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與秩序的追求中國的世界秩序理念與國際責任

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世界的外觀會發生改變。在這樣的背景下,國際社會有認識中國特性的需求,希望中國發揮積極的大國作用。中國人也在審視自己的傳統與特性,思考自己的世界角色與發展策略。為此,探討中國的世界秩序理念,以及中國在承擔國際責任方面面臨的問題與挑戰,就具有了時代的重要性。一、新的外部環境與人們的未來走向中國對于世界秩序的想法,現在還不是很明確,因為今天的中國本身處在一個變遷的過程中,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還沒有完成,中國在國際上的身份與地位還沒有真正定型。人們之所以對中國的世界秩序理念感興趣,除了中國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以外,還因為覺得中國可能跟別的大國不一樣,是一個有中國特色的大國。但這個“特色”到底在什么地方,特別是這個特色在中國的對外政策中將怎么體現,會體現在何處,還不是十分清晰。關于中國未來的走向,如中國追求一種什么樣的理想國際秩序,隨著實力的上升,中國如何將理想的國際秩序變為現實,人們還感到一定的困惑。在這樣的背景下,人們想知道中國的崛起能給世界帶來什么新的東西。從某種意義上說,人們是帶著“中國會與別的國家不一樣”這樣一種預設進入這個話題的。這里所說的中國的不一樣,不是因為面臨的外部環境不同造成的,而是一種內在的不一樣。即在同樣的環境、同樣的外部約束條件下,中國會做不同的事情,這時,人們才覺得有進行專門研究的價值。否則,人們不用專門研究中國,只要把研究重點放在外部環境的變化上就行了。由于中國改革開放、進行現代化建設的歷史還不長,加上中國處在轉型的過程中,因此,對中國世界秩序理念的研究,可能還是要從歷史中找線索,以發現一些具有穩定性、持續性的因素。關于中國對世界秩序的觀念,目前學術界還沒有形成共識,對該問題還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不過,可以大致歸納出以下一些方面,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基礎。1.中國的“夜不閉戶”對于穩定與秩序的追求,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一個突出的現象。張德勝認為,中國自秦始皇統一天下以來的文化發展,線索雖多,但大體上是沿著“秩序”這條主脈而鋪開,并認為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著一個“秩序情結”。追求秩序和躲避動亂是中國一個突出的文化取向,這一點,已經深嵌于中國人的效用函數之中。中國人歷史上認為最好的政治是“國泰民安”,它所能達到的最高境界是“天下大同”。按照《禮記·禮運》的描述,“大同”社會的特點是: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這一段不長的經典論述,體現出中國秩序觀的許多深層內容。突出的一點是,在“大同”的理想社會中,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并不是很高,它追求的并不是物質財富的極大豐富,而不過是所有人“皆有所養”。也就是說,大家都能吃飽飯,安心過日子,就已經很好了。相反,在物質財富之外,它著力強調了社會秩序的方面,除了“男有分,女有歸”之外,“盜竊亂賊而不作”也被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這里面有一個很有特色的指標:“外戶而不閉”,即出外不用關家門。這在西方政治中很少被作為一個具有現實意義的指標來對待。但在中國古代,能做到“夜不閉戶,路不拾遺”,是政治清明的一個重要而明確的體現。史載,唐太宗貞觀時期(627-649年),“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商旅野宿”,這在中國古代政治中,幾乎可以說是達到一種登峰造極的地步了。中國政治對秩序的強調,同時反映了中國人(有時可以通過加總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中國政府的政治態度中)效用函數的一個特點,即對風險的規避。用經濟學的話來說,中國人的效用函數是高度“風險厭惡”(RiskAversion)型的。