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沖突與冷戰后國際政治秩序的建構

邊界顯然非常重要，但尊重和認可的邊界也非常重要。沒有界限,我們將手足無措,就不知道自競是誰、在哪兒或屬于哪兒。建立和維持界限實際上是將文明和文明世界與混亂和野蠻狀態區分開來?？墒?界限不是固定不變的。在國際政治中,界限并沒有消失,而是得到重新解釋,一些舊的界限再次出現。當今世界,人們之間最重要的界限不是意識形態,也不是政治或經濟,而是文明。一個國家正面臨著一個重要的認同危機,而整個世界似乎也陷入了全球性認同危機(aglobalidentitycrisis)之中,人們仍按照傳統的方式,以祖先、宗教、語言、歷史、風俗、體制解釋自己,用文化集團、部落、民族集團、宗教社會、國家和最廣泛的標準——文明來區別身份。界限指的是文明的界限,民族國家仍然是國際事務中最主要和最強大的行為體,一個國家更可能認為威脅來自與自己的文化不同的國家而不是文化相似的國家。有共同文化的國家更可能相互理解和相互信任。全球政治格局正在以文化和文明為界限重新形成。這種發展趨勢有以下5個方面的特點:第一,全球政治是多極的和多文明的,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大約自公元1580年以來,全球政治經歷了兩個層次的變化,在1580-1980年的大約400年間,西方民族國家在西方文明內部組成了多極國際體系,它們相互影響、相互競爭、相互打仗,同時,它們也對外擴張、征服、搶奪殖民地或決定性地影響其他文明。接著,在冷戰時期,力量在“自由世界”與前蘇聯之間分裂,在爭奪世界主導權的斗爭中,后者利用西方的意識形態挑戰西方,這種沖突發生在欠發達的第三世界。后冷戰世界的情況更復雜。最主要的國家集團已從冷戰時期三個世界的分野轉變成為世界上7至8種主要的文明體,即:西方文明、東正教文明、中國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蘭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亨利·基辛格最近提出,21世紀的國際體系將至少包括六大力量,它們是:美國、歐洲、中國、日本、俄羅斯,可能還有印度。這六大力量屬于5種不同文明,也是5種不同文明中的核心或主導國家。另外,一些重要的穆斯林國家,由于其戰略位置、龐大的人口和豐富的石油資源,也影響著世界事務。現在,世界上8個人口最多的國家分別屬于8種文明,而世界上七大經濟國家分別屬于5種文明,到2020年,世界上五大經濟國家可能分別屬于5種不同文明。地區政治是種族政治,全球政治是文明政治,全球政治的確已經成為多極的和多文明的,超級大國之間的對抗已被文明之間的沖突所取代。第二,不同文明間的相對力量及其領導或核心國家正發生重大的轉變。幾個世紀以來,西方文明一直占據絕對主導地位,這種狀況在下個世紀初不會改變。然而,一些重要因素正發揮作用,改變著文明間的力量對比。一方面,西方經濟低迷不振,人口規模滯脹;另一方面,東亞社會經濟充滿了活力,穆斯林社會的人口也不斷增長,這些變化使后者(指東亞國家和穆斯林國家)對它們的價值觀信心倍增,并越來越藐視西方。多年來,西方人一直認為他們的文化具有普遍性。1996年在曼谷舉行的亞歐首腦會議可能是一個永久性的轉折點。會上,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蒂爾告訴他的歐洲同行,“歐洲的價值觀是歐洲的價值觀,亞洲的價值觀才具有普遍性”。另外,近幾十年來,在文化和政治上最重要的變化之一是伊斯蘭的興起,這股勢力風卷穆斯林世界。除伊朗外,每個穆斯林國家在對外形象、行為和制度上比15年前更加伊斯蘭化。伊斯蘭國家對伊斯蘭文化的重新崇奉(rededicationtoIslamicculture)意味著對西方文化的明確拒絕。第三,一般來說,具有不同文化的國家之間最可能是相互疏遠和冷淡的關系,也可能是高度敵視的關系。文明之間更可能是競爭性共處(competitivecoexistence)——冷戰和冷和平?！袄鋺稹币辉~是13世紀西班牙人在描述他們與穆斯林鄰國的關系時發明的,現在,這個世界可能就是一個充滿了許多“冷戰”的世界。世界政治最重要的軸心將是西方文明和其他文明的關系,西方試圖對其他社會施加影響,然而,其能力卻在不斷下降。文明的沖突具有或可能具有兩種暴力形式。最可能的一種是來自不同文明的地區集團之間的戰爭,在這些地區集團中人們相互直接交往造成了世界上無數的地區沖突,最危險的沖突形式是不同文明中的主要國家之間發生的核心國家戰爭(corestatewars)。未來不穩定的主要根源和戰爭的可能性來自伊斯蘭的復興和東亞社會——尤其是中國的興起,西方和這些挑戰性文明之間的關系可能是極其困難的。其中,美中關系可能是最危險的關系。那些立場搖擺不定的文明(theswingcivilizations)中的核心國家,如俄羅斯、印度和日本,如果與其中任何一方結盟的話,也將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第四,種族沖突顯然是普遍的。然而,只有涉及到不同文明間的種族集團時,種族沖突對世界和平才具有危險性。