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中國古代的回收磁學與農民的博弈

農民起義是封建制度運行中固有矛盾的具體體現。但不同的政治、經濟結構以及在此結構下商品經濟發展的不同特點和不同文化心態，導致同時期不同地區農民運動具有不同的特點。中世紀歐洲農民起義，在其特殊的政治經濟結構下，形成了這一時期農民獨有的思維方式，因此也就使這一地區農民起義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國家和地區農民運動的特點。一、中世紀歐洲，沒有起義從9-14世紀，伴隨著封建剝削的加重，封建莊園里隸農的暴力反抗不斷出現。如隸農拒絕為領主做勞役地租之外的“強制服役”、使用暴力來抗繳家庭稅和婚姻稅等，但大多數農民的反抗規模都非常小，所以只能稱之為暴力反抗而不能稱之為起義。在中世紀的歐洲，規模較大的能稱得上農民起義的事件只有少數幾次，如821年法國里西安農民起義，997年諾曼底農民起義，1024年布勒通農民起義，1075年薩克森農民起義，1358年法國扎克雷農民起義以及1381年英國的瓦特·泰勒起義等。這些起義除了扎克雷起義和瓦特·泰勒起義規模較大，席卷全國以外，其它起義規模都很小，一般只局限在一個或少數幾個莊園。鑒于農民起義的總體規模較小，因此，在史學界也就有了“中世紀歐洲幾乎沒有農民起義”的說法。中世紀農民起義規模小的特點與中世紀歐洲政治上的封建狀況有關。在歐洲封建時代，對農民實行暴力壓迫、壓榨的人是封建領主，相對于一個國王乃至一個皇帝，領主可統治的農民要少得多、統治地域要小得多，可以說，領主直接面對隸農。這樣，他自己就可以決定對隸農壓榨到什么程度。一般來說，那就是既能充分地搜刮隸農，又不至于使隸農感到難以忍受。對此問題，大多數領主是理智的，他們會盡量把握這個平衡點，從而維持莊園的秩序。當然，也有少數領主殘暴兇狠，激起隸農的反抗，但由于一個領主控制的范圍是有限的，所以屬于這位兇狠殘暴領主的隸農人數也是有限的，那么，隸農的反抗只能是小規模的。二、．“自由”的法律意義歐洲中世紀的各種類型的農民，構成了從古代社會殘存的奴隸到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之間一個多層次的譜系。從奴隸、隸農、農奴、公薄持有農到自由持有農，其自主權和自由度逐漸增大。在封建莊園中，主要勞動力是農奴，農奴的人身隸屬于主人，沒有自由。1166年法國的一位修道院長在談到他的農奴時說：“他從頭到腳都是我的”。P103但農奴對份地享有永久的使用權，主人不得把農奴逐出他們的份地，農奴可以在份地上過一種穩定和安全的生活。P96-97正如布洛赫所說，“農奴就是世代相傳的人身屬于主人的人”，這是一種身份強制，農奴自己無力解脫，也無權解脫，農奴缺少自由人所擁有的某些法律方面的權利。P119一般說來，農奴階層的形成是在當時封建依附關系迅速發展的歷史背景下，不同法律身份的人如茅屋奴、隸農、解放的奴隸自由土地所有者的后代逐漸融合入農奴階層的，這是一種不知不覺的過渡，并沒有通過一種明確的契約，有的是自愿放棄自己的自由。P106這種狀況使中下層農奴階級意識不強，斗爭意識差，很難成為農民起義的主力。中世紀中后期，歐洲農民的依附程度已極大削弱，自由度不斷增加，自由農民的數量不斷增多。科斯敏斯基根據13世紀百戶村案卷，對散布在5個郡的10個百戶村的9934戶農民進行了分類研究，其中4120戶是自由農民，占農戶總數的42.5%。P205同時，自由農對土地的租佃權得到法律和習慣的保護，使其富有積極性地改進農業，為市場需要從事農業生產。“盡管在17世紀英國革命之前封建法律和封建關系尚未最后廢除，但是已為農民提供了致富的機會。”P515隨著商品經濟日漸滲入農村，加劇了農村中的階級分化，農民土地買賣現象日趨普遍，富裕農民的數量開始增加，并成為農業商品的主要供應者。然而，由于中世紀后期封建王國的財政混亂、法律之外捐稅的增加、貨幣貶值、貴族的貪婪和教士的胡作非為，富裕農民的利益受到極大的傷害，這就成為富裕農民參加起義并成為起義主力軍的主要誘因。“戰爭和糧食危機迫使許多農民淪為乞丐、甚至罪犯。但是起來造反的并不是這些人。造反的是最富裕的農民，因為他們比一無所有的人要丟掉更多的東西。他們掀起暴動并不是受貧困的驅使，而是因為他們的特權受到威脅，因此他們奮起反抗。”P276三、國王政策的支持在中世紀歐洲，對農民進行直接壓榨的是領主。在封建莊園內，領主享有獨立的行政、經濟、軍事及司法權。農奴被固著于莊園之內，受到領主的經濟和超經濟強制，因此，最直接的矛盾和對抗也是農奴和領主。而作為最高統治者的國王則比較超然，他幾乎不與農奴發生任何政治經濟聯系，因此，農奴只反對和仇恨他們的直接壓迫者—封建領主，而不反對高高在上的國王。中世紀中后期，歐洲主要國家的國王為加強王權，往往采取打擊大封建主及貴族的措施，不斷削弱貴族的地方司法權，自由農民甚至可以越過領主法庭直接上訴國王法庭，這種措施也增加了國王的威信。