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時期的鹽商與鹽商

山西省的一些產業參與了工業，但第一個來源來自河東的鹽業。晉商涉足產業居多,不過最初發跡則源于河東鹽業。俗語說,“百味鹽為先”,如果沒有鹽,即使山珍海味也如同嚼蠟。自古以來,鹽不僅是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件東西,更與人類的生息繁衍息息相關,它創造了人類的古文明與繁榮,也帶給人們無數的戰爭。而晉商能涉足鹽業并由此而發跡也是源自當時的政府需求。“開中法”昭告天下眾所周知,食鹽一直都由國家專賣,其生產和交易也是在國家和政府的嚴格管控之下進行的,但事實上,這種嚴格控制食鹽生產與銷售的制度是從春秋時期才開始實施的。在西周之前,每個人都可以自由生產和運銷食鹽,由此誕生了一批實力雄厚的大鹽商。他們壟斷海鹽生產、哄抬鹽價,積累了巨大的財富,成為地方上的豪強勢力。春秋時期,齊國宰相管仲建議,應由政府接管鹽業的生產和經營,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食鹽專營”。自此,任何人可隨意生產與販賣食鹽的局面成為了歷史,政府專營食鹽的時代隨之開啟并不斷延續。洪武二年,即明太祖時期,為了防止北方韃靼、瓦剌等少數民族的進犯,明太祖下令修建從山海關到居庸關的長城。當時修建這一巨大防御體系的民兵多達80萬人,這80萬民兵每天的吃喝拉撒、軍需糧秣都由國家撥付。此外,修建長城期間所需的各種材料費用也由國家撥付。80萬人的開銷再加上各項成本支出,久而久之,明王朝逐漸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財政壓力。為化解這一壓力,朝中有大臣提出可借助民力的建議,這一建議在經過討論之后,立刻轉化為可操作的“開中法”昭告天下,并在洪武四年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實施。“開中法”大致分為報中、守支、市易三步。報中是鹽商按照明政府的招商榜文所要求的,把糧食運到指定的邊防地區糧倉,向政府換取鹽引;守支是鹽商換取鹽引后,憑鹽引到指定的鹽場守候支鹽;市易是鹽商把得到的鹽運到指定的地區銷售。其主要模式是號召大家向邊關運輸軍需糧秣,政府則以鹽引(販賣食鹽的憑證)進行置換。當時根據里程的遠近,一至五石糧食可向政府換取一小引(二百斤)鹽引,不過這種比例在以后隨形勢變化、米價高低而不斷有所變動。因為食鹽的特殊性,百姓拿到的鹽引都是有范圍限定的,當時河東鹽行銷范圍主要是晉南地區、陜西南部、河南北部等120多個州縣,凡是在這120多個州縣進行食鹽交易的,其價格不受政府管控,因此利潤空間巨大。山西歷來有經商的傳統,與北疆以及各個糧食大省都有密切的商業往來,并在長期的經商過程中做了較為充分的資金與人員儲備,這樣的天賜商機當然不會放過。雖然山西因為只有南部是產糧區,總體上并不是產糧大省,但與之相鄰的河南、山東都是產糧大省,而晉商因長期與北部邊疆少數民族之間有貿易聯系,向北部邊疆運糧可謂輕車熟路,因此“開中制”的實施無疑為晉商打開了通向寶藏的大門。有了政策的支持,頗有經商頭腦的晉商紛紛北上、南下,從河南、山東等產糧大省收購糧食,運到北部邊疆換取鹽引。