幾年前在索馬里發生的血腥部族屠殺對外界毫無影響,在盧旺達和布隆迪發生的部族沖突造成了災難性的結果,并擴散到扎伊爾、烏干達和坦桑尼亞,但沒有再向外擴散。而在巴爾干、外高加索、中亞、次大陸,更不用說在中東,所發生的地區戰爭中文明的血腥屠殺則是危險的,因為戰爭規模可能擴大,卷入國家也會更多。如在前南斯拉夫發生的文明戰爭中,歐洲與拉美的天主教國家大力支持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俄羅斯和希臘則對塞族提供物質、外交和軍事上的幫助,而伊斯蘭國家如伊朗、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馬來西亞則援助波斯尼亞穆斯林。為什么?這顯然不是權力政治、經濟利益、政治意識形態的原因,而是文化的密切關系(culturalaffinity)。1993年我在《外交季刊》(ForeignAffairs)發表的文章中使用的“伊斯蘭的血腥邊界”提的就是當今的事實,我在書中提供了大量數據來證明這一事實。另外,有跡象顯示伊斯蘭內部也是血腥的,因為穆斯林內部打仗比與其他文明間的沖突更為平常。當代穆斯林好戰的一個原因是自奧斯曼帝國衰落以來穆斯林內部缺少一個能實施領導、維持秩序、加強紀律的核心國家。第二個原因是穆斯林國家的高出生率,15歲到25歲的年輕人激增。歷史表明,當這個年齡層次的人占一個國家總人口的25%時,可能會引起不穩定和暴力。現在大多數穆斯林國家的情況就是這樣。人口學家預測,到下個世紀30年代,青年人激增的情況將從大多數穆斯林國家中消失,但在這期間,它將是穆斯林國家之間及其鄰國不穩定和暴力沖突的根源。第五,在文化和文明將人們分開的同時,文化的相似之處將人們帶到了一起,并促進了相互間的信任與合作,這有助于削弱或消除隔閡。在整個世界上,國家正沿著文化的界限在政治上重新分類。由意識形態統一起來而文化不同的國家已經分裂,如前蘇聯與前南斯拉夫。由意識形態分裂開來而文化相同的國家正走向統一,如德國已經統一,朝鮮、中國也會如此。人們和政府越來越多地談論超越國家邊界的文化共同體,如大塞爾維亞、大中華、大土耳其、大伊朗。由于通訊和交通的巨大發展,由文化統一起來的人們現在能夠保持聯系,分享他們的文化。如散居世界各地的猶太人在世界政治中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同樣,俄羅斯也正在使具有東正教傳統的國家團結到自己周圍。東亞地區經濟一體化,并不是以日本為中心的經濟一體化,而是扎根于中國和華人商界的經濟一體化,中國和華人商界主導著除日本和韓國之外的所有東亞國家的經濟。沒有任何地區比歐洲政治的文化重塑更令人眼花瞭亂的了?！拌F幕”作為政治的分界線存在了45年,現在,這條分界線東移了數百英里,西邊信奉基督教,東邊信奉伊斯蘭教或東正教。冷戰期間保持中立的奧地利、瑞典、芬蘭等文化上屬于西方的國家,正在以文化親緣關系(culturalkin)加入歐盟。波蘭、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國將要成為北約的成員國,并最終會加入歐盟。波羅的海前蘇聯共和國與西方中的文化親戚重新聯合了起來。在巴爾干地區,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和希臘自稱東正教的友好國家走到了一起,斯洛伐克和波斯尼亞正與西歐走向一體化。土耳其正在恢復與穆斯林國家的關系。在冷戰時期受到制約的希土之間的敵視關系再次激化。希臘與俄羅斯關系越來越密切,而土耳其試圖改善同伊郎和利比亞的關系。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和政治的分裂,正在被文化聯系和分裂所取代。那么,怎樣防止具有不同文明的地區集團之間的地區競爭和不同文明中的核心國家之間的對抗升級為文明間的全球性戰爭呢?首先,要承認和接受文化和文明因素正在塑造全球政治的事實。冷戰時期,世界秩序是兩個超級大國支配兩大集團和第三世界的產物,當今世界,全球性的混亂不僅可能而且可怕。普遍性的秩序是需要的,但很不現實。在這個越來越復雜和多樣化的世界上,秩序存在于文明內部和不同文明之間:要么在文明基礎上建立世界秩序,要么不建。文明中的核心國家取代了超級大國,而且成為文明之間建立秩序的源泉。我是在談“勢力范圍”,一個由核心國家領導或主導的世界是一個由不同勢力范圍組成的世界。在這個世界上,核心國家運用其影響力勢必受到同文化的約束。在這個意義上,文明像一個壯大了的家庭,像一個年長的成員一樣,文明中的核心或領導國家有時為其他成員提供指導或幫助,有時則強制實行限制措施。文化上的親緣關系給了核心國家的領導權以合法地位,同時對一個更強大的國家解決地區沖突、建立地區以及和其他文明中的核心國家談判,解決文明間沖突的能力來講是至關重要的。其次,按照這種關系,承認和尊重文明的意義非常關鍵。這是因為大國戰爭的唯一最可能的根源是一種文明中的國家對另一種文明中發生的軍事沖突進行的干預。為促進文明內沖突的和平解決,就應遵守“棄權原則”(abstentionrule)。除非涉及重大的國家利益,否則不要干預其他文明中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