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析“三曹”人生及其詩歌創作摘要：漢末建安時期，文壇上涌現了大量作家，打破了東漢末年詩壇上的沉悶局面，第一次掀起了文人詩歌的高潮。由于他們都共同經歷了漢末離亂的痛苦生活，所以能自覺繼承漢樂府民歌的優秀傳統，在詩中通過敘述喪亂及感嘆身世，吐露建功立業的抱負，具有慷慨悲涼、明朗剛健的獨特風格。人們把這一時期的文學稱為“建安文學”。“三曹”即漢、魏間詩人曹操與其子曹丕、曹植的合稱。他們政治地位顯赫，文學成就很高，成為當時文壇領袖，是集中體現“建安風骨”特點的代表作家。關鍵詞：三曹建安風骨剛健婉約慷慨建安時期，在中國文學思想史上是一個轉變時期，此時詩歌的成就最為突出，它已經完全擺脫了漢代詩歌“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的功利主義詩歌思想，完全歸之于抒一己情懷，但寫此心，而不慮及其余。曹氏父子是建安詩歌的集大成者，引領一代文壇。“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并體邈英逸，故俊才云蒸”（劉勰《文心雕龍?時序》）。正是曹氏父子的詩歌創作為建安文學的興盛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使其成為中國文學史上耀眼的明珠并光照后世。曹氏父子雖出自一家，但由于人生境遇的不同使這三人的思想感情大不相同，體現在文學創作中便是“失之毫厘，謬以千里”，形成迥異的文學內涵和藝術風格。建安時期，戰亂頻繁，社會動蕩，這為想建功立業之人提供了可能，激發了士人追求功業的強烈愿望；另一方面又是人命危淺，朝不慮夕，給士人帶來了事事多變，人生無常的深沉感嘆。這種環境為士人創造了一種慷慨悲涼的情境，從而形成了詩歌慷慨悲涼的獨特格調，“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劉勰《文心雕龍》）。曹氏父子作為建安文學的代表，他們的詩歌中更是充滿了“高古之骨，蒼涼之氣”（鐘惺《古詩歸》），但由于性格、際遇的不同，這種慷慨悲涼之氣亦各有不同。曹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奸雄”，是漢末杰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在當時階級矛盾尖銳的形勢下，他“挾天子以令諸侯”，先后削平割據勢力，統一了北方，是一個很有膽識的統治者。他“外定武功，內興文學”，在長期的戎馬生涯中寫下了大量的詩文，是建安文學新局面的開創者。在他的詩歌中有政治家的遠見卓識，“勢力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有軍事家的豪邁壯闊，“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有文學家的深邃思索，“對酒當歌，人生幾何”，“何以解憂，惟有杜康”。由于他一生戎馬倥璁，因此“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如《觀滄海》中對波濤水闊、海島聳立、草木繁盛、氣象萬千的描寫有吞吐宇宙之勢。徐世薄講：“孟德明允、蒼茫、渾健、自有開創之象”。在曹操的詩文中也有悲涼之句“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但其詩還是以豪邁縱橫、氣韻沉雄為主調。曹操的詩蒼勁雄渾，開一代詩風,鮮明地體現了“建安風骨”的特色。“詩有文之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曹丕，敏感而多情，對人生的凄涼惆悵有著深刻的感受，因此在他的詩文中多了悲涼之感而少了豪邁之氣。“涕零雨面毀容顏，誰能懷憂獨不歡？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催肝肺”，“憂來無方，人莫之知。人生如寄，多憂何為”。曹丕的詩清麗婉轉，低徊哀怨，一改其父的豪邁之氣，而充滿“婉孌細秀”的公子氣、文士氣。“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的曹植是建安詩的集大成者，古人稱為“建安之杰。”他的詩“慷慨有悲心，興文自成篇”。曹植“生乎亂，長乎軍”，曾隨父“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玄塞”，這使他少年得志，豪情滿懷，詩也呈現出慷慨之情，“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但是后來的政治囚徒生活，給他的慷慨籠罩了一層悲涼之氣，使他既承傳了其父的雄健又擁有了其兄的悲情，“人生處一世，去若朝露曦。