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的轉折點文化研究四十年理查·霍加特訪談錄

ics：如果我們現(xiàn)在在圖書大樓、圖書館和托拉斯基地，我們可以問你的文化知識。這個術語在你著名的作品《文化知識的用途》的書名中出現(xiàn),文化研究的歷史上提出關于文化知識與現(xiàn)代傳媒之間關系的問題,你是功不可沒。你目前對文化知識的興趣是什么?霍加特:我覺得英國現(xiàn)在的文化知識狀況恰好很不妙。不是我一個人,而是有很多人這樣說。你知道這個數(shù)目,大約七分之一的成人在某種程度上是半文盲,比如,他們看不懂一張公共汽車時刻表。情況很糟糕。現(xiàn)在有一些希望,因為新的勞動黨政府宣布把教育放在首位,但是談何容易。托利黨政府有一項工作就是盯住職業(yè)教育,因而我們有了“基本文化”、“功能性文化”、“基礎文化”以及“職業(yè)文化”本身。但是,不管人們會不會說:“哦,他又在嘮叨了”,我仍要喋喋不休地說明的是:如果你把人只培養(yǎng)到掌握這些基本知識所需的水平,那你只是生產(chǎn)了一個能夠受愚弄的社會。不鼓勵人們具有批判意識,不給予人們一種批判性的文化知識,而實際給予他們的文化僅夠讓他們填寫足球贈券和彩票賭券,閱讀《太陽報》等。在民主中,首先是商業(yè)民主中,這種情形是不能令人滿意的。所以我一直反復強調(diào)這一點。這扇門仍然未開。人們看起來有點不對勁,似乎你對大多數(shù)人要求過高了,其實不然。ICS:你認為是否存在另一種使人們對大眾傳媒進行批判的文化知識嗎?有沒有一種如“傳媒文化知識”的東西?霍加特:我不會使用那個詞。“批判的文化知識”意味要豐富得多。它意味著學會使思想銳利,更仔細地觀察社會,提出疑問。我的小兒子在渥維奇繼續(xù)教育學院工作,講授英國文學和文化研究,是個兢兢業(yè)業(yè)的老師。學生們都十八九歲,許多是黑人。他做了一個能說明我觀點的簡單的觀察。他注意到學生們走進教室時,大都帶了一個大音響。所以他買了最近一期《Which》(消費指南)雜志,是對大音響的調(diào)查。這期雜志提供了關于音質、外型、音量等信息,上面還有圖表。他給每個學生一份復印件,說:“好好看看,我會對你們想知道的都進行解釋”。他們以前從未看到圖表,也從未想過比較商品質量。他們僅僅是跟同伴趕時髦,并非出于壓力,而是隨波逐流。要不就是聽從廣告,或看櫥窗而動心。所以這種教育是一種啟示,在一個到處都是巧舌如簧的公關人員的社會,你可以做決定。一個男孩站起來說:“見鬼,我受騙了。”這就是活生生的批判性文化知識,它剛剛開始。ICS:在你最近的著作《我們現(xiàn)在的生活方式》中,你對近來眾多文化討論,包括文化研究中被你稱為相對主義的觀點抱批評態(tài)度。但你的著作中最為著名的一點是堅持按自己的主張來判斷文化形式。在你剛舉出的例子中,教學策略之所以起作用是因為對孩子們的“大音響”文化的尊重。在《文化知識的用途》中,你以相似的方式提出工人階級的文化因素應該受到應有的尊重。你如何在這一點與相對主義的批評之間進行平衡。霍加特:這似乎存在著一個悖論,它僅僅似乎是無奈,其實它值得深究。當我開始寫作《文化知識的用途》時,我受F·R·利維斯與Q·D·利維斯的影響很深。我從寫一本書開始,這本書用作成人教育教師的入門書,涉及報紙、通俗小說等(還沒有電視)。