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史前城址考古回顧與展望摘要：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所代表的文化早于三星堆，是當時成都平愿追溯到的最早的史前文化。這些城址的發現將成都平原的歷史上推了1000多年，顯示此時成都平原已出現早期文明的萌芽，與同時期的黃河流域和長江中下游處在同一發展水平。進一步證明了成都平原是長江上游文明起源的中心，是中華文明多源一體的考古新證據，具有十分重要的科研價值。本文對成都平愿史前城址群的發現、調查、發掘與綜合研究進行了系統梳理。關鍵詞：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寶墩遺址；高山古城；魚鳧古城；聚落研究；科技考古一、考古發掘情況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是1995-1996年相繼發現的。根據考古發掘及研究情況的時段特征，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一）第一階段：醞釀起步時期（1980年代-1995年）雖然在20世紀50、60年代便有了對溫江魚鳧村遺址、鄲縣古城村遺址的調查，但當時因為認識的限制，只認為它們是春秋戰國、漢代或漢代以后的城址。真正對這些古城遺址的性質有基本明確認識，集中于1980年代至1995年期間，主要表現為對寶墩遺址、鄲縣古城遺址、都江堰芒城遺址進行的一些零星考古調查工作。寶墩遺址新津縣寶墩遺址于1984年調查時發現，發現陶片和磨制石斧。1987年在寶墩遺址真武觀地點發現磨制石器和陶片。1989年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四川隊曾經與成都市考古隊共同調查寶墩遺址，但沒有形成文字資料發表。鄲縣古城遺址鄲縣古城遺址于1981年文物普查時發現。1985年由成都市人民政府公布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都江堰芒城遺址1989年至1990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四川隊、都江堰市文物局層兩次對芒城遺址做過調查試掘，但收效甚微，也沒有發表資料。（二）第二階段：發展與初見成效時期（1995?2005年）在國內多地發現和確認了一大批史前古城遺址的學術背景之下，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成都平原也先后確認和發現了8座史前古城遺址，并在大多數古城遺址開展了考古試掘與發掘工作。寶墩遺址寶墩遺址位于成都平原的西南邊緣，四川新津縣城西北約5千米的新平鎮（龍馬鄉）寶墩村，地面有明顯的圍成長方形的土垣，其中北邊和東邊土垣保存較好，土垣寬度10-25米左右，最高處約5米。以前俗稱“龍馬古城”，當地老百姓傳說為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孟獲城氣1995-1996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與四川大學聯合復查確認并發掘寶墩遺址，之后又有日本早稻田大學參加。1995年對寶墩遺址東城墻北段真武觀地點解剖，發掘遺址東部堆積。1996年發掘寶墩遺址田角林、鼓墩子地點，解剖東城墻南段螞蝗墩地點城墻，基本確定寶墩遺址的城墻范圍及走向。《寶墩遺址一一新津寶墩遺址發掘和研究》一書對寶墩遺址先期調查研究資料進行了匯總整合。2、溫江魚鳧村遺址魚鳧村遺址位于成都平原的腹心地帶，溫江城北約5公里的萬春鎮魚鳧村，西南距岷江7公里、江安河2公里。當地傳說為魚鳧王的都邑所在地，俗稱“魚鳧城”。該城址保存較差，平面約為不規則多邊形，城垣周長約2100米，城址面積約32萬平方米，可能有護城壕存在。城的方向為西北一東南向。1996年春，經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重新對該遺址進行調查，初步推測其為早期遺存。同年10-12月，對該遺址進行了詳細的調查、鉆探和試掘，基本清楚了古城城垣的結構和建造方式。1999年，通過對遺址進行全面鉆探，詳細了解了城址內寶墩文化時期堆積的區域性差異及分布規律，并對遺存豐富的第1、II兩區進行重點大面積發掘。3、鄲縣古城遺址古城村遺址位于成都平原腹心地帶，位于鄲縣縣城北約9公里的三道堰鎮古城村，北距青白江（蒲陽河）約3.2公里，南距柏條河約2.5公里。