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挈令心悲”。清人陳祚明《采菽堂古詩選》：“子健既擅凌厲之才，兼饒藻組之學，故風雅獨絕，不甚法孟德之健筆，而窮態極變，魄力厚于子桓。要之三曹各成絕極，使后人攀仰莫及。”曹操一生雄才偉略，建功立業；曹丕一生富貴閑適，安守父業；曹植一生壯志難酬，郁郁寡歡。這不僅使他們的文學風格不同，而且詩歌內容也有所不同。曹操的詩歌主要可以分為兩類，一類詩反映的是漢末社會的動蕩不安，百姓顛沛流漓，是“閔時悼亂，歌以述志”。《薤露行》通過對外戚、宦官、軍閥之間爭權奪利的描寫如“惟漢二十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強”，反映了漢末統治集團政治腐敗，禍國殃民的罪行，又通過對具體事件的描述“賊臣持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表達了詩人的憤怒、不滿、對百姓痛苦境遇的同情，及由此產生的憂慮和哀傷。東方樹認為此詩“浩氣奮邁，古直悲涼，音節詞旨，雄姿真樸，一起雄直高大，收悲痛哀遠”。《蒿里行》較《薤露行》寫得深刻。《薤露行》寫統治階級內部之爭，固然有詩人的憤怒與不滿，而悲傷的情感落在宗廟被毀，宮室殘破之上，以“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的典故加以抒發，想到百姓的不過是一句“號泣而且行”。《蒿里行》不僅寫群雄起兵、軍閥混戰，真實地記錄了漢末諸侯擁兵自重，為爭權而相互殘殺的情景，而且直接落筆到“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勾畫了戰禍帶來的“白骨露于野，千里無雞鳴”的社會悲慘景象，詩人以“生民百遺一，念之斷人腸”抒發了他的悲苦，充分體現了詩人對人民的同情之感。明人鐘惺《古詩歸》評此詩：“漢末實錄，真詩史也”。曹操的另一類詩表現的是統一天下的雄心與吞吐宇宙氣象的豪情。《短歌行》開頭便抒寫詩人對時光流逝、功業未成的深沉感慨，“對酒當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當以慷，憂思難忘，何以解憂？惟有杜康”。接著通過對賢才的思念“但為君故，沉吟至今”，宴飲嘉賓“鼓瑟吹笙”表達了詩人求賢若渴的急切心情“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荊山之玉”，正因為曹操“設天網以該之，頓八閎以掩之”才開創建安文學的新局面。最后詩人以周公吐哺的典故自喻，抒發其延攬人才，統一天下的鴻雁之志。曹操是亂世英雄，所抒發之情大都與歷史命運感和平定天下的抱負有關，曹丕卻更傾向于個人感情的表達。曹丕有宴游詩，抒情言志詩，但最能體現其詩水平的是寫征人思婦的相思離別及思鄉之情的詩。《燕歌行》著意描繪出一幅蕭條寂寞的深秋景象“秋風蕭瑟天氣涼，草木搖落露為霜”，接著擬用少婦的口吻“慊慊思歸戀故鄉，何為淹留寄他方”傾訴秋夜思念未歸的丈夫的懷情和悲傷“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雜詩》是描寫被迫離鄉背井的游子思念故鄉的苦悶之情。“漫漫秋夜長，烈烈北風涼。展轉不能寐，披衣起彷徨”，為何在烈烈的北風中還要披衣彷徨？因為“郁郁多悲思，綿綿思故鄉”，可現實確是“愿飛安得翼，欲濟河無梁”，惟有“向風長嘆息，斷絕我中腸”。陳祚明說曹丕的《雜詩》“以自然為宗，言外有無窮悲慨，若不止故鄉之思。寄意不言，深遠獨絕，詩之上格”。曹植同其父其兄不同，他的人生境遇可以分為兩個時期，這也使他的文學創作呈現出前后差別。前期，因其天資聰明、才思敏捷，曹操甚是深愛，使其具有貴公子豪爽不羈的情趣，以及創立功業的壯志。《白馬篇》熱情贊頌了邊塞游俠馳騁沙場、奮勇殺敵，保疆衛土的英雄行為“羽檄從北來，厲馬登高堤。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也表達了游俠憂國忘私、視死如歸的愛國思想“名編壯士籍，不得中顧私。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朱乾《樂府正義》說“此寓意于幽并游俠，實自況也”，曹植實際寄托的是自己建功立業的宏意，“吾雖薄德，位為蕃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哉！”