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讀書人生

錢穆（1895-1990）晚年在臺北的素書樓頭寫了《老師和朋友的不同記憶》。當他記得抗日戰爭初期的南聯大生活時，有一篇特別提到陳夢家（1911-1966）和趙龍偉（1912-1998）的故事。有同事陳夢家,先以新文學名。余在北平、燕大兼課,夢家亦來選課,遂好上古先秦史,又治龜甲文。其夫人乃燕大有名校花,追逐有人,而獨賞夢家長衫落拓有中國文學家氣味,遂賦歸予。及是夫婦同來聯大。其夫人長英國文學,勤讀而多病。聯大圖書館所藏英文文學各書,幾于無不披覽。師生群推之。夢家在流亡中第一任務,所至必先覓屋安家。諸教授群慕與其夫婦游,而彼夫婦亦特喜與余游。常相過從。夢家猶時時與余有所討論。一夕,在余臥室近旁一曠地上,夢家勸余為中國通史寫一教科書……余之有意撰寫《國史大綱》一書,實自夢家此兩夕話促成之。1其教學相長如此,亦可見錢老夫子對這一對知書識禮的人間佳偶,自有其優良美好之印象也。對于這一時期的生活,趙蘿蕤在《我的讀書生涯》中亦有所憶述:從“七七”事變以后,我一直是失業的。當時西南聯大繼續清華大學的老規矩,夫婦不同校;丈夫在聯大就職,妻子就不能在同一學校任課。而且那時物價騰貴,金圓券不值錢,教書還不及當個保姆收入多,因此在聯大的八年里,我基本是操持家務。我是老腦筋:妻子理應為丈夫作出犧牲。但我終究是個讀書人。我在燒柴鍋時,腿上放著一本“狄更斯”。2“我是老腦筋”,“我終究是個讀書人”,“我在燒菜鍋時,腿上放著一本狄更斯”……由趙蘿蕤的自述,筆者似乎找到了解讀其“才學人生”的一枚人文鑰匙了。1以自己的越界身份指導讀小說《我的讀書生涯》一文是1994年春夏間,北京大學中外婦女研究中心為即將在北京召開的第四次“世界婦女大會”召開發動征文時,年已八旬的趙蘿蕤教授寫出的一篇回憶錄,隨后收錄在公開出版的征文集《她們擁抱太陽——北大女學者的足跡》(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8月版)之中。當隨后北大出版社后來要結集出版她的代表性論著文集時,這篇文章被冠于卷首,并以之為書名。可見“讀書”是趙蘿蕤教授人生最美好的回憶資源,也是她晚年所認同的自己在學術上取得成就的本原。她的弟子劉樹森在《我的讀書生涯》一書的“編后記”中說:“本書匯集了趙蘿蕤先生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著述中擇選出來的34篇文章,是作者個人的一部文集。在文學翻譯界、英語教學與外國文學研究領域,趙蘿蕤先生均以其學術業績聞名已久。以其翻譯成就而論,從30年代的《荒原》到90年代的《草葉集》,口碑歷來不同凡響。就教學建樹而言,趙先生執教50余年,至今仍在指導研究生,受益者難以數計。在外國文學研究方面,有趙先生擔任主編之一的兩卷本《歐洲文學史》及其諸多文章行世,研究成果在很多方面具有開拓性的意義……文集可謂趙蘿蕤先生治學數十載的寫照。讀其文章,可知其人,可領略其治學之道。”趙蘿蕤能夠取得如此成就,同他父親趙紫宸先生以自己的見識和學識,給予她的啟蒙教誨是分不開的。趙紫宸出生于浙江德清縣新市鎮一個貧寒的家庭里。1914年東吳大學畢業后留學美國,1932至1933年在英國牛津大學主講中國文學。回國后,在東吳大學任教授并兼教務長。1926年攜家北上,擔任燕京大學教授。1912年,趙蘿蕤出生在杭州,從此她獲得的是良好的家庭教養和優渥的知識教育:我在蘇州圣約翰堂附近的幼稚園玩了三年,七歲進景海女子師范學校的一年級,并在童年開始學英語。父親1914至1917年留學美國,因此我一進小學不但學了英語,還開始學彈鋼琴,完全是美國的那一套。但是父親又是個祖國文化修養極深的學者。他怕教會學校不注重祖國語言的培養,又親自教授我《唐詩三百首》與《古文觀止》,而且吟誦起來像是在唱歌……12歲那年,蘇雪林女士(綠漪)到我班上來教國語。她重視寫作能力,我的作文常常受到她的雙行密圈……六年級時我的語文成績被評為全校第一,甚至超過了高中三年級的同學。十六歲了,趙家有女初長成。1928年,豆蔻年華的趙蘿蕤考入燕京大學中文系。她回憶說,那時中文系的名教授有郭紹虞、馬鑒、周作人、顧隨、謝冰心等,她頓時優游在中國文學的海洋里;可是當二年級讀畢,她卻在美國籍教師的勸說下,轉系去讀了英國文學,“那時的學校是很自由的;學生除上課外,可以自由支配自己的時間。