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傳》作者新考

一、《左丘明》的作者問題《左傳》的作者對《左傳》有很多看法：左丘明、子霞、吳、劉欣等。除劉歆說已被否定外,其他各說均無足夠的材料能被證實或推翻。故而,本文以為,在沒有更為確鑿的證據出現之前,不應輕易排除左丘明與《左傳》的關系。這是因為:1、此說出于《史記》,《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于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司馬遷所述語氣肯定,當必有所本。2、此說是關于《左傳》作者的最早說法,距《左傳》成書年代最近。以一般邏輯論,當比時間相距久遠者可靠系數要高。更何況《史記》是一部有權威的書,司馬遷是一位嚴肅的史學家。3、《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序》孔穎達《疏》引沈氏說:“《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里。’”《觀周篇》乃西漢本《孔子家語》中的一篇,《嚴氏春秋》的作者嚴彭祖生活時代約早于司馬遷,他也說《左傳》為左丘明作。這說明,關于《左傳》作者,當時學術界很清楚、是沒有疑問的。當然,在《春秋》與《左傳》的寫作過程上《嚴氏春秋》與《史記》說法似略有不同:依司馬遷說,似乎西觀周室之書的只是孔子,而嚴彭祖說左丘明也去了;依司馬遷說,似乎孔子修《春秋》在先,左丘明撰寫《左傳》在后,而嚴彭祖說左丘明在孔子修經的同時就作了傳。我以為,這很大程度上是行文方法上的原因,不足以作否定左丘明與《左傳》關系的論據。但依《史記》所說左丘明作《左傳》,又有許多不能解釋處:《左傳》成書于戰國時期,進一步說成書于公元前403年之后,而從一些資料看,左丘明乃與孔子同時,由此計算,即使左丘明年齡小于孔子二三十歲并且高壽,也活不到公元前403年。所以我認為,在作者問題上,《左傳》與《公羊傳》、《谷梁傳》的成書方式有相似之處。即左丘明是《左傳》的始撰寫者,撰寫內容傳授給弟子,后來其弟子將其所傳整理加工,并增加了一些戰國時期新獲得的史料,最后又由一人定稿,這定稿人至少活到了戰國中期——公元前403年。關于《左傳》的始撰寫者左丘明的情況及與《左傳》的關系,本文認為:l、左丘明所在時代與孔子同時,即魯國的襄、昭、定、哀公時期。年齡大約與孔子仿佛,這不僅因《嚴氏春秋》說左丘明與孔子同去觀周史,還因在《論語·公冶長》中,孔子曾提到左斤明并表現了對他的敬重:“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匠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2、左丘明是一個史官,因非史官不能掌握如此豐富的史料。3、左丘明有可能活到了《左傳》的記事下限公元前468年,甚至也可能看到《左傳》曾明文提及的魯悼公四年(公元前464年)的事。司馬遷《史記·報任安書》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參照司馬遷寫的上下文“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孫子臏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大抵圣賢發憤之所為也。”所舉之人都取其中順境轉逆境而后作出成就之義。1所以,我以為,如按司馬遷之說,左丘明失明應該是后來的事。按今天的醫學推測,左丘明有可能是晚年得了老年性白內障,而這又說明了他長壽,有可能活了八九十歲,到公元前五世紀中葉方才去世。進一步說,如果按他與孔子同歲公元前551年出生算,到公元前468年他也才是八十三歲,到公元前464年也才是八十七歲,這種壽數在古代并不是罕見的。4、《左傳》的框架、基本思想是廣泛吸納春秋史料、代表了春秋時代社會精英階層思想觀念的春秋史官左丘明搭建起來的,書中關于三家分晉、陳氏代齊的某些預言也未必盡是在公元前403年和公元前386年周天子認可三晉、田齊地位之后才有的。朱熹《朱子五經語類·統論左傳》曰:“只當時子孫欲僭竊,故為此以欺上罔下耳。”朱熹說“欲僭”很對,所謂“欲僭”即已有了僭的實力和僭的可能之后。