也有晉商在靠近北部邊疆的地區招募走西口的流民開墾荒地種糧,運到其他地方去換鹽引,這可以稱為“民屯”或“商屯”。因為晉商肯吃苦,又善于動腦,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北部邊疆的糧食主要是由晉商所供給。據明代涂宗的《邊鹽壅滯疏》中記載:“延綏鎮兵馬云集,全賴商人接濟軍需,每年有定額,往往召集山西商人,領認淮浙二鹽,輸糧于各堡倉給引,然后前去江南鹽運使司,領鹽發賣,大獲其利。”晉商因河東鹽業而發跡,并由此走上了致富的康莊大道。王崇古—山西鹽商涉足全國市場明太祖時期,山西鹽商大多出自平陽、澤州、潞安、汾州、太原、大同等地,但隨著“開中法”為山西鹽商帶來的利潤,越來越多的山西商人加入了鹽商的行列,有記載者如太原閆氏、洪洞李氏、蒲州范世逵、大同周全、代州馮氏等等,其中最大的就是官商一體的蒲州張四維、王崇古兩家。張四維、王崇古可以說是山西鹽商的代表人物,兩家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血緣關系。張四維,山西蒲州(今永濟)人。王崇古是張四維的舅父,也是蒲州人,官居兵部尚書、陜西總督。張四維的父親張允齡、叔父張遐齡都是奔波一生、“足跡半天下”的商人。張四維共兄弟9人,四維為長,其三弟張四教從16歲開始經商,隨其父從業淪瀛間,“治業滋久,諳于東方鹺利源委、分布、調度具有操縱”,是非常能干的大鹽商。張四維的四弟張四象,其前妻王氏家也是商人。王氏去世后,張四象的繼妻范氏,其家還是商人,其祖父范世逵在明初實施“開中法”時就經營鹽業。王崇古的祖父王馨是河南鄧州學正,王崇古的父親王瑤先后在鄧州、湖北襄陽、陜西、河南魯山、甘肅張掖、酒泉等地進行貿易,積累一定資本后,販鹽于淮浙間。王崇古之兄王崇義則是長蘆鹽商。王崇古的伯父王文顯也是長蘆鹽商。王崇古的長姐嫁給了沈廷珍,其長男沈江,是隨其父活躍于揚越的鹽商。張、王兩家的經商經歷充分說明了鹽業在晉商中起到的重大作用和支柱效應。不過,即使再廣闊的市場也必定有其承受的極限,鹽業市場也不例外。隨著山西鹽商數量的增多,整個鹽業市場隨之出現了僧多粥少的局面。由晉商到產糧大省收購來的糧食多得吃不了,開始陳舊腐爛,且河東產鹽量有限,逐漸商人手里開始持有大量空引,在河東無法兌現,逐漸成為雞肋,這迫使政府進行第二次改革,即“葉淇變法”。“葉淇變法”明令規定,商人以后不必向邊關運送糧食,如需鹽引需用現銀購買。“葉淇變法”之后,滯留在商人手中的空引成了一大社會弊病,為化解商人們的不滿情緒,政府把持有鹽引的商人劃分為10綱,每綱鹽引皆為20萬引,以圣、德、超、千、古、皇、風、扇、九、圍10個字命名,每年兌現1綱,分十年把舊引完全疏清。明政府還按綱編造綱冊,登記商人姓名及持有舊引的數量,并發給各個商人作為窩本,規定疏清舊引后,按綱冊所記舊引數目分配新引。冊上無名者即沒有領取鹽引的資格。也就是說,不入商綱者不承認其鹽商資格,未領有綱冊——窩本者,不分配鹽引。因此,綱法的實行為窩本的擁有者開辟了壟斷鹽引的道路,造成了鹽商進一步壟斷市場的結果。而且,名列綱冊者大多是擁有巨大資本的商人,晉商也不在少數。另外,“葉淇變法”中兌現的鹽引不僅可以在河東支鹽,同時也可以到全國各大鹽場支鹽。當時在兩淮、揚州等地,鹽業產量非常大,因此山西商人、陜西商人和安徽商人展開了激烈的競爭,最后陜西商人在競爭中被淘汰,山西商人和安徽商人各不相讓、平分秋色。