雖然也許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是風險厭惡型的,但中國人可能比很多其他國家的人更不喜歡風險,有著更強的風險回避的傾向。在夜不閉戶的說法背后體現的是一種高度安全感的實現。對夜不閉戶的強調與追求,反映的是對這一高度安全狀態的重視,以及對不確定性和風險狀態的回避。高度的風險厭惡,在大同社會這一理想社會模型構想中的反映,表現在它對于積極的物質追求方面說得不多,且目標定得很低,而對于“盜竊亂賊不作”,“外戶而不閉”,這些對負面狀況的規避方面的內容卻給予相當程度的強調。在《桃花源記》中所描寫的“世外桃源”,體現了很多中國人的向往。從實質上看,“桃花源”吸引人的地方不在于其富足,而在于其沒有戰亂、生活平實、和諧有序,所謂“黃發垂髫,并怡然自樂”。不在于里面的人生活過得有多富,而在于其煩惱少。即使在今天,中國政治中的一個突出標志物是“天安門”,“天”和“安”兩個字放在一起,希望“世界和諧”、“天下平安”的傾向也表現得頗為明確。有人說中國古代政治是“儒表法里”,表面上是儒家的一套,背后還有法家的一套。這種說法有其現實基礎。但另一方面,儒家和法家在春秋戰國時候的提出,都是針對兩個時代問題:一個是如何使天下混亂的局面恢復秩序,一個是如何富國強兵。只是他們在何為實現這兩個目標的最佳手段的看法上存在重大分歧。我們現在說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我們也可以說,恢復秩序和實現發展是那個時代的主題,而且,總體上秩序的重要性排在發展之前。孔子是中華文化中的核心學說儒家學派的創始人,被后世統治者尊為至圣先師、萬世師表。在某些時期,他甚至被推崇到比君王更高的地位。但孔子對富國強兵不太感興趣,對于重建社會秩序則鍥而不舍。他談富強之道,總走不出治與亂的大框架,認為只要大家講禮儀了,有秩序了,就自然國富民強了。這個觀點推到極致,就是后來孟子說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于掌”。也就是說,只要大家都尊老愛幼,推己及人,統一天下就像在手掌心里轉東西那樣容易。有一次,有人問孔子,“子奚不為政?”說你怎么不從政呢?孔子的回答很有代表性,他說,“‘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在孔子看來,你只要在家行孝、與兄弟友愛,這實質上已經是在從政了,不一定非要當官、當政治家才是在從政。把這樣的觀點推廣到今天的國際社會,就認為,只要每個國家都致力于建設和諧社會、實行科學發展觀,不無理欺負別的國家,就已經是在從事國際政治活動了。從現代政治學的角度來看,儒家的這套觀點中不切實際的內容很多,但它卻能經過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而“定于一尊”,在諸子百家的競爭中脫穎而出,并在后來長時期成為國家意識形態,有人認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儒家以建立秩序為終極關懷。也就是說,它作為一個理論的指向,與中國人的偏好有基本的契合。在儒家成為國家意識形態以后,它也逐漸成為中國人理解事物、指導行為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從而對中國人的思考方式、思考方向產生一種路徑依賴的效果。儒家思想的制度化、社會化所帶來的客觀效果,使穩定與秩序在中國人的偏好函數中處于一個非常高端的位置。可以說,孔孟的這些想法,影響了非常大的一批人。宋朝的時候,蘇軾曾經給皇帝上書說:“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乎強與弱;……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于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富且強,不救于短而亡。”在蘇軾看來,如果我們強調道德建設,而不搞經濟建設,雖然經濟不發達,國家不強大,卻可以長時間生存。如果不抓道德建設,狠抓經濟和國防建設,雖然國家富有和強大,卻會“短而亡”。顯然,蘇軾在這里提出了兩種選擇,一是“貧弱但長存”,二是“富強卻短暫”,在這兩者中,他明確地選擇了前者。值得注意的是,這種觀點是蘇軾寫給皇帝看的,體現的是他嚴肅認真的想法,反映的是他真實的偏好選擇。有意思的是,宋朝(包括北宋與南宋)在某種意義上確實實踐了蘇軾所說的“貧弱而長存”,是中國歷史上壽命最長的朝代之一。