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詩中的名篇，敘述了一個以悲劇結尾的愛情故事。這個悲劇故事著實讓人感慨和悲嘆，背后的悲劇原因值得讓人去深思。千百年來，劉蘭芝的悲劇人物形象家喻戶曉。但在探究悲劇的根源時往往受時代背景的影響，對于悲劇的原因更多的是集中在封建禮教迫害導致悲劇的發生。探究《孔雀東南飛》的悲劇根源應從多角度、深層次的視角展開，對傳統封建禮教迫害這一說法產生了新的見解。針對《孔雀東南飛》悲劇根源進行再探析，用全新的角度、時代背景的變化、人文思想的發展分析悲劇故事的根源起始。把悲劇的各種原因做出綜合的分析，如門第問題、生育問題等，最后得出結論。本文從悲劇男主人公焦仲卿的懦弱性格特點出發，從而展開對其悲劇原因的探討。【關鍵詞】悲劇；性格；根源AbstractThePeacockFliestoSoutheastisafamouspieceinthepoetryofhanyuefu,wh-ichtellsalovestorywithatragicending.Thistragicstoryreallyletapersonsighwit-hemotionandlament,behindthetragicreasonisworththinkingabout.Forthousandsofyears,thetragicimageofliulanzhiiswellknown.However,whenexploringtherootofthetragedy,itisofteninfluencedbythehistoricalbackground.Thispaperexploresthetragicrootofthepeacockflyingtothesoutheastfromamulti-angleanddeep-seatedperspective,andgivesanewinsightintothepersecutionoftraditionalfeudalethics.Basedonthereanalysisofthetragicoriginofthepeacockflyingsoutheast,thispaperanalyzestheoriginofthetragicstoryfromanewperspective,thechangeofthehistoricalbackgroundandthedevelopmentofhumanisticthoughts.Makeacomprehensiveanalysisofthevariouscausesofthetragedy,suchasfamilyproblems,fertilityproblems,andsoon,andfinallydrawaconclusion.Thispaperstartsfromthecowardlycharacterofthetragicherojiaozhongqing,andthendiscussesthecausesofhistragedy.【KeyWords】tragedy；character；root目錄TOC\o"1-3"\h\u17726一、緒論 緒論《孔雀東南飛》最早被《玉臺新詠》收錄。《玉臺新詠序》中稱編者“于是燃脂暝寫，弄筆晨書，撰錄艷歌，凡為十卷。可見，《玉臺新詠》所收的詩歌，是樂府艷詩。從編者的角度看，《孔雀東南飛》被定位在艷歌題材上，是一首歌頌愛情的詩篇[1]。傳統的對《孔雀東南飛》悲劇根源的解讀來自于焦母、劉兄所代表的封建禮教和封建家長制，是導致劉蘭芝、焦仲卿悲劇故事結尾的劊子手。傳統悲劇解讀是一種政治范本，反映的是封建社會的弊端。然而，文學最終表達的情感是人與人之間的情感，流傳下來的價值也是對于人性的鮮活刻畫，如果單從封建社會這一點去探尋《孔雀東南飛》的悲劇根源未免有些狹隘，所以她提出重新新的探究觀點，男女主人公的悲劇還源自于人物與人物之間的性格特點，首當其沖的就是劉蘭芝與焦母的性格矛盾與婆媳沖突[2]。