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現狀及原因分析摘要:伴隨著我國社會整體經濟水平的顯著提高,我國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開始擴大,成為收入分配領域最突出的變化,也是影響和制約社會經濟持續穩定增長和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結合數據分析目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現狀,并從多個角度闡明引起這種差距的原因,對于進一步采取對策縮小差距有重要的現實意義。關鍵詞:收入差距;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一、我國城鄉收入差距的現狀描述目前，反映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最主要指標分別是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和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2001年全國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6869.6元，農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2366.4元，城鄉收入差距相當大。從下表可以看出，2001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農民人均純收入的2.92倍，城鄉居民收入比大大超過了改革開放前的水平。1978年時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是2.57，農村改革開始后這一比例逐步降低，到1983年降到最低點1.82，接著城鄉收入差距又有所擴大，到1990年城鄉收入比為2.2，1995年為2.71，此后城鄉收入差距出現了三年的下降，其根本原因是政府提高了農產品收購價格。1994年和1995年農產品的平均價格分別提高了40%和20%，糧食平均價格分別提高了47%和29%。相應地，城鄉個人收入比率在1997年最低將至2.47:1，相對于1994年下降了39個百分點。然而，從1997年開始農產品收購價格一路走低，1997年下降4.5%，1998年下降8%，1999年下降12.2%，2000年下降3.6%，隨之而來的又是城鄉收入差距的回升。2001年的城鄉個人收入比率比1997年升高了43個百分點。2002年的3.11:1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按照世界銀行的有關報告，世界上多數國家城鄉收入的比率為1.5:1，這一比率超過2的極為罕見。國際勞工組織發表的1995年36個國家的相關資料中介紹，中國是城鄉收入差距超過2:1的僅有的三個國家之一。城鎮居民的收入主要用于消費和儲蓄，而農民的純收入除要用于消費和儲蓄以外，還有一部分要用于擴大再生產的支出。如果扣除農民擴大再生產的支出，城鄉差距就更大。2001年農民家庭人均各種支出2780元，其中家庭經營支出占696元，購置生產性固定資產支出78元，繳納稅費支出91元，非生活消費支出占到家庭支出總額的31%。城鄉收入差距的最終反映是生活水平的差距。1999年城鎮居民的人均消費水平為6796元，而農民人均消費水平只有1927元。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水平是農民人均消費水平的3.53倍。事實上，近十幾年來城鄉消費水平的差距一直在擴大。1985年城鎮居民與農民人均消費水平之比為2.31，1990年擴大到2.95，1995年為3.4，1999年達到3.53。農民的消費水平本來基數就比較低，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農民消費水平提高的速度又明顯低于城鎮居民。1990年到1999年扣除物價因素影響，農民的消費水平提高77%，而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提高87%。農民的消費水平與城鎮居民相比相差9年左右。恩格爾系數是指食品消費在整個生活消費的比重，是國際上衡量居民生活水平的一個重要指標。2001年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37.9%，而農村為47.7%，農村比城市要高出近10個百分點，從中可以反映出城鄉之間的生活水平差距較大。我國城鄉居民不僅統計上存在較大差距，除此之外，享受的各種社會福利也存在較大差距，很多社會福利實際上是居民的一種隱性收入。