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小說中的海洋信息

從16世紀初到19世紀中葉，這是世界海洋經濟發展的時期。在這300多年間,盡管明清統治者堅守內陸中心的傳統觀念,在海洋政策上采取消極的限制措施,甚至頒行嚴厲的禁令,但是由于優越的地理條件和已形成的貿易基礎,中國的海洋社會經濟仍然以曲折的、民間的方式在不斷地變革、前進。對此,許多學者應用史籍和考古材料進行了論述,結論都是令人信服的。事實上,作為這一時期文學的代表,明清小說中大量關于世情民風的描寫也見證了海洋與沿海民眾生活之間的密切聯系,多方位地涉及當時的海洋發展動態及現狀,在某種程度上可以彌補相關史料之缺失,然而迄今學界有關的研究尚未充分展開,故本文擬由此入手,為上述觀點作一佐證。一、海洋漁業的經營濱海地區享有漁鹽之饒,由此形成的漁鹽經濟是海洋經濟的基本成分之一。明清時期,隨著人們開發和利用海洋資源能力的進一步增強,漁、鹽業生產有了很大的發展。就海洋漁業而言,首先是作業范圍在沿襲以往近岸采捕和近海捕撈的基礎上,逐漸向外海水域擴展。清嘉慶年間刊刻的長篇小說《鏡花緣》第十三回中曾提到君子國海域歷來產魚甚多,專以打魚為業的青邸國人便時常結伴駕船數百里到此張網捕魚,往往數日方歸。盡管君子國、青邸國之類的名稱出自《山海經》,有關遠海捕魚的內容卻完全是作者李汝珍的重新創造,他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隨做鹽官的哥哥李如璜從直隸大興移居到江蘇海州的板浦,在這個臨近黃海的內港碼頭生活了三十多年,對當地漁民生活情況的切實了解正是支持這種寫作的基礎。其次是捕魚方法和工具的多樣化。雖然漁網仍是明清漁民最普遍的捕魚工具,但其捕撈方式,就像《鏡花緣》中描寫的,既有如元股國民式的在固定地點撒網等待魚群入網,也有如青邸國民式的網隨船走、隨處撒網捕魚,對于那些無力購置船、網的沿海居民,還有如君子國漁女廉錦楓憑借水性束緊頭發、身著魚皮衣褲入海取蚌珠式的簡易方法。至于漁民出海,或舟或筏,尤其在當時民間造船業發達的背景下,重網大舟、合伙從事捕魚活動的作業方式日益風行,上面提到的青邸國漁民所駕就是“一只極大的漁船”。其次,海洋漁業的內容大為豐富。明末浙江錢塘人陸人龍的《型世言》第二十五回有言道:“即如浙江一省,杭、嘉、寧、紹、臺、溫,都邊著海,這海里出的是珊瑚、瑪瑙、夜明珠、硨磲、玳瑁、鮫,……每日大小漁船出海,管甚大鯨、小鯢,一罟打來貨賣。還又有石首、鯧魚、鰳魚、呼魚、鰻鱺各樣可以做鲞;烏賊、海菜、海參,可以作干;其余蝦子、蝦干、紫菜、石花、燕窩、魚翅、蛤蜊、龜甲、吐蚨,風饌、彈涂、江鰩、魚螵,那件不出于海中,供人食用、貨販。”文中所記浙江沿海居民的采捕對象,有魚類、獸類、貝類、藻類,幾乎已包括主要的海洋經濟動植物,反映出明代海洋捕撈種類的增多,諸如“紫菜”、“彈涂”等則隱約透露出當地發展海洋養殖業的信息。此外,這段文字還說明:明代的漁業捕獲量已相當可觀,除了直接銷售鮮活漁獲物,以干制和腌制(鲞)為主的海產品加工業也隨之興起,從而既保證了海味久藏不壞、四季無缺,又可以將制成品銷往遠方市場。同時期海鹽業的生產規模不斷擴大。