當地傳說為三國時期諸葛亮養馬的“養馬城”。城垣保存較完好，平面呈長方形，長約637米、寬約487米、總面積約31萬平方米，城垣現存寬10-30米、高1-4米。城的方向為西北一東南走向。1996年秋，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首次對古城遺址進行調查、試掘。1997及1998年，考古隊在1996年調查、試掘的基礎上，對該城址的南半部和北半部又進行了兩次較大規模的勘探發掘，并選擇幾個重要區域進行了較大面積的正式發掘，在城址中心部位發現一座大型禮儀性的建筑基址F5。且通過解剖城墻可知，筑城之前該地已有聚落存在，第一次筑城墻的年代應在遺址的早期，遺址晚期對城墻有增筑。1998-1999年，考古隊繼續對城址北半部進行有計劃的勘探和發掘。發掘者初步推斷在城址東垣北段的缺口處應為城門所在地，了解到古城遺址的聚落布局以大型禮儀性建筑（F5）為中心，在其四周分布有小型的木骨泥墻建筑或其他小型建筑，應為城址的居住區。經過三次大規模的發掘，共發現屬于寶墩文化時期的14座房址，34個灰坑和1座墓葬，以及相應的豐富遺物，大致對該古城遺址的平面布局及其文化面貌有了基本了解。4、都江堰芒城遺址芒城遺址位于成都平原西緣，都江堰市南約12公里的青城鄉芒域村，西距青城山支脈藥王山約2.5公里，東距泊江河約1.4公里。傳說為明末張獻忠匆忙修建而成的“忙域”，當地老百姓俗稱“芒城子”。遺址面積約10萬平方米。域址平面呈長方形。有內外城垣，內城南北長300米、東西寬240米，城垣現存寬5-20米、高1-3米；外城垣現存寬5-15米、高1-2米。內外城垣之間相距約15-20米，其間地勢低洼，似為城壕。芒城遺址在1996-1999年間共進行了四次發掘，發掘總面積2582平方米。1996年11月和1997年3月，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與都江堰市文物局在該遺址西北部進行了兩次試掘，發現有灰坑、灰溝、房址等，出土了一批寶墩文化的典型遺存。1998和1999年，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與日本早稻田大學合作對芒城遺址西北部堆積較好的區域進行了兩次發掘工作首次在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中發現完整的竹骨泥墻式房址（F5），并對遺址展開了土樣和植物標本的系統采樣工作。 綜合歷次考古工作，發掘者對城墻的堆筑方法、年代以及壕溝的形成有如下認識：芒城遺址分為早晚兩期，在修筑城墻之前，已經有聚落存在，其形成的堆積為早期；在第一次筑城后形成的堆積為晚期。其主體文化為寶墩文化第二期遺存，絕對年代約為距今4500-4300年。內外城墻和壕溝是一系統工程，其修建方法是“挖壕取土筑墻”，第一期內城墻的修筑年代當在早期末，內外壕溝的形成年代與之同時；第二期內城墻要晚于一致的晚期，其修筑年代當在晚期末。城墻的廢棄年代與遺址大致同時，壕溝則一直到宋代才被自然淤積和人為堆積填平。5、 雙河古城遺址雙河古城遺址位于四川省崇州市（原崇慶縣）城關（崇陽鎮）北約16公里處的元通鎮上元鄉芒城村雙河場，當地俗稱“下芒城”。地面存有北、東、南三面城墻，有內外雙城圈，內外圈之間的壕溝寬12-20米，遺址面積約11萬平方米。現存城垣一般高2-3米，頂寬18-30米。遺址在1996年調查時發現。1997年秋，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隊對雙河遺址進行了一次較為詳細的鉆探，并在此基礎上進行了試掘。城內發現灰坑和人工礫石堆積、較大型建筑基址，出土寶墩文化典型器物，還有細石器、三孔石鉞等。該遺址可分為早晚兩期，時代約為距今4500-4000年。6、 紫竹古城遺址紫竹古城遺址位于成都平原西部，崇州市區西南約2.5公里處的隆興鎮紫竹村，東距西河約2公里，其東南方向20公里即為寶墩遺址，北18公里為雙河遺址，均位于岷江西側8-17公里范圍內。遺址地貌北高南低，緩慢傾斜。城垣平面呈方形，面積約20萬平方米。有內外城垣，內垣邊長約400米、寬5-25米、高1-2米；外垣破壞嚴重，現存寬3-10米、高1-2米；內外垣之間相距10-15米。紫竹古城遺址于1997年調查時發現。2000年，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與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四川隊聯合對城址內部及城垣局部進行試掘，清理寶墩文化灰坑、紅燒土堆積、柱洞，出土遺物有寶墩文化陶圈足尊、夾砂矮圈足、喇叭口高領罐、繩紋花邊罐、篦劃紋泥質陶壺底片、橋形耳和石器等。