“葉淇變法”的成功促使山西鹽商大量向淮浙地區移居,逐步進入了全國范圍的流通領域,南北各地都有其足跡。文獻記載,山西平陽府商人席銘“歷吳越,游楚魏,泛江湖,懋遷居積,起家巨萬金,而蒲稱大家,必日南席云……”蒲州商人王現“嘗西至洮隴,逾張掖、敦煌、歷金城,已而轉入巴蜀,沿長江,下吳越,又涉汾晉,踐涇原,近九河,翱翔長蘆之域”……可以說,此時的晉商經營范圍西起西域,東到遼東,南至嶺南,北迄漠北,甚至還伸展到海外,晉商開始從一個區域商幫轉變成全國性的商幫。官、紳各方習慣傳承山西鹽商從明朝便得到了政府的支持。這一點從明朝時期鹽業祭酒多出自晉商中可以看出。祭酒在明代是國子監掌國學諸生訓導政令之官,官階從四品,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中央直屬的國立大學校長。應該說,沒有足夠學識和威望的人是不可能擔任此要職的,但是,在明代鹽商中就有人擔任祭酒的,這就是山西鹽商楊繼美。從眾多鹽商中被選出來擔任祭酒,首先要求該人在鹽場居住的時間具有相當的年代,品格、人才都要非常出眾,否則難以服眾。鹽商祭酒在同業中起斡旋、調解作用,官府對于推舉祭酒采取贊許態度。祭酒處于官吏和鹽商之間,既協助政府推行鹽政,又協助管理鹽商,使稅收得以落實,他們大多與政府官吏有密切關系,相當于官商之間的紐帶和潤滑劑,其作用和影響都不容小覷。楊繼美是明代山西代州振武衛人。明初,先祖戍邊以軍功升旗牌官,遂隸籍振武衛。楊繼美少年時極愛讀書,經史子集無不涉獵。楊繼美成年后,以先輩所留數千銀兩為資本,經營鹽業于兩淮。淮鹽是明代運銷額最大的鹽,鹽行直隸之應天、寧國、太平、揚州、鳳陽、廬州、安慶、池州、淮安九府及江西、湖廣等地,開中輸邊甘肅、延綏、寧夏、宣府、大同、遼東、固原、山西神池等地。楊繼美很會經商,不久便成為兩淮鹽商中著名的富商。楊繼美為人豪爽豁達,雖在商界,卻喜與讀書人交往,與他們高談闊論,研討經史,還常常贈送他們銀兩,資助他們的學業。后來,在這些人當中有不少人科舉得中做了官,仍與楊繼美保持書信往來,或一起敘舊,當時,楊繼美的名氣傳遍江淮數千里,士人也不敢以商賈輕視他。楊繼美學識廣博,一次明政府派官員視察兩淮,這位官員召見兩淮鹽商時,向他們提了許多問題,眾鹽商皆不能對答,唯有楊繼美應答如流。眾鹽商很佩服繼美之才,便推舉他為鹽商祭酒。楊繼美樂善好施,好救人之急。有一個人過去借過楊繼美許多銀兩,還債期限早已超過,仍不能歸還,此人很是羞愧,有時在路途遇到楊繼美,便急忙躲藏起來。后來,此人覺得這樣躲躲藏藏并非辦法,決心面見楊繼美,向楊表示愿將自己的養家之業交給楊繼美抵債。楊繼美說道:“你以此業養家糊口,如果將此業給我抵了債,難道你們一家吸飲露水生活嗎?”說完話,便將債券當面撕掉,舊債一筆勾銷,其人感激不盡,叩謝而去。晉商本就有重學的一面,而且他們還堅持以學保商,“學而優則商”、商學結合,學中有商,商中有學,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學問之士。就連舉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劉大鵬也承認:“余于近日(在)晉接(觸)周旋了幾個商人,勝余十倍,如所謂魚鹽中有大隱,貨殖內有高賢,信非虛也。自今以后,愈不敢輕視天下人矣。”