從《型世言》第二十五回的贊詩:“斥鹵茫茫地最腴,熬沙出素眾所趨”,其正文所寫:“沿海一帶,沙上各定了場分,撥灶戶刮沙瀝鹵,熬鹵成鹽,賣與商人”和第二十六回所云:“浙江杭州府……東首一帶,自錢塘江直通大海,沙灘上灶戶各有分地,煎沙成鹽賣與鹽商,分行各地”均可看出當時浙江海鹽生產之興旺。由此亦可知,直到晚明,傳統的刮土淋鹵煎鹽法仍盛行于東南沿海地區,鹽戶在生產實踐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此后,早已出現的曬鹽法憑借技術上的優勢逐漸在一些地方得到推廣,由福建同安人江日升完成于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長篇小說《臺灣外記》記錄了明末清初鄭氏史事,其卷六就提到陳永華輔佐鄭經開發臺灣,“以煎鹽苦澀難堪,就瀨口地方,修筑丘埕,撥海水為鹵,暴曬作鹽”,這正是海鹽曬制技術得以較大范圍應用的寫照。明清小說中還有一些關于魚鹽貿易的內容,如清初艾衲居士編著、意在托古言今的《豆棚閑話》第三則“朝奉郎揮金倡霸”講述徽州新安郡汪華等人出門經商,“路上商量得明州(今寧波)曬白鲞生意絕好,徑往明州出發”,題“西湖漁隱主人”撰的明末小說《歡喜冤家》第九回言及杭州府余杭縣小商人王小山本錢有限,苦心經營著“油鲞雜貨一個小店”,《型世言》第二十六回云:“朝廷因在杭州菜市橋設立批驗鹽引所,成掣放行,故此鹽商都聚在杭城”以及不少作品都寫到的鹽業走私和鹽政腐敗現象。總體而言,明清漁、鹽業的空前發展不僅滿足了沿海居民的多種需要,而且為其他區域人們的生活和生產活動提供了便利,對地方乃至全國財政的貢獻頗大,這種“漁鹽共擬擅其利”的盛況就像陸人龍在《型世言》第二十五回中所感嘆的:“魚有魚課,鹽有鹽課,不惟足國,還養活濱海人戶與客商,豈不是個大利之藪!”二、“海上貿易”是促進明清海商發展的主要原因從16世紀初開始,歐洲海洋勢力相繼東來,古老的中國也逐漸被納入到剛剛興起的世界貿易市場中去。雖然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故步自封的明清統治者不可能認識到世界已經發生的巨大變化,在以貿易為主要內容的新的海洋經濟中,多采取王權管制貿易和有限進行貿易的政策,壓抑濱海之民的經濟活力,但是大量的包括江西、安徽和山東諸省在內的東南商人,特別是自古以來就有頻繁海上活動的福建、廣東、浙江、江蘇沿海一帶的商人,抓住時代契機,參與世界市場的貿易活動,積極促成了中外貿易互動。與前代相比,明清海外貿易最大的特點是以中國商人赴異國貿易為主。正如《東西洋考》所說:“市舶之設,始于唐宋,大率夷人入市中國。中國而商于夷,未有今日之伙者也。”這是一種歷史性的變化,是社會商品經濟日益發展、商業資本日益活躍的必然結果。它表明,中國國內的商業資本活動已經開始突破封建統治的束縛而走向國際市場,并且海外貿易也從傳統“朝貢”關系的貿易轉向國際關系的貿易,不再是為了顯耀皇威、“懷柔遠人”的政治需要,而是為了追求“其去也,以一倍博百倍之息;其來也,又以一倍而博百倍之息”的高額利潤。明清小說在這方面有很具體的反映:明代天啟年間浙江烏程(今湖州)人凌濛初編撰的《初刻拍案驚奇》卷一寫的就是成化朝蘇州破產商人文若虛跟隨“專一做海外生意”的張大等人出海,不意竟成為巨富。