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長的花街成長之書評徐則臣的《水邊書》

在徐澤臣的小說《水邊書》（2010年《鐘》）的題詞中，徐澤臣引用了恩格斯波特的話。“一個作家需要寫成長的書。”作為敘事藝術的重要維度,“成長”在作家此前的作品中已有所呈露,但只有在《水》中,我們才能說,它最大限度地覆蓋了這個寫作母題。他以飽滿而明亮的詩意為我們復現了一個少年的成長,那是他對粗礪青春的憶念和日常人心的摩挲,是一次奧德賽式的精神返鄉,深邃、悠遠而意味深長,充滿細部探索的繁復可能。徐則臣將《水》的背景置于他稔熟如同肌理血肉的花街,這個曾被他一再書寫的地理坐標已經成為當代“文學故鄉”譜系中非常重要的一環。花街緊鄰運河碼頭,在此上岸的男人都想找點樂趣,“男人掙世界的錢,而花街的這些女人掙的是男人的錢。”即使在水路漸漸被淘汰的當下,花街的內里依然是曖昧的、復雜的。徐則臣將少年陳千帆置放于這樣一個特殊的環境,將初涉人世的成長歷程與成人的欲望倫理相互交織,使文本具有了內在的飽滿的敘事張力。小說通過少年的憂傷、絕望和悸動,及其與世界的關系變化之種種,書寫了他在善/惡、欲望/現實等掙扎中艱難完成的成長蛻變,呈現出了比“當下生活”更加廣闊的“現實”,那就是“與人有關的這個世界、社會、生活,包括人的內心”(1),這也是徐則臣一直致力建構的小說敘事理念。在談到成長小說的時候,巴赫金說:“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靜態的統一體,而是動態的統一體。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這一小說的公式中成了變數。主人公本身的變化具有了情節意義;與此相關,小說的情節也從根本上得到了再認識、再構建。時間進入人的內部,進入人物形象本身,極大地改變了人物命運及生活中一切因素所具有的意義。這一小說類型從最普遍涵義上說,可稱為人的成長小說。”(2)對于《水》的主人公陳千帆來說,“時間”在他身上發生的最大影響就是他已經是一個“正兒八經的男人”了,嘴唇上開始長出胡子,個頭比他爸爸和爺爺都要高。“時間”改變了他的外形,也改變了他與周遭世界的關系:“去年九月份他滿十六歲,他和朋友一夜之間達成了共識:一個男人在這個年齡,該硬的都得硬起來。”他不再允許父母喚他的小名,陳醫生夫妻極其“嚴肅”地喚他“陳千帆同志”,無疑包含著對幼稚可笑行為的揶揄,但在少年看來,被叫做“陳千帆”而不是“陳小多”卻是莊嚴的成人禮,新的命名宣告了成長的開始。徐則臣通過“時間”的隱性作用,刻畫出青春少年面對生活的“偽成人”狀態,實際上在這種狀態里包含的是少年的困惑、迷茫和無助。在長大成人的倫理體系的指認里,花街少年遠離人群,行為古怪,游走于夢幻與現實之間,徐則臣卻在精神和敘事上最大限度地切近了成長中的“他者”,尋覓游蕩于庸常生活邊緣的青春靈魂,在現實的罅隙間拾取人物心靈的詩意。在作者以往描繪的少年形象中,大都遇到過夢想與現實的齟齬,如《傘兵與賣油郎》中的范小兵,《奔馬》中的黃豆芽等等。在《水》中,徐則臣將夢想作為與現實相對抗的個體衍生物,并賦予其促使主體成長的敘事功能,通過人物在實現夢想過程中的行為與感受,復現成長的曲折艱難。年少時,許多人都做過恣意恩仇的俠客夢,這本身就是一種遠離現實生活的夢想詩學。陳千帆也不例外,在他的武術美學里,不喜歡一群人纏在一起亂打,他喜歡清爽,“一招一式清晰簡明,但見身手翩然,敵人像羽毛一樣紛紛落地。”但讓他痛苦的是,他在花街觸目所及的是亂成一團的現實。他與兩個“哥們”談正午、周光明悲壯地相約去少林寺學武,可夢境一旦落實到現實之中,則顯示出其蒼白無力:路途遙遠,花費不少,沿途都是陌生人,前路充滿不可預知的想象的危險,于是他在去少林寺的半路上一個人跑回來了。這是成長初次面對的夢想與現實的錯位,這種強烈的反差映襯出少年/成人、想象/現實之間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巨大溝壑。這個成長過程并不復雜,也沒有因外界波動而造成的殘酷和驚險,卻包孕著少年初次面對世界的全部隱痛。在第二次去少林寺的路上,陳千帆不經意見識了兩次死亡,一次是在他心儀的大學附近,一個大學生在騎自行車時因不小心碰到一個女孩而被其男友打死,一次是在鄉村群架中無意發生的命案,這讓他在對生命的脆弱感到驚懼的同時,也對武功失望并且發生了懷疑,加上他曾經在花街見識過的四大金剛和斧頭幫之間的血腥紛爭、一心想向吳大拿學藝卻除了花錢照顧他的生意外一無所得,他的俠客夢徹底破碎了。徐則臣深知夢想與現實的碰撞帶給成長主體的震驚式體驗,于是,他采取了“在路上”的方式,將陳千帆的心理變化鑲嵌于對世界的旁觀式感受之中,作為一種對照或見證。