我的確寫了那些章節(jié),但越寫越難受,特別是寫到Q·D·利維斯《小說與閱讀群》時。她機智地談論通俗小說,但通俗小說總是離她遠遠的,好像她的鼻子上頂了一根撐碟桿,所以我對此書不滿意。隨后我開始描述我已熟知的工人階級及其階級文化的背景。那成了我這本書的前半部。所以,這本書的第二部分才是開頭,前半只是容納這些事情的背景。許多人沒有注意到其中的連接,盡管它們確實存在。你知道如果你來自我的背景,你一定會覺得分裂。一面是你在有著自己的禮儀的人民撫育下的背景里你所知道的價值(我知道我的祖母的確有著這樣的禮儀),另一面是你已經(jīng)熟悉的世界。也許很過分,你不想以施恩者的形象示人,你想更好地理解他們。所以我想在《文化知識的用途》中避免兩點。一是把無產(chǎn)階級文化貶得一無是處,低劣或者粗糙;二是濫情的接受,這同樣很糟糕。也就是說,我認為,在工人階級文化和英國智慧與想象的最偉大成就之間存在著區(qū)別。人們不忘記那些大成就,它們太重要了。一些文化研究者在這兒用的計策是說:“它在它那一類中是好的”,“在它自己的方式上,它是好的”,“不管怎樣,請不要貶低它”。那有點像借口,比如,你可以說,J·阿契爾的小說在它那類里算好的,《太陽報》在“它那一類是好的”,諸如此類。如果你愿意,你可以那樣說,但你實在需要另一個詞來代替“好”。你可以說J·阿契爾的小說,以它們的方式,是“有效的”。人們不會無緣無故地買他的書,其中必有道理。阿契爾的作品有一些特質:節(jié)奏、懸念、激動等等。他是個糟透了的作家。他的散文體是令人驚異的——不會塑造人物,不會描繪景物,文中沒有任何有深度的構造。他所制作的只是光滑、簡潔、虛假的產(chǎn)品,就像代用牛奶一樣,但如果因為“它在這一類中算好”就不能批評或辨析,那就是一種思想混亂。在幾乎所有才能之上,我們應當重視的重要才能是從喬叟起,通過語言表達非凡想象的力量。當你想一想20世紀,如果像我們現(xiàn)在這樣包括了愛爾蘭,這種想象力量并未消褪很多。我曾寫過一篇文章《活的和死的藝術》,說的是如果你看許多通俗文化,其中一些有一種你可以認同的生命——甲殼蟲的鼎盛期就有,一些卡通作者也一樣。——但許許多多一點生命也沒有,盡管它賣了成千上萬。它僅僅是英國廣播公司所稱的公式化作品(BBC現(xiàn)在大量生產(chǎn))。那種通俗文化值得研究——我們在伯明翰中心總是這樣說,因為它是典型的。不是在道德的意義上,而是在作為文化本質的一個樣板的意義上。但是你會問:那喬治·艾略特的《米德爾馬奇》和簡·奧斯丁的《愛瑪》怎么樣?難道這種通俗作品和《愛瑪》一樣值得研究嗎?答案是否定的,它有它的意義,可以進行分析,但在最好的小說中,其分析類型有著全然不同的維度,其人物和社會的深度以及你所發(fā)現(xiàn)的力量也大相徑庭。ICS:難道您不覺得在其他形式的文化產(chǎn)品中也能發(fā)現(xiàn)這些特質嗎?有好的文學作品,比如您剛才提到的小說。但大部分文學作品不是這樣的,它們是公式化的,類型化的,文學在這方面與電視或大眾新聞出版業(yè)有何不同?將文學提高到其他文化形式之上是不是一個錯誤?霍加特:公式化的寫作與公式化的電視是兄弟。創(chuàng)造性文學位居兩者之上。我想你似乎可以從區(qū)分其固有的本性開始。文學是特別孤立的,它始于人們以手握筆坐下,并試圖決定他們的表達。文學是對存在著的誠實最特別的考驗。