清初浙江蘭溪人李漁所著《連城璧》之六“遭風遇盜致奇贏讓本還財成巨富”則描述明代弘治年間廣州府南海縣有一個別號“楊百萬”的財主“當初原以飄洋起家”,另有一位“儒家之子”秦世良在家境敗落之后,抱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想法,也“拼得去作飄海的生意”。可見,明代中葉以后,各階層投身于海上貿易已成為東南沿海地區的一種風氣。沿海居民“相率入海”,必然促使貿易區域范圍大為拓展。有謂:“閩粵之人,駕雙桅船,挾私貨,百十為群,往來東西洋。”其“東西洋通販諸國,西洋則交趾、占城、暹邏、下港、加留吧、柬埔寨、大泥、舊港、麻六甲、亞齊、彭亨、柔佛、丁機宜、思吉港、文郎馬神;東洋則呂宋、蘇祿、貓里霧、沙瑤、吶嗶啴、美洛居、文萊、雞籠、澹水。”重點貿易經營地區主要是在東南亞及日本。清初小說《臺灣外記》卷一即提到明末“船販日本者甚多”,卷三言及清順治八年(1651)鄭成功“造大艦”,“遣使通好日本”,價購鉛銅以充軍餉,卷六又寫鄭經據臺后,“興造洋艘、鳥船”,“上通日本”、“下販暹羅、交趾、東京各處以富國”。而由于航路、氣候等因素,商船常常另有海外停泊地,《連城璧》卷六中廣東商人秦世芳就乘船順風飄到了朝鮮,他隨即登陸展開了貿易。經營有道、靈活應變則是明清海商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在海外尤其是在東南亞地區保持較大的貿易優勢的根本原因。其一,就像《臺灣外記》卷一所寫,明天啟三年(1624)五月,鄭芝龍赴日經商,船上載有“白糖、奇楠、麝香、鹿皮”,卷六提到清康熙五年(1666)除“裝白糖、鹿皮等物”,鄭經又專門命人“制造銅熕、倭刀、盔甲”外販。明清海商所攜貨物種類繁多,尤以當時國內經濟發達地區生產的手工業品為主,因此很快便成為國際市場上暢銷的商品。其二,是海外貿易活動形式多樣,或有船舶貿易,如《初刻拍案驚奇》卷一中文若虛直接在船上將所帶的百余斤“洞庭紅”橘子悉數賣給吉零國人;或有坐賈交易,如《臺灣外記》卷一言及天啟年間鄭芝龍搭商船到了日本,船中諸人及貨物悉下港“散接居住,轉為交易”;還可以展開中轉貿易,把貨品轉售批發給海外的華商或外商,如《連城璧》卷六所寫的朝鮮“行家”、《初刻拍案驚奇》卷一中張大一伙在吉零國“各有熟識經紀歇家通事人等”。至于交易形式,一般以貨幣交換較為普遍,但其貨幣形式五花八門,除了中國錢幣,還有如清中葉小說《蜃樓志全傳》中所稱“花邊番錢”、《初刻拍案驚奇》卷一所提及鑲有“龍鳳”、“人物”、“禽獸”、“樹木”、“水草”各色圖案的銀錢等;也可以進行物物交換,例如前面說到的吉零國中銀子不值錢,老道的生意人都是以貨交兌,“才有利錢”。其三,善于審時度勢,注重調整自己的經銷策略。《鏡花緣》的作者李汝珍長期生活在鹽商云集的淮北板浦,許多鹽商家中為了鹽運,養有海船,他因為舅兄“二許”(淮北名士許喬林、許桂林)家中也有海船,曾不止一次地隨船出海飄洋,從而對海商別具特色的經營特點深有體會。小說第二十回至第三十二回系統地描繪了唐敖等人的商船周游列國時,面向市場,掌握信息,根據需要,供應貨物的情形:淑士國的讀書人多,就以貨賣紙墨筆硯為主;巫咸國人不識蠶桑之技,就以貨賣綾羅綢緞為主;歧舌國愛好音樂的人多,就以貨賣笙簫管笛為主;女兒國的男女都愛打扮,就以貨賣胭脂香粉為主……。