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王朝清朝,在鴉片戰爭后,面臨深重的內憂外患,以及來自西方殖民體系的強勁挑戰,還頑強地堅持了70年,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這種頑強的生命力,或許也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特色。直到今天,這樣一種思維路徑的影響依然很明顯,我們所說的“改革、發展與穩定”的關系,從里面還是可以看到孔子關于秩序與發展的關系的那套邏輯,只是中間添加了“改革”這樣一個環節。前幾年,在學術界產生了很大影響的“天下體系”理論,對西方國際政治理論的批評,就是建立在認為現在的世界是一個亂世這一條之上。趙汀陽認為,當今世界的最大政治難題是:一個整體上無序的世界,一個暴力主導的世界。而西方國際理論對此無能為力,所以要提出批判,這與孔子的想法可以說是如出一轍,而試圖用一個理論框架重建世界秩序,也就成為趙版“天下體系”的終極關懷。對秩序的追求和對混亂的回避,同樣體現在“和諧世界”的提法中。從概念上說,“和諧”本身內在地是一種有序狀態,它是一種大家相互保持寬容態度的、和平相處的秩序狀態。這種秩序是與沖突、不穩定狀態相對立的。2.實質上的不平等如前所述,中國世界理念的第一個特征,是把建立秩序或確立有序狀態置于效用函數中一個非常高的位置。并且在秩序與富強等其他目標發生沖突的時候,可能會優先選擇秩序。在這之后,產生的后續問題,一是中國要建立的是一種什么樣的秩序;二是用什么手段和方式建立這樣的秩序。儒家推崇的核心是秩序,但它推崇的不是任何秩序,而是認為等級秩序更為現實可行。同時,儒家贊賞的也不是任何等級秩序,而是一種特殊的等級秩序,即等級間和諧的秩序,是一種“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的關系。在這樣的秩序中,雖然客觀上有等級的分別,但在“信”、“義”、“親”等的作用下,能夠實現關系的和諧,人們各安其位,形成一種和諧的“序”。在這一秩序中,維護等級間關系的主要不是暴力(當然任何時候政治都必然要以一定的強制力為后盾),而是對社會規范的尊重。使社會規范發揮作用的方式,則是通過教化、社會化等方式,實現觀念的內化,并輔之以一定的外部激勵。對觀念的高度重視,是這種秩序模式的一大特色。在國際關系層面,朝貢體制是中國主導下的東亞地區等級秩序的典范,它是在中國總體上處于實力優勢地位的背景下實行的制度,這個制度不是在外部壓力下建立起來的,應該說它比較真實地反映了中國的偏好和行為模式。朝貢體制具有以下幾方面的特點:(1)它是一種松弛的等級秩序,它的等級性我們不用回避。這個等級秩序,在名義上的不平等比較明顯,但實質上的不平等很少,綜合起來看,實際上是一種比較平等的關系。具體地說,在名義上,中國與朝貢國的關系是不平等的,是有分別的;但在實際利益的分配與交換中,則比較平等,甚至對周邊國家常常有比較明顯的傾斜,這推動了一些周邊鄰國參與朝貢體制的積極性。朝貢體制并不以中國榨取其他國家的利益為特征。在政治上,中國對周邊國家的內部事務基本持一種不干涉的態度,周邊國家不覺得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安全上的威脅,反而常常覺得向中國朝貢有助于增強其在國內的合法性,有助于其政權的穩定和國家安全的實現。這方面比較明顯的例子是,明太祖朱元璋明確列出了十五個不征之國,他在《皇明祖訓》中說: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從總體上確立了一種以被動防御為主的周邊戰略,這一政策在明朝從總體上說比較好地得到了遵循。在經濟上,中國實行的是一種“厚往薄來”的政策,在這一政策下,朝貢國可以獲取巨大的經濟利益,以至于他們往往要求增加進貢的次數,增加進貢的人員數量。如康熙十七年(1678年),琉球使節要求進貢時增加接貢船一只,康熙帝同意了琉球方面的請求,從此琉球每次到清朝來的貿易貢船實數為三只,而且接貢船和貢船一樣,每次到來時也帶有大量貿易人員與貨物。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琉球使節又以“海闊人少,往來不便”為由,要求免除接貢船的關稅,并且將原定人數增加,康熙帝最后決定將琉球人數增加到二百人。相似的情況,在朝貢關系中屢見不鮮。與此相對照,當今世界的國際秩序,雖在名義上大家都是平等的主權國家,但實質上還是一種不平等的關系,且在這種關系模式下,利益沖突很多、很頻繁。(2)它是一種強制程度很低的地區秩序安排,中國只要周邊國家表面上接受中國的領導,對其他方面不是太關心。低強制性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這一秩序安排范圍內的強制程度很低,沒有多少實質性的內容。在朝貢體制下,中國對朝貢國總體上實行的是一種“懷柔”的政策,對屬國的內政絕少干涉。