因此，城鄉居民實際收入差距應比統計上的收入差距要大。目前，城市居民享受的住房補貼、物價補貼等各種補貼，以及各種社會保險如醫療保險、失業保險、最低收入保障等，絕大多數農民都不能享受。城鎮居民以社會福利方式獲得的隱性收入難以準確估計。有人對1994年城鎮居民享受的公有住房、公共醫療及保險福利幾項進行統計，人均大致1081元，相當于當年農民人均收入1221元的83.4%。世界銀行1999年的估計，如果考慮城鎮居民享受的各種社會福利，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將會達到4:1。中國為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改蘋開放以來城鄉收入怎距對比3.025我國咸：界城鄉收入差距攝大國擄2.086迪改蘋開放以來城鄉收入怎距對比3.025我國咸：界城鄉收入差距攝大國擄2.086迪7￡年一20）0年據國家統計局農調隊等公開信息整理日前，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發布的《中國城市發展報告No.4聚焦民生》顯示，目前我國城鄉收入差距比為3.23：1，成為世界上城鄉收入差距最大的國家之一。、城鄉收入差距形成和擴大的原因分析（一）城鄉產業特性目前農村雖然已經包含了多種產業，但農業在其經濟結構中依然占有重要地位。一產業與二、三產業的產品收入需求彈性不同，一般農產品的收入需求彈性小于其他產品的收入需求彈性，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其恩格爾系數將不斷縮小，農民豐產但是卻不豐收，這就注定了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即解決溫飽后，農業的發展必然要慢于二、三產業的發展，1990年后一產業在CDP中的增加值比重明顯呈下降趨勢，2002年第一產業約占CDP的15%，與"六五"時期的平均31.4%相比下降一半多，相應的二、三產業則提高16.4個百分點。僅從這種產業特性來看，農業的發展與工業發展相比必然處于劣勢，農民收入增長速度也將慢于城鎮居民收入增長速度，農民的收入水平與城鎮居民收入水平相比逐漸拉大。（二）非均衡發展戰略慣性的推動現代經濟發展的中心已經由農業轉向工業，國家實力的競爭大多以工業指標來衡量。我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依靠農業支持優先發展工業的，從19501994年的45年時間內，國家通過工農業剪刀差大約取得20100億元收入，加上同期的農業稅收人2733億元，減去國家向農業投入的5346億元，國家共提取農業剩余凈額17487億元，總計占第一產業CDP的25。2%。這種非均衡發展戰略不僅使城市的產業快速發展，而且城市的各種基礎設施建設也不斷加強。（三）政府對農副產品價格的控制政府對農副產品價格的控制會直接影響到農村居民的收入增長幅度，從而進一步影響到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甚至農村內部的收入分配的變動。從簡單的相關性來看，農村居民收入增長較快的，也是城鄉之間收入差距縮小的幾年，同時也是農副產品的收購價格較大幅度上調的幾年。改革開放以來城鄉收入差距出現過兩次縮小，一次發生在1979—1983年期間，城鄉收入比率下降了75個百分點；另一次發生在1995—1997年，城鄉收入比率兩年中下降了39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發生的是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的大幅度提高。相對于1978年,1983年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提高了近50個百分點；相對于1993年，1997年農副產品收購價格提高幅度比農村消費價格指數的上升幅度高出近90個百分點。從1997年開始的城鄉收入差距的擴大趨勢又是與政府農副產品收購價格的不斷回落相關的。1997—2000年，農副產品收購價格降低了25%，相應地城鄉之間人均收人比率上升了32個百分點。（四）農村居民承受不合理的稅費負擔中國個人稅收的再分配功能不僅是很弱的，而且有擴大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這一點在城鄉之間的個人稅負方面表現得尤為明顯。農民上繳的各類款項，大體可以分為4部分：第一部分是交給市以上政府的，主要包括需上繳國庫的農業稅和特產稅、農業開發基金，以及全市統一征收的一級電排費和血防統籌費等。據統計資料計算在1990年代末期，全國每年大約為300億一一400億元。第二部分是鎮政府征收的"五統"；村級提留，包括"三提"，村共同生產費和村集資等。