當你與人交談時,你總是捏造、防御、修飾、潤滑。但一旦你坐下來寫作,即使你是一個嗜血如狂的騙子,你也會受制于一種對你自己以及你的經(jīng)驗保持誠實的內(nèi)心需求。文學很難、很難,充滿挑戰(zhàn),又非常有價值。電視的性質由它的投資方式等決定的,不論它是用來撫慰,或是支持政府和廣告商,在大多數(shù)時候,它是一種工業(yè)和一個集體的工作。現(xiàn)在我認為你不能真正單單研究電視,說什么:“那是電視。”英國電視的迷人之處在于它是混合的,有一些公共服務,也有一些商業(yè)制作。我覺得本世紀英國我們最明智的想法是幾乎偶然創(chuàng)造的廣播中的公眾服務觀念,這真正是非同小可。它不是必須發(fā)生,卻已為民造福。由于英國電視的這種情形,它仍有“氣孔”,富有創(chuàng)造力的人們發(fā)覺自己為它所吸引,他們有時決定用它去接近巨大的受眾,它的極盛狀態(tài)可與19世紀的狄更斯媲美。現(xiàn)在英國電視的精華不是有多少偉大的抱負,而是認為電視非常重要這一觀念本身。它不僅僅是廣告商的美餐,所以你們有一整套的杰出人才為它寫作,而且喜歡為它,而不是為小說和舞臺劇寫作。舉《東區(qū)》為例,它的杰出之處在于它敏銳地表達棘手的問題,不是標準肥皂劇的主題,而是同性戀、毒品和亂倫。它們本不必這樣做,如果不這樣,興許會贏得更多觀眾。在所有的肥皂劇中最糟糕的當屬《鄰居》,但所有十三歲的孩子,以我的孫女為例,卻喜歡它。我的意思是你不能說“電視”是這是那,似乎它就是一個東西,你必須看它如何建立、如何獲利,它的目標受眾是誰?是否把“氣孔”打開。英國電視在其最好的狀態(tài)下,在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做到了這一點,并仍在這樣做。ICS:批判意識和批判性文化知識的問題無疑與我們在文化研究中對作品讀者的預期問題有關。在你的著作里,你試圖對什么樣的讀者言說?霍加特:在我腦海里,我總是把聰明的非專業(yè)讀者,而不是專業(yè)讀者作為我的受眾。約翰遜有一句話:“我為與普通讀者共鳴而欣悅。”英國人——多半來自劍橋和牛津,有時候問我:“你總想喚起認同的‘我們’指的是誰?”問得好!那邊有個閱讀群,一定程度上是我的希望,但這也是事實。每月至少有一次,我會收到打印的自傳,多半來自工人階級,要求我給予評論。我也收到很多信件,可能每月有兩三次,說出“我讀了你的文章,很喜歡,我想告訴你我的生活就是那樣”之類。所以我仍然堅持認為有一個非專業(yè)的讀者群。如果你看所有的出版商的護封廣告——讀者都在找暢銷書,你不會想到這個讀者群。ICS:你想過在國際上有一個讀者群嗎?你對跨國界閱讀感興趣嗎?霍加特:對!牛津大學出版社在美國出版了《文化知識的用途》,過了幾年,又出讓了版權。后被位于Rutgers大學以社會學見長的Transaction出版社接手。最近又版,同時刊印的還有我的三卷本《生活與時代》以及《我們現(xiàn)在的生活方式》。但最有趣的事情是在法國。法國很早就以《窮人的文化》出版,書名的翻譯本身非常有意思。讓·克勞德·巴色洪(Tean-ClaudePasseron)寫了前言。巴色洪是一個年輕的社會學家,在其他地方都與皮埃爾·布爾迪厄合作著書。法文版前言在伯明翰中心被譯成英文,非常有趣。