成長的記憶因此在呈現遠去的少年夢想與心事的同時,使小說具有了靈動的氣息和飛升的可能。對外部世界的失望被轉化為內在的心理感受,那是一種深深的沮喪和隨之而來的自我放棄,它們形成了主人公的生存境遇,這比外部世界帶給他的侵蝕更加刻骨銘心。小說還寫到了成長中無處不涌溢的青春欲望,甚至少年自己也為這莫名的欲望而害羞、驚慌和難以釋懷。如果說“命名”和學武之夢都是“偽裝成人”的標志的話,那么,欲望的折磨可以說是少年生命苦旅的開端,每一次悸動都像是與自我的搏擊與掙扎。在這種敘事中,徐則臣再次顯示出了他對青春與內心生活的細察才能,通過種種事件和沖突,他心懷暖意地呈現少年瑣細卑微而又浩大無邊的煩惱與憧憬,將他的感情生活和狂亂躁動的心理刻畫得淋漓盡致。陳千帆與鄭青藍的關系可以說是小說中最主要也是最傷痛的青春體驗,由于彌漫于花街的成人欲望氣息,更由于庸常倫理對于少年男女的褻瀆,致使陳千帆只能對心愛的女孩保持遠距離的、貌似成熟的觀望。柳斌對鄭青藍下手未果,此后便在花街傳開了關于她的流言。面對這一切,陳千帆無能為力,這帶給他強烈的迷茫與內疚,生命中最初最美好的情感萌動成為少年生命中的殘酷事件。物理會考時,鄭青藍扔給陳千帆一張紙條,這張紙條又被傳給了談正午和周光明。事發后,鄭青藍主動承擔了責任,這意味著她將要被取消高考資格。與其說她是為陳千帆等人解圍,不如說生活在痛苦屈辱中的她以這種方式將自己逼入了人生的另一種選擇,而她對陳千帆的“勾引”傳達的卻是她在成長路途中自我拯救的絕望。作家用他冷靜的觀察、闊大的仁慈與溫和的悲憫,將一段成長歲月處理得葳蕤婆娑,汁液飽滿,在看似平凡的日常生活場景下聚集起曖昧難言的感覺碎片,于生命的幽深來處洞見了青春之痛與命運之隱秘。這是一部“成長之書”,少年們在成長路途中歷盡煎熬,內心與外部世界織成復雜的糾葛,一點一滴的蛻變都帶著向世界趨同或遠離的苦痛。但是,“成長”并非小說的最終意旨,而是通過簡單純粹的青春記憶與成長體驗表達對世界的領悟,指向日常生活的永恒與穩定,叩問人的心靈與人性。也就是說,“成長”所通往的還是日常生活與恒常人性,復雜人生的意義出口其實還是在日常生活的內核那里。從徐則臣的敘事中,我們可以真切地感受到當下生活的曖昧駁雜,那是個人化的歷史,也是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徐則臣在書寫少年心史的同時,呈現了花街父輩急渴而焦灼的欲望博弈,以及以花街為代表的世俗庸常之心。小說的高明之處在于,僅僅通過主體的心理片斷就能夠揭示出時代的微妙心理,揭示出作為花街底里與內核的恒常人性。對那個時代的成長困厄與日常生活,人和世界之間不斷變幻的關系,人的無法把握的命運,通過主體的感受就表達得非常透徹,非常深刻。徐則臣在觀察描述這一切時,采用的是少年視角,他以平和溫婉的敘事方式,讓花街的一切都在陳千帆的目光中不動聲色地推進:花街的欲望倫理自然天成,鄭青藍美好如同少年時期的夢境,斧頭幫的兇悍里包含的依然是少年的青澀,與談正午、周光明的分道揚鑣并不多么驚心動魄……通過少年的觀察,平庸的生活被編織得枝葉紛繁,成長之心與凡俗之意被雕琢得活靈活現,它們共同構成了小說生動可感的物質外殼。由于孩童和少年沒有道德、知識、理性等外部價值體系的牽絆,他們看到的世界也許恰恰是最本真的。徐則臣說:“兒童和少年視角有個先天的優勢,就是他本身缺少明確的價值判斷,這對經營開放式的小說,挖掘小說意蘊的無限可能性有很大的幫助。因為兒童的視角不做判斷,也就等于作家不做判斷,他只呈現,讓一千個讀者去發現他們的一千個哈姆雷特。”(3)通過少年視角“呈現”蕓蕓眾生、飲食男女、生老病死,這里有先鋒派對徐則臣“影響的焦慮”,也有作為“沒有‘故事’和‘歷史’”(4)的70后對匱乏的敘事資源的探掘。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他是一個出色的書寫者與代言者。這部小說在敘述上依然體現了徐則臣一以貫之的寫作風格,始終蕩漾著“慢”的韻律。對于初涉人世的陳千帆來說,他與外部世界的沖突本應當很激烈,但徐則臣并沒有張揚這種激烈,而是不疾不徐地推進故事。這種“慢”來源于作家的小說理念,他說要“把所有的文字都落實,讓它們沉下來靜下來,讓它們說話”(5),“慢”可以有效地釋放人物、語言和情節的“緊繃感”,使觀察世界的感覺和視角變得豐盈起來。更重要的是,在這種“慢”里,蘊含著作家對于世界的觀察和體認。他貌似平和遲滯地融入生活,可是我們卻能夠看到,他在悄悄凝視那些游蕩于心靈與現實罅隙間的青澀靈魂,并慈悲地懂得他們,記錄他們。注釋:(1)師力斌、徐則臣:《切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