即使是對于像朝鮮、琉球這樣關系密切的國家,在王位的繼承這樣的大問題上,也歷來由它們自己作主,并不須看中國的眼色行事。中國對各邦國新君的“冊封”,僅僅是對既成事實的承認,并不意味著中國對其王位繼承有實質上的決定權。如琉球國王尚穆,即位于1735年,直到1756年才受乾隆皇帝的冊封。19世紀下半葉,當日本于明治維新后在朝鮮問題上野心初顯,并與中國進行外交交涉時,恭親王奕ue844等奏報與日使談判經過時指出:“臣等查朝鮮雖隸屬中國藩服,其本處一切政教禁令,向由該國自行專主,中國從不與聞。今日本國欲與朝鮮修好,亦當由朝鮮自行主持。”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到清朝重臣的認識與看法。在這樣的體制安排下,不存在中國在經濟上對朝貢國進行殖民掠奪的企圖,“厚往薄來”政策的目標是形成和平、穩定、有序的雙邊關系,維護一個相對穩定的周邊環境,在一定意義上也實現“守在四夷”的防御思想。在具體的政策執行時,中國更多地使用“軟性”的“柔化”政策,試圖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因此周煌在《琉球國志略》中評論清方封爵時說:“琉球越在重洋,圣天子授之王即以示尊寵,亦政不欲遙制之爾。”這種低強制性,反映出中國在處理與朝貢國關系時,在外交目標上的定位和需求很低,并沒有太多的東西需要完成。朝貢秩序低強制性的另一方面表現在,不把這種秩序安排強行向外做廣泛的推廣。這一秩序的擴展邏輯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即通過提高自身吸引力的方式,而不是強制的方式,把他國納入相應的國際秩序安排。孔子相信,只要本國堅持“道之以德”,就能引來他國的歸屬,實現“近者悅,遠者來”,“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二是基于一種“王者不治夷狄,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想法。中國主導下的東亞地區秩序安排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來去自由的。周邊的一些國家,即使進入了這一體系,也可以再離開。這是一個對周邊國家來說有著極大自由度的、彈性很強的秩序安排,它并不是一種憑借中國的實力優勢,把這些國家強行聚合在一起的地區秩序安排。這一安排背后的利益考慮與行為邏輯,在班固的一段話中表述得十分清楚: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圣王制御蠻夷之常道也。正是因為中國在這一秩序安排中追求的物質利益目標不高,主要在于形成一種穩定、有序的狀態,因此,才會有中國對于部分外國獻民獻土行為的謝絕,這種情況,一直到清朝時期都存在。雍正五年(1727年),蘇錄遣使入貢,并請求內附,清帝沒有答應。乾隆年間(1736-1795年),又發生了哈薩克阿布賚汗“情愿以哈薩克全部歸順”的事情,乾隆帝也加以拒絕。乾隆皇帝認為,哈薩克的行為雖然出于其自愿,但中國與周邊打交道的目的不過是“羈縻服屬”、“俾通聲教而已”,并不欲“郡縣其地,張官置吏”,因此加以拒絕。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六月,乾隆稱“若哈薩克、若布魯特,俾為外國而羈縻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豈其盡天所覆,至于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為我仆屬哉”。對外邦內附請求的拒絕,以及乾隆所說的“知足不辱,知止不殆”,體現了中國目標的有限性以及對外行為中高度的自我克制。中國在朝貢體系中體現出來的行為模式,與近代以來,歐洲席卷世界,把整個世界強行納入其體系,包括以炮艦打開中國、日本、朝鮮等東亞國家國門的做法大相徑庭,也與今天某些西方國家試圖在全世界強行推廣其制度形式和價值觀的做法形成了鮮明對照。(3)它也是一種制度化水平比較低的秩序安排。在朝貢秩序中,除了有很詳細的禮儀、儀式方面的規定,在政治、經濟、安全等方面的具體的機制、組織并不多。不像現在的國際體系,組織、機構、機制、章程、規范、條約非常多、非常復雜。朝貢體制與現在的類似商業契約關系的國家之間的條約體制在性質上存在著很大差異。從表現上看,在這個體系下,東亞地區的戰爭比歐洲少得多。總體上說,在古代國際關系體系下,東亞國家的生存更有保障。套用建構主義者的說法,“自己活也讓別人活”的國際體系的洛克文化,在亞洲可能更早就實際存在了。