巴色洪說:“法國有許多理論,但英國能展示給我們的一點是你應當如何去看事物、去感覺、去聞它們,它們是非常現(xiàn)象學的。”從法國來的信息是迷人的。巴黎第十三大學有一個英國風味十足的有影響力的文化研究系,還有許多其他的文化研究系。許多伯明翰中心的學生來自國外。丹麥人很強,斯堪的納維亞人、澳大利亞人、巴西人,真是來源廣泛。我現(xiàn)在正在談的是起源于伯明翰中心的文化研究的發(fā)展,不過,有趣的是詹姆斯·哈羅蘭(JamesHalloran)上星期送給我一篇詹姆斯·卡雷(JamesCarey)的長文,他談論文化研究,可幾乎全是美國式的。至今我沒有看到與我們有關的文章。這讓你意識到,考察文化研究的起源有不同的方法。當然,在美國有另外一些人在中心待過,其中著名的有L·格羅斯伯格(LarryGrossberg)。他是個很不錯的人。他編輯的那本《文化研究》讀起來真是吃力。就是這樣,恐怕他不是惟一使用抽象語言的人。ICS:提到伯明翰中心,您能不能談談您是怎樣把它建立起來的?在60年代的大學,為文化研究贏得一席之地是不是很難?霍加特:文化研究在當時的英國大學中處境不佳。我被任命為伯明翰大學英語系的教授。我是第二位,第一位是個莎士比亞專家。當我接受任職時,我告訴副校長,我想成立一個新的中心,并不在如現(xiàn)代詩歌這樣的一般文學領域接受研究生。他說:“行,你說了算!可以做你想做的。”不過,我們從下一屆副校長開始有了一些麻煩。他從一開始就對中心很懷疑。我和其他幾個教授想盡辦法把愛德華·伯伊勒(EdwardBoyle)請到大學來做副校長。他是前國務大臣,優(yōu)雅誠實的官員,是個出色的人。他是托利黨人中的翹楚,讓你覺得托利黨中還有好人。但是大學不接受他,而選擇了一個大名鼎鼎的醫(yī)學教授。這個人反對中心,部分是因為他認定中心煽動了1968年相當劇烈的沖突。在學生示威期間,沖突竟釀成近4000人到市府前大集會。這位副校長本已躲起來,竟被說服來到市府前,說明他的身份,表示他不能接受當時局面。這太可怕了。過一會兒我受不了了,站起來說:“明說了吧,你讓他們比以前更不滿意。”立刻引起一片贊同。他在眾目睽睽之下離開,說道:“霍加特在我背后刺了一刀。”我一離開中心,他就試圖“整頓”中心。有人勸他,必須有一個國家委員會來整頓。所以,他在自由黨的約·克里蒙德(JoGrimond)的領導下建立了一個,里面有阿薩·布瑞格斯(AsaBriggs)和許多其他人。他們坐在那兒仔細考慮,最后表了態(tài),說雖然中心作為一個機構是新的,但其水平卻很高,不僅應當繼續(xù)存在,而且還應當保持特色。我記得好像他們有兩點批評,我都同意。一是中心學生在他們的論文里太喜歡用抽象的多音節(jié)的復雜語言;另外一點是中心的許多研究生論文都是集體寫作。委員會理解他們這樣做的道理,但又認為如果是第一次進入研究生的研究,獨立工作非常重要。當然,你可以與人討論,但這是你的論文。我覺得這些都是不容置疑的,但中心出色地通過了考核,所以,沒辦法將它關閉。另一個英語系的教授當時也提出了幾點意見,我并沒有去了解,但覺得他是嫉妒。我發(fā)覺他對“霍加特的小型全套裝備”頗有微辭。高級議事廳總是有些牢騷。有人已經(jīng)提到我們擬開設的學位,這位老兄說:“哦,真是價廉物美。”我回去告訴斯圖亞特·霍爾,他和我決定只授予碩士學位,直到我們的聲譽已建立起來并達到無可爭議的水平。剛開始的兩三年有點難,我們著手的第一件事就是保證我們有外來顧問,不只是像雷蒙德·威廉斯一樣“和我們在一起”的人,還有其他。