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第頁法學家江平:江平的時代他的世界

9個月之前，84歲的江平先生住進了養老院。照顧他15年的保姆走了，老伴和女兒都覺得這家位于北京CBD的養老院好，一家人商量，沒多久就做了決定，一起搬了過來。養老院每天定點吃飯，日日有護理人員照顧打掃，江平覺得挺不錯。這位中國法學界的泰斗一生對物質生活沒有太多要求，唯一的一點別扭，覺得這里“總的來說不太像家，還是想回去”。

他在法學界的老朋友很多都離開了人世。去年年底，87歲的張思之律師突然中風，江平一直對老友很擔心，聽說記者近期曾去探望，他在采訪過程中幾次三番打探：“思之還好嗎？”江平在2008年患過一次中風，那時候躺在病床上，他最害怕的是自己的思維和表達無法恢復，“知識分子就是靠腦子啊，如果腦子糊涂的話，說話都亂了，也很麻煩的。”后來雖然恢復得不錯，還是留下了一點后遺癥。他的兒子江波曾形容父親以前“思維特別快，說話一點磕巴都沒有，走路虎虎生風”，而現在，說話語速“已經明顯變慢”。

但他依舊思維敏捷，精力旺盛。6月7日歐洲冠軍聯賽決賽，他定好鬧鐘，倒著時差起來看球。比賽結果沒出現什么懸念，他支持的尤文圖斯輸給了巴塞羅那，這個老意甲球迷有點兒失望，“我還是希望有意想不到的”。更加旺盛不減的是他對法學、社會問題的關注。前不久，天則經濟研究所召開研討會，他在會上作了演講，談社會自治和社會轉型。他對自己的狀態還有些不滿意，“像過去一講演可以講半天，現在就講半個鐘頭。”作為中國政法大學的終身教授，江平至今依然在帶博士生，到今年已經是第25屆。常有學生來拜訪他，有請教問題的，更多的是跟他談論當前的形勢，請他參加各種活動。

在江平的學生、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賀衛方看來，江老師是“大聰明人”。“他讓整個的法學，不只是狹義的《民法》，讓整個的法學界，整個中國的法治知道方向在哪兒，知道說我們應該朝哪條路走。江老師總是能夠給出特別好的一個，在我看來特別合理的一種答案。他不會迷名望，不會昏頭，不會深一腳、淺一腳。江老師的觀點一直是非常平衡的，可以說非常理性地去告訴我們合理的方向是什么。”

上世紀80年代初，江平率先倡導私權保護，參與制定被稱為“中國人權宣言”的《民法通則》，將西方的民法精神引入中國，使當時相對封閉的法學界開始較為開放地接受現代法治觀念;90年代，南方談話之后，江平開始研究市場經濟與法治的關系，主持起草《信托法》、《合同法》、《物權法》等，就法治對于市場經濟的重要性提出了具有說服力的論證;再后來，江平越來越多地意識到合理的政治制度對于法律的重要性，突破了民法的學科體系，走向更廣闊的、對憲政的追求。

他是那一代聲譽最隆的法學教育家之一，更重要的是，終其一生，江平都在為推動中國的民主法治和憲政思想不懈吶喊。他曾說自己不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學家，因為掉入時代的縫隙，沒有讀過多少書，也沒有寫出什么像樣的法學專著。“我是一個法律活動家，我以社會為舞臺，在立法、司法、政府部門和企業等諸多領域為建立現代法治國家助推了一把力。”

“搞法律的人，他所關心的最實質的問題，是自由、民主、人權。”江平這樣總結自己30多年來的軌跡。他曾說自己的后半生就干了三件事：教書、立法、講座。當人生進入第85個年頭，一切似乎更清晰了。這位時代的法學家，他所有的努力均指向一個共同的目標―宣揚獨立、自由、民主的法治精神。

現在，他的世界主要集中在養老院7層走廊盡頭一個30多平方米的房間里，一張被書籍和報紙鋪滿的小書桌前。但他的世界又很大，對社會上的問題仍然保持敏銳的觀察和準確的判斷。采訪過程中，有后輩請他為前段時間的某樁公案發聲聲援，此案關乎一位與他感情深厚的學生，江平詳細詢問了案情中涉及的法律細節，如數家珍地分析案子的情況，然后毫不猶豫答應下來。