楊繼美成為鹽商祭酒之后,其好于讀書人交往的習慣也間接影響了整個山西鹽商的文化觀,山西鹽商更為重視自身的文化素養和子女的教育問題,山西鹽商中開始不斷涌現出學識豐富的有識之士。明清時期有“中國漢學第一人”之稱的閻若璩就是山西太原人,他曾著書《尚書古文疏證》8卷,對《古文尚書》辨證128條,指出《古文尚書》25篇均是魏晉間偽作。隨著山西鹽商整體文化素養的提高以及經營范圍的擴大,入清后,山西鹽商的地位得到了更為顯著的提升。尤其是清王朝在為鞏固其政權所進行的平定三藩之亂、平定準噶爾部噶爾丹叛亂、平定大小金川叛亂及在鎮壓川楚陜白蓮教大起義、太平天國、捻軍起義等軍事行動中,都得到了晉商在財政上的支持,清政府將山西視作“商賈之途”,是“財賦有出”之地,另眼看待,這更讓山西鹽商有了用武之地。在政府的支持下,山西鹽商勢力向四方輻射,特別是進入兩淮后的活動甚為引人注目。他們不僅在當地從事鹽業,還積極辦理遷居、入籍手續,扎下大營,成為兩淮鹽商和揚州鹽商的一部分,而揚州也在一夜之間成為了鹽商的聚集地。為什么揚州會成為各路鹽商的聚集地?揚州地處長江以北、淮河以南,西瀕運河,東臨大海,方圓數百里內,河道縱橫,水陸交通便捷,是自隋朝開鑿京杭大運河以來南漕北運船舶必經之地。而且揚州附近有當時全國最大的海鹽產場,歷史上一直流傳著“兩淮鹽,天下咸”的民諺,而兩淮鹽業的管理中心就在揚州,揚州自然也就成了兩淮鹽商的聚集地。在各路鹽商中,最為顯眼的就是晉商,他們進入揚州鹽業市場最早,人數也最多,所以歷史上有揚州鹽商一開始就是晉商的說法。絡繹不絕的晉商穿著羊皮老襖、吃著羊肉饃饃,夾著大蔥大蒜,撇著揚州人一知半解的西北腔到了揚州,并迅速在當地占領了食鹽市場。這其中也不乏以鹽業為生的富商,比如明末清初出現的鹽商亢氏,當地人稱“亢百萬”,其家用于藏糧的倉廩多至數千,當地有“上有老蒼天,下有亢百萬,三年不下雨,陳糧有萬石”之說。到康熙時,亢氏已成為兩淮鹽商中富可敵國者。亢氏在揚州小秦淮建“亢園”,臨河造屋100間,長達一里余,人呼“百間房”。史料記載,亢氏還建有“亢家花園”,據說揚州瘦西湖就是在此基礎上擴建而成。清康雍乾年間,揚州鹽商的財富和影響力達到極致。乾隆三十七年,揚州鹽商可謂富甲天下,晉商勢力也因商業區域的改變而不斷得到提升。隨著區域的變革,晉商內部也開始了既殘酷又現實的“叢林法則”,弱肉強食的局面迫使一些小的山西鹽業退出了鹽業市場,轉而尋求其他生存機會。也許是老天的偏愛,也許是晉商與生俱來的能力,“叢林法則”不僅沒讓晉商衰落,還讓他們找到了與北部各少數民族進行多元化貿易的機遇。上文提到,明太祖之前,晉商就與北部少數民族之間存在貿易往來,雖然受政府管制所限,這種往來不是非常順暢,但也從未中斷過。隆慶四年,明蒙關系出現了轉機。蒙古俺答汗之孫把那漢吉棄蒙降明。當時擔任宣大總督的王崇古提出了“封俺答,定朝貢,通互市”的“朝貢八議”。王崇古和時任內閣大臣的張四維家族都是大商人,開放貿易當然對他們自己也有利。在晉商和這些官員的推動之下,王崇古的奏議得到內閣權臣高拱、張居正的大力支持。從隆慶五年到萬歷十五年,明政府先后在長城沿線宣府的張家口,大同的守口堡、得勝堡、新平堡,山西的水泉營等地開設馬市13處,拉開了大規模北部邊疆貿易的序幕,也給了晉商一個新機會。晉商抓住這些機會,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