根據陶器組合和器物發展、演變的特征，紫竹古城遺址年代在距今4300年前后，屬于寶墩文化較早的遺存。2001年，紫竹古城遺址被公布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7、鹽店古城遺址鹽店古城遺址位于成都市大邑縣晉原鎮的鹽店村，斜江河南岸臺地上，在筑域之前，這里已是平原上的高臺聚落。2002年，成都市考古隊與大邑縣文管所調查并發掘。平面略呈長方形，南北長約700米，東西寬近soo米，面積約30萬平方米。東、北部城墻保存較好，墻高2-3米，通過對城墻的解剖得知，城墻采用斜坡堆筑方式，兩側用夯土和沙石堆筑而成，所以采用的主要筑城材料是粘土。夯土內出土陶器器形有壺、尊、短圈足器、罐等。綜合遺址形制及出土器物，與寶墩、芒城遺址比較相近，為寶墩文化早期階段。8、高山古城遺址高山古城遺址位于成都市大邑縣三岔鎮高山社區，現屬于大邑縣三岔鎮趙庵村，也是位于粘土臺地上的城址，平面長方形，東西長1050米，南北寬550米，分布面積約57萬平方米。比鹽店古城略小，時代相近。2003年，成都市考古隊對鹽店古城遺址進行環境調查時發現。城墻采用斜坡堆筑方式，東城墻及南城墻尚存，東南轉角較明顯。城墻最寬處約50米，以前曾在其上采集到陶片、石器等。（三）第三階段：深化與突破時期（2005年至今）以中外多家機構與高校合作在成都平原開展區域系統考古調查工作為契機，不僅在寶墩古城遺址新發現了多道外城墻，高山古城遺址考古勘探發掘也有不少重要發現。同時，還參加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聚落考古理念及大遺址保護考古方法引入了實際工作之中，多門類的科技考古工作也取得了明顯成果。自2005年12月始，來自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學、哈佛大學、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臺灣大學以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考古工作者，聯合在成都平原啟動了一項田野考古調查計劃，“該計劃旨在探索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形態，并為研究這一區域在公元前二千年期間考古學文化更替所呈現的漫長社會復雜化進程打下基礎”。由于成都平原在內的中國南方地區水稻種植極其廣泛，地表可視性受限，為尋找在成都平原收集聚落形態資料的最佳工作方法，調查隊在以往的年度工作中測試了不同研究手段，將地表調查沿直線方向所作的地下鉆探、地球物理勘探及地貌形態學幾種方法結合，最終探索出這一多層次、多學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盡管調查區域時間有限，但目前已發現的資料已為古城周邊區域大范圍的聚落分布形態提供了一些線索。“可以看出，在公元前兩千年某一時段，聚落呈現出明顯增加的趨勢”，至少在青銅時代，人口已明顯集中到調查區域靠近成都的南方和東方。寶墩遺址2009年11月以來，為了進一步考察寶墩文化的文化來源、生業形態、聚落結構與聚落變遷、人地關系以及社會發展狀況等，同時也是為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第三段課題做前期調查研究，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考古隊對新津寶墩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這一工作目前仍在進行中。考古調查采取了較大范圍的地面調查、城內鉆探、采樣分析等措施，新發現5處外圍城墻。通過2009年度的發掘，對寶墩古城內城遺存的文化特征、年代及其外城墻走向有了初步認識。2010年在對寶墩遺址進行發掘時發現的大型建筑基址F1，是目前寶墩城址內發現的面積最大的單體建筑基址，可能是當時的大型禮儀性建筑，而地處內城幾何中心的鼓墩子區域可能是寶墩先民舉行公共禮儀活動的場所。近兩年來，在寶墩古城遺址城內還陸續發現了多組大型建筑基址，這些建筑基址規模大、筑坑規矩、筑網清晰、規格較高，單體面積均在200平方米以上，應為寶墩文化時期類似宗廟的大型公共禮儀性建筑。2014年以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新津寶墩古城遺址內城的田角林東南區域，發現一座面積達360余平方米的古城居民生活建筑，屬迄今在寶墩遺址發現的最大生活建筑。