其次，在研究《孔雀東南飛》悲劇根源時著重研究封建歷史背景下造成劉蘭芝被遣，導致最終悲劇結尾的多方面原因。首先是無子說，認為劉蘭芝之所以被遣，是因為無子嗣，從詩中可以推斷劉蘭芝并沒有子女，而在古代思想中，女子沒有子嗣是可以成為被休棄的理由，所以無子是劉蘭芝被遣，焦母發難的首要原因。然而劉蘭芝無子，焦母可以直接援引“七出”之條遣之，而不必橫加挑剔。而且，雖然古代允許休妻，但從中國文化的總的傾向看，并不贊成休妻。夫義婦順，琴瑟和鳴，白頭偕老，才是中國古代追求的理想婚姻。即使構成休妻的條件，古人也不會輕易休妻，而是盡力維持夫妻關系，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以無子為理由休妻，一般也要等到50歲后。況且，古代有納妾制度，以無子為理由出妻實在沒有必要。所以無子是焦母發難的原因也是隱藏劉蘭芝被遣的借口。還有在研究《孔雀東南飛》悲劇根源時發現整篇詩詞中始終貫穿終著一個“逼”字。在焦家，“逼迫有阿母”[3]；在劉家，“逼迫兼弟兄”[3]。那么，劉焦二人之死，是否與焦母與劉兄的逼迫有關，也有人提出了新的看法。首先從焦母“槌床便大怒”、“阿母怒不止”等行為來看[3]，認為焦母是一個獨立操持家務的寡婦且缺乏詩書教養的村野農婦。由于有長期寡居、孤獨寂寞、心情壓抑的特殊經歷，養成了她蠻橫、頑固、暴躁、冷酷無情的性格，因而，稍有不如意，便歇斯底里地發作，使家庭矛盾越來越尖銳。焦母之所以容不下劉蘭芝還因為她對兒子有一種偏執狂似的愛。母子之愛，人之本性，可是焦母對仲卿不同于一般的親子之情，不是希望兒子有一個幸福美滿的家庭、甜蜜和諧的夫妻生活，甚至把對兒子的愛傾注到兒媳身上，她是偏執狂似的愛，變態的愛。所以焦母的嫉妒才是導致悲劇產生的重要原因。但是，在這眾多的原因中還有一點不容忽視的是焦仲卿的懦弱與無能。焦仲卿生活在單親家庭中，自幼喪父，由母親撫養長大。而焦母的過于強勢和對兒子近乎變態瘋狂的愛，以及缺乏父愛的關懷造成了焦仲卿懦弱的性格。以致于在發生婆媳矛盾時，不能從中調解，畏懼母親的威勢而無所作為，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所以焦仲卿的性格原因才是造成悲劇的關鍵。悲劇的背景（一）政治階層《孟子·萬章下》說∶“頌其詩，讀其詩，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也就是“知人論事”。因此想要了解一篇文學作品，就一定要去研究他所處的時代背景[1]。漢朝建國時，社會百廢待興，因此當時的統治者采取了黃老之學，即無為而治，與民休養生息。經過了幾十年的發展，經濟恢復，并且逐漸繁榮，到漢武帝時期，官方便崇尚儒學，官員也都以儒學起家，收門徒教學。所以在當時便出現了“門生故吏遍天下對現象”。時間越長，到了東漢時期便出現了門閥士族，世家大族。與“士族”相對應的便是“庶族”。《孔雀東南飛》發生在東漢末年，社會的權力為士族所把持著。士族生活條件優越，鐘鳴鼎食，沒有生活壓力。而庶族是沒有的人民群眾，想進入仕途機會渺茫。在當時，“士族”和“庶族”等級森嚴，很少有往來。國家階級分化且嚴重對立。如果想要來往，通婚的話則會被恥笑。”《孔雀東南飛》序里表明焦仲卿是“廬江府小吏焦仲卿”[3]可見焦仲卿是“士族”里比較低層的小吏。焦母在詩中也曾說∶“汝是大家子，仕宦于臺閣”[3]。因此焦母的希望必定是可以找一個門當戶對親家，來幫助自己的兒子在仕途上有所成就。在首詩的開頭小序，“漢末建安中”，表明這首詩的時間很明確，即東漢時期。此時的國家形態為大一統中央集權的封建社會。漢承秦制，中央集權國家已然形成并已成熟。并且在東漢時期一個典型的政治特點就是豪門士族興起，把持著國家的政權，更是牢牢地控制著國家的選官途徑，是新的士族階層。