但是他恃才傲物，在王位爭奪中敗下陣來，最終只落得“以翰墨為勛績，辭賦為君子”，而“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的宏愿，卻在政治囚徒生活中破滅了。政途的坎坷使他后期的詩歌充滿壯志難酬的憤懣和哀傷。《贈白馬王彪并序》以贈別的形式，書寫了詩人悼死痛生，手足離異的苦恨“離別永無會，執手將何時”，字里行間充滿了哀怨“顧瞻戀城闕，引領情內傷”，流露出悲涼“年在桑榆間，影響不能追”，宣泄著憤怒“蒼蠅間白黑，讒巧令親疏”，同時又有勸慰“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同曹丕一樣，曹植也用思婦棄婦托寓身世表白心跡。但曹丕表達的是思鄉行役之情，曹植表達的確是“閑居非吾志，甘心赴國憂”的切切哀慮。《美女篇》借美女因為不遇理想的配偶而“盛年”不嫁，“佳人慕高義，求賢良獨難”抒發了曹植有才能，有理想卻因不遇名主，才能不得施展，理想無法實現的慨嘆。劉履說：“子健志在輔君匡濟，策功垂名，乃不克遂，雖授爵封，而其心猶為不仕，故托處女以寓怨慕之情焉。”鐘嶸的《詩品》按《論語?雍也》“質勝問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的評價標準，將曹氏父子分別放于上、中、下三品之中。“質勝文則野”指的是詩的內容勝過詩的形式就使詩顯得粗糙。《詩品?下》：“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就是指曹操的詩情感慷慨悲涼，但語言卻不尚藻飾，過于質樸，缺乏藝術錘煉，如“播越西遷移，號泣而且行”平淡敘述，“我有嘉賓，鼓瑟吹笙”的口語化。“文勝質則史”指的是詩的形式勝過詩發內容就使詩顯得單薄。《詩品?中》曹丕“其源出于李陵，頗有仲宣之體，則所以百許篇，率鄙直如偶語”。曹丕的詩語言清麗淡雅，通俗自然，但因其詩多是閨中愁怨，羈旅閑情，以婦人之語言詩，給人弱不禁風之感，也使詩顯得柔而無力“憂來思君不敢忘，不覺淚下沾衣裳”；雅而無調“援琴鳴弦發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長”；平而無波“俯視清水波，仰看明月光”。“文質彬彬然后君子”指的是詩的內容與詩的形式相協調。《詩品?上》曹植“其源出于國風，骨氣奇高，辭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粲溢古今，卓爾不群”。眾多詩人中，鐘嶸對曹植的評價最高，認為其文質兼備。的確，曹植的詩情趣高雅，辭極贍麗，句頗尚工，語多致飾，風格雅致，時而通脫、靈秀“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時而沉郁艷麗“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顏”。曹植的詩四海無人角此雄，曹植的才“天下才有一石，曹子健獨占八斗”。以上是我按曹氏父子的生活景遇不同對他們的詩歌風格、詩歌內容、詩歌評價做的簡單分析。總體來看，“武帝雄才而失其粗”卻“莽莽古直悲涼”，“子桓雅秀而傷于弱”卻“小藻自是樂府本色”，“子健天才流麗”，譽冠于古，“風雅當家，詩人本色，斷推此君”。“三曹”詩風差異之因研究綜述撰稿：中文系08級余婷婷日期：2009-10-22【摘要】由于三曹都經歷了漢末建安這個極其動亂的歷史時期，在文學上所受的熏陶和接受的文化教育有著相同之處，這使得他們的詩歌有共同的“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的“建安風骨”特色。同時因為他們生活經歷、身份地位，個性特點，文學思想等方面的不同，三曹詩歌風格又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本文就對三曹詩風以及導致其詩風差異之因的研究成果作一階段性疏理。關鍵詞：三曹；詩風；差異；原因、,-、?前言在中國詩史上，建安詩壇和盛唐詩壇一樣是一個令后之來者心馳神往的時代，也是古人稱之為“彬彬之盛，大備于時”的時代，現代學者譽之為“文的自覺”的時代、“文藝復興”的時代。在這個時代不僅出現了建安七子、蔡琰等杰出的詩人，更重要的是出現了曹氏父子。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人則是建安文人的杰出代表。試看劉勰《文心雕龍?時序》篇：自獻帝播遷，文學蓬轉，建安之末，區宇方輯。魏武以相王之尊，雅愛詩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辭賦；陳思以公子之豪，下筆琳瑯；并體貌英逸，故俊才云蒸。仲宣委質于漢南，孔璋歸命于河北，偉長從宦于青土，公干徇質于海隅；德璉綜其斐然之思；元瑜展其翩翩之樂。