在內城中心，發現3處新的墓葬和大量陶器、石器等。建筑基址平面形狀呈規則長方形，總長27.65米，總寬12.25米，柱坑內發現少許寶墩時期陶器殘片與鵝卵石。房址北面保存較差，多被晚期溝渠河道破壞。寶墩人居住的房屋基址為方形或長方形建筑，多為單間，雙室套間很少。可以推測出，建筑先挖墻基槽，于槽內埋密集圓竹，內外抹泥，最后經火烘烤，形成“竹骨泥墻”建筑。這種建筑形式在成都平原一直沿襲到很晚的歷史時期，三星堆文化也是這種建筑形式。此外還清理出作為特殊用途的干欄式建筑，在建筑結構上，這樣的大房子在后期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的房屋建筑上都有所體現。目前的發現，至少能說明文明的傳承在建筑方面的脈絡沒有中斷。 寶墩古城面積僅次于同時期的浙江良渚、山西陶寺、陜西石峁，也是成都平原城址群中時代最早、面積最大的一座。考古結果顯示，寶墩文化的人群大約生活在距今4500-3700年的新石器時代晚期。當時的成都平原還是森林密布，植被豐茂。眾多從平原西北流向東南的河流將這一片沖洪積平原分割成了一塊一塊的壟崗狀臺地，寶墩人選擇在這些臺地上居住，營建聚落。植物考古結果顯示，寶墩文化時期的人們以種植水稻為主，也種植少量的粟，食用如野豌豆、野豇豆等豆類，還有薏苡。高山古城遺址2012年以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圍繞成都平原大遺址保護工作，重新啟動了大邑縣鹽店古城遺址和高山古城遺址的區域系統考古調查與勘探及發掘工作。在高山古城遺址內外區域勘探總面積近200萬平方米，并在部分遺址點進行了小規模試掘，試掘共發現11座墓葬，1個人祭坑、1個奠基坑、30個灰坑、1座水井、2條灰溝。其中最為重要的是發現一處寶墩文化墓地，目前已清理兒童墓在內的墓葬及人祭坑12座，出土陶器中發現了一些屬于寶墩文化的新器形，如寬大耳器、直口壺形器等。這是目前成都平原已發現的年代最早和完整的史前墓地，其分布范圍大，延續時間長，分布密集，人骨架保存較好，而且葬式多樣，為探討寶墩文化及成都平原的史前埋葬制度和社會習俗提供了難得的實物資料，同時對開展體質人類學測量研究和DNA測試分析提供了理想的考古資料，有助于認識成都平原史前先民的體質結構特征。從出土陶器的風格初步判定，高山古城遺址的年代處于寶墩文化的偏早階段，此外，還發現了一些略早于目前寶墩文化第一期遺存的線索。高山古城遺址的試掘與勘探工作中還開展了多項科技考古，如植物考古、環境考古、遙感測繪、陶器石器成分測試分析等多項科技考古工作。如采集了大量土樣標本進行浮選，初步鑒定出水稻、粟等植物種屬；采集了土樣進行植硅石測試分析；并以高山古城的DEM數據為基礎，利用ArcGI510.1的水文分析功能，對高山古城區域進行了河網提取，并與考古資料結合，探討了河網和古河道與文化層分布的關系。這些考古信息是在已發現的8座成都平原史前城址中是極其少見的，它有助于推進成都平原史前聚落考古提供了一個范例以及進一步的思考。此外，還在高山古城遺址的西部及東部的臺地上新發現祝墳園、高山城東、成功村等三處新石器時代及商周時期遺址，這些不同時期遺址點的發現，對于高山古城遺址聚落結構體系、形態性質以及聚落演變等有著重要的意義，有助于分析成都平原文化演進與環境變遷的互動關系。高山古城遺址區域系統考古調查與新發現是成都平原新石器時代考古的最新成果，它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子項目的重要組成內容，對于認識寶墩文化的內涵、外緣以及淵源也將有極大地促進作用。鹽店古城遺址2013年4月至2014年3月，因修建成蒲鐵路，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大邑縣文物保護管理所又對大邑縣鹽店古域遺址進行了鉆探和試掘。根據出土陶器質地、器形特征、紋飾、石器等，發掘者認為古城時代應為寶墩文化一期晚段時期。本次試掘對古城城墻分布和走向有了清晰的認識，古城應沿著古河道邊的高臺地修筑。整個古城地勢比周圍平地高出2-3米，城址南北最長480米，東西最寬330米，面積約17.4萬平方米。堆積方式為斜坡堆筑，中間夯筑較好，兩側用較多砂石，鵝卵石和粘土混合修筑而成。反映出城墻建筑方法與都江堰芒城極為類似，城墻的功用推測應主要與防洪有關，兼具防御功能。此外，僅在西城墻有內外兩重城墻，其他三面則僅存有單城墻。壕溝也僅存在于西城墻內外兩重城墻間。壕溝底部最早為唐宋時期淤土堆積，說明該壕溝的廢棄是因為唐宋時期的洪水泛濫所致。