問他，如何能坐在家里依舊對社會保持敏銳度？

老先生哈哈笑起來：“這就是自己的腦子還好吧。”

五十而立

從某種意義上說，江平作為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法學工作者的生命，從50歲才真正開始。

那是1979年，他終于摘掉戴了22年的帽子，回到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法律課程。重回學校不久，江平便提議開設復興民法傳統的羅馬法和西方民商法課程。他用早年留學蘇聯所積累下來的理論和資料編寫教材，法大所有選修這兩門課程的學生都由他授課。

聽過他講課的學生回憶，江老師身材高大挺拔，往講臺上一站，就讓人感覺“器宇軒昂”。他的課很少提前下課、遲到或者取消，也從來不會找人替他講。他口才極好，一口標準的普通話，能把枯燥的理論講得“很有感染力”。上課幾乎不用講稿，手上只拿幾個小卡片，旁征博引，思路非常開闊。

現任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巡回法庭副庭長孔祥俊是江平的博士生，他說，聽江老師的課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他的思維方式，“作為我們這些學生更多的是從具體層面、制度層面，他就能把制度融會貫通，從里面抽出一個精神來。”孔祥俊回憶，當年在課堂上，江老師常常給他“醍醐灌頂”之感。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的法治建設剛剛從廢墟上起步，百廢待興，法學教育也基本是從一片空白中艱難成型，江平是最早注意到民事相關法律缺失的學者之一。他在“”后復建的北京政法學院（中國政法大學的前身）里開設兩門課程，自己編寫教材，是最早讓人格尊嚴、權利神圣等現代法治觀念進入中國法學界的學者之一。

“在當時的師資里面，江老師是最突出的一個，就是明顯他比別的人高出一大截。”1979級學生、君合律師事務所合伙人趙燕士律師說，“我在想為什么他能高出一截呢，可能跟他經歷有關系。”他所在的1979級被稱為法大的“黃埔一期”，這群恢復高考后被招上來的第一批學生精英輩出，他們對江老師印象最深，受他的影響也最大。

有些學生可能并不知道，如果不是緣于許多個時代中的偶然和必然疊加的巧合，他們或許沒有機會聽到江老師講課。

1951年，中國選派第一批赴蘇聯留學生，江平當時是燕京大學新聞系的學生，是經過嚴格考核選拔出來的“新中國未來一代”。他毫無思想準備地入選，被指定去莫斯科大學學習他從未接觸過的法律。“學法律不是我的志愿，是組織安排的。”如今，江平這樣解釋當年的選擇，“我們那時候的思想很簡單，國家派你去，就是國家的意志，國家意志就是個人意志。國家派你學法律，那就是把它看作最高的目標，努力把它學好。”事實上，21歲的江平，志向是做一名記者，獨立自由，無冕之王。“法律在那時候覺得是太干巴巴的，完全是教條，不像新聞這么奔放。”

最初，江平被時代洪流和國家意志所裹挾，走上法學研究的道路，而他對法律的認識和探索，伴隨著這個國家政權更迭和現代化社會轉型的陣痛。

出發去蘇聯的時候，中國的政權更替完成不足3年，共產黨明確提出廢除“偽法統”，整個國家處于法律虛無狀態，國民黨時代的所有法條和司法體系一概作廢。江平和同伴們在出發前收到規定，凡是國民黨出版的法律書籍一律不許攜帶，他們只好空著手踏上了去往蘇聯的飛機。那時的江平根本不懂什么是民商法，分專業的時候，同去的另外一個同志選了刑法方向，“總不能兩個人都學一樣的吧”，他認為這不符合國家的需求，于是選擇了民法。

那個年月通訊不便，國內的報紙要一個月之后才能到達蘇聯，等到1957年江平學成歸國，中國的形勢又變了。來到北京政法學院任教不足半年，毫無政治運動經驗的“紅色知識分子”江平，因為一張向黨提意見的大字報，猝不及防地被劃為，此后22年，在各處流離輾轉。