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處于實力優勢地位的東亞地區的傳統秩序,是一種息事寧人、大家之間相安無事就好的秩序,也是一種比較現實的秩序安排;是一種以中國的硬實力為基礎,但與今天相比更多地強調軟實力的地區秩序安排。在這一秩序安排下,優先強調的,是每個國家處理好自己的事情。儒家特別強調修身,所謂“為政以德”,“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在國際關系的意義上,國家的“修身”,就是各自處理好自己的內部事務,這是形成更高層面的有序狀態的重要基礎。二、“2”是中國履行國際責任、做負責任大國的一種“2.2”是儒家主義的“2.2”中國關于世界秩序、國際社會的觀念,對中國的國際責任觀會產生內在的影響。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國履行自身的國際責任、做負責任大國,就是儒家所說的“修身”在國際層面的一種實現。但今天中國面臨的國際環境與過去有很大不同,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的國際責任問題有了更大的復雜性,并面臨著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一)“負責任”:一個獨特的責任要有效地分析中國對國際責任的態度,首先需要區分兩種不同的責任,即作為道德規范的國際責任,和作為大國政治工具的國際責任。對于國際責任問題,當然可以而且也需要從法律、道義的角度來加以理解。應該說,這是國際責任的本義之所在。20世紀初,奧本海(LassaFrancisLawrenceOppenheim)等國際法學者把國際責任界定為國家對國際社會的不法行為而擔負的義務:“在國際法上,國家對于它的違反它的國際義務的行為承擔責任。這種責任是國家作為國際人格者的地位所附加的。……不遵守一項國際義務即構成國家的國際不法行為,引起該國的國際責任。”此外,人們也可以從國際社會共同利益的角度出發,尋找國際責任的依據。英國學派的代表人物赫德利·布爾(HedleyBull)從維護國際體系穩定的角度出發,認為大國之所以成為大國就是因為它們承擔了其負有的特殊國際責任,他認為大國有義務去促進國際平等、維護秩序和維持均勢等等。在他看來,僅有硬實力的強大,如納粹德國或拿破侖法國那樣,還不能稱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國。大國在國際社會中負有特殊的責任,是與其在國際社會中的重要性相稱的。布爾特別強調了國際秩序的重要性,在他看來,“所有國家都認為秩序最終是優先于正義的”,因此,大國“必須努力避免采取引人注目的破壞秩序的行為”。上述兩種意義上的責任,對中國來說都很容易理解和認同。但在把負責任概念與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行為相聯系的時候,還有一種另外的用法,即把“負責任”作為一個起著政治工具作用的話語來使用,使其成為對中國施壓的手段,這種用法顯然背離了負責任含義的初衷與責任概念的道德分析和法理分析。近幾年來,探討“中國作為負責任大國”或“中國的國際責任”問題時,人們往往難以回避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在紐約對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發表的演講。在這次演講中,佐利克提出中國應負起作為“利益相關者”的責任,強調中國在外交上面臨著很多“機會”,可以成為負責任的大國。如在朝鮮核問題,制止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伊朗核項目問題,以及與美國合作打擊全球恐怖主義等問題上,中國都可以有進一步發揮作用的空間。為此,他覺得需要敦促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負責任的利益攸關者。從其內容看,佐利克似乎是把美國給中國分派的一些任務,用中國所應該履行的“國際責任”的話語給重新包裝了一遍。在這個問題上,美國哈佛大學的江憶恩(AlastairIainJohnston)教授則遠為坦率得多。他指出,“在美國政策界,當人們稱這個或那個國家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時,他們通常是指這個國家是親美國的,或者說這個國家很少與美國發生分歧,并能通過國際機構來解決這些分歧”。并且,美國對“負責任”一詞的定義是非常模糊的,它通常是指一個國家遵守所謂的“游戲規則”,但另一方面,“美國政策界很少有人嘗試給什么是‘游戲規則’下定義”。