紫竹古城遺址2014年12月至2015年1月，為深入推進成都平原大遺址保護工作，并配合紫竹古城遺址保護規劃方案的編寫，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崇州市文物管理所聯合對崇州市燎原鄉紫竹古城遺址進行了考古調查、勘探與試掘。試掘結果，遺址最下部為寶墩文化層，發現4個寶墩文化灰坑，少量石器和陶器標本。發掘者初步確認本次試掘發現的寶墩遺存的年代屬于寶墩文化一期。結合勘探信息，基本了解了城內堆積分布和保存狀況，城址使用年代等問題。溫江紅橋村遺址2014年，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位于成都溫江區紅橋村附近的寶墩文化三期遺址發現了距今4000年的水利設施。遺址面積約19萬平方米，截止目前總發掘面積近1.5萬余平方米，遺跡現象豐富，共發現245個灰坑、25條灰溝、54座墓葬、6座房址、1條水渠、1座水利設施，出土器物中可辨器形有繩紋花邊口沿罐、喇叭口高領罐、尊、壺、盆等。灰坑中比較特殊的是一種坑內滿布石頭的長方形灰坑，一般位于居址附近。房址根據平面形制和修筑方式的差異，分為長方形木骨泥墻式和圓形干欄式兩種。墓葬多由5，6座墓葬一起成組分布于聚落中部，也有部分墓葬分布于房址周圍，多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墓，比較重要的是M44，在墓主身側發現有一木制的杖形物，發掘者推測墓主可能是當時的族長或巫師。發現的水壩護岸設施長147米，上寬12米，下寬14米，屬于夯筑做法，跟寶墩時期城墻的做法較為相似。分內外兩層壩體，且內層墻體筑造更考究，經過兩次加固，墻體之間開挖與護坡平行的溝槽，溝槽內填埋木樁，再填土夯實，以加固墻體。墻體外側臨水的一面筑造卵石護坡，以更好地抵抗流水沖刷，專家分析應該是當時的人們用竹籠裝著石頭，將堤壩固定起來，都江堰水利工程就利用了竹籠固定沙石的原理。這項水利設施的發現，為世界文化遺產都江堰水利工程找到了智慧的起源。由于該遺址地處成都平原，岷江水歷來湍急，為了保護河岸里的居民不被河水侵蝕，于是修建了該堤壩，恰巧在堤壩的內側，考古發現了大房子、家族墓地等。在水利設施的內側溝渠里，還發現了許多木樁的痕跡，也就是說，蜀人治水夯筑的這個堤壩，還用木樁進行了加固。總的說來，紅橋村遺址規模較大，甚至超過了都江堰芒城遺址，聚落內布局井然，聚落南側筑造水壩以抵擋洪水侵襲，居住區緊鄰水壩邊緣，墓葬多集中于遺址中部，也有部分墓葬分布于房址周圍。根據出土遺存判斷，該遺址年代約在寶墩文化三期早、中段，應該是當時比較重要的城邑，或可稱作“臺城”。 二、考古研究寶墩古城等遺址發掘者所提出的“寶墩文化”命名，得到了多數學者贊同。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的的時代早晚雖略有差別，其文化的總體面貌卻是較為一致的，它們互有一組貫穿始終而又區別于其它考古學文化而獨具特征的器物群，當屬同一考古學文化遺存，并且與三星堆文化的發展脈胳也清晰可見。它們之中又以新津寶墩遺址的面積最大，文化內涵最豐富、最具代表性。因此，將這一古城址群的考古學文化命名為“寶墩文化”是合適的。這一時期的人們過著定居的農業生活，發現的小型房屋為方形的地面木骨泥墻建筑。生產工具主要是石器，石器多為通體磨制，偏小型化，以斧、錛、鑿為主，有少量的石刀、石鏟、箭鏈和矛。陶器制作方法主要是手制加慢輪修整，圈足和底均為二次粘接，許多圈足內粘接處有加固戳痕。陶器器形多寬沿、大翻口風格，主要是小平底器和圈足器，不見三足器和圈底器。根據地層學與類型學分析，可將文化分為四期七段的早晚關系：一期以寶墩遺址為代表，分早、晚兩段；二期以芒城遺址為代表；三期分三段，早段以魚鳧村遺址早段和古城遺址早段為代表，中段以魚鳧村遺址中段為代表，晚期以古城遺址晚段為代表;四期以魚鳧村遺址晚段為代表。依據以上碳十四測年數據，可以將該文化的年代上限推定在距今4500年左右。關于其年代下限，可以根據該文化末期正好與三星堆文化銜接的情況，那么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正好是寶墩文化的下限，而三星堆文化的年代上限有眾多的碳十四年代依據，一般認為在距今3700年左右，可以作為寶墩文化的下限。這樣就把寶墩文化的年代范圍大致推定在距今4500?3700年之間，前后約800年左右。（一）綜合性研究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發展序列綜合研究孫華將成都平原先秦文化分為五期14段，其中第一期以寶墩文化時期的一系列城址為代表，可分為三個小的階段，分別對應寶墩遺址、芒城遺址、古城遺址（公元前2800-前2100年）；第二期以三星堆遺址第二期為代表，可分四個發展階段（公元前1900-前1250年）；第三期以三星堆第三期和十二橋遺址群第一期為代表，可分三個階段（公元前1250-前1000年）；第四期以十二橋遺址群第二期為代表，可分兩段（公元前1000-前500年）；第五期以十二橋遺址群第三期為代表，可分兩段（公元前500-前150年）。