以至于在當時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庶族”的程度。所以在婚姻上更加講究門第和出身，于是就在社會上形成了一種趨炎附勢的社會心理。在當時的焦家，焦仲卿在太守府里作史雖然職位不太高，但在當時的社會上，已經有了“品”的資格。焦仲卿的父親已經去世，所以身為兒子的焦仲卿是家里唯一的希望。而劉蘭芝“自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3]。”也就是說，劉蘭芝是鄉下長大的。而焦仲卿在官府里做事，焦母以為自己是大戶人家。劉家雖然是庶族，但是家境很好，從劉蘭芝的陪嫁上就可以看出來，在詩中寫道：“妾有繡腰濡，藏蕤自生光，紅羅復斗帳，四角垂香囊，箱簾六七十，綠碧青絲繩，物物各自異，種種在其中[3]。”可見陪嫁之豐厚。劉蘭芝也說“受母錢帛多[3]”但是此時是劉家兄弟當家，以劉兄的嫌貧愛富，趨炎附勢，可以給予焦家的陪嫁不會很多，沒有多少。本就是庶族，還沒有多少陪嫁，這是一場沒有價值的婚姻，從中焦劉兩家都得不到什么，所以焦仲卿的母親難以接受，于是這場愛情悲劇就再所難免。才有了后來劉兄逼婚，要讓劉蘭芝嫁給官員的兒子，以此來攀附士族，提高社會地位[4]。(二）社會思想在思想上，封建綱常的思想早已確立，講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貫穿整個政治和社會家庭中，在當時注重以“孝悌”治天下，對父母要“孝”，對兄長要“悌”。但在當時特定的情況下，該思想很容易變得極端，變成“愚孝”。中國一直都很追求孝道，《孝經》中∶夫孝，德之本也。表明孝道是作為一個人基本要有的品德。當時的統治者也以孝來治天下，在漢朝統治時，把《孝經》作為必修內容之一。在這種時代環境下，有封建統治者的提倡孝道，百姓也會踐行[5]。而焦仲卿作為一個太守府的小官吏那就更不必多說。西漢鴻儒董仲舒認為“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在那個儒家思想確立正統的年代，非常注重家庭的傳宗接代。但是劉蘭芝“共事二三年”沒有生育，這個問題始終讓焦仲卿的母親焦慮，脾氣也越來越急躁，即便劉蘭芝聰明能干，賢淑貌美，僅因為不能生育這一點也可讓焦母逼迫劉蘭芝離開這個家庭不可。于是就有了“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阿母為女求，便復在旦夕[3]”的借口。悲劇的過程在詩的開就寫到劉蘭芝所受到的良好教養，“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3]。”少女劉蘭芝自幼便習女紅，善彈琴，能誦詩書。十七歲嫁給焦仲卿為妻，日夜辛勞，勤.于家務，卻不為婆婆所容，于是就去信給正在廬江郡府做小吏的丈夫，訴說不堪忍受之苦。仲卿回來為妻子求情，卻遭母親斥責，并令其休妻另娶。仲卿長跪，言“今若遣此婦，終老不復娶[3]。"母親大怒。因仍要趕回郡府任上，仲卿只得先請妻子回娘家，暫避一時。蘭芝自然明白，如此一別，類乎休棄，今后恐難再見，便將自己常用的香囊、妝奩等物留給仲卿以作紀念。雞鳴天亮，蘭芝精心梳妝之后，上堂別過婆.婆和小姑，流淚登車而去。此時仲卿已等候在大道旁，夫妻相見。兩情依依，低頭耳語道：“誓天不相負[3]。”劉蘭芝被遣回家十余日，縣令即派媒人來為其子求婚，被蘭芝婉言回絕；又數日，太守也托郡丞登門]提親，明言太守的五公子尚未婚配，愿與劉家結為百年之好，又被謝絕。這下早惹惱了蘭芝那位性情雷暴的大哥。兄命難違，蘭芝被逼迫不過，只得一切任人安排。那邊媒人回報，說劉家已允婚事。恰好三天過后便是良辰吉日，太守馬.上四處派人備下金帛彩禮，人馬舟車，以便早日完婚。仲卿在任上聞知此變，急忙乞假告歸。第二天，蘭芝整日默默無語，只是和淚裁衣。忽聽得一陣熟悉的馬嘶聲，出門遙相望，知是故人來。