文蔚、休伯之儔，于叔、德祖之侶，傲雅觴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灑筆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談笑。觀其時文，雅好慷慨，良由世積亂離，風衰俗怨，并志深而筆長，故梗概而多氣也。［1］三曹對建安文學的影響由此可見一斑，由于都經歷了漢末建安這個極其動亂的歷史時期，“三曹”的創作烙上了建安的時代烙印。他們以自己的“悲涼慷慨”之情鑄造出不朽的建安風骨。然而，曹操的詩風，兼具慷慨雄勁和“古直悲涼”；曹丕的詩，風格“便娟婉約”；曹植的詩，“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其詩風前期豪放剛健，后期深沉悲涼。［2］是什么造就了三曹不同的詩風？本文就對三曹詩風差異之因的研究狀況作一回顧，對以往的研究成果作一次階段性的疏理，以便今后更好地開展這方面的研究。一、三曹詩風研究概述大部分研究者認同“三曹”詩皆多樂府。曹操現存詩21首，全為樂府詩；曹丕現存詩44首,其中樂府詩24首，徒詩20首，樂府詩大幅度減少，僅占55%；曹植現存詩96首，樂府詩51首，徒詩45首，樂府詩占其詩歌的53%。［3］然曹操以四言見長，曹丕以六言、七言、雜言創為新體，而曹植則大力書寫五言詩。三曹的詩歌異中有同，同中有異。他們同“志深而筆長，梗概而多氣”，然而在這同樣的“建安風骨”中，他們的詩風卻有著極大的差異。曹操詩風研究社會意識和憂患意識是曹操詩歌最為重要的兩方面內容。他的詩歌多半是反映社會的重大問題，詩歌的主要風格是慷慨悲涼、雄勁、質樸和古直。以慷慨、雄勁為主，出以深沉，偏勝于陽剛，在詩中直陳其慨、直抒胸臆，有一種雄渾壯闊的悲壯美。［4］鐘嶸《詩品》說：“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5］敖陶孫在其《詩評》中指出：“魏武如幽燕老將，氣韻沉雄”。王世貞則在《藝苑危言》（卷三）說：“曹公莽莽,古直悲涼。”胡應麟在《詩蔽》（內編卷二）中道：“魏武深沉古樸，骨力難侔。”周履靖認為“魏武帝自然沉雄。”沈潛德在《古詩源》（卷五）中說：“孟德沉雄俊爽，時露霸氣。”［6］劉熙載也說：“曹公詩氣雄力堅，足以籠罩一切，建安諸子未有其匹也。［7］魯迅先生說曹操的文章是“清峻”的風格。葉嘉瑩在《葉嘉瑩說漢魏六朝詩》中則認為曹操的四言體是繼承了《詩經》的形式，屬于古樸作風的一種。她認為“古直”是指，曹操的詩風是古樸的、不加雕飾的。“悲涼之句”則是一種氣魄很大的悲慨，使人產生近于蒼涼的感覺。［8］徐公持認為，“無論何種題材何種主旨，曹操詩歌有一最基本的情調，此即慷慨悲涼。‘慨當以慷，憂思難忘'，實際上就是曹操詩歌風格的自我概括。”［9］陳慶元認為“古直”，一方面是說曹操的詩比較接近漢樂府和《古詩》，較為古樸，不事雕繪；另一方面則是對漸趨華麗、注重文采的曹丕、曹植而言，同為建安使人，曹操的詩風和曹丕、曹植有明顯不同。［10］還有學者說“操詩古拙質樸、沉郁悲涼、雄渾豪放。”［11］等。顯然，曹操的詩風有著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質樸自然，語言不事雕琢，形式比較自由。二是敞露內容世界，抒發沉郁的情感，形成一種悲涼、沉雄的風格。《詩品》是一本較早的對建安時代詩人批評的書，作者鐘嶸將漢魏到齊梁之間的詩人分為上中下三品。在《詩品》中曹操是被放在下品的，被放在下品的，自然是作者認為比較一般的詩人。現在看來，鐘嶸對曹操品第的評價其實不太公平。然而，他對曹操的評語“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卻是深有體會之言。他確實掌握了曹操風格上的特色，在鐘嶸之后的研究者們大都沿用了“曹公古直，甚有悲涼之句”這一觀點。此外，他們也嘗試從氣韻等角度分析曹操的詩風，把曹操的詩風研究推向了一個更深層次的思考。曹丕詩風研究關于曹丕的詩歌，歷來爭議都是比較大的。在鐘嶸的《詩品》里，曹丕的詩排在中品。而曹植卻是排在上品。很顯然，《詩品》認為曹丕不如曹植。而劉勰的《文心雕龍》則認為兩個人各有長短；王夫之的《姜齋詩話》認為，曹丕比曹植好得多。［12］曹丕的絕大部分詩歌都是以描寫男女戀情和游子愁思為內容，其詩歌表現出細膩真切、委婉含蓄、清麗脫俗、跌宕多姿的文士風格。劉勰《文心雕龍?才略》說“魏文之才，洋洋清綺。”在《銘箴》中說：“其才清采”。［13］鐘嶸《詩品》說：“其源出于李陵，頗有仲宣之體。”［14］周履靖在《騷壇秘語》（卷中）中指出：“魏文帝，自然浮俊。”陸時雍說:“子恒逸而近風”。［15］王夫之在《古詩評選》中評價“讀子恒樂府，即如引人于張樂之野，冷風善月，人世陵囂之氣，淘汰俱盡。”