在貿易過程中,他們對大國小國都一視同仁,奉行公平交易原則,從不欺凌弱小,至于討價還價則屬于貿易中的正常現象,林之洋就說道:“海外賣貨,怎肯預先開價,須看他缺了那樣,俺就那樣貴,臨時見景生情,卻是俺們飄洋討巧處。”此外,唐敖一行還在女兒國傳授水利工程技術,為歧舌國人治病授方。可以看出,正是由于經營得法,作風穩健,秉行仁義,明清海商的貿易活動在海外諸國贏得了良好的商業信譽,進一步加強了中外經濟文化的交流與聯系,對于沿海地區商品經濟的活躍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三、“港市”的結構和商人資本的變動港市是指以海上通商貿易為主要經濟特征的海港城市,它的形成,首先要有適合進出口海船停泊的海口和溝通內陸腹地的水陸交通體系;其次,海洋航路的開辟與海洋經濟的發展也是必需條件。綜觀明清港市的崛起,存在著多種模式,其間的興衰轉移,充分顯示出相應階段中國海洋社會發展的歷史變化,當時的小說對此多有敘述和描寫。海外貿易的發達有力地推動了明清港市的繁榮,這在素有航海傳統的福建海域表現得尤為突出。以漳州府的海澄縣為例,“昔為斗龍之淵,浴鷗之渚,結茅而居者,不過捕魚緯蕭,沿作生活”,原來是荒野的海濱,但隨著明景泰四年(1453)隸屬此縣的月港販洋貿易開始興起,逐漸發展成為“居民數萬家”,“賈肆星列”,商船四通八達,繁華的商業城市。萬歷年間浙江人張應俞編著的《杜騙新書》描述了晚明社會形形色色的騙局,書中安徽歙縣人劉興言道:“我要同一鄉親到海澄買些南貨”,又有江西進賢人陸夢麟“往福建海澄縣買胡椒十馀擔,復往蕪湖發賣”,還寫到“徽州人丁達……往海澄買椒木,到臨清等處發賣”,足見此時的海澄,作為東南地區海外貿易交通的中心,“商賈輻輳”,“物貨浩繁”,“蓋閩南一大都會也”。不過,由于港小水淺、封建統治者的橫征暴斂以及戰亂頻仍,月港到了明末便迅速衰落,而像福州和泉州這樣擁有眾多交通網絡與內陸腹地相連接的望郡,取得了持續的繁榮。約完成于清乾嘉之際的《閩都別記》具載了唐末五代至清初發生在福建特別是福州的重大歷史事件,小說有一定篇幅涉及明中葉以后福州地區的商業活動情況,如寫到城中較大的行業——杉木行、中亭街魚行、絲絨店、洪塘蔑,以及新興的典當、錢莊、匯票等,指出福州與臺灣、琉球的緊密關系,還多次談到臨近碼頭最具活力的商業區——南臺。另外,書中第三九四回也提到康熙年間的泉州城,有福州人在東街開一間絨線店,對面是山東人經營的雜貨行,“兩邊街有長樂、福清人開光餅店,亦有連江、羅源人合開老酒店,古田人開紅曲米店,汀州人開煙店”。由此可以推知,作為國際市場與國內市場的交匯地帶,港市的商品、商人結構和商人資本變動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下令關閉江、浙、閩三地海關,指定外國商船只能在粵海關一地通商,此后很長時間內,西方主要國家對華貿易都轉到了廣州。題“庾嶺勞人說,禺山老人編”的《蜃樓志全傳》初刊于1804年,雖托言明嘉靖時故事,實際描寫的是清代中期的社會生活,小說開篇即道:“廣州洋行生理在太平門外,一切貨物都是鬼子船載來,聽憑行家報稅,發賣三江兩湖及各省客商,是粵中絕大的生意”,第四回中又云:“倚窗望去,萬家煙火,六市囂塵,真是人工難繪。