格拉姆·哈夫(GrahamHough)是早期的一位,他思想敏銳,非常智慧。哈夫認為他指導的論文很好,直接推薦給了他的出版商。到那時,我們知道可以授予博士學位了。但正如我所說的,上述三位為使我們的水平達到合格付出了代價。ICS:中心發(fā)生了一次全面轉向,當你在任時,這次轉向可能已經(jīng)開始,70年代的著作可以表現(xiàn)得更明顯。批判性著作開始特別關注社會結構的性質以及轉變它們的可能性。你怎樣看待批判性文化和政治行動的關系。霍加特:兩者互相作用,否則就會改變性質。也就是說,剛才談到的:批判性文化知識和知識分子的想象力應為行動提供養(yǎng)料,否則行動將會失去它的目標,降低它的品格。斯圖亞特的理論思想比我強,或者會比我強,但我們在一起工作了六年半,就像工人階級家庭所說的,不需要“猜字謎”。我1970年1月去了巴黎,從那時開始就一頭扎在那,因為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的生活太操心了。所以中心確實離開了我的生活。但斯圖亞特把文件送給我看。斯圖亞特可謂為集體生活而工作的偉人。他常與那兒的所有學生開會。總有些各種難以收場的局面,斯圖亞特總能巧妙處理。一次會議記錄上有這樣一句話:“你已經(jīng)看清了,我們現(xiàn)在是一個‘紅色組織’,不能再和霍加特、馬修·阿諾德式的文化傳統(tǒng)有什么關系了。”太好了!從某種角度,這個學生正在指出我離開前所走的道路。中心變得更政治化,也更理論化了。ICS:你那時認為文化研究的轉向是錯誤的嗎?有些早期的承諾是否已失落?正在世界傳授的文化研究確實從70年代的伯明翰借鑒了它的政治維度和多音節(jié)的言說方式。它對您在《文化知識的用途》中所描寫的想象問題和那種社會民主可能性也許不太感興趣。霍加特:基本上是這樣。但我不認為這有什么遺憾。似乎在你死后,在你已經(jīng)離開的時候,你不能控制它。所以我沒有絲毫憤怒,變化不可避免。斯圖亞特更理論化,他有充足的權利這樣。斯圖亞特以左派理論家聲名遠揚,所以人們紛至沓來。我在伯明翰的時候,經(jīng)常討論方法的不同。阿蘭·沙特渥斯(AlanShuttleworth)有一篇有趣的論文。沙特渥斯受萊斯特(Leicester)中心的詹姆斯·哈羅蘭資助。哈羅蘭中心得到許多錢研究電視。哈羅蘭被中心的工作所吸引。他是一個直率的社會學家。于是,有一天他說:“我要給你一筆資金。”夠一個人用一年。阿蘭·沙特渥斯放棄曼徹斯特的職業(yè),來和我們一起工作。他是斯圖亞特的密友。我從巴黎工作那些年回來后,收到他的一封信,很感人。我們經(jīng)常拿出葉芝的一首很難的詩,并用三小時研究。這對他是一種啟發(fā)。當我們讓他這樣研究時,他說他豁然開朗。我在中心時,讓他寫了一篇文章。這是一篇關于文學想象力與社會學想象力之間差異的精彩、重要的論文。ICS:這個問題仍然存在。《國際文化研究》不太清楚在這么多年之后如何協(xié)調(diào)兩者關系。有些人是受社會學訓練的,有些人是受文本批評訓練的。出版商Sage非常傾向于社會科學。他們對文化研究很感興趣,但他們的觀點受出版項目的重心所影響。所以文學想象力和社會想象力的問題依然存在。霍加特:我想沙特渥斯的文章值得重新發(fā)現(xiàn)。