我酷愛讀小說,便從父親的藏書中選讀了狄更斯、薩克雷、哈代的小說,家里沒有的就到圖書館去借。后來桑美德教授開了一門小說課,我選修了,但是她要求讀的小說,我差不多都已讀過。在大學的四年中,我選了多門音樂課,并繼續學彈鋼琴”。1932年夏本科畢業時剛好二十歲。于是在父親的鼓勵下,趙蘿蕤投考了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研學英美文學。才貌雙全的女生,自多人間偏愛。自入清華始,趙女生就不斷得到老師們的照拂和賞識。她回憶說:當時研究所除英語外,還要考兩門外語。法語及格了,德語卻吃了一個零。但是我英語考了一百分。吳宓老師說:“行,德語等入學以后再補吧。”于是我被錄取了,還得了一年360元的獎學金。我對父親說,“我不用花你的錢了。”那時小灶食堂一個月才花6元,還有24元零花錢。3在清華大學三年,趙蘿蕤聽了吳宓教授的“中西詩比較”、葉公超教授的“文藝理論”,以及美籍教授溫德老師所開的各種法國文學課程。由著自己的興趣和專業指引的方向,她努力求未學、求新知,而機會總是會給予那些不斷努力進取著的有準備的人。研學到第三年級時,良機天賜了!應時在上海的戴望舒之邀,此前“沒有作過任何形式的翻譯,完全沒有這方面的經驗”的“只知一味讀書”的趙女生,開始了艾略特長詩名作《荒原》的翻譯工作,并在溫德教授指導下,完成了作品“譯者注”部分。譯詩在1936年由上海新詩社出版。對于這位興趣廣泛的單身漢教授,趙蘿蕤晚年在《我記憶中的溫德老師》中描敘道:“溫德老師法國文學的知識很豐富,后來我還念過他的波得萊爾、司湯達、梵樂希等課。他講課十分傳神,通過他的講課,也隨著我的鑒賞日益成熟,我對波得萊爾的詩歌養成了強烈的愛好,甚至夢想到法國去留學”,“我想他最主要的活動還是讀書。他的頭腦十分靈活,沒有他不愿涉獵的園地。他聽說我在美國讀了些亨利·詹姆斯的小說,于是他也讀起來,而且偏到一些次要著作。我喜歡去找他聊天……”4素諳現代文學作品資源的姜德明先生,知道趙蘿蕤早年寫過不少白話新詩和散文,但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戰爭期間”和五、六十的年代“運動期間”,剪報都早已散失,“再也找不回來了”,感到十分惋惜。所幸2009年,由秋禾(筆者筆名之一)、董寧文主編的“鳳凰讀書文叢”,特意將趙女史的詩歌、散文、隨筆文集作為其中之一,以《讀書生活散札》(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的名義結集出版,凡24萬字。據《讀書生活散札》編集者、原湖州師范學院圖書館館長王增清先生在《讀書生活散札》的“編后記”中所述,趙教授在譯作外,還有大量的文學評論、雜文、游記、詩歌等作品,有的已見諸報刊,有的還沒有發表。2006年春,趙蘿蕤胞弟景心、景德、景倫先生捐資在他們的家鄉與湖州師院共同建造了“趙紫宸、趙蘿蕤父女紀念館”,趙氏兄弟捐贈了趙紫宸父女的部分遺物,其中包括趙蘿蕤的手稿和她生前保存的著作剪報。2009年9月,王增清先生在本書“編后記”中指出,“這些剪報大部分發表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手稿也寫于同一時期,大多數手稿還未發表。這些文稿當代人已難得一見。結集出版趙先生的文稿,既是‘兩趙館’的責任,也是讀者的祈盼”:趙蘿蕤文集曾有1996年11月北京大學出版社編輯出版《我的讀書生涯》,收錄自1940年至趙先生謝世前的34篇文章,而趙先生的著述遠不止這些。因此,繼續搜集和出版趙蘿蕤先生的著作成為學術界關注的一件事情……本文集的編輯出版,緣由南京大學徐雁教授與湖州賢達徐重慶先生的合力推助。徐雁教授曾兩次參訪湖州師院“兩趙紀念館”,以他特有的學術敏感,深知兩位趙先生在中國近現代史上的地位。2006年秋,在首次參觀“兩趙館”后他就寫了“昨日校花系列”之《才學人生——趙蘿蕤》一文,在網上風靡一時。徐重慶先生是中國現代文學的研究學者、地方文史專家,也是“兩趙紀念館”建于湖州師院的撮合者,與徐雁教授文緣頗深。由于“兩趙紀念館”具有收藏部分趙蘿蕤教授手稿和著述剪報的文獻資源優勢,為其第二次結集出書的歷史任務,也就責無旁貸的落到了紀念館的身上。