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GEPAGE4禪思悠悠，琴韻悠悠——讀田青先生的《禪與樂》有感[摘要]《禪與樂》是我國第一本關于禪與音樂的著作，作者以“禪與樂”二者相生相依的深層次關系為獨特視角，從佛學、音樂學、美學、文學等各個層面，以鋒利且文筆秀麗雋永的語言梳理了禪宗與中國音樂的因緣，并為中國現代音樂未來的發展提供了中肯的建議。[關鍵詞]禪宗；禪意；禪與樂引言田青先生的《禪與樂》是國內第一本關于“禪與樂”的著作。他以獨特的視角、深刻的思想、詩意盎然的文筆，和緊密的邏輯思維將“禪與樂”歷經兩千多年的殊勝因緣娓娓道來。這本書，是作者多年來研究中國宗教音樂等相關成果和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中的積累。書中不僅論述了“禪與樂”內在的深層次聯系，更以深刻獨到的視角回顧了近代音樂文化的翻天巨變，提出了聲樂唱法中“科學”不同于“藝術”的觀點，并鼓勵民族器樂藝術中“第三種模式”的發展。他呼吁我們的音樂家們，應當穿越近代中華民族的屈辱史，穿越“五四”反傳統的傳統，找回淹沒在西方強勢文化語境中的屬于我們自己的話語系統。該書凸顯了以下幾個特點，試作歸納。二、《禪與樂》的寫作特點（一）以獨特視角切入時代熱點話題新穎的研究視角從我國現有的所有關于“佛教音樂”的書籍中我們可以發現，田青先生所著的《禪與樂》是第一本以“禪與樂”的關系為視角的著作。其他相關著作都是寫佛教音樂的，或關于宗教音樂的，或關于部分地區佛教音樂的研究等。如1993年妙音·文雄所著的《中國佛教音樂》，楊蔭瀏先生于1960年所著的《宗教音樂·湖南音樂普查報告附錄》，楊民康于2007年所著的《佛韻覓蹤:西雙版納傣族安居節佛教音樂民俗考察》等。以“禪與樂”的關系為角度探討當代民族音樂的發展問題，無疑是一個新穎的視角。2.以如何繼承民族遺產問題為目的關于民族形式問題以及如何繼承民族遺產的問題，自建國前自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會議提出“民族形式”、“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主張以來，中國各地的文藝工作者對于民族形式問題以及如何繼承民族遺產問題已展開了討論。至今，仍然是眾多學者探討的熱點話題。在面臨多元文化并存的時代背景，和如何避免“西方后殖民主義中心”的21世紀的今天，田青先生提出的問題值得我們反思：“當年我們那些可尊敬的先輩在潑洗澡水的時候，是不是把澡盆里的孩子一起潑掉了？！”田青：《禪與樂》，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227頁。田青先生在書中以“禪與樂”的視角重新審視了中國傳統文化，提出禪意是中國音樂應有的內涵。賦予音樂以禪意和韻味，為我國當代音樂創作在繼承民族自1938年10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會議提出“民族形式”、“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的主張以來，中國各地的文藝工作者對于民族形式問題以及如何繼承民族遺產問題已展開了討論。田青：《禪與樂》，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227頁。（二）探索了“禪與樂”深層次的關聯作者從講述中國人的宗教觀和音樂觀開始，結合佛教傳入中國和禪宗在中國的產生和發展，論述了禪宗得以對中國傳統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原因和過程。禪宗在中國得以廣為影響，原因不僅與中國人對宗教文化的包容性有關，更在于禪宗與中國音樂的深層次關聯。從“直指人心”的“禪”與不立文字的“樂”的相似性，到中國“單旋律”中的“禪意”，體現的都是“見性成佛、不立文字”的禪宗對中國音樂的影響。作者將將樂聲中的“怦然心動”與禪宗的“頓悟”相比擬，為讀者展現了禪宗與中國音樂驚人的相似之處。禪宗崇尚“簡約”、“明心見性”，中國音樂也崇尚“簡約”和“韻味”。在中國傳統的審美中，受禪宗的影響，自唐代起，就有以“韻”來反對“技術至上”的先例，如白居易“調輕聲直韻疏遲”的音樂美學思想。中國特有的散板的節拍特征、西北民間音樂中的苦音“fa”比十二平均律的“fa”高50音分的現象，以及沈洽在《音腔論》沈洽：《音腔論》，中央音樂學報1982年第4期-1983年第1期。中提到的“音腔”的概念，均體現了中國有別于西方的崇尚簡約、重韻味、輕技術的審美傾向。中國器樂曲中以“老六板”為種子繁衍出的“老六板”“老八板”家族，更像是禪宗的“一花五葉”一般沈洽：《音腔論》，中央音樂學報1982年第4期-1983年第1期。（三）回歸時代，對中國當代音樂發展的思考在《禪與樂》的最后一章里，作者明確指出：中國傳統音樂里的“禪”即當年先祖潑洗澡水時一起潑出去的孩子。回顧近代，“落后就挨打”的經驗使得我們迫切的想要改變中國文化落后的局面。從明治維新、學堂樂歌的傳授到五四運動的興起，西方文化所主張的“民主與科學”代替了儒釋道三家并對中國近現代文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同時，隨著連年的戰亂和經濟的蕭條，有著千百年傳統的中國古典音樂、民間音樂、文人音樂、宗教音樂統統淪為瀕臨滅絕的邊緣文化、弱勢文化。