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刑罰體系調整研究[摘要]隨著理論和司法實踐的發展，我國目前的刑罰體系體現出無法適應刑罰進化的特點，重刑化趨勢明顯。因此，必須結合刑罰理論和我國的犯罪情勢現狀，參考國外較先進的立法例，通過對刑罰方法及刑罰內容的增減和排列次序的變更，對我國刑罰體系進行調整。[關鍵詞]刑罰體系；重刑化；完善；依據；路徑我國目前通說認為刑罰體系是指按照一定的標準對各種刑罰方法進行排列而形成的刑罰序列。我國目前的刑罰體系是以在1997年刑法典修正時正式確立起來的。[1]現行刑罰體系的特點是：類型上適應我國現階段犯罪多樣性的特點，根據區別對待的原則，采用生命刑、自由刑、財產刑、資格刑等多種刑罰方法，體現出了多樣性和相互銜接的特點，從排列上看，按照主刑和附加刑進行分類排列，并形成了從輕到重的科學階梯和較為嚴密的體系。其中主刑包括限制自由、剝奪自由、剝奪生命三個層次，逐漸加重，相互銜接。附加刑包括罰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和單獨適用于外國人的驅逐出境，即可附加適用也可單獨適用。整個體系有主有附，主附結合，內容豐富。一、調整我國刑罰體系的必要性隨著司法實踐的進一步發展，這一體系逐漸表現出了其自身的一些弱點：第一，重刑化趨向嚴重，不符合時代發展的要求和世界立法趨勢。我國刑罰體系中的自由刑是整個體系的中心，與生命刑并列為主刑的兩種；而罰金刑卻僅處于附加刑的地位。但是，縱觀世界各國的刑罰，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非監禁刑在刑事制裁體系中的地位便顯著加重，刑事制裁進入自由刑和罰金、假釋、緩刑等非監禁刑并重的新階段[2]，并且大多數國家都把罰金刑規定為了主刑。第二，不能充分滿足刑罰目的的要求。隨著20世紀以來，風險成為現代社會的主要特征，控制風險成為刑罰的第一要求。[3]而我國目前的刑罰體系在風險控制上的作用并不夠全面。比如，資格刑過于狹窄，僅規定了剝奪政治權利一種資格刑，而事實上，削奪其進行某些行為的資格可能更有利于法益侵害風險的防控。再比如，對單位主體的處罰，單一的罰金更是不足以威懾。第三，忽視了對刑罰適用對象的全面考慮，無法將對單位的刑罰方法納入這一刑罰體系當中。因為，我國刑法總則雖然規定了單位犯罪，并明確指出了單位犯罪以兩罰為主單罰為輔的刑罰原則，但是從第三章開始的所有有關刑罰和運用規定均不適用于這一原則，這對于其二分之一的主體地位顯然是不適當的。因此，我們必須對這一體系進行調整，并為調整尋找依據和參照。二、完善我國刑罰體系的依據（一）理論依據作為整個刑罰方法的結合，刑罰體系必須能夠反映刑罰的性質，達到刑罰目的之要求。首先，刑罰的性質要求所有的刑罰方法必須被納入到刑罰體系當中。刑罰是行為觸犯刑法的法律后果，而且是最嚴重的法律后果。因此，刑罰方法較之其他的法律后果處罰更加嚴厲。而在我國刑罰當中，這一點僅在對自然人的處罰中適用。原因是對單位的刑罰方法只有罰金一種，而對單位的行政處罰卻包括了責令停產停業、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暫扣或者吊銷執照等處罰方法。我國并不承認行政刑罰，因而這就意味著作為所有法律最后保障法的，最為嚴厲的刑罰對單位的處罰規定卻明顯輕于行政處罰。對此，顯然應當進行調整。其次，刑罰目的之實現以刑罰的適用為手段，而刑罰之適用必須以刑罰方法之確立為前提。刑罰體系的確立過程便是對刑罰方法的選擇與確認過程。