最痛苦的時期，新婚才一個多月的妻子迫于組織壓力主動與他離婚。1958年，江平被下放北京西山一帶勞動改造，主要的改造內容就是背糞，在沒日沒夜的超負荷勞作中，有一次因為太疲勞被擦身而過的火車碾去了一條腿。送去醫院的路上，他覺得好像人死也不過就是這樣而已，迷迷糊糊地問旁邊的人，“我有沒有救啊？沒有救就算了。”

緊接著到來的是“”，公檢法被砸爛，法學教育停滯。1970年底，北京政法學院被宣布解散，全體教師下放安徽辦五七干校，繼續勞動和改造。兩年后，輾轉回京的江平，窩在延慶的一所中學教書謀生。他以為，因自己的“摘帽”身份，再無可能回到法學教育的講臺，于是把在蘇聯省吃儉用攢下的幾大箱法律書籍，全部當廢紙賣掉了。只有幾本“我認為有資料性質的”―比如后來在民商法教學中發揮極大作用的《資產階級國家民商法概述》和《羅馬法基礎》―舍不得賣，保留下來。賣完書，江平把自己悶在北京的郊區，寫下一首五絕：“西天朝圣祖，讀經寒窗苦。誰知歸來后，卷卷皆糞土。”

將近半個世紀之后一個夏日的午后，微風敲著窗子，白色窗簾微微抖動，窗外綠意盈盈。耄耋之年的江平靠在窗下一張柔軟的小沙發上跟《人物》記者回憶往事，敘述平靜、緩慢，不驚風雨。他說，那個時候，他甚至覺得不能繼續從事法律工作其實無所謂，“我并沒有真的把法律當作是很神圣的一個武器。因為那時候你可以看到啊，我們國家也沒有多少真正的法律……你需要的時候就給你制定點法，不需要的時候你就不制定，所以在這種情況下，法律很難成為治國的一種手段。”

浩劫過去，平反后重回北京政法學院講臺繼續法學教學的江平，已經50歲了。少年時代所受到的教育和感召，讓江平在經歷時代沉浮之后依舊懷抱期待。他對制度的反抗并不激烈。回憶當年，他依舊覺得自己是被時代誤解，無可奈何，被動地卷入歷史和政治運動當中。這或許也有意無意中塑造了他后面30年的策略，一直在體制之內以柔軟的身段堅持，這是某種自我保護，也是他們那一代人歷盡打磨的智慧。然而，在每一次需要站出來的時候，江平永遠第一時間呼喚真理和法治，這是一個知識分子本性里的擔當。

改革開放之后，伴隨著中國大規模開展的立法和法治建設，江平重新開啟了后半生的法學實踐之路：55歲，他作為“民法四杰”之一，參與起草被稱為中國版“人權宣言”的《民法通則》。58歲，他就任中國政法大學校長，成為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擔任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參與中國市場經濟制度設計，參與構建中國市場經濟法律體系。63歲，他卸任一切公職，繼續通過寫文章、發表演講和在公共法律事件上的意見發揮影響力。來廣東打工的湖北大學生孫志剛在收容所被毆打致死，江平激烈抨擊收容遣送制度，呼吁人權。重慶李莊案第二季，已經81歲的江平頂著巨大的壓力，加入李莊案法律顧問團，為捍衛中國律師制度和律師合法權益鼓與呼。

五十而立，年屆五十方得以立，這是江平那個時代不多的、有影響力的法律工作者的宿命，就像貧瘠荒涼的城池里，幾個頑強堅持到底的老兵。

2009年12月27日，北大附近的大益茶餐廳，一場主題為“私權在中國的昌明”的學術研討會在這里舉行。法學界通過這種方式，為江平獻上80歲生日的祝福。在那次聚會上，江平向所有前來祝賀的人們說道：“回想80年的歷程，應該說我在不幸者當中屬于相當幸運的人。雖然我曾談到我曾失去22年的光陰，但是這22年已經補回來了。我現在80歲，按60歲退休來說，我已經補回來20年。”他還有一點雄心，“如果我能再干20年，我就更能補回來。”

自由之身

在中國政法大學，沒有人不知道江平的名字。他在這所學校的校長任上只做了兩年，時間是1988年到1990年，老先生到現在還常常開玩笑，說自己是“最短命的校長”。然而，直到現在，法大的每一個學生都會在畢業的時候穿上一件文化衫，上面印著江平在將近30年前手書的一句話：只向真理低頭。在那場政治風波中，江平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對學生進行保護。