在兩位徐先生的熱心推動下,今年5月底,徐雁教授約請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王欲祥先生、福州文聯林公武先生同行湖州,與我們一起共同謀劃了本詩文集的整理編印事宜。并在征得了趙景心先生的同意和授權后,在暑假中正式啟動了趙蘿蕤文稿的收集整理工作。本書稿主要來自“兩趙紀念館”收藏的手稿17篇,作者生前整理自存的報刊剪輯文稿27篇,輔之以我們檢索各種數據庫所得的12篇,共計56篇。5值得指出的是,收錄在本書中的這些篇章,凡24萬字,多于北大版《我的讀書生涯》4萬字,且與該書34篇文章無一重復。楊振華在讀了《讀書生活散札》之后的讀后感道:“讀這些六、七十年前的溫婉文字,讓人如同回到那段烽火歲月,看到一顆美麗的心靈展現面前,即使在最艱難的歲月里,也保持樂觀的精神,善待生活,關懷社會。這顆心靈充滿了知識分子的生活睿智和浪漫情懷。”62“夢家”的成立趙蘿蕤在《我與艾略特》一文中說,最幸運的是,她請其研究生導師葉公超先生(1904—1981年)寫了篇序。“這篇精湛的序遠遠超出了我當時的水平,使譯本生色許多,而當時的葉老師還是個才華出眾的青年教授”。許多年以后,陳子善先生回憶說:“與趙蘿蕤先生聊天是一種精神享受……趙先生說得最多的,是他的老師葉公超,對這位‘新月派’重要人物,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系教授,趙先生十分尊敬。她所說的葉公超,比她筆下的葉公超還要生動,還要有個性,更具文人氣質。但當時沒有而今流行的錄音機,趙先生的許許多多妙言雋語,就這樣隨風而逝了。”71932年9月,陳夢家由燕京大學宗教學院劉廷芳教授推薦,入院學習。在學業上很快為院長趙紫宸所看重,時常得以出入趙家。而一襲長衫,黝黑的臉龐中似乎散發著中國傳統文學家古典氣質,神情多少顯得有點落拓的陳夢家,終為趙蘿蕤芳意所屬。或許這也正是紫宸先生早年的國學教育,為“夢蘿姻緣”之伏筆呢。1935年,趙蘿蕤從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研究所畢業,留校任西語系助教。據分析,郎才女才、郎貌女貌外,“夢蘿之戀”與兩人同好時尚的新詩創作、相似的家庭出身,都有一定的關系。陳父是一個新教牧師,而趙父則是一位著名的基督教活動家、神學教育家。共同的文學鑒賞力和近似的家庭背景,促成了才子佳人的相互吸引和彼此融合,因此很快就達成了“婚嫁之約”(但在1935年4月9日趙紫宸給趙蘿蕤的一封信中,還不難感受到社會上有關兩人戀愛時的微妙輿論:“我認識夢家是一個有希望的人。我知我的女兒是有志氣的。我不怕人言。你們要文定,就自己去辦;我覺得儀式并不能加增什么。”老人家對女兒的勉勵立場,已是溢于言表)。成婚后,兩人入住燕東園趙府。不過“夢蘿姻緣”,也并不是如外人設想的那么容易聯成的。據吳學昭在《聽楊絳談往事》一書中的記述:在宿舍,阿季還是和趙蘿蕤交往較多。他們還一起學昆曲……趙蘿蕤當時正在戀愛,追她的男生很多。一次曾問阿季:“一個女的被一個男的愛,夠嗎?”她的追求者之一、燕京同學吳世昌,從報上讀了阿季的《收腳印》后,對她說:“楊季康,你可以與她做朋友。”趙蘿蕤最后選定陳夢家為愛友,家里不贊成。陳夢家家境清寒,此時在燕京大學做研究生,從容庚習古文字學,住在趙家,生活費需趙蘿蕤幫助籌措。趙紫宸當時在國外,本來每月給寶貝女兒八十元零花錢,聽說陳夢家的事后不再給女兒錢。趙蘿蕤在清華也是優秀生,享有獎學金,她每月向阿季借十元,下月還了又借。8而另一個版本則說得更明白了。據當年曾出入陳家、晚年在廈門大學中文系退休的應錦襄教授(1927—2011年)回憶:“因為去拜訪陳夢家先生,倒是常見趙蘿蕤先生。或許在家中見面,就覺得容易接近。趙當年是‘燕京校花’,陳先生又正是個風流倜儻的‘新月詩人’,追求趙先生,時人當然視為佳偶,但她的父親趙紫宸卻堅不許可。認為寫詩已是雕蟲小技,何況寫的還是白話新詩:‘要娶LUCY(蘿蕤的洋名),就拿真學問來求聘!’逼得夢家先生遠涉重洋,負笈海外,去求‘真學問’了。有趣的是,他學回來的真是與新詩之道全不相關的中國古文字學與考古學。從此他就真正成了沉湎典籍的學者。趙先生在女士們都穿旗袍時,就常穿長褲,顯得身長玉立,很時尚。”9就這樣,在趙小姐的愛情力的支配下,一個寫作新詩已經成名于文壇的“新月派”才子,開始向學人轉型了。陳夢家因研究古代宗教、神話、禮俗而治古文字學,由古文字學研究而轉入古史,終于從一個名詩人轉化成為了大學者。