陳氏在齊于公元前476年前后已甚強大——齊平公五年(魯哀公十九年)即公元前476年,田常就已割齊地自平安至瑯邪為封邑,比平公自領之地為大了;韓趙魏也在公元前453年就形成分晉之勢了。也就是說,《左傳》的始傳授者左丘明在世時可能一些預言就已流傳了,故而被左丘明引入史中是極可能的。而《左傳》的最后編定者可能又據他親眼看到的事實對預言以及某些內容進行調整、增刪。但總體說來,他是按照左斤明的思維軌跡前進的。二、《決定》的編撰步驟及利益平衡司馬遷說:“左丘失明,厥有《國語》。”此左丘明的簡稱。即太史公認為《國語》、《左傳》皆出自左丘明之手。本文認為,司馬遷之說不應毫無根據。《經義考》卷二百零九引司馬光語云:“先儒多怪左丘明既傳《春秋》,又作《國語》,為之說者多矣,皆未甚通也。先君以為左丘明將傳《春秋》,乃先采集列國之史,因別分之,取其精英者為《春秋傳》,而先所采集之稿為時人所傳,命曰《國語》,非丘明之本志也。故其辭語繁重,序事過詳,不若《春秋傳》之簡直精明渾厚遒峻也。又多駁雜不粹之文,誠由列國之史學有厚薄,才有淺深,不能醇一故也。不然,丘明作此重復之書何為耶?”司馬光之以為《國語》是自各國所采的原始材料,左丘明對其作了大略的編輯,以備寫作之用,《左傳》是依據其“精英者”撰成。此說頗有道理,符合寫史邏輯。但細讀今存之《國語》,卻頗感不盡然。如《國語·齊語》記管仲佐齊桓公稱霸,極為詳備,但《左傳》則大都未采,而于齊國這段歷史記載極為簡略;《國語》記吳越二國事,特別是關于范蠡事,《越語》頗詳,而《左傳》未有。這兩種史料都價值極高,從道理上講,《左傳》不應忽略之。這就使人不能不對《左傳》、《國語》同出一人之說產生疑問。因此筆者認為,左丘明所編的《國語》非今存之《國語》。今存之《國語》當是戰國時另外的人將其所見各國史料集結而成的,左丘明的《國語》可能也是他參照的資料之一。而且,從今存之《國語》材料駁雜,有重復者,風格不一看,集結者基本未作什么編撰整理。本文認為,以一般邏輯論,尤其是春秋時期特定的政治歷史文化背景下的撰史邏輯程序論,《左傳》的編撰過程應有以下幾個步驟:1、廣泛搜集資料。2、將從不同渠道所得資料按國別及事件分類,輯為一書,即如今日所見《國語》之類。對其中材料編者不進行或很少進行整理加工,故其中常有抵牾矛盾、重復處,藝術高下不一,文字風格不同。3、將上述資料以國為經、以事為緯進一步作史實及藝術上的加工處理:核對史實,去粗取精,增刪潤飾,除去矛盾,統一文風,成一統一體例的、史事詳明的、國別體和記事本末體結合的史書。這一史書可能叫《國語》。4、作編年體的大事記。這一大事記以孔子修訂的魯國編年史為主要依據,但又不限于此,還應包括孔子《春秋》未曾提及而《左傳》作者認為有價值的史事。這些史事一般都存在于前一步驟的內容中。大事記應是以魯國為內、以各諸侯國為外的魯史形式。5、將第三步驟中整理好的國別體和記事本末體結合的詳密生動的史事,以上述大事記為綱,按年代順序分割成編年體史書。6、將分割后的編年體史書依據以魯為內原則對某些原有文字加以修改;并依據孔子修訂的《春秋》,對某些分割后的編年體文字作解經性處理。不過這一過程也可與第五步驟同時進行。基于以上推理,筆者認為,司馬遷說左丘明既修《左傳》,又撰《國語》,決不是毫無根據的,所謂編撰《國語》,即是如上所說的第三步驟;所謂編撰《左傳》,即是如上所說的第五、六步驟。但如本節開頭所述,左丘明所編撰的《國語》現今已經看不到了。上述編撰程序,亦可從《左傳》文本中找到痕跡,最突出表現是:1、跨年度的歷史事件,剔除為時間之因而穿插的與該事件無關部分,均自成一文氣貫通、自我獨立的歷史記事。此種現象,翻檢《左傳》,隨處可見。現信手舉幾例。如《僖公三年》齊桓公出蔡姬事:齊侯與蔡姬乘舟于囿,蕩公。公懼,變色;禁之,不可。公怒,歸之,未之絕也。蔡人嫁之。《僖公四年》:四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楊伯峻在《僖公三年》“蔡人嫁之”后注說:“此傳本與下年侵蔡事連為一傳,為后人割裂在此。”按,楊說“與下年侵蔡事連為一傳”是對的,說“割裂”也是對的;但說“為后人”割裂就不確了。《左傳》是編年體史書,蔡姬蕩齊桓事發生在僖公三年,齊侵蔡事在僖公四年,當然要分開來記。這個割裂不是“后人”干的,而是編撰《左傳》者自己干的;他不止干了這一樁“割裂”的事,而是幾乎全都是對原國別體史書的“割裂”,這是寫作程序使之然。又如《成公十八年》:十八年,春,王正月庚申,晉欒書、中行偃使程滑弒厲公,葬之于翼東門之外,以車一乘。