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州明代萬歷陶瓷

1982年以來，在對廣昌縣文物的調查中，發現了大量明代萬歷綠化板，這是明代的一種名為“芙蓉手”的外國藍色委員會。這批瓷盤都是由于基建動土,或被盜掘出土的。其紋飾、色彩與一般墓葬出土的明器不同,它既有東方民族的藝術風格,又充滿著濃郁的異國情調(圖版捌)。本文擬就廣昌明代紀年墓出土的瓷盤作點介紹。一、明代瓷器圖二(一)器物年代與墓主身份。廣昌墓葬出土的瓷盤,均伴出墓碑,有確切的紀年可考,其上限為明代萬歷元年(1573),下限為南明弘光元年(清順治二年,1645)。大多與明萬歷三十二一一三十六年墓葬出土的相似。墓主人的身份大多數為平民百姓。但也不乏達官貴人,如1988年,廣昌縣千善鄉大際村明布政使吳念虛夫婦合葬墓出土有四只八開光青花瓷盤,墓主人葬于天啟元年(1621)。(二)器形特征。廣昌紀年墓出土的明代青花瓷盤的共同特征是胎細器薄,制工平整,但多有裂痕,足底不施釉,粘砂,盤底中心或口沿有一道燒制時形成的裂痕,底心下塌,有的圈足不著地。分大、中、小三種類型。大盤口徑37.3、足徑20、高5.8厘米;中盤口徑27.8、足徑13.8、高4.5厘米;小盤口徑20.3、足徑9.8、高3.4厘米。(三)圖案裝飾特色。廣昌紀年墓出土瓷盤的裝飾特色,既有共性,又有差異。有八開光雙鹿相視紋和四吉祥向日葵牡丹花鳥盤;有六開光雙鹿折枝果紋盤;有六開光雙鹿紋盤;有雙行龍雙鹿紋盤。在繪畫風格上主題突出,畫面和諧,連續開光,布局得宜。然而,每個瓷盤的紋飾又是同中有異:或飾祈禱祝福的“四吉祥”;或飾雍容華貴的牡丹花;或飾鳥鳴山幽的風景畫;或飾雙鹿紋;或飾行龍吐火紋,龍口有張有閉。題材多樣,格調清新。(四)釉汁嫩白晶瑩,青花色澤淡雅。有的藍中泛紫,深重艷麗;有的藍中閃灰,發色淺淡;有的藍色灰暗,沉著莊重。既是實用的生活器皿,又是令人悅目的裝飾藝術品。二、明代中國瓷器圖7萬歷雖然處于明代晚期,但瓷業的外貿活動并未衰退。以當時的外貿中心的廣州港為例,呈現一派興旺景象。廣州出口的陶瓷暢銷亞洲和非洲各國。最先到達廣州購運瓷器的歐洲國家是葡萄牙、荷蘭等國。明萬歷三十八年(1610),一艘從廣州歸程中途為荷蘭軍艦擊獲的葡萄牙商船“卡則里那號”,滿載著無數各式各樣的中國瓷器;明萬歷四十二年(1614)一艘從爪哇來的由巴達姆港返國的荷蘭商船“克爾德蘭號”,也載著從廣州購來的碗、碟、盤等瓷器69000余件。這說明明萬歷時期的瓷業外銷仍很活躍。筆者之所以認定本文介紹的產品是明萬歷外銷青花瓷,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一)充滿異國情調的紋飾是明代陶人中的能工巧匠,按外商需求而特別設計的產品。萬歷時期“有一些奇特的青花器,多屬當時外銷瓷,采用連續開光……,頗有異國情調”。本文前述瓷盤中,有三只“盤內壁外區的蓮瓣形開光內,除配以我國元朝時期象征吉祥如意的八寶紋飾外,最突出的就是向日葵。‘向日葵’已經成為這種外銷瓷裝飾的主要題材。”據有關史料記載和有關專家考證:向日葵是“進口貨”,是在十六世紀初由西班牙人從墨西哥和秘魯作為奇花異草而引進歐洲的;在明代開始傳入我國時并沒有被人們重視。而在歐洲中古時期向日葵就是斯拉夫族俄羅斯的國花。