蘭芝手撫馬鞍，一一訴說原委。仲卿提及當日誓言，二人只好相約“黃泉下相見[3]”。各自回家去了。仲卿回家后對母親說道：“今天大風吹折了樹木，院子里的蘭花，上結滿了嚴霜；孩兒的性命猶如西山的落日，母親今后一人，要多多保重”，遂再拜長嘆而去。這一天，迎親的車馬格外熱鬧，新婦已進門。黃昏后人群漸漸散去，夜深沉，萬籟無聲，蘭芝攬裙投水自盡。仲卿得知，徘徊樹下，亦自縊殉情。后兩人合葬于華山旁。殉情悲劇的其它因素（一）門第問題《孔雀東南飛》是漢樂府詩中著名的長篇敘事事，講述了一個愛情悲劇。至于悲劇的原因，有一個自“五四”以來的學術觀點，那就是封建禮教造成的。這個說法確實有道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和意識形態下，焦母之所以強迫兒子焦仲卿與劉蘭芝離婚，絕對有封建禮教中家長制的權威。通過焦仲卿和劉蘭芝的愛情悲劇，對封建制度和封建禮教的罪惡作了深刻的揭露和鞭斥；對詩中主人公的不幸遭遇和反抗精神寄予同情和加以贊揚；同時對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通過幻想的形式加以描繪和歌頌[6]。但是以封建禮教作為悲劇的原因還有待懷疑。從《孔雀東南飛》詩中看，劉蘭芝體貼溫順，聰慧美麗。為了顧全大局甘愿忍受焦母的欺壓，這明顯是一個十分遵守封建禮教的女性。至于說是門第問題也是站不住腳的，劉蘭芝“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3]”；“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3]”；“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3]”。這些都是體現了劉蘭芝出生于下層人民群眾，還要像底層百姓一樣去勞作，這些都體現了劉蘭芝出身“庶族”。如此看來劉蘭芝必然和“士族”無望了。造成悲劇的原因看似是因為出身的不好，造成“士族”和“庶族”的對立，從而引發焦母看不上“庶族”出身的劉蘭芝，進而逼迫焦仲卿去和劉蘭芝離婚，導致最后焦仲卿和劉蘭芝雙雙自殺，以悲劇結尾[7]。但通過太守遣來的門人就可以知道“說有蘭家女，承籍有宦官[3]。”《孔雀東南飛》開篇也說到“十六誦詩書，十七為君婦。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3]。”在古代那個生產力的落后的時代，讀書可以說是“奢侈品”，很少有人可以有書去讀，更何況是女子。從這一點也可以看出劉蘭芝絕非“庶族”那么簡單。再加上太守派人來給兒子追求一個離過婚的女子，就更足以說明劉蘭芝不是一個庶族人家的女子。因此可以斷定劉蘭芝和焦仲卿基本上是門當戶對的，這個故事的悲劇原因絕非是門第問題。（二）封建禮教禮教的意義就是規范和指導人們的生活行為，維護家庭和社會秩序。禮教應該是相互的，即禮教維護的雙方之間都有責任與義務。以往對《孔雀東南飛》悲劇的解讀在于劉蘭芝和焦仲卿這對夫妻不和禮教，這里的不和禮教就是沒有遵守焦母的意志，也就是愚孝。“孝”是維護封建家長制權威的工具，是禮教上層對下層的欺壓，以往的認為是焦母借助禮教殺死了焦仲卿和劉蘭芝這對夫妻。但是如果冷靜，客觀的分析封建禮教的教義，以及當時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習俗，就會發現上述觀點并不是十分準確。首先根據《曲禮·禮運》記載，“子婦有勤勞之事，雖甚愛之，姑縱之，而寧數休之[1]。”意思是說兒媳婦非常忙碌，公婆非常疼愛她，也只能任她去做，但要勸她多休息。《孔雀東南飛》中劉蘭芝每天“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3]。”反而還在挑毛病，嫌棄劉蘭芝干活少，干的慢，簡直把她當做工具去使用。