“微風遠韻，映帶人心于哀樂，非子恒其孰得哉。”等。同時，他的《姜齋詩話》也指出：“子恒精思逸韻”。沈德潛在《古詩源》（卷五）中說：“子桓詩有文士氣，一變乃父悲壯之習矣，要其便娟婉約，能移人情。”陳柞明也在其《采菽堂古詩選》卷五中說：“魏文帝如西子捧心，挽首不言，而回眸動盼，無非可憐之緒。”［16］徐公持則認為：“曹丕的詩歌揣摩人物心理相當逼真，加之刻畫細膩，所以寫得凄婉悲涼，頗得韻致。”［17］袁行霈在《中國文學史》中說：“曹丕詩便娟婉約，有文士氣。”陳慶元評價曹丕詩：“終覺得悲涼深沉，雄渾壯偉略有不足，曹丕詩多文士氣。”［18］還有學者認為曹丕詩最能打動人心的還在于其詩具有悲婉凄清、低回纖弱、秀雅溫柔的風格。更有前人以美媛喻曹丕詩，曰：“子恒如美媛”等。曹丕的詩歌情感內在，風格含蓄，情感并不那么突兀、豪氣逼人，呈現出一種恬靜柔和的陰柔之美，表現出清逸、婉約的風格。他的詩不強烈的刺激，卻是一種緩慢的感染。在鐘嶸在《詩品》中大力批評了曹丕之后，有這么一些人，不肯用心思，也不愿動腦筋。人云亦云，人家說曹丕的詩不好，他們也附會說不好，殊不知是哪里不好。唯獨南朝梁時的劉勰，力排鐘嶸之論，他說:“魏文之才，洋洋清綺”。稱曹丕的詩歌是清逸的風格。這種看法，可謂卓識。他的這種看法也影響了后世。如王世貞、王夫之等。由于所處的時代不同，文學理念更趨于完善,研究者們對于曹丕詩風的研究也更加的理性、客觀、成熟。曹植詩風研究三曹父子在詩壇上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曹植。魏晉南北朝以后，詩歌的發展趨向于駢偶與華麗，注重詩歌對偶、鋪陳和雕飾的曹植剛好順應了詩歌發展的潮流。起到了“與人以階梯”的作用。曹植詩歌的內容及風格以建安二十五年為界，分為前后兩期。他前期詩歌主要是表達他的理想和抱負，洋溢著樂觀、浪漫的情調，對前途充滿信心。后期的詩歌則重在表達由理想與現實矛盾激起的悲憤。所以曹植前期的詩歌呈現出樂觀開朗，昂揚豪邁，清剛健美的風格，而后期的詩風隱曲深沉、哀傷憂憤。［19］沈約在《宋書?謝靈運傳論》中說:“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三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20］鐘嶸《詩品》說：“骨氣奇高，詞采華茂；情兼雅怨，體被文質。”［21］劉勰則認為他“體贍而律調，辭清而志顯”。楊廣說他“詞藻華致”。敖陶孫在《詩評》中指出：“曹子建如三河少年，風流自賞。”周履靖在《騷壇秘語》（卷中）說：“曹子建斫削精潔，自然沉健。”吳琪《六朝選詩定論》（卷五）說：“子建之時，檃括《風》《雅》，組織屈、宋，洵為一代宗匠，高踞諸子之上。然其渾雄蒼老，有時或不及乃父，清瑩悲涼，有時或不及乃兄。”陳柞明說其詩歌“有的慷慨激昂，有的凄婉、寫得蕭瑟、悲涼入聽，有的流麗如意、以秀逸為長等”。方東樹在《昭昧詹言》（卷一）說：“子建樂府諸篇，意厚詞詹，氣格雄渾。”［22］胡應麟稱贊其詩“詞藻宏富，而氣骨蒼然”，“辭極瞻麗，然句頗尚工，語多致飾”。［23］王世貞《藝苑危言》卷三云:“子建天才流麗，雖譽冠千古，而實遜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辭太華。”［24］許伯虬云:“（子建詩歌）婉而不險，質而不靡，蓄而不虛，節而不巧，憂憤而有余悲，其可謂古之遺聲也已。”［25］黃侃在《詩品義疏》里說“文彩繽紛，而不離閭里歌謠之質”余冠英在《三曹詩選?前言》里說:“民歌像清泉流過花園似的浸潤著曹植的詩篇。”［26］袁行霈則在《中國文學史》中談到：“曹植文采氣骨兼備”。還有學者認為“植詩既有剛烈之風，又有儒雅之調”、“曹植前期華麗，長于描寫，短于言情，后期詩作，既長于描寫，又長于言情，既富于想象，也富于意境，既富麗堂皇，也深情宛轉”［27］等。在中國詩歌里，有一類是屬于純情詩人的作品，有一類是屬于理性詩人的作品。曹植和曹丕也恰好是這么兩種不同的類型。曹丕比較接近理性詩人的類型，曹植則比較接近純情詩人的類型。理性詩人總是有他的節制和反省，無論外邊發生什么事，他都要經過自我思考和消化。在這種思考和消化的過程中，他有自己的一個標準在，或者說他內心有他自己的一個主宰。所以，理性的詩人往往比較接近固定的風格，縱有變化，也不會很大很明顯。純情詩人則不同，他們對外界的反應是直接的，比較缺乏節制和反省。事情怎樣來了，他就怎樣直接地反射回去。這樣的詩人，他作品的風格也就很容易隨外界環境的改變而改變。所以曹植的詩風便分成了前期和后期。他少年時才思敏捷，又受到其父的寵愛和欣賞，所以前期的詩風任縱發揚。到后期環境起了變化，心情抑郁不平，風格也就起了變化，寫了很多感慨和牢騷之辭。