顯然,以這類花卉作主題紋飾的青花瓷盤,當屬明萬歷時期江西陶人中的能工巧匠,根據國外市場的需求,迎合外商愛好而特別設計、燒制的外銷產品。因之,此種瓷盤的造型、紋飾藝術既有東方民族的藝術特色,又充滿異國情調。而廣昌出土的明代青花瓷盤底部或口沿大多有裂痕。這顯然是當時由于外銷不合格轉內銷的次品。(二)同類產品在國外大量出現,[日]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一書在“中非的中世紀社會和中國陶瓷”一節中寫道:“在離蒙巴薩以北56公里的基利菲的穆拉奈尼清真寺和墓葬區發現了明代的青花瓷。”尤其使人感興趣的是“這里有不同于別處的一個用法就是作為寺院內部和墓標裝飾。”三上次男還特別提到:“在哥迪和基利菲遺留下來的十五至十六世紀的清真寺廢墟里看到:把進口的中國陶瓷碗和盤子,按一定的間隔鑲嵌在墻壁上,作為墻面的裝飾。”該書“圖版六”為八蓮瓣形開光的雙鹿相視紋盤,也就是歐洲人稱為“嘉櫓”,日本人稱為“芙蓉手”的青花瓷盤,同本文介紹的瓷盤紋飾相同。這就印證了本文青花瓷盤當屬明萬歷外銷瓷。《人民畫報》1986年第4期刊登了《在肯尼亞的中國文物》,其中就有蓋地遺址中發現的中國瓷器,畫面為開光的雙鹿相視紋盤。亦同本文介紹的瓷盤紋飾相同。該畫報文字說明指出:“中國瓷器在非洲的許多地方都有發現,當地人們把它視為珍品。瓷器不僅是餐具和觀賞品,還是一個人的地位和富有的象征。有人用瓷器裝飾房屋和建筑物,也有人用其裝飾墳墓,有的柱高三米、直徑一米,周圍鑲有六個瓷盤。瓷盤經歷了幾百年的風雨,有些破損,而‘龍’的圖案仍較清晰”。這說明:明代萬歷外銷青花瓷,不僅有連續開光、以葵花為主題的紋飾,而且還有充滿東方色彩的“龍”的圖案。由此可見,本文上述的雙行龍雙鹿紋盤,亦當屬明代外銷瓷無疑。1986年4月,著名古陶瓷專家馮先銘、耿寶昌先生赴荷蘭考察阿姆斯特丹克里斯蒂拍賣行拍賣“芙蓉手”(“嘉櫓”)的盛況,見到該公司用醒目的廣告:“沉睡幾百年的南京定貨晚到!”從而吸引了世界各地的巨商和古董收藏家云集荷蘭,以高價爭先恐后地搶購從中國南海沉船打撈上來的包括類似廣昌紀年墓出土的八開光青花瓷盤。馮、耿倆先生拍回了大量幻燈片分別在1986年冬西安古陶瓷年會及1990年春高安“古代青花瓷研討會”上放映。同時《中國南海沉船出土的明末清初瓷器》圖廿一、廿三均與廣昌紀年墓出土的明萬歷瓷盤的形制、紋飾相類似。(三)廣昌紀年墓出土的“芙蓉手”轟動了西方世界。筆者曾于1986年至1987年“中國古陶瓷研究會、中國古外銷陶瓷研究會”年會暨學術討論會上,先后以《試談廣昌出土的明萬歷外銷青花瓷》、《論廣昌出土的明萬歷外銷瓷盤裝飾特色》為題在大會上作過交流。這一信息傳到了國外,引起了國際古陶瓷專家的關注。1988年11月,衡陽古陶瓷年會期間,耿寶昌先生見告:“廣昌紀年墓出土的明萬歷外銷瓷盤,轟動了西方世界!”他說,最近,荷蘭哥羅林根市博物館東方部的一位古陶瓷專家來信,西方有人告訴他中國的紀年墓出土了“嘉櫓”,他要改寫有關專著的結論。過去認為,“嘉櫓”是中國專為外銷而不內銷的珍品;現在,中國的紀年墓出土的“嘉櫓”證明:中國當時不僅有外銷,而且也有內銷。河北邯鄲市陶瓷總公司科技情報站劉志國同志于1990年2月22日來信說,1989年10月8日——12月6日赴日進行學術交流期間,他將從“兩研究會”年會所獲得的有關廣昌紀年墓出土的“芙蓉手”的文字資料譯成日文,把照片制成幻燈片給日本朋友看,引起了日本陶瓷界專家、學者的濃厚興趣。