江章華從文化發展的角度出發，將成都平原先秦時期文化遺存劃分為四個大的文化階段，即寶墩文化一三星堆文化一十二橋文化一上汪家拐遺存，其中寶墩文化分四期七段（距今4500-3700年），三星堆文化分三期（二里頭文化第四期至殷墟二期），十二橋文化分兩期四段（殷墟三期至春秋前期），上汪家拐遺存分三期（戰國至西漢初年）；如果將各文化階段看成期的話，成都平原先秦時期的文化序列就被劃分為了四期17段，即：寶墩遺址早段一寶墩遺址晚段一芒城遺址一魚鳧村、古城早段一魚鳧村中段一古城晚段一魚鳧村晚段一三星堆文化第一期一三星堆文化第二期一三星堆文化第三期一十二橋遺址第、層一十二橋遺址第⑩、⑩層一新一村第⑧層一新一村第⑦、⑥層一上汪家拐遺址第一期一上汪家拐遺址第二期一上汪家拐遺址第三期。萬嬌、雷雨認為桂圓橋文化補充了三星堆一期（寶墩）文化的來源，形成了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文化到古蜀文化的文化發展序列，即桂圓橋文化（距今5100-4600年）一三星堆一期（寶墩）文化（距今4600-4000年）一三星堆文化（距今4000-3100年）一三星堆四期（十二橋）文化（距今3100-2600年）。姜世碧也對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發展序列進行了梳理。寶墩文化綜合研究江章華根據寶墩、芒城、古城和魚鳧村等遺址出土的陶器，將寶墩文化劃分為四期七段。黃昊德、趙賓福對寶墩文化的內涵及其來源進行了探討，通過對營盤山文化和寶墩文化在陶器親緣聯系、房屋建筑、經濟類型等幾個方面進行的考察，認為寶墩文化可能是由營盤山文化發展而來的。寶墩文化在其自身的發展過程中，陶器制作工藝有所創新，同時還可能接受了來自其它考古學文化的影響。孫智彬對比了中壩文化與寶墩文化之間的關系，認為兩者同處于四川盆地這樣一個相對封閉的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單元內，雖然在遺跡、遺物等方面存在一些相同或相似的因素，但它們之間的差別卻更為明顯，而且在來源和去向以及分布范圍的中心區域上截然不同，應該是屬于在時間上大體相當，在空間上不同分布，各有其文化內涵和特征的兩個不同的考古學文化。江章華通過對成都平原出土的與寶墩文化四期相關遺存的綜合分析，認為寶墩文化四期與寶墩文化是一脈相承的，既不能簡單歸入三星堆一期，也沒有達到可以單獨命名為“魚鳧村文化”的標準。古城遺址的綜合性研究江章華對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的構筑方式，年代體系，寶墩文化的生產工具、生活用器，特別是陶器的造型、紋飾、制作方式等進行了詳盡的論述。楊正苞通過文獻記載，認為近年在成都平原新發現的五座古城（如芒城）皆為杜宇部族所建，考古學文化面貌也系一脈相承，其中魚鳧城與其他四城互為姊妹城。宋治民通過比較分析認為，新津寶墩遺址和溫江魚鳧村一、二期之間共性是主要的，但也有同之處，它們之間似乎不是早晚繼承發展的關系，時代應大體同時，也就是說兩處遺址的先民們是屬于一個大的文化系統，他們有著共同的傳統和習俗，在共同傳統和習俗的背景下又有某些各自的特征。魚鳧村三期正好填補了三星堆一、二期之間空缺的一部分，其發現對于蜀文化淵源的探討提供了有力的證據，對證明蜀文化源于成都平原上的寶墩文化是重要的發現。段渝、陳劍《成都平原史前古城性質初探》通過對史前遺址及其出土文物的綜合分析，認為寶墩文化古城的政治組織是發展比較充分、形態比較典型的酋邦組織，由各座古城共存形成的古城群，則是考古所見成都平原最早出現的酋邦社會，它預示著文明時代的即將到來。此外，其他相關研究還有陳云洪、顏勁松《成都平原寶墩文化史前城址群初步分析》、彭邦本《古城、酋邦與共主政治的起源——以川西平原古城群為例》、黃劍華《古蜀王都與早期古城遺址探討》。江章華《成都平原早期城址及其考古學文化初論》一文，對除高山、鹽店兩座古城外的其它六座古城進行綜合分析，歸納其特點包括：城墻布局比較規整、城址的布局受地理環境的制約、城墻的構筑方式為斜坡堆筑、城址的中心部分發現有大規模的建筑遺存。并從生活用具、生產工具、建筑遺存、墓葬四個方面歸納寶墩文化的總體特征，認為寶墩文化時期的居民過著相當高水平的定居農業生活，兼有采集漁獵，陶器、石器的制作均具有相當高的水平。