中國音樂在器樂領域里出現了“彭修文模式”、“新潮音樂”，在聲樂領域里出現了盲目追求的科學性和規范性的“千人一聲”的普遍現象。田青先生在這一章里花費了大量篇幅批評聲樂的“科學性”。他認為，“科學”是工業化的產物，是“罐頭歌手”批量產生的原因，而“藝術”要求的是“個性”，進入信息化社會的我們，應將審美標準回歸自然，追求個性化和多元化。可喜的是，2006年青歌賽中“原生態”唱法的出現，體現了這種主張“文化多樣性”的實現。田青先生還以“文化自信”為視角反觀“彭修文模式”和“新潮音樂”，深刻的揭示了“第一種模式”的“什么都和洋人一樣”，以及“新潮音樂”被稱為“新文化殖民現象”的深層心理背景。然后詳細介紹了民族音樂的“第三種模式”的產生緣由及特點。田青先生稱這第三種模式為“新古典主義”，他對這第三種模式持以樂觀的態度，并強調了這種模式不同于西方新古典主義提出的口號“回到巴赫”，而更多的是一種靈魂的回歸。正如他所說的，只有“禪”才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高峰和東方特色，只有“禪”的回歸才能帶領我們在“文化全球化”和“后殖民主義批評”的時代走向日益縮小的“地球村”。田青：《禪與樂》，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250頁。田青：《禪與樂》，文化藝術出版社2012年第1版，第250頁。三、關于該書的一些疑問和思考（一）傳統文化的保護問題需予以重視日本的尺八音樂讓西方學者聽到了禪意，而中國的民間音樂（包括北京民間佛曲）卻讓人覺得有點吵。這讓我們反思，與中國相伴千年，對中國傳統文化烙下深刻烙印的禪意是否被我們忽略？我們當今的音樂不應背離中國傳統音樂的本性和傳統，丟棄中國傳統音樂中曾蘊含的禪意，盲目、全面的照搬西方音樂的一切，只有不斷挖掘中國傳統音樂內在的精神氣質，抓住傳統音樂的根，才能創作出更具有中國氣質的音樂，在文化多元的時代背景下走向世界。（二）思維局限的問題如果把禪宗的思想看做一種文化，那么受其影響而形成的音樂（如文人音樂）則具有了禪宗的“靈魂”。而影響中國的文化不只佛教的禪宗文化，還有佛教的其他文化，如律宗，以及道家、儒家、甚至玄宗思想的影響。“不同文化給了各自的音樂不同靈魂”,他們一起構成大的中國傳統音樂的框架，而當我們聽到一部分中國音樂，而指責它沒有禪意，我認為是不合理的。多元文化并存的現象是普遍的。我們應當跳出自身的局限，客觀的看待多元文化現象存在的合理性。在我看來，田青先生站在宗教音樂的角度看待禪宗思想對中國音樂的影響，難免有思維局限的問題。在他看來，禪是新古典主義的核心，它融入了中國文化的各個層面，在音樂方面尤其深層次的影響了中國人的審美。卻忽略了其他文化（如少數民族文化、市民文化以及其他宗教文化等）、政治經濟的變動等對中國音樂產生的影響。我認為，田青先生只是站在自己的角度一味的夸大禪宗對中國音樂的影響的思維方式是片面的。中國的傳統音樂是多種文化相互作用的結果，禪宗只是眾多因素之一，卻不能代替全部。四、結語在21世紀的今天，后殖民批評浪潮席卷全球。“它指向殖民者撤退之后，第三世界依然存在西方中心的現象”，且“東方人往往以西方這個他者的東方想象來重塑自己，從而使自己的面貌受到遮蔽。”宋瑾：《傳統音樂作品走出去的保值問題》，云南藝術學院學報2013-4宋瑾：《傳統音樂作品走出去的保值問題》，云南藝術學院學報2013-4在中國歷史上，的的確確禪宗對音樂及其他文化領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田青先生思考的這一點并不是毫無根據的。禪宗“明心見性”和“簡約”的智慧也深深印刻在中國音樂單旋律的長線條和意境深遠的韻味里，在中國悠久的歷史長河中留下了大量的彌足珍貴的文字和音符，這在《禪與樂》中已做了大量舉證。而我們的民族文化身份問題卻是更需要引起我們重視的。田青先生將“禪”視為中國新古典主義的核心，視為我們祖先當年一同連洗澡水潑出去的孩子。他的觀點是有歷史根據的。要創作真正屬于我們本民族的音樂，則要深挖我們本民族文化和音樂的根，“找回被我們遺忘的母親”，在吸收和借鑒西方的作曲理論的同時，從自己本民族留下來的寶貴傳統里汲取養分。但除了“禪”以外，能對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古國的音樂產生重大影響的，還有其他的什么呢？我想這是我們需要思考的問題。其次，是關于傳統文化的保護問題。宋瑾先生在《傳統音樂作品走出去的保值問題》一文中提到：“傳統音樂的保值，要連同它的文化一起維護。”無論是生活中的還是舞臺上的，傳統音樂要保值，都需要保護它的根。傳統音樂產品的原有價值是和中國傳統文化是密切相連的，保值要考慮音樂文本所攜帶的傳統文化信息，也就必然要考慮這些信息的發源地。這還啟發了我們，想要把我們祖先當年一起連洗澡水潑下去的孩子養大，我們得先營造出這個孩子所賴以生存的環境，才能使孩子健康長大。再次，重新思考田青先生寫書的起因，是在中國佛教音樂走向世界的舞臺之后產生的思考，這還涉及了中國音樂如何更好的走向世界的問題。明確我們的民族文化身份則更有利于我們中國音樂走向世界，要明確我們的民族文化身份則要更深入的研究我國傳統音樂的審美內涵，以助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