劉蘭芝儼然就像一個機器人，沒有什么人權可言。所以是焦母的行為完全違反了禮教。除此之外，焦母對兒子的武斷，專制也是不符合封建禮教的。在《孔雀東南飛》全詩中，完全沒有提及到焦仲卿的父親。焦仲卿在臨死前曾對母親說“兒今日冥冥，令母在后單[3]。”從此可以看出焦母的確是一個寡婦。封建禮教的核心是三綱五常，三從四德。其中的“三從”即女子未嫁從父，嫁后從夫，夫死從子。從表面上看焦母是這一觀念的順從者。但是焦母也卻違反了這一觀念。按照“夫死從子”的這一個說法，在自己的丈夫去世后，焦母應該聽從兒子焦仲卿的。但是實際情況卻是焦母對兒子指手畫腳，完全沒有一點地位可言。劉蘭芝的父親在詩中也沒用出現，以及后來劉兄逼迫劉蘭芝改嫁，可以看出劉兄的父親也已經去世。所以在劉家掌家的是劉兄，而不是劉母。如果真的按照禮教的程序來走的話，那么在焦家掌家的應該是焦仲卿而不是焦母。假如焦家像劉家一樣由男人來做主，那么劉蘭芝就不會受到逼迫，焦母的行為也會收斂很多，也不會讓兒子跟劉蘭芝離婚，而是會遵從兒子的意愿。如此一來，劉蘭芝也不會去跳河自殺，這場愛情悲劇也不會發生。焦母并沒有遵守真正的封建禮教，所以《孔雀東南飛》悲劇的發生不能歸因為封建禮教和封建家長制，更不能將焦母的所作所為和封建禮教劃等號。再從《孔雀東南飛》的發生時代來看的話，發生在漢朝末年的時期。那一時期是中國歷史上最動亂的時期，經歷了東漢時期宦官和外戚輪流掌權的動亂時期，尤其是漢靈帝和漢桓帝。到了東漢末期又發生了黃巾起義，可以說是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民不聊生。在這樣的一個時期里，封建禮教更容易動搖，思想更容易松動。所以在當時我們不能認為焦仲卿，劉兄和焦母就代表了當時的封建禮教，這是有失偏頗，不夠客觀全面的。在以《禮記》為中心的封建禮教也并沒有成為當時人民群眾的根本價值觀。所以，《孔雀東南飛》的悲劇不能歸結為封建禮教。（三）生育問題中國大河流域的生產條件決定了中國古代以農耕為主的自然經濟，這種經濟形態就對勞動力有很大的需求，所以在農業社會時，只有多生孩子才可以做到勞動力的增加，才可以多去生產勞作，才能更好地生存下去。正所謂“多子多福”孩子多了，家庭才可以繁榮興旺，后代才可以生存延續下去。在全詩中，可以很明顯的看到焦母守寡多年，并且家里只有焦仲卿一個男丁，這對生育的要求就更加強烈[8]。因此說是劉蘭芝不能生育，導致最后悲劇的發生，這其實也是站不住腳的。有些觀點認為，劉蘭芝嫁進焦家沒有生育，使焦家面臨著絕嗣的危險。在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封建社會，最普遍的觀點就是“不孝有三，無后為大。”女子結婚后沒有生育，就很自然而然的遭到婆家的厭棄。但是從當時的客觀現實來看，總感覺這一說法值得懷疑。劉蘭芝十七歲嫁到焦家“十七為君婦[3]”，和焦仲卿僅僅生活了兩三年。此時劉蘭芝的年齡也就二十多歲，以此來判斷劉蘭芝不會生育是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婚后好多年都可以生育，這是古人和現代人都具備的生活常識。劉蘭芝被休后，還有太守和縣令派人來上門求婚，如果劉蘭芝真的不能生育，像焦仲卿這種小官吏家都那么在乎不孝有三，無后為大。更何況在士族中的縣令和太守。（四）禮節舉動問題有人認為劉蘭芝被迫離婚的原因是焦母在詩中說∶“此婦無禮節，舉動專自由[3]。”在西漢時期，漢武帝就已經“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儒家已經成為官方正統，無論是在統治者中還是在平民百姓中，儒家已經滲透到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儒家比較重視的就是“禮”，也就是不同身份和地位的人的行為規范。然而，全面的看待劉蘭芝在婚后的表現，反而找不到劉蘭芝無禮節的表現。