可事實也真會開玩笑,當昔日的趙小姐一變而為陳夫人之后,她自己竟獨自寫起了新詩——這一事實,一定令趙紫宸先生曾經大跌眼鏡!在當年屬于學生輩的應小姐心目中,楊、趙這兩位才女教師的學問是在伯仲之間,但教學風格,尤其是待人接物卻有著明確分野:兩位女士都留學海外,專攻文學,學有所成,并為一時翹楚。楊絳先生從西班牙原文翻了塞凡提斯的《唐吉訶德》,趙先生蘿蕤則翻譯了艾略特的《荒原》。兩書文筆準確工麗,都是經典之譯,足以垂世。兩位那時都開“英國小說選”。我按導師的布置,選修楊先生的課。那一學期她只講了四個18世紀的作家……楊先生講來深入淺出,簡明扼要。學生很有收獲。趙先生也正在燕京開這門課。我從夢家先生那里專門去聽。但畢竟是去旁聽的,雖也去了好幾次,只記得她專門講了幾個女作家,竟不記得那些內容了。只記得她的文本分析,常從字詞句著手,很有國外教授的作風。和楊先生接觸都只在教室內。教室中見到的楊先生和文字中感受的她并不一致。她顯得文雅端重,雖然細心修飾,但不露脂粉痕跡,只是畫眉而已。常穿一件黑色旗袍,外面套著亮麗的紅色或淺藍色毛衣。說話總是帶著笑容,談吐謙和平易,全不露鋒芒。但是隱然中則覺得她若有藩籬,并不輕與學生暢所欲言。這或許是我雖忝列門墻,卻總未敢登門求教的緣故吧……(趙先生)看來似乎比楊先生更目無下塵,但一顰一笑之間,都保留著一份真誠。10曾經得到姜德明先生夸贊的趙蘿蕤的另一篇文章,是她所寫的《楊剛二三事》。楊剛與趙蘿蕤是燕京大學的同窗,畢業之后卻走上了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郭汾陽也曾注意到《楊剛二三事》這篇文章的典型意義,因此在《女界舊蹤》(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1月版)之《中國的貞德們》中引用并評說道:都是才女,趙小姐與才氣橫溢的陳夢家結婚,楊剛卻與不能革命到底的鄭侃離異,及后畢業兩人曾美國相遇(另一個同學是定居美國了)。雖是在一起欣賞西方古典音樂,但“在如何對待人生的問題上”,楊繽(即楊剛)經常批評我的“好人哲學”和“好人治國”的愚蠢思想,她也批評我的“賢妻良母”觀念,因為我常常把丈夫的利益放在首位。“常常把丈夫的利益放在首位”,是由趙女史先天的女性慈質所指引,還是由她后天的知識理性所決定,他人已難得知,也許是互為表里才相得益彰的吧。我有時這么想。3從陳夢家的人生經歷看1937年7月29日,北平淪陷于日寇之手。隨后趙蘿蕤與家人避地回到位于浙江省德清縣新市鎮的趙家祖屋閑居。她后來深情地回憶說:那時我已和陳夢家結婚。新市鎮是水鄉,物價低廉,生活極豐盛,天天吃的不是魚就是蝦。又因無書可讀,空閑太多,因此或在橋頭看趕鴨子過河,或看著一擔擔蠶絲繭子從門口挑過……11這所舊屋在鎮東的市梢頭,在一面街,一面河灘,一面桑園,一面祠堂的中間,孤兀的鋪設在一片空場上,有大小兩座石庫門吐出兩條石子路,連到街上。右手河上通街的平橋,橋上有個戴王廟,祖父、父親都在里面寄過名,現在輪到一些表兄弟們。橋上擺著一個豬頭肉攤,周轉著香瓜,櫻桃,甘蔗。河灘頭照常是淘米洗菜,子祥伯伯釣過叉條魚,聽說祖父時代兩次來賊,也是河里停的賊船。后院住著許多人家,箍桶的,縫窮的,賣雞鴨的,做小生意的。正樓已沒了地板,像一間走失了馬的草料房……我對于家鄉的瑣細寄以無限的感情,對于家鄉的景物則只有贊美而已。12因為聞一多先生的推薦,陳夢家得以到長沙臨時大學任教,“這樣,我們就通過京杭國道到了南京,然后乘船到了長沙。文學院在衡山,于是又舉家到了衡山……最后都長途跋涉到了昆明。”這一路的顛簸,偏巧在吳宓(1894—1978年)日記中有些片斷記錄,可為其流離生活的一點注腳。1944年秋,陳夢家又得貴人相助,在哈佛大學費正清先生推薦下,得以到芝加哥大學東方學院教授中國古代文字。趙蘿蕤隨其從昆明機場出發,飛越“世界屋脊”——喜馬拉雅山,在印度換船前往芝加哥大學。四年后,以研究亨利·詹姆斯小說的博士論文順利通過答辯后隨即回國,與已早一年回北平的陳夢家在清華園里團聚。這是后話,下文另表。在美期間有關宏旨的可記之事,首先是她攻讀博士學位這一重要人生抉擇。趙蘿蕤在《我的讀書生涯》中記下了這重要的一刻:“這時我有了在芝大英語系學習的機會。這是我一生中很重要的四年。那時芝大的英語系在美國是第一流的。世界知名的克萊恩教授正開設‘理論與實踐’一課……系主任兼文學院院長維爾特教授是溫德老師的好友。