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第頁凡勃倫思想論文：凡勃倫的演化思想簡析作者：金山汪前元單位：廣東金融學院

本能是行為的基本驅動力，制度是共同體運轉的基礎，而習慣是兩者間的橋梁，因此凡勃倫從本能-習慣-制度這樣一個分析框架來解釋技術性知識的產生問題。凡勃倫認為本能主要有六種形式：閑散的好奇心、工藝的本能、父母之愛、競賽、好斗和掠奪。前三種本能使有助于技術的創新和應用①，而后三種本能則無助于技術的發展甚至具有破壞性的傾向。本能是人的生物性決定的，因此具有不變的特征，但是在共同體中所有的本能都同等地表現出來，它是由一定物質環境和制度條件決定的，制度是“一種流行的思想習慣、觀念和精神狀態”，它通過一定的規則鼓勵某些本能的表達而壓抑另外一些，進而使得某種類型的行為得到強化從而成為社會穩定的行為類型，從而影響到生產性活動的開展。這就決定了人的行為模式可能具有很多形態，而不只是生產性的。凡勃倫在生產性行為之外定義了另外一種行為類型，那就是侵占行為，它“就其成果對活動者有效用這一點而言，是把原來由另一活動者導向另一目的的能力轉變成適合于他自己的目的的努力”（凡勃倫，2005）[7](p12)。侵占性行為是反生產的，只有在它受到壓制的社會中技術才會順利發展。因此，在人類社會的不同演化時期，制度的特點決定了生產性活動的活躍程度，也就決定了技術變遷的速度。社會的演化由技術的發展所推動，又以各自獨特的制度結構對技術的發展本身產生了或是積極或是消極的影響。和平時期不穩定的物質條件鼓勵了父母之愛，從而使得人類能夠更為容易地生存下來。“古人必須成為群體的一員，在這早期，當工業效率還非常低的時候，除非將個人的自我利益置于背景之下，否則沒有群體能夠生存下來（Veblen1898）[8]。和平時期技術的發展和工具的使用使得財富增加，這導致了私有產權制度的出現并將社會帶入了野蠻時期，但是私有產權的發展卻鼓勵了掠奪的本能，工藝的本能反而被認為是羞恥的，而這解釋了為什么野蠻時期技術變遷速度為什么下降。只有到了商業和金錢利益時期，工藝的本能才重新得到強化從而允許技術效率和科學觀念的緩慢復蘇并帶來進步。