相反，劉蘭芝有禮節的表現到處都是。懂得詩、書、禮、樂，還會做女工，能織素，能裁衣，結婚后還盡力做一個好媳婦。臨走前，“上堂拜阿母，卻與小姑別[3]。”這些行為都非常的有禮節。劉蘭芝與焦仲卿還有一段推心置腹的表白∶“往昔初陽歲，謝家來貴門。奉事循公姥，進止敢自專?晝夜勤作息，伶俜縈苦辛。謂言無罪過，供養卒大恩。仍更被驅遣，何言復來還[3]。”通過這些詩中的描寫，看不出來劉蘭芝有什么無禮節的行為。可見，焦母的“此婦無禮節，舉動專自由[3]。”只不過是焦母的借口，根本不是劉蘭芝被休的真正原因。（五）秦羅敷的原因也有一種觀點認為，秦羅敷的出現是這首詩悲劇的原因之一。在《孔雀東南飛中》很少提及到秦羅敷，她在劉蘭芝和焦仲卿的悲劇命運中所起到的作用也是微乎其微。在《孔雀東南飛》中秦羅敷出現的地方有兩處，一是“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可憐體無比，阿母為汝求。便可速遣之，遣去慎莫留[3]；”二是“東家有賢女，窈窕艷城郭，阿母為汝求，便復在旦夕”。從這些詩句可以看出來秦羅敷是焦母提出來的，并且秦羅敷的出現都是在與劉蘭芝的對比中出現的。還有，焦母對秦羅敷的評價全都是一些贊美之詞。“賢女”，“窈窕”，“艷城郭”。這說明焦母有意讓秦羅敷成為自己的兒媳婦，是焦母心中兒媳婦的滿意人選。也有可能在逼迫劉蘭芝離婚之前就已經有這個想法了，讓秦羅敷去取代劉蘭芝。秦羅敷在出現的時間上是焦仲卿和劉蘭芝將要分離之時，是焦仲卿將要自殺的時候。這么看來，秦羅敷就是導致這場悲劇的直接原因[9]。但是也要看到秦羅敷是在婆媳尖銳的婆媳矛盾中一個替代人物，在事情發展的先后上是劉蘭芝先與焦母不和，焦母才有了換個人取代劉蘭芝的想法。不過秦羅敷的出現，也是加速了悲劇的產生，只能算是一個干擾性因素，她并不能負有什么責任。（六）焦母的原因在婆媳關系上，以往觀點認為是焦母直接害死了劉蘭芝，焦仲卿自幼喪父，由母親一人撫養長大。在那個以男權為中心的封建社會，焦仲卿就是焦母的全部。因此當兒子焦仲卿與劉蘭芝關系好時，難免會產生嫉妒之情，因此才會有后面的“槌床便大怒”[3]，在焦仲卿與劉蘭芝離婚后找了個秦羅敷代替劉蘭芝的想法。但這也不太完全符合事實。焦母與劉蘭芝水火不相容，原因有很多。劉蘭芝也都承擔著一定的責任。劉蘭芝嫁入焦家后雖然“夜夜不得息”[3]很是辛苦，但是縱觀全詩會發現，劉蘭芝并沒有認真對待公姥，可以看出劉蘭芝結婚二三年后還沒有進入兒媳婦的角色。焦仲卿不在身邊，兒媳婦像陌生人一樣，焦母難免會有凄涼之情。焦母沒有戀子心里，也不是所謂的封建禮教的毒害者。焦母雖然對劉蘭芝不太滿意但也是“吾已久懷忿”[3]，自己也有忍耐，沒有長期全部地表達自己的不滿。焦母認為兒媳婦無禮節，自專由不能看做是借口。焦母沒有感受到愛，也沒有傾注愛。焦母只是按照當時的社會條件和習俗去評價自己的兒媳婦。當劉蘭芝加入到這個家庭后雙方都沒有完成各自的調整，于是調整失敗，走向另一個極端。劉蘭芝在從焦家臨走時有這么一段話∶“昔作女兒時，生小出野里，本自無教訓，兼愧貴家子。受母錢帛多，不堪母驅使。今日還家去，念母勞家里[3]。”這幾句話可以明顯的看出來是反話，焦母只好無言以對。劉蘭芝結婚后二三年沒有生育，沒有給家里添加新丁，這就更使焦母感到悲涼[10]。焦仲卿和劉蘭芝最后都雙雙殉情自殺，整個家里只剩下了焦母和小姑，白發人送黑發人，焦母是最苦的一位，也是悲劇人物之一，并非悲劇的生產者。至于焦母的狹隘與偏執，詩的結尾“寡婦起仿徨”[3]也多少帶有諷刺的意味，但逝者往已。同時在劉蘭芝和焦仲卿雙雙殉情后，兩家都同意二人合葬，看以看出焦母對這個兒媳婦心底里還是認同的，也是希望焦劉二人可以美滿的在一起的。當分析《孔雀東南飛》時一般以劉蘭芝的言行為標準忽視了焦母的感受，未免不太全面，有失偏頗，應該綜合分析才對。（七）劉兄的逼迫也有觀點認為詩中悲劇的結局是劉兄步步相逼的結果，但有些太過于片面。