溫德老師曾給他介紹過我”:維爾特教授問我有多少時間學習,打算學三年還是四年?他說若是你跳過碩士學位這一關,可能三年就得到博士學位,不然就至少用四年。這時我想起了10歲時祖父和我的一段對話。祖父曾問我:“你將來想得一個什么學位?”我夸口說:“我只想當一個什么學位也沒有的第一流學者。”我猶疑了。夢家此時卻竭力說服我:“一定要取得博士學位。”于是我對維爾特教授說,那還是四年吧,我想多學一點……第二,便是趙蘿蕤與艾略特的會面。她在《我與艾略特》中說:“1946年7月,夢家在哈佛大學會見了回美國探親的艾略特,并打電報給我立刻起程東行到哈佛與艾略特見面。7月9日晚上,艾略特請我在哈佛俱樂部晚餐,晚餐后他為我朗讀了《四個四重奏》中的片斷,并囑咐我下一個任務就是翻譯這首和《荒原》的風格很不相同的長詩”:他還為我帶去的兩本書:《1909—1935年詩歌集》和《四個四重奏》簽上他的名字。在前者的扉頁上,他寫了“為趙蘿蕤簽署,感謝她翻譯了荒原”。他還給了我兩張照片并在上面簽上了名字。這兩張照片后來在多次的抄家中丟失了。夢家告訴他我也寫了許多詩,他聽了十分高興,建議我把它們譯成英文,先在英國出版。當時我把我寫的詩抄在一個小本本上,但后來它遇到了照片同樣的命運,沒有留下只言片字。這部《1909—1935年詩歌集》簽名本,攜帶回國后,一直成為她的珍藏,并隨主人一起度過了三十多年的人生劫波。在美國留學期間,她曾與陳夢家形成一個共識:“必須盡我們所能,享受美國社會所能提供的和個人文化教養有關的一切機會”,以至于在回國時的行李中,“裝滿了書籍和唱片,錢包里的余款只夠旅費。”這是一個智慧的才女所持的價值觀,原來她醉于“紙”而不迷失于“金”。1948年12月31日,趙蘿蕤毅然回國(當時國共兩軍平津之爭已經日趨緊張,她深恐學成而不能返回北平與丈夫團圓,便決然放棄了來年六月在著名的洛克菲勒教堂登臺接受博士學位的榮華機會)。4專業學習運動的興起學成回國后執教的陳夢家、趙蘿蕤夫婦無疑是敬業而且樂業的。據介紹,1947年回到清華大學后,陳夢家以極大的熱情,在授課之外,以其專業學識為學校積極選購置辦了大量珍貴文物,籌備建立了“文物陳列室”,“使之成為一處具有相當規模的國內大學博物館”。13盡管社會制度在1948年底、1949年初發生了本質變革,但在新的專制時政尚未顧及之時,循著往昔建樹起來的校風慣性和學風傳統,一時間在燕京大學、清華大學的課上課下,師生之間的互動氛圍依然是和諧動人的。1949年秋考入燕大歷史系二年級讀過一學期書的余英時回憶說:當時教我英文的便是趙教授。一學期下來,我感到她是一位既熱心又親切的老師。我記得她曾請全班同學去她家中吃過一次餃子,也見到了他的先生陳夢家。后來我的專業使我時時有機會閱讀陳夢家有關甲骨、金文、漢簡的著作。閱覽之際,我總不免懷念在她班上受教的情景。陳夢家不甘受辱而自殺后,我更想知道趙教授的處境。我曾聽說她一度陷于精神崩潰的狀態,但傳聞不詳。終成為我的一個懸念。141951年秋入學清華大學中文系的傅璇琮回憶說:清華當時是比較寬松的,似乎有解放前留下的一種民主風氣。我們一般是上午上課,下午自由活動。我吃了午飯,有時好好睡一覺,就到清華頗有西歐建筑風格的圖書館閱報看書……我們一年級的課,老師講得也很輕松。詩人陳夢家先生當時教“語言文學(字)概論”,他每次來上課,總先要講路上乘車時碰到什么人,這幾天看了什么書。星期天有時還請我們到他家(當時住燕京大學的燕南園)去玩,夫人趙蘿蕤先生出來招待我們喝咖啡。”15由于朝鮮戰事的發生,燕大的美國籍教授紛紛離去。于是,1951年的西語系只剩下了吳興華和趙蘿蕤兩位教師。為將燕大西語系建設成為國內一流的系科,趙蘿蕤熱情邀約了正在芝加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的巫寧坤和才到北平的俞大絪加入進來,成為同仁:“我們的陣容似乎很齊整。我還立即得到了去湖南常德參加半年‘土改’的機會。”16令人驚訝的是,趙蘿蕤晚年作如是說時,其言下尚不乏與時代俱“進步”后的欣然。在1951年夏回國的巫寧坤眼中,乍見分別才數年的趙蘿蕤,他發現,這位美麗的女史已有了令其驚訝不已的改變:別后不過兩年多,我不無好奇地看到,她的衣著起了很大變化。當年在芝大,她總愛穿一身樸實無華的西服,顯得落落大方。