系統協同與現代資本主義生產

技術的發展會帶來經濟組織方式、生活方式以及制度的全方位改變，這是凡勃倫演化思想的內核，這也是凡勃倫被誤解為“技術決定論”的根源。筆者認為，要澄清這種誤解就必須從兩個方面來理解凡勃倫思想中技術對制度的影響問題：首先是一定的技術并不會自行運轉，它的實現需要特定的生產方式與制度形態與其對應，正如我們無法想象與現代工業社會中的各種關系與制度在農業社會出現，而現代工業技術也無法在現代組織方式和產權制度不存在的情況下被應用，因此這些關系和制度的產生來源于生產性活動所內在要求的“系統協同”本質而非技術決定論；其次就是某種新技術所帶來的對經濟、生活和深層制度的影響問題。這兩種影響效應彼此交織并相互強化，但是顯然第一種更為重要。凡勃倫認為，這種技術和廣泛的經濟、制度因素之間的協同最為深刻地體現在工業革命以來的現代社會中，他把從工業革命到19世紀末的現代生產分為兩個相繼的階段：第一階段以手工業為代表，經由19世紀中期的一場技術變革而進入機器大生產的階段。它們各自對應著不同的生產體系。工業革命產生了手工業為主的生產模式，這種協同作用產生的體系可以概括為：手工工場、小規模貿易、強調單個工人的熟練程度。這種體系的運行產生了新的以機會平等、自助和自我決斷（self-determination）為核心的思想和信念并逐漸在整個共同體中擴散和穩定下來，而封建時期建立在掠奪、控制和臣服的基礎上的制度則逐漸被取代或者自行退化了。這種生產、貿易和廣泛的制度協同進一步驅動了技術和分工的進展，同時它也催生了分工中新的組織的誕生，“在西方的文明社會之中，制度的從強調權力轉向了規定的所有權，這種轉變完成之后，商業和貿易作為技術系統的一部分走向了前臺，而這些習慣化的利益就成為了制度的特征”（Veblen，1914）。更為復雜的技術的發展，從而帶來商業和工業進一步的分工。而這就使得部分工匠逐漸成為了其它工場或者工廠中的手工藝人的雇主。從而逐漸成為了純粹的工場主并且主要涉及市場活動而逐漸遠離直接的生產過程，金錢力量在經濟系統中的作用與日俱增。這種商業化帶來的是“商業的思維習慣”，也使得以“大機器工業為基礎的”大規模生產方式得以誕生。機器工業的到來產生了一種新的生產邏輯，它的特點是將工廠、機器、工作而不是單個工人作為核心。大工廠強調的是生產流程的標準化，工人必須根據給定的機器過程的需要被使用的，他們成為了機器設備的輔助設施。新的秩序下生產力的來源不再是手工業者和他們的手工技能，而是機器設備和標準化的流程，它體現的不再是個人的技能和熟練程度，而是整個共同體的技術智慧（Veblen，1919）[9]。在機器時代，大企業的影響范圍大大拓展，它的運作模式和管理方式拓展成為影響整個共同體的標準。它通過標準化的貿易將產品和服務傳遞給消費者，從而影響所有階級的日常生活，同時也影響了在產業之外的其它部門雇傭工人的生產方式。因此，機器工業不僅改變了工具的使用方式，還將它的原則強加在工人、工程師和技術人員的生活習慣里面，而同時改變了整個生產組織方式，消費乃至政治。因此現代生產體系是一個“過程的連接，它的特征是一個單一的、全面的、穩定的機械過程。任何一點的打亂都意味著某一子系統將會獲得額外的優勢或者劣勢”（Veblen,1932）[10]。這個體系不會完美運轉，資本主義的運轉內生出破壞性的力量———商業企業家階層。凡勃倫對商人和商業在現代工業體系中的歷史作用大唱贊歌，“現代文明的物質框架式是工業系統，使得這個框架充滿活力的是商業企業”（Ve－blen,1932）。但是由于企業家商業企業家是以金錢為目的的，而資本主義機械過程的本質是工藝的改進和生產的效率，它們之間存在著根本的矛盾。隨著商業和工業分化的深化，商業企業家全面控制了機器過程，這種矛盾就體現出來了。他們通過限制產量抬高價格、壟斷技術工人競爭、控制交易等手段賺取高額利潤，而這些都是和機械操作的要求相悖的。凡勃倫擔心這種矛盾的擴大會葬送資本主義的成果，因此他先后提出讓工人聯合和工程師掌控生產和社會的改革思路，這些思路對當時的羅斯福新政造成了一定的影響。