在《孔雀東南飛》全詩中沒有提到劉蘭芝的父親即劉父，這表明劉蘭芝的父親和焦仲卿的父親一樣，也已經去世。在古代講究“長兄為父”，既然父親不在了，那父親的作用就由兄長來代替，尊敬兄長就要像尊敬父親一樣，所以才有了劉兄掌家的局面[11]。劉兄雖然是逼迫劉蘭芝去改嫁，但也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逼迫。先是縣令來提親，后來又是太守來提親，層級一個比一個高。在東漢那個注重門第，注重出身的時代，和士族通婚無疑是改變家庭命運最好的途徑。但是劉蘭芝最后都是拒絕了這些求婚，劉兄沒有再進一步去逼迫。雖然讓劉蘭芝改嫁有劉兄的自己的一點私心，但這同時也是為了劉蘭芝好。畢竟求婚的是士族，處于社會上層，劉蘭芝嫁過去也是不會受苦的，也不會“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3]。”在焦劉二人死后，劉兄也是同意二人葬在一起，這也表明劉兄對劉蘭芝也是尊重的。所以劉兄的逼迫導致悲劇的發生是不成立的。焦仲卿在悲劇中的作用焦仲卿的在整個悲劇過程的作用舉足輕重，在封建社會中男尊女卑，男子處于家庭中的中心地位，是家庭關系的中心和紐帶，可以說焦仲卿的作為直接影響著家庭的興衰與和睦。讓焦仲卿的母親逼迫劉蘭芝離開這個家的原因之一便是沒有子嗣。但在詩中可以看出劉蘭芝“賤妾留空房，相見日常稀[3]。”焦仲卿在太守府做小吏，即便是忙于工作，但也不能忽視對家庭的照顧。焦仲卿忙于工作，忽視家庭，在感情沒有應有的作為。焦母的母親撫養焦仲卿那么多年，對自己母親對感恩也是和乎情理的。所以，母親的話對焦仲卿來說分量是很重的。在以前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3]。”所以自己對妻子盡管很滿意，但礙于母親的身份，也不得不言聽計從，即使是休妻也必須要聽母親的話。在這里，焦仲卿完全像一個木偶一樣被母親擺布，絲毫沒有自己的想法和尊嚴，沒有一點最基本都人權。在這種情況下，焦仲卿居然沒有一點反抗精神，當劉蘭芝和母親產生隔閡和誤會時，竟然放任發展，沒有擔負起一家之主的責任。身為這個家庭的中心，采取了不作為的方式靜觀矛盾的發展，導致矛盾激化，后來焦仲卿也表明自己“終老不復娶”，來表明自己的堅貞不渝，但后來還是遵循了母親的話，忍痛把妻子休掉。至于太守提親的時候，劉母說到∶“女子有先誓，老姥豈敢言[3]。”這表明劉母是很了解自己的女兒的，劉蘭芝雖然表面答應，但內心也是追悔莫及。當太守的公子來說媒時，劉蘭芝的母親并沒有替女兒做主，去答應太守公子的提親，而是尊重女兒的想法。太守也并沒有逼婚，“謝家事夫婿，中道還兄門。處分適兄意，那得人自專[3]。”可以看出太守也是通情達理，講道理之人，并沒有因為處于太守之職而濫用職權，而是尊重劉家的意見[12]。《孔雀東南飛》的開篇說到“十六誦詩書，十七為君婦。君既為府吏，守節情不移[3]。”可以看出劉蘭芝是懂得感情的，對焦仲卿一開始也是打算白頭偕老的。《周易·恒》里也提及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在那個封建禮教處于萌芽并且逐漸興起的時代，婦人意識也在社會中蔓延開來。與焦仲卿結婚后劉蘭芝也重視感情的經營，“共事二三年，始而未為久[3]。”結婚雖然二三年，但劉蘭芝對丈夫焦仲卿的愛情已經是堅定不移。在劉蘭芝回自己家途中發出了“感君區區懷！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妾當作蒲葦，蒲葦韌如絲，磐石無轉移[3]。”可見劉蘭芝把對焦仲卿的感情已經當做了生命的一部分[13]。而在此時，焦仲卿居然來冷嘲熱諷，這表明焦仲卿身為丈夫，不怎么了解自己的妻子，與其說是不了解，不如說是沒有信任吧。在劉蘭芝被驅離，與焦仲卿分別時，焦仲卿說到∶“誓不相隔卿，且暫還家去。吾今且赴府，不久當還歸。