因此，在確立刑罰體系時必然受到刑罰目的的制約。[4]我國刑法理論界一般認為刑罰的目的包括一般預防和特殊預防兩個方面。一般預防的內容在于威懾一般人初犯，特殊預防則在于預防犯罪人再犯，這就要求刑罰的類型和內容必須結合犯罪類型和犯罪可能得到的利益以預防有犯罪傾向的人犯罪，并達到對犯罪人的教育改造目的，使其改惡從善，不致再犯罪。因此，完善刑罰體系，必須以此為基準，使刑罰方法的種類和嚴厲程度能夠為此目的服務。如果威懾不足則不足以預防初犯，處罰過重則難以使犯罪人改惡從善并順利回歸社會。再次，刑罰序列通常表現了國家打擊犯罪的態度和策略，即刑事政策。因此，我國刑罰體系的序列必須以我國目前寬嚴相繼的刑事政策為出發點。（二）現實依據“刑罰世輕世重”，犯罪隨著社會的變遷而發展消長，作為懲罰犯罪手段的刑罰方法和嚴厲性必須與犯罪形勢相適應。目前，我國處于相對穩定時期，犯罪類型和數量也相對穩定，因此必須圍繞現有的犯罪類型和犯罪人的特征，結合國情進行刑罰體系的設計。首先，刑事審判實踐需要刑罰體系具有科學性和可操作性。因此，刑罰體系必須輕重銜接，結構科學，這樣法院才能對不同罪行的罪犯科處相應得刑罰。如果刑罰種類單一，而且輕重失衡，則很難滿足審判實踐的要求。其次，行刑實踐要求刑罰方法應當具有可執行性。如果刑罰方法僅判決后執行的難度很大，或者執行起來毫無意義，則無法滿足行刑的要求比如，當犯罪單位是國家機關或者國有單位時。如果對其適用罰金，實質是用國家的錢罰給國家毫無意義。但是，如果僅按雙罰或者代罰制對單位及主要責任人員進行處罰，則很難起到足夠的威懾和預防作用。三、國外立法例的借鑒法的移植一直是制定法律的一個重要方法，國外先進的立法例通過實踐的檢驗往往可以作為我國調整立法的借鑒。在西方，隨著實證派犯罪學的興起，刑罰的發展趨于目的化，各國刑罰體系紛紛呈現出不同于我國的特點，為我國刑罰體系的完善提供了參考。比如日本，其刑罰體系也由主刑和附加刑構成。主刑是指可以獨立科處的刑罰，包括死刑、徒刑、監禁、罰金、拘留以及罰款；而附加刑值得是只能在宣告主刑的時候同時科處的刑罰，指沒收，并且在規定刑罰的同時并列規定了保安處分措施，包括對人的保安處分以及針對團體的禁止活動和強制解散等規制。[5]意大利的刑罰也有主刑和附加刑構成，并且針對重罪和輕罪所規定的刑種并不完全相同。主刑包括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罰金、拘役、罰款；附加刑包括各種資格刑，褫奪公職、職業禁止、禁治產、職務禁止、剝奪與公共行政部門簽約的權能、剝奪親權。[6]德國刑罰體系的特點是未規定主刑但規定了附加刑和附隨后果。其中一般的刑罰方法包括連兩類自由刑和罰金刑，其中自由刑包括終身自由性和有期自由刑，罰金刑和自由刑可以并罰，并且在繳付不能時自由刑可以替代罰金刑。附隨后果為資格刑，資格包括擔任公職和選舉于被選舉的資格。[7]法國刑法的刑罰體系也沒有規定主刑，但規定了附加刑。并按照重罪、輕罪、違警罪三個層次分別對適用于自然人和法人的刑罰體系進行分別規定。其中對自然人的處罰包括徒刑、拘押、罰金、公共利益勞動、剝奪或限制權利，附加刑是包括資格刑、保安刑罰和名譽性，附隨后果包括禁止或喪失權利或資格、撤銷權利、指令進行治療、封存、沒收物品、關閉機構、張貼或者公布裁判決定、禁止公民權、民事權、親權、活動禁止、社會——司法跟蹤監督等，并規定在判處一般刑罰的同時得處以一種或幾種附加刑，徒刑拘役排除罰金刑和附加刑的適用。對法人適用的刑罰方法包括罰金、解散、活動禁止、關閉機構、司法監督、排除公共工程、禁止公開募集資金、禁止簽發支票或使用信用卡付款、沒收、張貼或者公布裁判決定，其中禁止簽發支票也可作為附加刑。