在85級學生的畢業動員大會上，江平帶頭唱了一曲《國際歌》。一位學生曾回憶，歌聲一起來，“底下學生全是熱淚盈眶，臺上老爺子也是老淚縱橫”。當時有十幾個學生已經先去食堂吃飯了，歌聲飄出禮堂，學生們立刻端著飯盆跑了回來，一邊跑，一邊哭。第二年，江平被免去校長職務。然而時至今日，因為他的堅持與擔當，在許多法大畢業生心目中，江平是“永遠的江校長”。

江平說，自己這一生，基本沒有說過違心之語。“我在當時要是一心想做官的話，我也可以作幾句檢討，也可以承認自己的錯誤，但是我不愿意這樣……講點逆心之言跟這些違心之話有什么意思啊，”他說到這里，眉心罕見地擰了起來，“我這個人特性就是自由，我是一個自由之身，我不受任何東西的牽累，就是這個意思。”

他的學生們對此有明顯的感受。賀衛方陪江平參加會議，他發現江平對“官氣十足的那種發言”非常的不以為然。“大家都鼓掌，他不會鼓掌，就在那兒坐著。”而對于學術研討會，老爺子要么不參加，要么從頭到尾參與到底，聽到特別喜歡的發言，他就“非常真誠地去贊揚”。

江平的許多弟子畢業以后，在江平的勸說下留校任教。不止一個人聽江老師說過，你不要進體制，去系統，有什么意思？“如果江老師不那么（勸說我留校）的話，我肯定早就走了。”法大教授費安玲對《人物》記者說，“當時呢，這方面確實挺感動的。”他后期的學生絕大多數供職于高校，成為民商法學界的中堅力量。

2003年，律師武曉驥組織了一場法大79級學生的畢業10周年紀念，他去邀請江平參加，江老師表現得非常高興。武曉驥記得江平在活動現場說了一段話，讓他至今都能幾乎一字不差地復述出來，“他說作為老師，過去這么多年，今天我給你們提一條建議。在座的各位同學相互之間不要比誰錢掙得多，也不要比誰官做得大，以后你們相互比比，誰做人做得好。”

雖然不再做官，但上世紀90年代之后，江平開始重新思考法律和政治制度的關系。親歷1979年的平反，他原本對體制充滿期待，如今，這種期待又一次落空了。江平記得有一次跟李慎之一起去貴州考察，兩人有一次比較深入的談話，李慎之對他說，你們搞法律的人啊，要想躲避政治是不可能的，最后你們會發現，法律和政治要發生沖突。

“沖突啊，這句話我覺得講的是很有道理……政治和法律是兩個不同的東西，但是最后法律是不能夠躲避政治，逃避不了。與其逃避不開，終究要面對的現實，是這樣的。”江平說。

大約自1993年起，賀衛方開始頻繁聽到江平在各種場合談及合理的政治制度對法治的重要性，“他越來越突破了自己的一個狹窄的學科體系，慢慢走向一個憲法學家應該追求的一些方向。”賀衛方記得，江老師從那時起也越來越多地提醒他，說話要謹慎，講究策略，不要太尖銳，很多事情還是要在體制內去做。

在一些法律人看來，近些年的江平似乎有些太講究策略了。有人因此評價，他是民間眼中的保守派，官方眼中的激進派。人們認為江平似乎應該承擔得更多一點：如果法律本身就是惡法，如果制度本身的合理性存疑，除了吶喊之外，難道不能再多做一點什么嗎？

85歲的老先生坦蕩大笑：“這個當然，我現在就是這么個形象。我承認，我沒有勇氣，我也沒有這么個膽量再來做生死搏斗，不可能，我沒有。我只是在這個制度下來大聲吶喊，我有一本書就是《我所能做的就是吶喊》，我就是這樣。”

2007年，在“重慶最牛釘子戶”事件當中，江平在一次采訪時表示支持法院的判決，私權有時要讓位于公共利益，受到輿論的猛烈攻擊。有人問他，你是站在弱勢的一方還是站在公權力的一方？江平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