ICS:“文學的”與“社會學的”差異也會是你和斯圖亞特·霍爾之間的差異,對不對?斯圖亞特更強調(diào)社會,而你依然強調(diào)文學方面,對嗎?霍加特:不存在摩擦,我們僅僅是不同。斯圖亞特肯定更有影響,我是英語系的教授,我有一個行政職位,系里也有課,大學委員會一星期有16小時的工作。所以我的時間少多了。斯圖亞特也在中心,并相當適合在中心。我參加研討會,除非委員會有事。但斯圖亞特總是參加研討會。所以,他的影響很大。他智力水平很高,這一點沒問題。ICS:對于發(fā)生在70年代的轉向,一個獨特的視角可能要問一個更一般性的問題,為什么那么多人覺得有必要離開英國的知識傳統(tǒng),從歐洲,尤其是法國借來資源?您想過這是如何發(fā)生的嗎?霍加特:這是個有趣的問題。大學英語系一百年來一直覺得不自在。他們總感覺這個科目應該有一些“扎實的東西”。首先,通過把扎實的東西摻入盎格魯·薩克遜語言,賦予了這個科目以扎實的東西。他們害怕覺得英語系是個軟性專業(yè)。他們總是希望有一種正當性,以免被人看作一種濫情的炫耀——奎勒·科奇(QuillerCouch)之流的可怕陰魂。所以他們努力地發(fā)現(xiàn)這個專業(yè)是強健有力的。我沒有那樣做。我直到很晚才對所謂當代文化理論感興趣。這似乎是因為我想將我的工人階級經(jīng)驗和背景與學術經(jīng)驗和背景結合起來。雷蒙德·威廉斯的偉大洞見之一——確實是一個好的洞見——就是說,你建立一個商會或者工人俱樂部和創(chuàng)作文學是同樣有創(chuàng)造性的。那便是你們的方式。你們不用語言,這很好。ICS:你前面似乎提到中心在70年代變得更政治化了,換句話,可以說它轉向了另一種形式的政治。在你兩本文集《對話》(Speakingeachother)中,你的民主政治的概念是一個能夠對自己談論重要事情的社會。但是在另一視野中的文化研究卻常有暗示:此前需要有結構性變化。而且我們首先應當注意這種變化。霍加特:我完全反對。我認為一切都必須從我的老朋友奧利佛·威利(OliverWhitley)所說的“社會自身的爭論”開始。所以,許多人認為必須隨社會規(guī)劃而動,我卻以為那些說這些話的人站在“淺腹地”,它沒有充足的基礎。所以,我一直不停地表達己見,而且,我并不孤單。先思想、再規(guī)劃,置換并轉化布萊希特。ICS:你自己在為公共政策設計增強“質地”(texture)方面,頗有經(jīng)驗。你是Pilkington委員會委員,又加入英國廣播界,還在藝術院任職,你的工作以有趣的方式聯(lián)系到最近關于文化研究更多介入政策工作的號召。你如何看待政策與文化研究間的關系?霍加特:在我正在寫作的書中,有一章是關于知識分子義務的。我沒有采用這種措辭。因為這聽起來自命不凡,但我確實對尤其是法國人自然感覺到自己在介入政策而英國人卻沒有這種感覺這兩個不同方式之間進行了辨析。法國人在這一點上有一點出色,比如由薩特領頭行進在圣馬可大街,但他們在做一個承諾。英國知識分子傾向于互相交談。如果他們介入了政治,很可能是關于智利人是否進了牢獄,而不是曼徹斯特或波格賽德發(fā)生了什么。近兩三年來我讀到的最發(fā)人深省的書是尼克·丹茲格(NickDanziger)的《走向邊緣》(AJourneytotheEdge),涉及英國下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