陶器、銅器和瑪瑙珠等。(一)陶瓷1.關于所附物的形制問題迄今在這里尚未發現其完整器物,但卻發現了較多的器耳。這類器耳皆為夾砂陶質,紅褐或黑褐色,橋狀,剖面近圓形。過去較長一段時期,對這類器耳所附器物的整體形制等問題,一直不甚清楚。由于吉林省榆樹縣老河深墓葬、吉林市泡子沿前山遺址、吉林永吉縣學占村墓葬等一系列考古工作的開展,使我門對這個問題有了一個初步的認識。這類器耳(至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主要是一種侈口、斜頸、鼓腹.平底陶壺腹部上的兩個對稱橫耳(圖三,3)。2.方差網狀紋的瓷器較完整的器物僅發現1件。泥質紅陶,侈口、束頸、鼓腹、平底,腹部有兩個對稱的橋狀,剖面近圓形的橫耳,在腹部以下連同器底飾有方格網狀紋(圖三,4)。過去在這一帶曾發現過較多的這種飾有方格網狀紋的陶片。主要為細泥灰陶,其次是泥質紅陶。除器表飾有這種方格網狀紋外,一些陶片的器內也多飾有似錐刺的紋飾,極個別的在器內也飾有同器表一樣的方格網狀紋。以往沒有見到這種陶器的整體形制,對其考古年代等問題也認識不足.由于在這一帶的漢代墓葬的填土中發現了這種陶片(這種陶片不見于西團山文化及其以前的吉林地區諸考古文化,西團山文化的下限大體相當于秦、漢之際。因此,這種陶片的年代,其上限不會早于秦漢之際,其下限不會晚于漢代),加之這一帶又有飾有這種方格網狀紋的完整器物被發現。因此,可以認為,這種陶片(至少也是其中的一部分),主要應是這類陶罐上的殘片。3.身份盤盤豆盤發現的數量較多。其陶質和陶色主要可分為:砂質褐陶、砂質黑灰陶、夾砂褐陶和泥質紅陶等。其形制可明顯地分成三個部分:上部是一個敞口豆盤;中間是豆把(有空心和實心之別),皆為外弧的圓柱狀;豆把下即為喇叭口形的豆座,空心把的豆座中間有一圓孔與豆把中空的部分相通(圖二,1)。除泥質紅陶豆外,其它質色的陶豆表面皆打磨光滑,呈青灰色(.泥質紅陶豆表面亦打磨光滑);在空心把的陶豆中,大多數在器表有一層黑中泛銀灰色亮光(如同黑色鉛筆鉛粉沫一般)的附著物質,用手搓抹即有少許脫落。(二)少數民族的青銅器目前發現的還不很多,主要是一些小型的飾物等。1.老河深墓葬中出土的物物Ⅰ式由一個橫梁連接兩個半卵形(圖二,2)。相似的器物在榆樹縣老河深墓葬中亦有發現。Ⅱ式正面呈卵形,背面有兩個橫梁(圖二,7)。相似的器物在榆樹縣老河深墓葬和永吉縣學古村墓葬中均有發現。Ⅲ式正面呈卵形,背面無穿鼻(圖二,6)。2.雙側槽形銅帶拱長片形,Ⅰ式正面呈圓形凸起,中間有一小圓柱狀凸起,背面正中有一半球形凸起(圖二,8)。Ⅱ式圓形,一面凸起,背面有一橫梁(圖二,9)。與此相似的器物亦見于榆樹縣老河深墓葬和通榆縣興隆山墓葬。Ⅲ式正面呈圓形,正中有一半球形凸起,凸起下依次有兩周凸棱:背面中部有一凹槽,槽邊緣兩側各有一環形穿鼻(圖二,3)。與此相似的器物亦見于榆樹縣老河深墓葬。3.內裝鼻置口僅發現1件。銅質鎏金。面部有層次地凸起,較有立體感;背面凹下,在眉眼之際有一環形穿鼻。頭頂發結殘缺,似缺左耳(圖二,5)。上述銅飾件,除一些因銹蝕嚴重,表面破損不清外,余皆鎏金。這類器物是否全部鎏金尚不很清楚.(三)從漢字時期至西漢末,西漢植物文化中,夫余的地位和性質發現較多,皆用紅色瑪瑙制成,作工較粗糙,中有一孔,以備串聯。主要有圓柱形、球形、竹節形、算珠形、卵形等(圖二,4、10—13)。龍潭山、東團山一帶的漢代遺物,就目前的發現來說,雖然還談不上豐富,但也堪稱多彩。這些遺物的性質如何?則必然成為人們所要關心而且也是避不可免要回答的問題。據文獻記載,漢代的吉林是夫余(即《后漢書,夫余傳》等書中所記載的夫余)的主要活動地區之一。因此,我們有理由,而且也有可能從這一地區的漢代遺物中去尋找和發現夫余遺物。盡管考古學文化與歷史上民族的關系并不一定完全等同,對于一種考古文化性質的確定也不會象對號入座那樣簡單明了,但是,我們總是可以透過一些現象來了解事物的本質,從而達到解決問題的目的。這里,提出五點值得注意的現象:第一,西團山文化的下限大體在秦、漢之際;第二,夫余最遲已在西漢初期見諸史籍;第三,從文獻記載的蛛絲馬跡中,我們可以察覺到,夫余經歷了一個從大小興安嶺之間某一地區逐漸南下的過程,后來進入了貊故地。因此,夫余“國之耆老自說古之亡人”。對于西團山文化的族屬,目前學術界主要有肅慎族系和貊族系兩說,筆者傾向于后者;第四,據吉林市泡子沿前山和江北土城子等遺址層位的疊壓、打破關系及器物的共存關系,在西團山文化之后,又恰恰出現了一種有別于西團山文化的、其上限最遲不晚于漢代的新的考古文化;第五,從一些陶器上,我們可以明顯地看出這種新的考古文化與西團山文化(并非僅限于西團山文化)之間存在著某種承襲關系(圖三)。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