顯然,“負責任”在界定上的這種模糊性是非常符合美國利益的,它使美國在評判他國行為時擁有高度的自由解釋的空間,從而可以在不同時期和在不同問題領域上更好地適應美國國家利益的需要。具體到中美關系中,這也顯著地增大了中國做“負責任”大國的難度。一方面美國認為“負責任”標準的制定權在其手中,另一方面,中國是一個快速發展的大國,并且被美國視為潛在的戰略競爭對手。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只要陷入美國的邏輯,就注定難以取得好的結果。兩種不同責任——即作為道德規范的國際責任和作為大國政治工具的國際責任——同時存在,而且其背后的邏輯和所要求的行為方式存在根本不同,這為一些國家把國際責任作為向中國施加壓力、謀取自身利益的手段提供了某種方便。由此造成的后果,是兩種責任往往混為一談。用博弈論的說法,就是形成了混同均衡。在實踐中,常常發生的情形是,對方表面上說你要從道義上負起責任,但一談到責任的具體內容,卻處處涉及的是國家利益考慮。這種情況對中國來說十分不利。當準備對國際社會負責任的時候,中國需要對這兩種責任做明確的區分,表明是要在第一個意義上負責任,而不是在第二個意義上負責任。這種區分的一個困難在于,即使中國努力把這兩者分開,美國以及其他一些西方國家也會努力把二者混為一談,因為混為一談是它們的利益之所在。它們要混同,中國要分離,這兩種努力都有其合理性。在一些西方國家試圖混同的情況下,中國更應該努力去分離二者。分離的一個作用在于,可以使中國更好地看清在國際責任問題上存在著的雙重標準,或者至少是存在著很不相同的標準。(二)“負責任大國”還是“國家利益”?負責任的標準,并不是可以完全孤立地脫離環境背景來談論的。在不同的環境和背景下,負責任所要求的行為方式可能會有重要的不同。《莊子·胠篋》中有一段對話:跖之徒問于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盜跖的回答,論述了盜賊的行為規范,實際上也是確立了他眼中盜賊的“負責任”標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是建立在“國際社會處于無政府狀態”這樣一個假設之上的。現實主義者強調國家為了權力與生存而斗爭,這一點始終沒有改變。國際社會從某種意義上說,還帶有一些“弱肉強食”的特征。今天的世界,仍然是戰爭與沖突不斷,每個稍微大一點的國家都保持著相當規模的軍備。當前國際體系中最強大的國家美國,雖然在經濟上面臨如此多的困難,其軍費開支卻仍然保持在超過6000億美元這一高得驚人的水平,而且這一開支甚至還在繼續增長。2010年12月17日,根據美國國會通過的2011財年的國防授權法案,包括戰爭撥款在內,美國國防預算總額將進一步達到7250億美元。這些事實可以反映關于美國偏好的很多真實內容。因此,當中國要負責任的時候,首先要看一下:這是一個什么樣的社會?這個社會的標準是什么,是由誰定的?在這樣的標準下,中國負責任的做法,是不是“費力不討好”,甚至是費盡全力也不可能得到好的結果?在負責任問題上,美國有美國的標準,歐洲有歐洲的標準,非洲有非洲的標準,中東國家有中東國家的標準,周邊國家有周邊國家的標準,這些標準相互之間都不一樣,甚至其中的某些內容相互沖突。如果我們試圖令所有國家感到滿意,或者即使是令其中的某一方感到高度滿意,實際上也是做不到的。在國際責任成為大國政治博弈工具的背景下,可能會面臨這樣一種情況,就是不管你做了什么,做了多少,美國或者西方國家都可以說你是不負責任的,因為它們的利益在于這么說。不斷地重復這樣的說法,是一種對其有利的行為策略。有學者認為,中國是不是負責任大國,這個標準不能由其他國家來定,而應該由中國自己來決定。例如,胡鍵認為,“西方大國是根據其國家利益來確定中國國際責任的”,為此,他提出,“在無政府的國際體系中,中國究竟要承擔什么樣的國際責任,不應該由西方大國來認定,而只能是中國根據自身能力和國家利益來確定”。在他看來,“國家利益是確定中國國際責任的根本依據”。這種說法的基本動機可以理解。顯然,由西方國家掌握確定一國是否“負責任”的標準,這沒有足夠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但負責任的標準,一般來說也不是由每個國家自己決定。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一個人是不是負責任者,這確實不是自己說是就行。而且,我們所說的做“負責任大國”,是要做一個被別人承認的“負責任大國”,而不是要做一個自說自話的“負責任大國”。即中國做負責任大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別人承認自己是負責任的,因此,這個標準不能完全由自己來決定。