這一項，政府在1990年代末期的正式數字是600億元。第三部分是義務工負擔，每年大致在2000億元以上。第四部分是各種名目的攤派和集資，這項負擔缺少全國性的數字。但是，保守地估計農民每年的稅費至少應在1500億元以上，人均就達到200元以上。如果將這一塊看作是農民上繳的個人收入所得稅，那么，以2001年為例，我國的個人收入所得稅征收總額就不是近1000億元，而是2500億元左右。這樣，在全部個人所得稅收人中，農民占了大約有60%。（五）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和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封閉自由農民的遷徙自由和擇業現在雖然自由有所松動，管制不那么嚴格了，但農民想變成一個真正的"城市人"，仍然是一種極不容易的事情。因為在戶口等級背后是重大的利益差別，比如就業、子女上學、住公房、吃補貼、使用公用設施等都大不一樣。在這種戶口利益分配機制的作用下，人們都企圖實現戶口等級的垂直方向躍遷。為了防止各級城鎮、市的人海之患，于是，一堵堵"咼墻"矗立起來。（六）金融資源分配失衡。收入差距與我國經濟的發展階段有著特殊的關系，依據經濟增長理論，不同的收入來源都是跟著經濟增長趨勢波動的，經濟高漲時，各個階層的收入都上升，經濟衰退時，各個階層的收入都下降，但波動的幅度不同，這就引起了收入分配的周期變化，工資性收入的波動幅度相對較小，財產性收入的波幅相對較大。經濟往上走時，由于對利潤的追逐，會大量增加對非人力資本的投資利息和利潤的增長速度要遠遠超過勞動者報酬的增長速度，引起了收入分配的惡化和有效需求的不足；在經濟下跌（或增速減緩）時，由于企業利潤的大幅下降，資產值的下跌又會逐步降低利息和折舊成本，加上工資的粘性，使得工資的下降速度會低于利息和利潤的下降速度，這樣收入分配在經濟衰退的過程中會逐步得到改善，經濟又會重新進入新一輪的增長。因此，這種收入分配的狀況改善或惡化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資本，也就是金融資源的制約。通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收入分配狀況與經濟周期的關聯主要是通過資本與工資的作用。工資水平一般具有剛性，所以最主要的因素是金融資源的把握，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已經成為收入分配的核心要素。顯然，由于歷史的種種原因，我國農村的資本積累非常有限，同時國家又沒有從流量上進行補充，所以，農村經濟從總體上擁有伯資本量不足是其在整個收入分配中處于劣勢的根本原因，這種資源配置的結果通過產業發展本身使得收入分配狀況更加惡化。從現實角度來看，我國金融資源配置明顯存在偏重城市，忽視農村的問題。縣和縣以下國有企業比重小，所以從國家金融系統獲得金融支持極小，2001年鄉鎮企業及農業貸款合計只有貸款總額的10%。直接從事農村信用的農信社，農戶從農信社獲得的貸款不到農信社貸款總額的20%。據社科院人口勞動所課題組調查資料，通過農信社流出到城市及工業的資金總額，由1987年的121億元增長到2000年的4639億元。郵政儲蓄更是只存不貸，近年來，每年收儲6000多億元上交中央銀行，流入城市，其中2/3即4000多億元來自農村。國有銀行1998年起開始在農村撤并網點，這固然是國有金融改革的需要，但是更加重了農村資金供應的困難。以天津大邱莊為例，這個以鋼鐵加工發展起來的''首富村〃目前整體負債率約為86%，大部分企業缺乏流動資金，在今年以來鋼鐵市場形勢好轉的情況下，許多工廠仍因無法融資處在停產的狀態，大邱莊的遭遇典型地反映了目前農村金融的困境。縣城非農產業和農村經濟金融資源受限，難以健康發展，新的經濟增長點難以出現。目前農村金融主體農村信用社由于歷史包袱沉重，難以獨立支撐農村經濟發展的重任。央行提出的推行農信社小額信用貸款以及國有商業銀行支持中小企業的一系列措施，只能解決一部分問題，農村金融急待改革。二、收入差距問題的措施（一）加強對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戰略性調整主要指農業內部的農、林、牧、副、漁的調整和農村內部一、二、三產業的調整。就具體措施而言（1）國家應積極引導工商企業、包括外資進入農業，讓農戶作為第一車間，分享農產品加工轉化鏈條上的利潤,形成以龍頭企業帶動千家萬戶的農業產業化。（2）通過調整農村的產業政策，鼓勵建立農產品的深加工項目，改變農村單一輸出農產晶的狀況，使資源得以充分利用，同時增加更多的就業機會。（3）還要完善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立靈敏而全面的農業信息網絡，加快農業科技創新和推廣體制的改革，政府要承擔起對農民的培訓責任。