[8]綜合上述的立法例與我國的刑罰體系相比，上述國家的刑罰體系具有如下特點：第一，相對輕刑化；第二，刑罰方法的設置預防重于報應；第三，罰金刑均未被置于附加刑的地位；但可以與監禁刑同時適用；第四，資格刑內容廣泛；第五，對法人犯罪的刑罰方法不限于單一的罰金刑；第六，有的國家還規定了社會服務刑和名譽刑等我國沒有的刑罰方法。四、完善我國刑罰體系的路徑首先應當明確，在我國目前的刑罰體系中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這幾種刑罰調整的必要不大。拘役作為短期自由刑的一種，適用于罪行較輕的犯罪人，由公安機關就近執行，允許回家，執行方式人性化，并對參加勞動者酌量發給報酬，在處罰的同時充分考慮了犯罪人的回歸社會，應當保留。有期徒刑可以隔離犯罪人進行教育改造，并且我國有期徒刑的檔次較多，在緩刑、減刑和假釋制度的配合下能很好地實現刑罰目的。無期徒刑在目前嚴重惡性犯罪依然存在的情況下，能夠起到很好的報應和預防作用，而且在刑罰執行制度的配合下，對于犯刑較重的犯罪分子也能促進其改惡從善。因此，目前需要調整就在于刑罰體系中的其他部分，包括其他刑罰種類、刑罰方法具體內容，排列順序等三個方面。（一）調整刑罰方法種類第一類，管制刑。建議取消，并代之以社區服務刑。在我國刑法中有86個條文102個罪名規定了管制刑的適用。但是司法實踐中，每年判處這一刑罰的僅有不到2%?！缎谭ㄐ拚福ò耍穼@一刑罰方法進行了修改，要求管制的同時必須附加社區矯正，并增加了對違犯相應規定的處理辦法。但是，即便在修改后，這一刑罰方法在執行可能和執行效果上仍然很難達到刑罰目的的要求。一般預防要求刑罰有一定的威懾力，而管制刑對人身自由的限制其實很難實現，而且對犯罪人的影響不大，不能反映對犯罪人的處罰，難以起到一般預防的左右。特殊預防要求犯罪人在受刑后人身危險性降低，不再犯罪。管制刑在附加了社區矯正后除了能夠在行刑期間預防犯罪人犯罪，很難對犯罪人有實質性的影響。而法國刑罰中的公共利益勞動卻不僅體現了對犯罪人犯行的處罰，并使其積極勞動改造，在服務社會提供公共利益勞動的同時凈化自己。第二類，針對犯罪單位的強制解散刑。我國法律目前規定有資格作出解散單位宣告資格的為工商管理部門，而刑罰只有權對單位予以罰金。這顯然是一種處罰倒掛的現象。比如《中華人民共和國產品質量法》第40條就規定：銷售失效、變質產品的，責令停止銷售，沒收違法銷售的產品和違法所得，并處違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罰款，可以吊銷營業執照；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在《刑法》第三章破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秩序罪的第150條規定，單位犯本節第140條至148條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該條的規定處罰。這說明單位的行為不構成刑罰處罰的情況下可以被解散，而行為的嚴重性需要由刑罰進行處罰時卻罰金就可以了。這顯然不符合刑罰作為最后保障法的地位。也容易導致處罰的分裂，浪費司法資源，甚至出現犯罪單位通過刑法規避工商行政處罰的現象。并且,隨著我國及全球經濟的發展，單位犯罪的數量與規模也都會有不同程序的增加，其社會性危害也會越來越大。不加大對單位犯罪的打擊力度，統一處罰的程序，也導致對單位犯罪威懾作用的減低，這樣不利于促進社會的穩定和經濟的發展，也無法適應時代的要求。