文中將寶墩文化分為四期七段，綜合分析寶墩文化絕對年代約為距今4500-3700年間，最后對比了寶墩文化與邊堆山遺址、川北地區新石器時代遺存、哨棚嘴文化、通江擂鼓寨和巴中月亮巖、漢源獅子山遺址以及三星堆文化的關系。冉宏林、雷雨認為成都平原先秦時期幾座城址時代約相當于中原地區二里頭文化時期，從城址演變的角度分析，“三星堆一期文化（寶墩文化）時期的城址與三星堆古城的特征差異較為明顯，后者不太像前者直接發展的結果，二者之間的轉變較為突然，表現出成都平原先秦時期文明化進程的跳躍性”。 4、成都平原先秦生業形態及聚落形態的研究姜世碧依據考古材料，結合文獻記載，對成都平原先秦農業的經濟情況以及與農業相關的一些問題，如農作物與農業生產工具、家畜家禽的飼養與釀酒業、興修水利和蠶桑紡織業、天文歷法等進行了探討。江章華《成都平原先秦時期農業的轉型與聚落變遷》一文結合考古學文化分析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發展演變，認為成都平原寶墩文化時期主要種植小米，從寶墩文化三期開始，可能從長江中游學習了稻米種植技術，開始種植稻米，從三星堆文化開始，逐漸以種植稻米為主。并從聚落規模、聚落分布等方面總結了先秦聚落變遷及其特點：寶墩時期出現中心聚落與一般村落的區分，且有多個中心聚落并存的局面，小型村落一般密集分布于中心聚落周圍，且距中心聚落越遠，分布越稀疏。而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橋文化時期，形成了單個大型中心聚落的局面，且這個時期的一般小型聚落普遍較寶墩文化時期規模大。聚落分布上，寶墩時期在整個成都平原均有分布，且一、二期發現較少，僅有新津寶墩、三星堆和都江堰芒城，三、四期聚落較多。三星堆文化時期的聚落主要分布在鄲縣以北的新都、德陽等地，而新都以南的鄲縣、溫江直到新津等地，發現的商周時期遺址主要為十二橋文化時期。江章華通過對成都平原先秦聚落的分布、聚落的密度與規模以及聚落的結構的進行分析，結合考古學、環境、生業等對聚落變遷動因所作的初步推測與解釋，認為成都平原史前人群最初是從岷江上游遷徙下來的，并隨著對成都平原環境的適應逐步向平原腹心地區移動，而岷江沖積扇未發現三星堆文化聚落可能與洪水有關。對成都平原聚落形態和先秦農業考古綜述類的研究還有啟翠《水與城：成都平原史前聚落形態研究綜述》，于孟洲、夏微《四川盆地先秦時期農業考古研究述論》，等等。（二）單個古城遺址的研究1.寶墩古城遺址的研究對寶墩古城遺址的研究：王毅、孫華認為寶墩村遺址絕對年代約在公元前2800-前2000年之間。寶墩文化以成都市區為中心分布區，川西平原為基本分布區，在向東發展的過程中，在川中丘陵一帶與分布于川東平行谷地的以忠縣哨棚嘴第一期，老關廟下層遺存為代表的考古學文化發生接觸，并受到了后者的制約而未到達重慶沿江一帶。李明斌將寶墩遺址分為三期，絕對年代約為龍山時代前段，距今4500-4200年。2.溫江魚鳧城遺址的研究蔣成、李明斌根據陶器的演變規律將魚鳧古城分為三期，第一、二期年代約在龍山時代前段（公元前2550-前2250年），第三期在三星堆遺址第一期與第二期之間，約為龍山時代末期至夏初前后（公元前2050-前1750年）。此外，文章還就寶墩文化古城址的類型、城址與水系的關系、城址的布局、魚鳧村出土的彩繪陶片、關于成都地區的古史傳說、關于“早期蜀文化”的提法等問題發表了意見。李明斌還提出了“魚鳧村第三期類型”的命名，文章認為魚鳧村遺址第三期晚于城垣的建成時間，并且晚于疊壓城垣的地層年代，它應是城垣廢棄后形成的文化堆積，其絕對年代在龍山時代末期至夏初前后，距今約3900-3700年左右。寶墩文化經歷了一個較長時期的發展過程，而且其文化發展過程本身也呈現出明顯的階段性。魚鳧村遺址第三期遺存是先蜀文化發展的末期，是寶墩文化的最后一個發展階段，其文化內涵發生了較大的變化，它處在寶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的過渡階段，填補了川西地區先秦考古學文化發展中的空白和缺環，對于探討四川地區先秦考古學文化的發展過程和模式具有重要的意義，因此建議將魚鳧村遺址第三期稱為寶墩文化晚期的“魚鳧村第三期類型”。孫華認為魚鳧村古城的文化堆積可分為兩個時期，一個屬于寶墩村文化，一個屬于魚鳧村文化。從成都平原聚落演變和古城的興衰來看，魚鳧村古城在征服成都平原西部其他古城后，成為了成都平原中部和西部的中心，到了寶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過渡的魚鳧村文化時期，成都平原出現了三星堆與魚鳧村南北對峙的兩大遺址（或古城）。黃吳德、李蜀蕾從土墻建筑特征、文化因素、兵器、地理環境等四個方面出發，對魚鳧村遺址新石器時代土墻的功能進行分析，推測土墻的主要功能作為防洪的可能性較大，防御的可能性較小。