（4）應積極扶持農村經濟合作組織，充分發揮各種農業協會等的作用，在農戶和企業之間架起"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橋梁，為農業的產業化、標準化、規模化奠定基礎。（5）為鄉鎮企業的發展提供資金、稅收政策等"國民待遇"，引導鄉鎮企業與城鎮企業在分工上形成優勢互補。（二）加大財政對農村的支持力度將過去的農村支持城市、農業支持工業逐步轉變為城市反哺農村、工業反哺農業。公共財政的"陽光"應該逐步照耀到農村。盡管我國還不很富裕，農村要全部享受公共財政一時還做不到，但要逐步加大這方面的財政投入。（1）為保證農民得到切實的利益，要推進糧食流通體制改革，完善農產品市場體系，把通過流通環節的間接補貼改為對農民的直接補貼，進行直補試點。（2）加大資金投入，提高農村公共服務水平，今后文、衛、教方面的支出增量要重點投向農村。（3）中央、地方各級政府應該設立農村、農業發展專項基金，加大對農業的投資。（4）理順體制、精簡機構，實現"多予少取"。現在國家對農業的投入分財政、計劃、農業等不同部門進行，各條線自己拿錢辦項目，項目選定依靠自己的渠道來完成。事權和財權的分離，經常形成能干事的沒錢、非專業的有錢的怪現象。因此，應把農業的職能交給農業部門辦，讓有限的資金發揮最大的作用。（三）繼續深化農村稅費改革農村稅費改革要繼續走下去，推行試點方案不是根本的解決之道，我們的農村稅費改革必須通過立法來避免黃宗羲所說的"積累莫返之害"。（1）積極探索新型的農村稅制，按照城鄉平等的原則改革農業稅收制度，盡快統一城鄉稅制。（2）深化鄉鎮機構改革，對鄉鎮支出情況的監督進行立法，并可在有條件的地區嘗試撤消鄉鎮一級政府機構。（四）必須解決勞動力市場分割解決城鄉收入差距問題，當務之急是應該從體制上解決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問題。我們現在對農民工的歧視，對農民工戶口的限制，實際上反映了我們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問題。這是和一個市場經濟國家的基本經濟原則相悖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我們最大的政策應該是怎么樣能夠消除現存的分割的勞動力市場，也就是說形成一個一體化的勞動力市場，能夠使得農民有更多的進城機會，能夠有更多的在城里找到工作的機會，而且是一個平等的就業和公平的收入待遇的機會。中國是一個勞動力資源極為豐富的經濟，城鎮中的大量下崗失業人員，大量的尋找工作的農民工，農村中大量的處于閑置半閑置狀態的勞動力，既是經濟不夠發展的結果，又是收入差距擴大的部分原因。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實現充分就業和抑制收入差距的過度擴大都需要進一步發展經濟，使得經濟增長始終保持在一個高水平上。只有通過高速經濟發展，才能逐步吸納掉城鎮中的下崗失業人員，給予農民工更多的就業機會，消化掉農村剩余勞動力。從這一點出發，收入分配政策的重點不應該考慮如何提高個人所得稅率，而是考慮如何提高就業率。中國的個人所得稅的問題不是稅率太低，而是實際征收方式太亂，造成實際稅率與名義稅率相差甚大,通過個人所得稅征收效率的提高，即使維持不變的稅率，也會使稅收額有很大的提高。為此，我們的金融制度和政策以及稅收政策都要做出相應的改革與調整，對中小企業的發展，對民營企業的融資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支持。（五）應由中央財政負擔農村教育和醫療農村的基礎教育和基本醫療由中央財政負擔起來，這是非常必要的。西部農村地區中小學生的高失學率一直是地方政府的頭疼問題。其中很大的原因是教育費用的快速增加，加重了農民的負擔，困難家庭確實是付不起學費。西藏這幾年就是把小學、初中學生的所有費用全部由政府統包了，小學生是一年500元，中學生是一年600元，于是全區升學率有了大幅度上升。城鎮中農民工子女的就學問題也是需要從政策上加以考慮的。大批的農民工進城就業和居住，會不會在城里形成一個下層社會?這是非常值得關注的問題。農民工進城后還難以改變自己的身份，仍處在農民工的階層內，這是歷史的原因所致，但是如果他們的孩子從小就在受教育上受到歧視，他們的階層身份就會一代一代地傳遞下去。對一個合理的社會來說，第一代人因為歷史上的原因承擔了某種社會代價,不應該讓第二代人繼續背負這種代價。如果現在不改變農民工子女就學和將來就業中出現的歧視問題，我們的社會將來會付出更大的代價。（六）發展我國農村金融，遏制城鄉收入差距擴大探索適應我國農業產業化發展的農村金融發展模式，推動農村金融成長。加大政策扶持，培育寬松的農村信貸環境。進一步完善農村金融服務體系。入世后，三農問題面臨新的機遇和挑戰，多渠道解決農民增收，根本還在于擴大農產品有效需求、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