三、明代南果酒的同類產品質廣昌紀年墓出土的這批明代瓷盤的生產窯口在何處?目前在國內古陶瓷界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說法不一,歸起來有“三說”:(一)“瓷都”說。有的學者根據廣昌紀年墓出土的“芙蓉手”其青花紋飾風格常見于景德鎮元明瓷器,盤心國畫圖案的題材為景德鎮湖田窯明萬歷時期所習見;同時考慮到其胎細器薄,制工平整,釉汁嫩白晶瑩等特點,認為廣昌紀年墓出土的“芙蓉手”,是明萬歷時期景德鎮民窯燒制為出口所需的外銷產品。持瓷都窯口說的學者,誠然是言之有理,但時至今日,在景德鎮的紀年墓葬或官窯、民窯遺址中,尚未發現類似廣昌紀年墓出土的青花瓷盤或殘器。據說,黃云鵬先生近年在景市中山路基建工地拾到因基建出土的兩塊類似“芙蓉手”的瓷片,但沒有找到堆積層,也沒有找到燒制此種瓷盤的窯口。因此,瓷都說者,目前還處于推論階段,缺乏有力的佐證。假如本文前述明代瓷盤,確屬景市窯口生產的,那么景德鎮的地上、地下就不可能沒有殘次產品的遺存;既然明代萬歷年間的廣昌先民可以買到景德鎮專為外銷燒制的次品殘件作明器,那么,明代萬歷年間景市先民更應是“近水樓臺”,更可以方便地使用同類產品作明器。然而,至今在景市的明代墓葬中找不到一件同類產品。這是值得認真探討的問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是從窯址中找到實物。如果“芙蓉手”的窯口確實在景德鎮,或者“主要窯”口在景德鎮的話,景德鎮的同行一定能找到一點實物佐證。筆者期待著這一訊息。(二)“廣昌中轉、集散”說。有的學者認為:廣昌位于贛、閩、粵三省的要沖,又居撫河上游,古代水陸交通方便,東近福建沿海;西南古道與廣東、廣西相接;盱水船筏直通撫州、南昌,是瓷業外銷理想的中轉集散地。據此斷言:廣昌紀年墓出土的大批“芙蓉手”,顯然是經中轉集散后認為不合格而轉入內銷的殘次品。但是,有的學者認為,既然是從景市運出外銷的產品,怎么又會把明顯的殘次品運出來?按照傳統慣例,專門燒制外銷由于不合格的產品只能就地處理,不應運出外地轉銷。因此,廣昌中轉集散地之說,也難以成立。(三)“廣昌”說。持此說學者的主要依據是:第一,廣昌紀年墓出土“芙蓉手”的墓主身份大多數是黎民百姓;出土區域集中在縣城附近,而這,還僅僅是1982年文物普查后陸續采集的,也許僅占被基建破壞或被盜掘出土中的一部份;至于以前究竟有多少被破壞出土就不得而知了。總之,明代萬歷年間廣昌縣城周圍的先民,如此普遍使用“芙蓉手”作明器,決非偶然,若不是“近水樓臺”,普通平民是很難購置到此種獨特的青花瓷盤作殉葬品的。第二,廣昌有悠久的制瓷歷史。現已查明有唐代青瓷窯址,明代青花瓷窯址廿多處。廣昌得天獨厚,有儲藏極為豐富的優質高嶺土,為生產青花瓷器提供了上乘原料;古代茂密的森林,豐富的水源,為燒制瓷器提供了廉價的燃料和運輸;廣昌地處贛、閩、粵三省要沖,古代水陸交通方便,是歷代商賈通向閩粵沿海的重要孔道,為瓷業貿易創造了天時和地利。廣昌縣文物工作者己在縣城附近的旴江鎮北門村發現了一批有“宣德”、“成化”年號的瓷器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