又見那洋面上,繪船米艇,梭織云飛……”,典型地反映出廣州作為當時全國唯一對外通商口岸的繁華勝景。上海地位的顯現則經過了較長的時間。刊刻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的《娛目醒心編》敘述了作者杜綱家鄉江蘇昆山一帶明朝至清初的軼聞瑣事,卷六第一回曾出現上海縣的建制和居民,“江蘇省內松江府上海縣地方,有一人,姓王……”,又寫當時的上海商人,“這人姓錢,混名錢剝皮,崇明人,捐了一個監生,家中開了一個小當,又在上海開布鋪……每年到上海一次,向布鋪中清理帳目”,但在書中,上海只是個略有些商業景象的縣城,整體規模并不大。然而正如《閱世編》卷三曰:“上海之有榷關,始于康熙二十四年乙丑。關使者初至松,住剳漴闕,后因公廨窄陋,移駐邑城。往來傳播,俱入黃埔編號”,上海由此作為港口城市登上了歷史舞臺。此后雖因清廷重申閉關政策而使其再度沉寂七十余年,但到了嘉、道年間重開海運漕糧之路后,上海作為“江海之涌津,東南之都會”的地位再次凸現出來。在1842年鴉片戰爭后的次年,上海被迫開埠。由于與長江中下游的富庶地區相毗鄰,且處于長江入海口的優越地理位置,上海逐步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貿易口岸。所以晚清小說《海上繁華夢》中說:“自道光二十三年泰西開埠通商以來,洋場十里中,朝朝弦管,暮暮笙歌,賞不盡的是燈紅酒綠,說不了的是金迷紙醉。”隨著中外商人的大量匯集,上海成為中國最繁華的商業城市。《負曝閑談》第七回就借幾位留洋人士之口大加稱贊上海洋場的繁華:“天下四大碼頭:英國倫敦,法國巴黎,美國紐約,中國上海,這是確鑿不移的。”值得注意的是,他們口中的“天下”,與往日小說舊籍中的“天下”有別,乃有全球性眼光,亦可見上海繁華之盛,足與世界名都相比肩。在北方,天津是明清新興港市的代表。它位于海運和運河運輸的交會之處,永樂二年(1404),明廷在此建天津城,并先后設立天津三衛,到了順治九年(1652),清廷又將天津左衛、天津右衛合并為天津衛,天津及其港口的軍事地位更加重要。康熙開海禁后,天津大沽海口聯系南北的作用得以充分發揮,在區域海洋經濟發展中的地位也日益突出。生活在清康熙至乾隆年間的李綠園所創作的長篇小說《歧路燈》,對當時市井社會的世態人情、風習流俗有廣泛生動的描寫,其第十回中提到一位長年經營南北貿易的河南開封府商人宋云岫,有一次在天津“買了海船上八千兩的貨,不知海船今年有什么阻隔,再沒有第二只上來”,因此他屯下的貨,“竟成獨分兒,賣了個合子拐彎兒利錢……共長了一萬三千五百二十七兩九錢四分八厘”,可見天津商業的繁榮吸引了外地商人來進行海洋貿易并大獲其利。第二次鴉片戰爭后,外國侵略者迫使清政府簽訂條約增開天津為商埠,并在此強占租界、控制海關,另方面,清廷的洋務派官僚也開始在天津興辦工業,這都標志著天津港市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晚清小說中,天津作為著名的通商口岸城市時常被提及。它還是南方人從海上去北京的必經之路,從上海出發的津滬航線是當時最主要的海上航線之一,兩地船只來往比較頻繁,如《鄰女語》第十回:“大沽口輪船頓時擠滿。