彭邦本結合文獻記載分析，魚鳧城應即魚鳧氏族群在約當虞夏之際的早期都邑，是當時成都平原上諸族群聚落分布格局圈中最顯著的中心城邑，在寶墩文化后期向三星堆文化發展轉化的歷史進程中居于突出的引領地位。魚鳧王朝的統治時間跨夏代后期和整個商代，直到西周初期。李明斌從魚鳧村出土房址、墓葬形制，生產生活用具，陶器制作方式及紋樣，陶器組合等方面，總結了魚鳧村文化區別與四川盆地其他先秦考古學文化的特征，并正式提出“魚鳧村文化”的命名。（三）科技考古初見成效對古城遺址與古環境之間關系的研究，劉興詩認為，成都平原古城因防洪而修筑，又因洪水破城而廢棄。姜世碧認為，早期成都平原潮濕多雨，動植物資源豐富，適宜種植水稻，生產、生活用具常見斧、錛、鑿等，十分盛行木結構建筑，遺址中也出土有大量基槽式地面木構建筑和干欄式木構建筑。李俊、莫多聞、王輝等認為，成都平原復合式沖積平原的地貌特征，為成都平原提供了豐富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有利于古城群的興起，且決定了古城群建造在與河流平行的壟崗狀臺地上。付順、李奮生等認為，成都平原全新世距今4000年以來氣候變遷出現涼干一溫濕一冷干3個氣候波動旋回，氣候溫濕期對應考古學文化快速發展或繁榮時期，而其文化的突然中斷則往往對應著氣候冷干事件。姚鐳對成都平原新石器晚期到青銅時代的考古學文化序列進行分析，綜合自然科學學科對該地區古環境研究所得的數據和成果，認為文明的繁榮聯系著氣候溫暖濕潤期，而文明的中斷、突變、變遷與距今5000年、4000年、3000年、2400年出現的氣候降溫時間相對應。其次，居住地的地質活動、氣候環境和生態資源的波動、礦產資源需求劇增等客觀因素也推動了成都平原古文化的發展。付順認為，新構造運動控制著古蜀地區自然地理、地貌格局、地層沉積特征，是古蜀文化演變和古蜀先民活動空間變化的深層次背景。中晚更新世與全新世古蜀區域沉積環境直接制約著古蜀先民的生存空間的選擇。氣候變遷貫穿古蜀營盤山文化一寶墩文化一三星堆文化一十二橋文化發展的始終，氣候溫濕期時期也正是上述諸文化快速發展或繁榮時期；而諸文化的沖突中斷則正對應著氣候冷干事件的出現。孫吉認為，隨著江北期氣候轉寒，古蜀先民自岷江河谷山前地帶遷移至成都平原地區，但因江北期氣候變動幅度增大，旱災、水災交替頻繁，古城遺址一般平行于河流的壟崗狀臺地修筑，外側傾斜度小的城墻也更利于防洪，并因地制宜采用竹木資源發展墻基槽式木骨泥墻建筑。黃明從沉積學角度對遺址區進行古河道、沉積環境分析、地層劃分等方面的研究，認為寶墩遺址古河道經歷了三次發育過程，分別對應寶墩文化晚期、西漢時期、東漢時期，并使得古河道由大變小，最后演變為湖沼，且湖沼相分布集中區域與有寶墩遺存的分布區域基本吻合，推測可能與當地居民用水有關。探方剖面發現的洪水沉積物表明，寶墩遺址曾經歷過洪水。從氣候角度來說，全新世中后期距今5200年前后和距今4000年前后的兩次全球性降溫事件對岷江上游新石器文化由盛到衰和寶墩文化的開始有重要意義。從地形地貌角度來說，寶墩古城在選址上充分利用了當地的地形地貌，遵循了靠近水源，但又不易受洪水影響的原則。王濤通過陶器建立成都平原先秦時期人們活動的時間標尺，并在此基礎上探討成都平原先秦時期最廣大人群與環境之間存在的互動關系。初步建立了成都平原先秦遺存五期17段的時間標尺，其絕對年代約在公元前3100年?前250年。根據各期遺存面貌所反映出的文化結構，將這五期分別命名為成都平原先秦文化發展的“引入及風格自塑期”“局部互動期”“全面整合期”“開放發展期”和“重塑期”。在此過程中，將三星堆遺存重新定義為成都平原本土文化發展“基因提供者”的角色。人地關系的研究表明，成都平原先秦時期人群活動對自然環境的適應性主要表現在對水環境的適應上。對人文環境的適應主要體現在三星堆城址的修建和以三星堆城址為中心的遺址集群中心的出現，部分反映精神文化的遺存也是對人文環境適應的表現。寶墩遺址歷年植物浮選報告有：姜銘、玳玉等《新津寶墩遺址2009年度考古試掘浮選結果分析簡報》，檢測結果表明寶墩遺址以種植水稻為主，粟在寶墩文化一期占有少量比例，到后期逐漸趨向絕跡。隨著農田管理水平的提高，田間雜革到了漢代已經得到了很好的控制。閆雪、姜銘等《新津縣寶墩遺址2013、2014年出土植物遺存分析報告》通過對近年寶墩遺址植物考古成果的整合研究，認為寶墩文化一期階段寶墩遺址內田角林地點和鼓墩子地點不同的植物組合差異可能體現了聚落內部功能分區或聚落之間的功能分化。 還有學者通過對新津寶墩遺址的文化層剖面及兩處灰坑的樣品進行植硅體分析，并結合浮選結果來探討寶墩遺址農業經濟狀況，其研究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