制度問題的重新討論

凡勃倫對技術演化過程的論述，無處不牽涉到制度問題，因此有必要對其思想中制度定位和作用作一個更為全面的理解。筆者認為，凡勃倫就技術創新與新技術的實現問題主要規定了如下四種類型（表略）。鼓勵ⅰ指的是既有體系中存在的有利于技術創新的制度。它來源于歷史中形成的鼓勵工藝的本能、父母之愛和閑散的好奇心的制度。如上文和平時期鼓勵父母之愛的各種制度。阻礙ⅰ則指的是那些既有體系鼓勵了侵占行為的制度。這以野蠻時期的整個制度體系為典型。鼓勵ⅱ：（主要是）新生的還包括舊系統中能夠與新技術一起產生系統協同效應的從而有助于技術效率的制度。阻礙ⅱ則較為復雜，既指原有存在的不能按照新技術要求進行適時調整的制度，它甚至可能在既有共同體中也包括系統內生的侵占性制度，如上文提及的和平時期的技術發展導致野蠻時期的制度形式。必須強調的是，這些制度的規定都是歷史特定的，在一定情況下可能會互相轉換，比如自然權利的觀念是手工業發展階段的結果，但是它到了18世紀中期才成熟，而在這個時期手工業已經被大機器工業所代替了。凡勃倫認為，這種產權已經不再是具有良好的行為目的。在商業企業家成為現代資本主義體系中破壞性力量的同時，自然權利的信條則成為了維護這種破壞性力量的制度基礎。自然權利從鼓勵ⅱ型變成了阻礙ⅰ型。因此好的制度可能存在于舊系統中，壞的制度也有可能內生演化出來，對于經濟的發展來說，制度的變遷路徑無疑充滿不確定性。凡勃倫還強調了系統中的力量對比和制度變遷的過程性的影響。在凡勃倫的體系中，帶來技術變遷和實現技術效率的力量往往和支配制度的力量屬于沖突的力量，前者是狩獵者、農民、手工業者和機器時代的工程師，后者是僧侶、騎士、商人和不在所有者（absenteeowners）；前者是經濟系統中的無權的普通人（commonman），而后者則成為既得利益者從而支配制度的內容，維護既有的侵占性制度獲主導制度按照它們利益的邏輯而不是生產性原則演化。制度形成于個人的日常思維和交互關系中，是一個逐漸習慣化的過程，這就意味著它具有強大的慣性，而新制度本身需要經歷一個探索并逐漸習慣化的過程，“來自商人利用這些變化了的物資條件給他們提供的更多的機會牟取利潤的努力。他們的事業就是使新的工業形式變得對自己有利，同時又在繼承于舊的商業游戲規則下工作……發現和制定商業秩序的適當對策并使之成為新的思想習慣，不僅需要法律的顧問，而且還得投入大量的時間去進行大量的實驗”（盧瑟福，1999）[11]。新制度總是在舊制度的體系內萌芽并艱難地尋找自己的實現方式。因此進步的制度變遷往往是難以取得的，凡勃倫對此抱以悲觀的態度，“成功破除舊的習俗、規定、原則和判例的情況有兩種。一是那些直接有助于共同體物質福利的本能如親本傾向和工藝意識已經具有這種影響力，二是與有關共同體或文明持續的終身權益不相一致的制度要素處于很不穩定的狀態……然而歷史中更為常見、更為引人注目的情況卻是低能的制度支配生活和文化，人們未能利用本能的洞察力量把自己從極度危險的制度環境，比如從基督教世界的人們現在所面臨的這種制度環境中拯救出來”（盧瑟福，1999）。制度的滯后甚至僵化乃是經濟進化歷程中的常態，他尤其指出在當時的資本主義社會中，科學家和工程師成為生活中主要力量，在他們對事情的機械觀的主導下，成為了現代文明進程的主要標志，法律和習俗的主題并沒有與此吻合。因此他認為現代文明中的習俗和法律對于科學和技術的發展來說是負債的（Veblen，1919）。

結論

在凡勃倫看來，經濟學是“一種由經濟利益所決定的文化成長過程的理論，一種用過程本身來說明的經濟制度積累序列的理論”（凡勃倫，2004）[12]，因此技術不是獨立發展的，而是整個社會進化的一個子過程。對于仍然以線形的、單線條的方式來研究技術問題的眾多理論來說，凡勃倫的思想不僅遠超于他的時代也超越了現代的流行觀點。盡管凡勃倫沒有預見也無法解釋工業大生產之后的生產組織形式和創新方式的變化，而且其理論的一些細節和具體結論也有待商榷，但是他在行為-技術-制度的反饋環中解釋技術變遷的思路無疑將成為現時代技術創新經濟學的重要研究日程。而通過與其它流派與學科的現代制度主義者將凡勃倫思想和美國實用主義建立起更為緊密的聯系，以工具———禮儀的兩分法為框架進一步詮釋了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