同時，在城市反對地方領主的斗爭過程中，國王出于特殊利益需要，往往頒布特許狀給城市以自由，支持城市自治與農奴的自由，農奴逃入城市后即可受到國王政策的庇護，這在一定程度上又加深了農奴對國王的好感。此外，農奴的分散性使他們不可能成為獨立的階級，因而也不可能形成統一的組織作為農民利益的代言人。有鑒于此，農民寄希望于王權的保護，希望有一個賢明的國王來主持正義。在這種“擁護王權”的心態影響下，不堪忍受日益沉重的封建剝削和壓迫的農民不可避免地把斗爭矛頭指向了其直接剝削者———大封建主。如中世紀歐洲規模最大的扎克雷起義和瓦特·泰勒起義都把斗爭矛頭指向了封建貴族。法國扎克雷起義以“消滅一切貴族，一個不留”為口號，搗毀貴族城堡、殺死貴族領主、焚毀一切有關農奴義務的檔案；英國瓦特·泰勒起義以“英國的前景很壞，將來也好不了，除非一切都變成公有的沒有農奴、也沒有貴族”P137為口號，吸引群眾。中世紀歐洲農民階級固有的狹隘、落后及分散性，決定其斗爭的膚淺與表面性，其斗爭的目標并不是完全推翻現存秩序及統治者，而是期望國王順勢而為，減輕百姓負擔，同時能在國王庇護下發展個體生產。正如加亞爾和德尚在他們所寫的《歐洲史中》所寫得那樣：“扎克雷起義的目的并不是要推翻當時的等級社會，也不是要趕走國王，更主要的是反對苛捐雜稅或極不公正的法律”P277四、農民運動與市民社會的利益中世紀后期，歐洲主要國家的農村也卷入了以城市為中心的商品貨幣關系的旋渦，因此，在農民起義的組織發動和行動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市民思想和市民運動的影響，這成為同期歐洲農民起義不同于其它地區的重要特點之一。1323年，在弗雷德勒沿海地區發生的一次農民暴動，就得到了來自伊普爾和布魯日兩城市的支持，致使農民運動與市民運動相揉和。在英國瓦特·泰勒起義中也有市民思想的烙印。著名的思想家、農民起義的領袖約翰·保爾就是市民宗教改革家約翰·威克里夫的信徒，在他所宣講的教義中帶有許多市民階級的印痕。雖然他提出了實現人類自尊和平等的要求，但期待國王恩賜等市民階級的軟弱、動搖性也有充分體現。作為農民起義的宣傳鼓動者和領袖，他的思想自然而然地影響著斗爭目標的制定和斗爭進程的發展。尤其在起義的斗爭目標上很明顯地反映出了市民階級的利益。如在瓦特·泰勒向國王提出的條件中，不僅有廢除農奴制、領主特權、減輕地租等反映農民利益的條款，而且還有諸如要求貿易自由、得到國王赦免等體現市民利益的要求。“在中世紀的政治實體中，被最高權利的分散化在結構上得到保護的城市部分，此時已發展為能夠決定性地改變農村部分階級斗爭后果的關鍵”P217五、封建權力的弱化商業公司的受激制一般情況下，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國家，縱然推翻了封建王朝，取得了政權，但封建地主制經濟非但沒被削弱，反而在農民起義勝利之后得到重建和鞏固。在中世紀歐洲，盡管農民起義失敗了，專制王朝得到鞏固，但封建莊園制經濟卻遭到破壞，商品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封建制基礎遭到嚴重侵蝕，從而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產生和發展。這也是歐洲中世紀農民起義的重要特點。在中世紀，歐洲農民起義的基本作用是促進農村經濟結構沿著商品貨幣關系業已開辟的道路進一步演變，使之更適合于商品經濟的發展。比如在政治結構較為松散的英國，農民戰爭前，商品經濟已得到一定程度的發展，社會生產的多元化進程已經開始，農民與工商業者的聯系比較緊密。農民起義后，統治者為鞏固政權，進行政策調整，促使商品貨幣關系很快滲入到社會各個角落，貨幣地租廣泛流行，土地租期日益延長，農民處境得到改善，出現了一個作為小商品生產者的佃農階層。隨著人數不斷增加的自由農與市場發生密切聯系，農民中土地買賣的現象也日漸普遍，致使農村階級分化日趨激烈，租種領主自營地的富裕農民日漸增多，他們成為農業商品的主要供應者；而貧窮農民則因為種種原因，成為雇農或流民。這樣，也就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廣泛出現創造了前提。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動必然導致封建政治統治體制的變化。農民戰爭后，隨著商品貨幣關系的發展，手工工廠開始轉入農村，將大量雇農、流民、失地農民投向雇傭勞動力市場，助長了城鄉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勢頭，封建生產關系無可奈何地走向沒落。與此相伴，代表新的生產力及生產關系的資產階級開始逐步成長壯大，建立新的社會制度以代替封建制也就為期不遠了。因此，西方封建主義危機的“直接和決定性的后果不妨說是西方鄉村中深刻的社會變化。因為這個時代暴烈的農民起義，甚至是他們的失敗，都無形中導致了土地上階級力量平衡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