使荀、士魴逆周子于京師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大夫逆于清原。周子曰:“孤始愿不及此,雖及此,豈非天乎!抑人之求君,使出命也。立而不從,將安用君?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共而從君,神之所福也。”對曰:“群臣之愿也,敢不唯命是聽?”庚午,盟而入,館于伯子同氏。辛巳,朝于武宮。逐不臣者七人。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麥,故不可立。齊為慶氏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士華免以戈殺國佐于內宮之朝。師逃于夫人之宮。書曰“齊殺其大夫國佐。”棄命、專殺、以毅叛故也。使清人殺國勝。國弱來奔。王湫奔萊。慶封為大夫,慶佐為司寇。既,齊侯反國弱,使嗣國氏,禮也。二月乙酉朔,晉悼公即位于朝。始命百官,施舍、已責,逮鰥寡,振廢滯,匡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無犯時。使魏相、士魴、魏頡、趙武為卿……顯而易見,此段引文第一、第三自然段講晉悼公即位本是一件事,原是連著的,但因其時間跨兩個月,編年體須嚴格按時間順序,故而編排時把發生在正月的齊國之事插到了本屬一事的晉國事中間。也就是說,《左傳》作者決不是一開始就進入編年體程序,必以國別體、記事本末體程序為基礎。另《僖公十八年》:冬,……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僖公十九年》: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楊伯峻云:“此本與上年傳‘梁伯益其國而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連為一傳”,此說則十分正確。2、解經語是后加的,往往打斷原一氣呵成的敘事脈絡。如《隱公元年》的“鄭伯克段于鄢”: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置姜氏于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上述引文中間“書曰”一段是解經語,不難看出,去掉它文義才更為連貫。也就是說,原文本是:“……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城潁。”“遂”,“于是”義,乃承上啟下之詞,如無“大叔出奔共”就無須用“遂“字,顯然解經語是后加的。同樣,這個解經語也不是別人——如劉歆之類的人加的,而是依寫作程序進行的作者自己加的。正因為國別體、記事本末體的記事是《左傳》寫作中必不可少的程序,換句話說,《左傳》是分割《國語》之類史書而成的,所以《左傳》中出現去掉解經語文字照樣通暢、甚至更通暢的現象。3、超前記事。如《昭公七年》: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茍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干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楊伯峻說:“孟懿子為何忌,敬叔名閱。二人師事孔丘在昭公二十四年以后。《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年十七,孟僖子卒,懿子與魯人南宮敬叔往學禮焉。’太史公蓋誤以此年孟僖子卒,不知懿子及敬叔生于昭十一年,杜注且以為似雙生子,昭七年,二人尚未生。”楊說甚確,司馬遷沒有注意到這段話中“及其將死也”之后全部都是超前記事,誤以為孟僖子這一年就死了,也誤以為孟懿子與南宮敬叔是在這一年師事的孔子。事實上,如楊伯峻所說,昭公七年,二人尚未出生,孟僖子也沒死。因四年之后的《左傳·昭公十一年》明記:“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生懿子及南宮敬叔於泉丘人。……”顯然《左傳·昭七年》的記事是超前的,是作者在從國別體、紀事本末體的記事向編年體的《左傳》改造中,由于疏忽或是其他考慮對原有文體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