實際上，這些感慨牢騷之辭仍可以分成前后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剛剛受到壓制的時候，他感到無法忍受，因此感慨牢騷表現為激憤和直接。可是當他的哥哥曹丕過世，侄子即位，他的政治狀況仍沒有改善，晚年更加抑郁苦悶，從而他的感慨牢騷也就從直接的激憤轉變為間接的喻托。二、三曹詩風差異之因研究三曹詩文以及其在文學史上的煊赫地位，自古以來是文人學者關注的焦點，經久不衰。許多學者、研究者對三曹詩歌風格的評價甚多，而就其風格形成的原因，相對而言卻尚少。到目前為止，大部分有涉及此方面研究的學者一般從三曹的生活經歷、身份地位，個性特點，文學思想等原因對其詩風差異進行考究。三曹的生活經歷、身份地位研究三曹所處的時代、地位以及他們各自不同的經歷，對他們的詩歌創作具有一定的影響。曹操與曹丕、曹植兄弟，兩代之間，經歷相差懸殊。曹丕和曹植生活在同一時代，但不同的地位和遭遇又使兩人亦迥然有別。曹操身逢亂世，是曹氏基業的開拓者，他所經歷的磨難，作為“守成之君”的曹丕，負有“公子之重”的曹植都遠遠不及。曹操從初登仕途，便鋒芒顯露。棒殺犯禁，不避豪強，威震洛陽；在濟南“禁淫祀”，除殘去穢，以致開罪權臣。后來討伐董卓，起兵于陳留，斡旋于各軍閥之間，直到初平三年，曹操為充州牧，收編了青州黃巾降卒三十萬，軍力方定。后征袁術、伐陶謙、戰呂布、破張繡、滅袁紹，荃夷群雄，挾天子以令諸侯，北征烏桓、袁氏兄弟，遂定北方。建安十二年，曹操又開始南征，對吳蜀用兵。破荊州，下江陵，西征馬超。曹操經過這么多的南征北戰，東征西討，親歷艱難險阻，也目睹了人民的流離之苦。這為他現實主義的創作，無論是題材還是情感、思想方面都奠定了基礎。其次，曹操對于統一事業的追求，對其文學風格的決定性影響是不言而喻的。此外，由于他的大部分詩作都產生于戎馬的征途中，沒有用更多的時間推敲文字，對于他的詩歌質樸、古直的風格的形成應當也有一定的影響。［28］葉嘉瑩認為，在曹操的詩里往往表現出一種悲哀的情懷。那是因為凡事英雄豪杰之士，當他們衰老的時候，都有一種對人生無常的恐懼和悲慨。凡事英雄豪杰，都希望留下一番豐功偉績，曹操覺得他所要做的事情還沒有完成，他的理想還沒有實現，所以對人生的短暫感到悲哀。曹操把這種恐懼和悲哀都寫到作品里面了。［29］曹丕雖然也曾“生長于戎馬之間”，但經歷遠不如曹操那樣復雜多難。自赤壁之戰后，鼎足之勢已成，他基本生活在“區宇方輯”的相對穩定的環境中，同時他在政治上一帆風順，既沒有曹操叱咤風云的經歷，也沒有曹植的那種辛酸遭遇。他對于時代的使命、人生的苦難，就沒有曹操和曹植那樣痛切的感受、深刻的認識，更沒有曹操那樣壯闊的胸懷、淵深的見識、沉雄的氣韻。因而他的絕大部分詩作反映的生活面比較狹窄，多是男女愛情和離愁別恨之作及一些宴游詩、游仙詩。作品感情上比不上曹植的深沉，也趕不上曹操的真切，形之于言就沒有曹操、曹植那樣個性鮮明了。曹植自幼生活在一個充滿文學氣氛的家庭中，少年時曾因超凡出眾的文學才能而得到曹操的寵愛，同曹丕一樣過著“憐風月，押池苑，述恩榮，敘酣宴”的公子生活。但因他“任性而行，飲酒不節”，加上“文帝御之以術，矯情自飾”，最終失去了曹操的寵愛，沒有得到太子之位。建安末年，曹丕稱帝之后，先是誅殺曹植的好友丁儀、丁康，以剪除其羽翼，后用封王的辦法使曹植雖身為王侯卻失去自由，常受漂泊之苦。自然，曹植再也無從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和理想，這種現實與理想的尖銳矛盾，使曹植早期浪漫自負的勃勃雄心和英雄氣概一變而為悲傷憤慨之情。曹植的這種特殊遭遇，使他的作品前后期出現明顯的不同。曹植前期意氣風發，基本以文采見勝；后期抑郁的感情進入他的作品，多以情動人。劉勰在《文心雕龍?才略》中說：“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由于生活經歷和身份地位的不同，便造就了詩人們迥然不同的詩風。曹操是一個文學家，但又不同于后來那些吟風弄月、咬文嚼字的文學家。東漢末年實在亂得很，而他卻在亂世中說：“天地間，人為貴”。正是因為身逢亂世，心懷天下，所以在他的詩歌哀愁里總是結合著英雄的意志，有著一種唯恐這意志落空的憂愁。他將他的意志在作品中都說出來了，文辭上一點也不追求華美，也從來不作文字上的雕琢和修飾，完全以自己的本來面目見人。他的“古”“直”完全是一種“惟大英雄本色”。曹丕的生活環境等和其父相比便安定的多，在即位后，曾下了息兵詔，下了薄稅詔，下了輕刑詔。他實在是一個很有理想的皇帝，希望能夠把天下治理得更好。所以，在他的詩歌中，流露出更多的是生命意識。他清逸、婉約的詩風正是緣于一代君王內心的遷逝感和無奈的達觀結合的一種時代的悲音。劉勰說的“文帝以位尊減才，思王以勢窘益價”。為什么會產生這種現象？