每日太古、怡和、招商三公司輪船上,總有四五千人前來買票。”《九尾龜》寫章秋谷準備北上天津,“恰恰到了四月二十六的那一天,招商局的安平船輪開往天津。秋谷便定了安平船上的一間官艙……”小說還描述船到天津的情景,“原來輪船到了大沽口,還要曲曲折折的彎進七十二沽,方才到得紫竹林租界。春秋兩季,大沽口內水深,輪船可以直抵紫竹林租界。到了秋冬兩季,口內水淺,輪船不能進去,就只好停在大沽口外面。”盡管晚清小說中缺少天津商業繁華的正面描寫,但從妓業的發達可以看出,如《九尾龜》第三十回寫妓女陸畹香在天津的走紅,第一百四十三至一百五十五回寫章秋谷在天津的嫖妓經歷,都折射出天津的客流量極大,確實是當時的一大商埠。四、海商、行商與海港所謂海洋群體,就是在長期的海洋開發實踐中,逐漸形成的一類與海洋發生密切關系的人群。他們是海洋經濟活動的主力軍,根據其從事海洋活動的屬性,主要包括漁戶、鹽戶、鹽商、海商和海盜等。明清小說幾乎沒有關于漁戶和鹽戶的正面描寫,如《西游記》第一回所云:“只見海邊有人捕魚、打雁、穵蛤、淘鹽”,盡管有提到,卻并未深入寫下去。不過,根據前文的論述,海洋漁業和海鹽業是明清最基本的海洋產業,從引述的《鏡花緣》、《型世言》等小說中有關其發展規模、收獲量、加工與銷售諸環節的內容來看,東南沿海地區從事海洋漁業和海鹽業的人不在少數。作為另一重要的海洋群體力量,鹽商得到了明清小說作者們的普遍關注。較為典型的如《儒林外史》,小說描寫了總商宋為富、從小司客起家的萬雪齋、五河縣方六老爺等多位大鹽商,對兩淮鹽商搶支鹽引、“弄窩子”(“窩子”指窩單,是鹽商所執專利運鹽的憑照,允許出租或轉讓)之類行止有所揭示,還寫到了鹽商暴富后奢侈淫逸的生活和勾結官府的狀況。可以看到,正像書中第四十一回杜少卿對沈瓊枝所說的:“鹽商富貴奢華,多少士大夫見就銷魂奪魄”,在海鹽生產發展迅猛以及商品經濟日益繁榮的背景下,明清鹽商憑借對食鹽運銷的壟斷獲取了巨額利潤,從而活躍于歷史舞臺,對社會有著極大的影響力。從事海外貿易的海商情況,前文已經有所分析,茲不贅述。除了海商之外,行商也在很大程度上參與了沿海貿易。《初刻拍案驚奇》卷一寫文若虛一行到達福建碼頭時,“才住定了船,就有一伙慣伺候接海客的小經濟牙人攢將攏來,你說張家好,我說李家好,拉的拉,扯的扯,嚷個不住”。這些行商主要負責幫海商將貨物脫手,不僅可以免去海商自己逐一發售的麻煩,更重要的是能夠較快地將貨物換成銀子,加速資本周轉,確實對外貿發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動作用。另外,乾隆二十五年(1760),繼限定廣州獨口通商之后,清廷又正式下令洋貨交易須經“公行”,于是出現了如《蜃樓志全傳》中所描寫的專在清政府和外國商人之間充當中間人的蘇萬魁等廣州洋行商人,他們依靠清王朝的特許,壟斷了進出口貿易,可謂顯赫一時。值得注意的是,直到鴉片戰爭中西方殖民主義的堅船利炮轟開國門之前,“禁海”政策雖然在范圍、程度上多有變化,但一直是明清中央政權的基本決策,所以沿海各地的海上貿易活動大致上都是以私人的、民間的方式來進行。一旦朝廷在一定時期內施行更加嚴厲的海禁,且把海商置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