誓天不相負！[3]”可是焦仲卿卻忘記了臨行時說的話，不但沒有安撫劉蘭芝受傷的心靈，反而還去傷害她。焦仲卿的這些所作所為完全就是沒有責任，沒有擔當，不遵守誓言。在夫妻關系上，焦仲卿也缺乏必要的交流和溝通，只是對母親“何意致不厚”[3]的問責，這也激化了矛盾，無益于問題的解決，反而對悲劇的發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4]。焦仲卿只是“哽咽不能語”能顯得無能。而劉蘭芝也說的很清楚，很果斷“同是被逼迫，君爾妾亦然。黃泉下相見，勿違今日言”[3]可以看出來焦仲卿沒有主見，懦弱。沒有及時的發現家庭的問題并解決。等到妻子回家后，沒有盡力說服自己的母親，還是依然忙于自己的工作。焦劉二人“生人作死別”[3]之后，焦仲卿也僅僅是對母親以死相逼，沒有任何實質性的作為。當焦仲卿知道自己的妻子要重新嫁人時，竟然還說一些刺激的言語“卿當日勝貴，吾獨向黃泉[3]。”還有焦仲卿所遵守的“孝道”，也是一個非常愚昧的觀念，為了滿足母親的不合理要求，反而要去犧牲自己的幸福，讓人感覺到焦仲卿的精神非常的麻木。“十三能織素，十四學裁衣，十五彈箜篌，十六誦詩書[3]。”這是劉蘭芝所受到的所有教育，是一個封建禮教塑造出來的完美女性。但就是這樣一個完美的女人，卻在做人與做女人之間徘徊。在封建社會，女人并不能獲得像男人一樣的權利，所以不可能在那個時代獲得全面的解放。劉蘭芝后來向焦仲卿傾述，而傾述的目的就是勸焦仲卿把自己休了。之所以這樣是因為“非為織作遲，君家婦難為，妾不堪驅使，徒留無所施，便可白公老，及時相遣歸[3]。”表明自己作為妻子太難當了。在對自己的小姑，劉蘭芝交代了自己的真感情，“卻與小姑別，淚落連珠子[3]。”后來又對焦仲卿告別說∶“君既若見錄，不久望君來。君當作磐石，竊當作蒲葦。蒲葦韌如絲，磐石無轉移[3]。”到最后劉蘭芝選擇放棄這個世界，在臨走之前，劉蘭芝還將自己打扮了一番∶“著我繡夾裙，事事四五通。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紈素，耳著明月。指如削蔥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3]。”對丈夫的誤解是“黃泉下相見，勿為今日言[3]。”我們可以看到劉蘭芝為了自己的解放是做出努力的。而與劉蘭芝比較，焦仲卿顯得懦弱了很多。但是焦仲卿的這種懦弱是由于他所生活的環境造成的。在《孔雀東南飛》中焦仲卿無疑處在核心的位置，在他的家庭關系中，主要矛盾在婆媳關系上，這就使得焦仲卿在母親和妻子中無法取舍，既不想傷害妻子，也不想傷害母親。他的性格中善良的一面無處安放，除了懦弱，焦仲卿也別無選擇。這也使得焦仲卿不可避免的成為一個悲劇人物。在夫妻之情上，焦仲卿不夠盡職盡責。他是個工作狂，心思只在自己對仕途上，且“共事二三年，始而未為久”，讓劉蘭芝受盡孤獨和委屈。劉蘭芝想要得到焦仲卿的安慰。但有些夸張了她的辛苦，“雞鳴入機織，夜夜不得息。三日斷五匹，大人故嫌遲[3]。”如果真的是每天每夜都不休息的話，那和永動機有什么區別。在和焦仲卿離婚后臨走時還和小姑說∶“初七及下九，嬉戲莫相忘[3]”和小姑分別不說勞作和女紅，而是說嬉戲。可見平時是有大部分時間放在嬉戲上的。劉蘭芝的父親在全詩中也是沒有提及到的，這也是表明劉蘭芝和焦仲卿都已經喪父，缺少父愛的劉蘭芝自然渴望得到丈夫焦仲卿的關懷，滿足自己在感情上的需求。但焦仲卿和劉蘭芝缺乏必要的感情交流，由此引發了心理上的空缺。焦仲卿沒有去和妻子填補感情上的空缺，而是對母親“何意致不厚”[3]的責問，這無疑會會使矛盾更加尖銳。焦仲卿是一個幼稚，淺薄的官吏。他“哽咽不能語”[3]，顯得懦弱。劉蘭芝還留下了一些東西，稱“時時為安慰，久久莫相忘”[3]還是有些愛的期待的。焦仲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