眼前她身上套的卻是褪了色的灰布毛服,皺皺巴巴,不倫不類,猛一看人顯得有些蒼老多了……由于我新來乍到,住房尚未分配,便先在蘿蕤家作客……她的丈夫陳夢家教授當年是著名的“新月派”詩人,后來又以考古學的成就蜚聲中外,當時在鄰近的清華大學任教。他倆住在朗潤園內一幢中式平房。室外花木扶疏,荷香撲鼻。室內一色明代家具,都是陳先生親手搜集的精品,客廳里安放著蘿蕤的“斯坦威”鋼琴。陳先生不過四十所歲年紀,但又瘦又黑,經常皺著眉頭,走起路來弓著背,仿佛背負著什么無形的重載,看上去有點未老先衰了。有一天,從廣播大喇叭里傳來一個通知:要求全體師生參加集體工間操。陳先生一聽就火了:“這是《一九八四》來了,這么快!”17巫寧坤回國后一個月,時政風云猛然際會在京津兩市22所高等院校的三千多位教師的頭頂上,一個以“改造教師思想、改革高等院校教育”為目標的“學習運動”開始了!周恩來在動員報告中,號召“知識分子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努力使自己鍛煉成為文化戰線上的革命戰士。”這一要求急,方法簡單粗暴,群眾性發動程度高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隨后推廣到全國,至1952年秋基本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事錄》(山東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版)說:“(運動)使一部分知識分子的感情受到傷害。”在這場“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中,組織上要求知識分子尤其是從“舊社會”來的高級知識分子,積極改造自己的“資產階級思想”,徹底清算“美帝國主義(的)文化侵略”。于是學校停下了正常的教學活動大搞起“運動”來。在此大旋渦中,向來鎮定靜雅的趙蘿蕤日子很不好過。當時她已是燕大西語系的主任,因此不僅自己要檢討個人的“資產階級思想”,還要參加各種大大小小的會議,向組織上和師生們檢討其在系教學工作中的“錯誤思想傾向”。巫寧坤回憶當時燕大的“運動”情況時說:在一片“反美”的歇斯底里聲中,陸志韋校長在一次又一次的小型、重型、大型會議上檢討交代,接受全校師生揭發批判,罪名是“忠實執行美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罪惡政策”,本人也就是“美帝國主義分子”……宗教學院院長趙紫宸也是重點批判對象。他的一大罪名是,他在不久前當選為世界基督教理事會六主席之一,足以證明他和國際宗教界反動勢力相勾結。另一大罪名是,五年前他和艾森豪同臺接受普林斯頓大學頒發的榮譽博士學位。批判者振振有詞地問道:“物以類聚,人以群分。誰不知道,艾森豪是一個雙手沾滿人民鮮血的戰爭販子,那么和他沆瀣一氣的趙紫宸,難道不是名副其實的美帝國主義分子嗎?”……誰會料到,“三反運動”竟開始敲響了燕京末日的喪鐘!18運動者要求趙教授與他父親堅決“劃清界限”,作為趙紫宸唯一女兒的趙蘿蕤能不憔悴滄桑嗎?“思想改造運動”剛告一段落,緊接著便是全國高等院校的“院系大調整”。大學重組,“教會大學”一律解散,燕京大學和輔仁大學按不同科系分解后并入北大、清華、北師大,人員由“組織上”統一調配。清華大學的人文科學、社會科學類系科被取締,于是陳夢家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趙蘿蕤則調入北京大學西語系任教授。巫寧坤回憶說,“7月,蘿蕤來訪,向我傳達本系教師分配情況。五名教授中,她本人和其余三位教授都去北大,唯有我的去處是天津南開大學。話一出口,她就忍不住放聲哭了起來”:我明白她的心情。當初,她讓我放棄未完成的博士論文,萬里來歸,而現在卻只能讓我任人擺布,無可奈何,吉兇莫測,她怎能不感到由衷的負疚?當初,她滿懷信心,要壯大燕京的英語教授陣容,以芝大英語系為藍本建立一個優異的英語專業。如今,她以稀有的才華構建的象牙之塔,在狂風暴雨中化為灰燼,美好的夢想成為鏡花水月,她怎能不傷心欲絕?幾個月來,她憔悴了許多。盡管她平日總鎮靜自若,從容不迫,但不難想象,在工作組的政治壓力下忍受了多少煎熬,因為既是著紫宸的女兒,又是陸志韋的干女兒,她又何從“劃清界限”?長年徜徉于詹姆斯小說中那些女主角的精神世界,她那詹姆斯式的細膩感情與良知,怎經得起如許粗暴的沖擊?