對于作者而言，當一個人受到挫折的時候，其才能便無法從別的方面表現出來，就只能通過文學創作來表現；但一個人如果有許多政治上的功業需要建立的話，那么他就沒有更多的精力來從事寫作了。正如歐陽修在《梅圣俞詩集序》說：“詩窮而后工”。對于讀者來說，他們往往對這類的作者有一種同情、憐憫的心理。曹植后來大半生的精力都是從事于寫作的，因為受到哥哥和侄子的壓制，根本就沒有什么國家的正事給他干，他只能夠把一腔的感概和憤激都表現在詩里邊。所以形成了他后期悲傷憤慨的詩風。而且，正由于他有更多的時間從事寫作，所以他的詩和父兄相比，數量更大，范圍更廣，風格的變化也更多。三曹的個性特點對其詩風影響研究曹丕《典論?論文》曰：“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李澤厚先生等人認為曹丕所謐的“氣”，“主要是被理解為藝術家個人天賦的氣質個性，以及和這種氣質、個性栩聯的藝術家的才能。”[30]葉嘉瑩也在《葉嘉瑩說漢魏六朝詩》中說：“詩的風格與作者的性情才氣之間，必然有著密切的關系。”[31]操之雄，丕之婉約，植之清剛皆是。曹操深謀遠慮、感情豐富。曹丕工于城府、善用心計。曹植率性而行、心胸坦蕩。個性的不同，決定了三人詩歌的不同風格。（1） 曹操的個性特點據《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太祖少機警，有權數。'曹操御軍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最后以致三分天下，的確有許多過人之處。從曹操平時的生活行為方面，我們就可以看出他具有政治家的品質。在《請增封荀或表》里，曹操充分肯定荀或在官渡之戰中兩次決策的重大貢獻：“而或建二策，以亡為存，以禍為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不掠美，不隱惡，自愧弗如，坦坦蕩蕩；陳琳曾經在《為袁紹檄豫州》中對曹操祖父騰、父篙和操本人進行人身侮辱謾罵，但陳琳長于章表書記，曹操在網羅人才時也能納之磨下，不計前嫌，委以重任，充分顯示了一個政治家的開闊胸襟；曹操為尋求人才曾三次下令求賢：《求賢令》、《救有司取士勿廢偏短令》、《舉賢勿拘品行令》，本著“唯才是舉”的原則，不拘一格地選拔人才，完全打破了漢代選拔官吏的舊傳統。試想在近兩千年前的封建時代，敢于說“或堪為將守，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用兵之術：其各舉所知，勿有所遺”（舉賢勿拘品行令）的，能有幾人？就算是思想開放的今天，敢于這么做的人恐怕也廖若晨星。這充分顯示了曹操非同常人的氣魄。曹操在政治上，軍事上，都是大手筆，舉得起，放的下，他這種不拘泥于常規，應時而變的政治精神和魄力，對他在創作中敢于創新是有所幫助的，反映在他的文學創作上也呈現出大開大闔、大起大落的氣勢。[32]曹操不僅有開闊的胸襟，而且也非常“直”。曹操因為國變故，在隱退之后又出來帶兵打仗。他說希望能夠封侯做征西大將軍，將來死了以后在墳墓的墓碑題上“漢故征西將軍曹候之墓”也就滿足了。可是后來曹操的軍事權力越來越大。他說，我本來沒有想到會做宰相，現在我做了宰相了，人臣之貴已到極點，這已超過了我的希望。但是，他接著又說：“今孤此言，若為自大，欲人言盡，故無諱耳。”緊接著，他就說了一句非常精彩的話：“設使國家無有孤，不知當幾人稱帝幾人稱王。”曹操的個性實在是非常直，所以鐘嶸說“曹公古直”。[33]（2） 曹丕的個性特點《世說新語?傷逝》載：“王仲宣好驢鳴，既葬，文帝臨其喪，顧與同游曰：'王好驢鳴，可各作一聲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驢鳴”，可見曹丕平時性格之曠達與不拘禮法，故有“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一說。但曹丕生命中的一件大事是爭儲，在爭儲的過程中，他長期處于不利地位。所以，爭儲一事，對曹丕的性格有很大影響。青年時期的曹丕，魂牽夢縈于世子之位，在身為嫡子而地位遭受威脅的情況下，曹丕不能像乃父那樣直率而為，他的性格，在爭儲一事中表現最多的并不是豁達，而是陰郁、深沉，富有心機，近于深謀遠慮的內傾型。這種性格在詩文中表現為，他比乃父和弟弟更多的關心生命的意義，關心燕饗之事，他的目光更多地聚焦于思婦游子而非政治。籠罩在這些詩文上的，多是一股陰郁凄涼之氣。[34]所以他的詩歌缺乏曹操《步出夏門行》（東臨褐石）那樣的氣勢，而謹慎小心。亦缺乏“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短歌行》）、“老驥伏楊，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龜雖壽》）那樣的豪情壯志，更缺乏曹植“長驅蹈匈奴，左顧陵鮮卑”“捐軀赴國難，視死忽如歸”（《白馬篇》）那樣的鋒芒。