另外,也不能簡單地把國家利益作為判定是否負國際責任的依據。一般來說,負國際責任,總要在利益上有所損失。又要實現利益的最大化,又要盡國際責任,這兩個目標很難完全相容。由自己確定負責任大國標準的提法,只能看做是在標準任由別人制定的情況下,中國人的一種無奈的訴求。關于國際責任,也許確實可以產生一個客觀標準,但現在也確實并不存在一個公認的可操作的標準(特別是,美國并不希望有這樣一個清晰的標準)。在這樣的情況下,誰的嗓門大就是一個重要的優勢。但中國的嗓門顯然是不大,這就給中國造成了一個“責任陷阱”,并出現了一個兩難的局面,進入這個陷阱,或者不進這個陷阱,都有一定的代價,并不容易選擇。所以,有人說“中國責任論”是“中國威脅論”的變種,“中國威脅論”可以置之不理或者針鋒相對,“中國責任論”則由不得中國不回應,否則可能會落得個“敬酒不吃吃罰酒”的結果。(三)以“負責任大國”的形象來創造一個相對有利的國際環境任何一項國際行為,都有成本收益的問題。中國還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國家現代化的問題尚未獲得完全的解決。在這種情況下,讓中國在國際社會中做一個利他的行為體顯然并不現實。在自身能力有限,發展的環境還很復雜,面臨著很多外部挑戰和不確定性的情況下,對于做負責任大國做一個基本的成本收益分析,就成為很有必要的事情。國際責任的成本收益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其成本與國際環境高度相關。從這個角度出發,我們可以形成以下一些基本的認識:第一,與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相比,在險惡的國際環境下負責任,其成本要高很多,有時要高很多倍。這里的國際環境,既可以指國際大環境,也可以指一國面臨的小環境。如果一個國家在一戰前或者二戰前的歐洲,說要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冷戰時期,要做負責任大國,顯然也很難。第二,朋友多時,與朋友少時,負責任的成本不同。第三,別人信任你時,與別人不信任你時,負責任的成本也有很大的差別。別人對你的先入為主的印象,也是你負責任時必須面對的環境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第四,在有國際話語權和沒有國際話語權的情況下,負責任的成本有很大不同。要想以比較小的成本,讓人形成你是負責任大國的印象,這要以強大的軟實力和國際話語權為前提。如果國際話語權不足,即使做非常多的工作,付出非常大的代價,也可能不被認可為負責任國家。第五,有領土、領海爭端等國家間關系中的結構性矛盾時,與沒有這方面的爭端時,成本差異很大。負責任有時容易被別人理解為你會在談判中做一些讓步,會對自己的利益進行較高程度的克制,從而會對利益分配的方式產生影響。第六,當一國準備對國際社會負責任時,還要看有多少其他國家準備這樣做。如果大家都負責任,那么它做負責任國家的成本就會低很多;如果大家都不準備負責任,那么它做負責任國家的成本就會變得很高,其處境與囚徒困境博弈中的“笨蛋”(suckers)相似。其結果是,付出很高的成本,得不到好的結果,所得到的甚至可能是最差的結果。除上述一些方面以外,中國面臨的一個麻煩是,做負責任大國這個問題,與霸權國和崛起國之間天然難以處理的關系混合在一起。客觀地說,崛起國要做一個負責任大國,它面對的環境往往是不利的。如果霸主國要做負責任大國,就相對容易。在做負責任大國的成本與一國的實力之間,可能存在著一定的相關關系,當實力強大到一定程度后,負責任的成本可能下降,收益卻會上升;而在此之前,成本往往很大,收益可能很小。這里可能存在著一個轉折曲線,做負責任大國,也就相應地存在著一個時機問題。我們試圖以“負責任大國”的提法來營造一個相對有利的國際環境,特別是試圖化解霸權國對崛起國施加的壓力,這可能不太可行,因為其代價太大。做“負責任大國”和化解崛起壓力,這兩者并不在一個平行的邏輯機制上起作用。對霸權國來說,即使你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負責任國家,但你要挑戰它的霸主地位,這也是它無法接受、不能答應的。中國在負責任問題上,面臨的是戰略上相對孤立的國際環境,這種環境本身增大了負責任的成本。如果試圖通過負責任的方式來打破戰略孤立,其成本會變得極高。相對可行的是,試圖通過“負責任大國”的提法,及一些配套的做法,來表達自己善良的愿望,化解一些不必要的疑慮,減小對外關系中的一些阻力。從這個角度來說,這一提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