當然，為了考慮執行的便宜，再增設這一刑種的同時，應規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對單位強制解散后，應由工商部門配合注銷其注冊并成立清算組進行結算，使單位的生命載體組織和其組織形式徹底消亡。這樣，既滿足了刑罰地位和目的的要求，又不至于導致程序的繁雜。（二）調整刑罰方法的具體內容刑罰內容的調整主要體現在附加刑的完善上，應取消原附加刑剝奪政治權，完善資格刑的內容，將剝奪政治權利和驅逐出境變更為資格刑兩個種類。我國《刑法》規定的資格刑僅剝奪政治權利一種，即剝奪犯罪人的選舉權、被選舉權、言論出版等自由、擔任國家機關職務和單位人民團體領導的權利，而為考慮其他方面權利和資格對特殊預防的作用；并且適用的范圍很小，僅能適用于自然人，并且是自然人在被判死刑、無期徒刑或所犯行為為危害公共安全以及嚴重暴力或破壞社會秩序的犯罪中。而在外國的立法例中，資格刑的范圍是很廣的，不僅涉及我國刑罰涉及的部分，還包括了民事權、職業權、職務權、活動權、經營權等很多方面，其中很多權利還可適用于法人，并且這些權利對于刑罰目的的實現也是很有作用的。比如，虐待者的剝奪親權、性犯罪者的活動權。因此，我們必須完善資格刑的內容，增加適用于自然人的權利剝奪、職業禁止和活動禁止，以及適用于單位的限制經營、取消榮譽稱號。對單位的限制經營主要剝奪其從事某些活動的資格，強制變更登記或限制變更登記，限制其經營活動范圍，如禁止進行進出口經營、禁止單位公開募集資金、禁止股票上市、禁止印刷或者頒布機關刊物等等。取消榮譽稱號主要指削奪其繼續享有某些榮譽稱號的權利，如對“馳名商標”、“國家免檢產品”、“誠實信用單位”等榮譽稱號的削奪。禁止和削奪之后，單位的榮譽勢必降低，能起到一個廣而告之的作用，使其在同行業或公眾心中產生一定影響，從而使其無形資產受到損失。這樣一來，資格刑的具體內容就包括剝奪選舉權和被選舉權，擔任公職權；親權和其他民事權；特定職業權；生產、經營權；居留權；取消榮譽稱號七種，并建立資格刑分制，即附加刑的適用由分則條文具體規定，可在一個犯罪中可單獨或附加適用一種或幾種附加刑。（三）調整刑罰方法的排序由于刑罰體系應當反映國家刑事政策的傾向，體現刑罰的輕重，并且增減刑種后，原有的序列已經不能滿足需要，因此對刑罰方法序列的調整也很有必要。我國目前刑事政策的整體導向是寬嚴相濟，因而在對刑罰方法排序時也必須以此為出發點，兼顧輕重兩個導向。這就需要首先對主刑和附加刑的內容進行調整，然后分別對其進行排列。就主刑而言，目前刑罰僅包括了剝奪限制自由和生命的刑罰，這顯然未能體現寬和輕的思想，所以應當降低自由刑的地位，使其不再成為大多數犯罪的首選，同時應當提高罰金刑的地位，使自由刑和罰金刑成為并列的兩大主要刑罰。同時為了防止以罰代刑，應當允許罰金作為一種特殊的主刑，在特定的犯罪類型中既可附加適用，也可單獨使用，并且當犯罪人被判處罰金時，應當附加社區服務。這樣調整后，刑罰體系就相應調整為了由罰金，拘役，無期徒刑，有期徒刑，死刑或強制解散為主刑；社區服務刑，資格刑和財產刑為附加刑的格局。參考文獻[1]陳興良：規范刑法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306頁[2]黃華生：論刑罰輕緩化[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128頁[3]勞東燕：公共政策與風險社會的刑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