同時,夢家在清華也遭受猛烈批判,現在被分配到考古研究所了,她父親在被長期批斗之后,也被迫告別任教多年的燕園……19度盡劫波“運動”了,歲月滄桑人已老。趙蘿蕤在晚年悲傷地寫道:“1948年冬我登上了回國的航程,船上的廣播還在報告北京西郊的燕京與清華已經解放……此后度過了忙碌的與艾略特的世界毫不相干的30多年時光。”葉廷芳于1956年考入北大西語系,然后留校擔任助教,在1960年初秋與趙教授熟識后過從甚密,直至1964年調至今天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工作。據他在“文革”前獲贈的譯作《哈依瓦撒之歌》(朗弗羅)新版簽贈本的印象是“她的工整、漂亮的鋼筆字就像她的人那樣端端正正”。他回憶說:趙蘿蕤先生當年不到五十,她在不惑之年就已是“二級教授”(當時的正教授分三級),這個級別的女教授當時全國只有兩名(另一名是山東大學的馮沅君,馮友蘭的妹妹)。因為是初創階段,教研室務虛會很多。我發現,在教授行列中,那位面貌端正、儀態雍容、舉止優雅的唯一的女性,總是靜靜地聽著,很少說話……聽說她年輕時曾是燕京大學有名的才女、“校花”,但一點也看不出一般漂亮女人常見的驕矜。那年她48歲,正好大我一倍。我們的忘年交就這樣開始了。我們第一次接觸,她就發現我是個“典型的浙江人”。原來她也是浙江人,并認為富春江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可能由于“同飲一江水”吧,使我們意氣相投,很快成了忘年交(當時我的年齡是她的一半)。我經常出入她在“均齋”(后來遷“備齋”)的臨時宿舍和東四錢糧胡同的住家(因此,我有幸認識了她的丈夫、著名詩人和考古學家陳夢家先生),聆聽她談美國文學、英國文學,尤其是詩歌(當時這也是我的愛好),還常常用英文朗誦給我聽。有時我也嘗試著用德文朗誦歌德和海涅的詩請她指教。她是我真正的良師益友……20葉廷芳回憶說:“趙先生年輕時就是詩人,而今則是英美詩歌的研究專家,不但善于翻譯,也喜歡朗誦。在彼此感興趣的話題談完的時候,她就朗誦英文詩歌給我聽。她那么講究詩的音步、音調和音韻,即使你聽不懂內容,也感覺得到那種音樂的美。通過她的朗誦,進一步激發了我閱讀英美詩歌的欲望,尤其是拜倫、雪萊、朗弗羅、惠特曼等等……大家都知道趙蘿蕤先生的英文詩朗誦得好,雖然當時批判‘資產階級學術思想’,老教師(按年齡她還是中年,但按留過洋的知識背景她已被劃入‘老教師’隊伍了)已不那么吃香,可西語系的青年教師還是以團支部生活擴大會的名義舉辦過一次晚會,專門請趙蘿蕤先生講詩朗誦。她的演講和示范獲得一片掌聲。”而1956年至1964年,其實正是陳、趙家庭和社會生活中遭遇的一段大劫大難之期——“原來陳先生1957年倒了霉,戴上了帽子;趙先生因此精神上受到了嚴重刺激,住過院。我的心情一下沉重起來,想:原來她心里裝的不只是浪漫主義激情,更有不堪流露的隱痛”,“陳先生非常隨和、親切,是典型的‘性情中人’。但他對什么話題都輕輕一笑,表情淡然。我看出,他的心是悲涼的,而我這個陌生的年輕人顯然不可能使它得到撫慰”——盡管這還未到1966年“文革”開始后的人生最劫最難時期。話說經過一系列有目標、有計劃、有系統的時政教育和“思想改造”,一時間大批被當局認為有“資產階級思想”的“舊知識分子”,都紛紛帶著“原罪感”與公開生命與過去的知識體系決裂。形格勢禁之下,陳夢家自然也無可逃遁。但據說他雖未在公開場合直言批評執政黨及其堅決推行的社會制度,但常在私議中譏評時弊,品題人物。——在那個人人自危的年代不能約束自己,在群體中噤若寒蟬,自然難逃被檢舉被清洗的厄運。于是在1952年的“思想改造運動”中,服務于清華大學還不到兩三年的陳夢家,立馬被人揪了出來,他第一次遭遇到了組織上主導著的批判。隨后,陳夢家被調離教書育人崗位,到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做了研究員,專門從事考古書刊的編輯工作,于是他開始轉入古史研究領域,夜以繼日地工作。1957年,“反右”運動來了,命途多舛的陳夢家再次被命中了一支時政毒箭。戴上了“右派分子”的陳夢家,雖在精神上倍受打擊,但他身處逆境,仍手不釋卷,著述不輟。直到九年后的“文革”來臨時,“再遭迫害,身心備受摧殘”,官方認可的傳記文章上說他“稟性剛烈,寧死不屈,于1966年9月3日含冤逝世,終年五十五歲。”