［35］（3）曹植的個性特點曹植是一個率性而為，任性縱情的人，這樣的個性注定了他只能是一名出色的詩人而不適合當政治家。曹植“生乎亂，長乎軍”，其幼年是在漢末軍閥混戰中度過的，長大后經常跟隨曹操出征。在時代的熏陶和曹操的影響下，他樹立了“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的雄心壯志。同時也養成了他倜儻不群，恃才傲物的個性特征。曹植也想像曹操一樣，利用有限的人生建立個人的功業。［36］然而,在后期而對于功名事業的追求，以及政治理想的失落，嚴重的錯位與反差形成了他獨特的深沉抑郁的創作心理。曹植一生都堅持著他“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的儒家政治思想。在他失意落魄之時，他沒有像屈原一樣選擇死亡來逃避現實，而是不斷地等待、尋求機會，堅守著自己的理想，做一個孤獨的守望者。這是他生命主線的悲壯之處，卻也是他后期文學創作的情感源泉。正如曹丕所說的，“文以氣為主”，就是強調作品應當體現作家的特殊個性。而這種個性只能為作家個人所獨有，這就說明了文章風格的多樣性的原因。而對于三曹父子尤其如此。曹操性格豪爽，所以詩歌語言簡練質樸，剛健有力。他的詩多以描寫漢末動亂現實和抒寫統一天下的雄心壯志作為題的。曹丕由于其處境的不一般，造成了他深沉，富有心機，近于深謀遠慮的個性特點，他的理性使他不能夠率性而為，所以詩歌才有了這般溫麗婉約的風格，抒情深切。至于曹植的性情，他本來就是一個很狂傲很任縱的人，不懂節制。外加上前期生活舒心愜意、后期生活苦悶壓抑，使得他的詩風很容易就受外界環境的改變而改變。所以生活前后期才形成了兩種鮮明不同的詩風。三、三曹文學思想研究1、對文學作品的美學要求曹操在審美觀上追求的是質直自然。曹操一生重實際，講效用，尚通脫，不追求浮華，不講究形式。曹操論賦“嫌于積韻，而善于資代”的文學觀點，在他的作品中找不到相符的表現，但是曹植的幾篇詩歌中有所表現。曹植主張“歌以詠言，文以騁志”，這樣以情為文，其作品才能充實有力。但只有內容的飽滿，而缺乏藝術美的作品，同樣不能感染人。為此曹植又進一步強調文學作品要達到“文義相扶”的境地。這就是說內容美與形式美是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的。建安文學注重形式美是很突出的，曹丕曾提出“詩賦欲麗”的主張。［37］自從建安時代起，中國的詩歌就有了獨立的地位和價值，從鐘嶸《詩品》對三曹的分發和評論中，我們也不難看出當時那個時代對詩歌文學的看法和詩歌文學的發展趨勢。曹操處于建安詩歌的初期階段，他的詩歌還多是漢樂府不事雕繪的風格。如漢樂府民歌《古詩十九首》，它的好，好在“文質彬彬”。內容和表現形式結合得恰到好處，既不是雖有內容卻表現得不好，也不是詞采太華麗內容卻不夠。曹操對作品的美學要求也如同這漢樂府一般，古樸、率直、“歌以詠志”。到魏晉南北朝以后，詩歌的發展趨向于駢偶和華麗。魏晉時代，乃是中國文學覺醒的時代。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曹植的覺醒就表現在他對中國語言文字特色的反省和把握上。也就是說，從曹植起，詩人們就開始自覺地注重詩歌的對偶、鋪陳和雕飾。這一點，雖然導致齊梁詩歌的雕琢，但從整個詩歌發展的歷史看來，卻不能不說這是一個進步。所以曹植的詩風可以用“華”來概括。曹丕所提出的“詩賦欲麗”的主張，這正是文學走向自覺的表征。不過，在魏晉時代，中國文學覺醒的大背景下，曹丕表現的文學覺醒更多的是體現在他走上了一條文學批評、衡量的道路。他寫了《典論?論文》，論述了文學具有獨立的價值。2、文章的功用觀曹操的詩歌中，有多處出現“歌以言志”的句子，這體現了曹操對詩歌功能的一種認識。曹丕在《典論?論文》中說：“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見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辭，不托飛馳之勢，而聲名自傳于后。”他所說的文章，當然是包括在內的。可見曹丕對于文章的功用，認為應該是“寄身于翰墨”，使“聲名自傳于后”。曹植認為文學的功用在于抒發感情、志向，期望“流藻”于后世。這種觀點在他后期的詩歌，特別是一些“隱喻詩”中都有很好的體現。[38]由此，最易看出，“三曹”同悲，但悲之不同的原因。所以他們悲出迥異的詩風。曹操的詩歌是詠唱一名亂世里的政治家心聲，它慷慨、大氣、蒼勁悲涼且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