21但陳夢家被劃為“右派”,卻深深地傷害了趙蘿蕤的身心,她因此而患上了“精神分裂癥”,痛苦不堪,從此不離對癥之藥數十年。據巫寧坤披露:“陳夢家不堪紅衛兵的輪番凌辱,第一次自殺未遂,第二次正值蘿蕤精神分裂癥發作,他終于得以解脫。”22一場“思想改造運動”,使得一個“未老先衰”,一個“日益憔悴”;又一場“反右運動”,一個“倍受打擊”,一個“精神分裂”;又一場更猛烈的“文革”,終使這一對“神仙眷侶”天人從此永隔。陳夢家、趙蘿蕤夫婦承受了專制時政帶給世人的所有苦難!據王睿披露:1997年我在參觀芝加哥美術館的中國藏品時,看到青銅器銘文和釋文的說明牌上標著“陳夢家拓、釋”字樣,驚惑之余,詢問中國藝術部主任潘思婷女士。由于人事變遷,潘女士也所知甚少,只知道陳夢家夫人趙蘿蕤參加芝加哥大學校友會活動時,在友人的陪同下重訪芝加哥美術館舊地,曾深情地回憶起在他們的韶華歲月中,和陳先生一起來美術館工作的情形。當向她出示陳先生與凱利合編的《白金漢宮所藏中國銅器圖錄》時,趙先生悲情難抑,淚如雨下。這段落被歷史塵封的歲月,在她心中留下了刻骨銘心的痕跡!23呵呵,那應該是1991年6月的某一天啊,趙蘿蕤面對四十年前她與夫君伉儷情深時期的工作成果,想到四十年來坎坷不安的家庭和社會生活,能不百感交集,慟哭失聲么?誠然,從1966年秋到1976年秋,這整整十年的孤獨時光,不是那么容易度過來的。家園已然破碎,他們那個曾令多少人艷羨的位于錢糧胡同的小家屢屢被抄,家具被盜而陳夢家的照片則被撕毀滿地。“后來,百分之八十的家具和絕大部分書籍得以歸還,但她自己的詩作卻全部遺失,無法彌補”,知情人如是說。24陳夢家、趙蘿蕤夫婦在子息上無所生產,孑然一身的趙蘿蕤,只得住到位于中國美術館后街22號旁門的趙氏故居——一套老四合院的兩小間屋子里。然而,有誰料想得到,她在此作息十二年,竟成就了惠特曼《草葉集》中文全譯本這一樁人文大功德!(參閱本刊首發之(美)愛德華·A·加根撰文、聶凌睿節譯:《惠特曼的〈草葉集〉有了趙蘿蕤教授的中文譯本》)5“這是一個人一個曾經在溫室中成長并長成的陽光女生,一個有幸接受了二十世紀上葉中最上等教育的優雅女史,一個不曾因人世的暴虐而改變其溫良蕙質的大家閨秀,是如何以自己的人生哲學,熬過了那黑暗時世的呢?那段一度失卻常規的精神脈絡,又是如何修復過來,在理性世界里繼續遨游的呢?簡言之,一個女生是如何應對那個無人道、非人性、反人類的時代的?那是1940年,作為家居昆明平政街的一個翩翩少婦(也是全職的家庭主婦),趙蘿蕤曾應宗白華先生約稿,在《艾略特與〈荒原〉》一文中用“浮滑虛空”四字,顯示了自己的人生見識:什么叫做“浮滑”,什么叫做“空虛”?也許世界萬物盡皆浮滑虛空,而且有大多數人正覺得越浮滑越空虛越美越好。我可以試用一個懇切而實在的譬喻:浮滑就是沒有用真心實意的膽識,而盡量的裝腔作勢;空虛,便是心知(或不知)無物,而躲閃于吹噓。浮滑到什么程度,空虛到什么程度,必須那身知切膚之痛,正面做過人的人才能辨得出深淺。而艾略特最引人逼視的地方,就是他的懇切、透徹、熱烈與誠實……讀書,多讀“有字書”,多讀比較好的中外小說、散文和詩歌;還須多讀“無字書”,無論是聽音樂、看戲,還是參觀博物館和隨處旅行觀光……這也許就是趙蘿蕤應對多舛命途、孤寂人生的重要法寶,也是其才學人生的真諦。那是1944年,趙蘿蕤在《我們的文學時代》一文中,總結文學的本質道:“(它)是人類靈魂的表現,一國的文學就是一個民族的靈魂的表現,個人的文章就是他個人的靈魂的表現……把文學純粹當作技藝與消遣來看的文學,早該算不得是真正的文學,文學應該在人類的‘心理建設’上占最重要的一席。”原來她是把文學當作人類靈魂一般供奉著的!那是1952年,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思想”泛濫的燕京大學西語系,作為系主任的趙蘿蕤教授帶頭在全體大會上當著百余名師生做檢討。她首先批評自己如何畢生“醉心文學,不問政治”,接著批評自己在系教學工作中,如何“重學術,輕政治,在全系師生中造成不良影響”。再按照當時流行的檢討公式,挖出家庭影響、西方教育、“資產階級思想”三大根源,最后表示決心“改造思想”。25那是1962年,趙蘿蕤接受了翻譯惠特曼詩歌的任務。“但是不久以后,便批判人道主義,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