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省際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動態變化研究文化體制改革與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

一、相關文獻回顧文化建設在促進經濟增長、提高國家資源素質上發揮著根本性和戰略作用。文化和經濟相互滲透,是一種雙向互動的循環局面,“經濟文化化”和“文化經濟化”成為加速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一組核心命題。國外研究也發現,文化及文化產業發展對區域經濟增長具有重要影響,雖然WilliamsonandMathers(2010)認為經濟自由比文化發展更能促進經濟增長,但其研究結果卻顯示文化與經濟自由之間存在替代關系,當經濟自由缺乏時,文化對經濟增長發揮重要作用。然而,相對于經濟的高度發展,“十一五”末,中國文化產業占同期GDP的比重僅為2.75%,這與實現文化產業為國民經濟支柱的“十二五”戰略目標還存在較大差距。尤其在體制方面,與市場化改革相比較,中國文化產業體制嚴重滯后。整個文化產業尚處于計劃經濟體制的管理模式下,政府仍然采用計劃的體制來管文化、辦文化,文化產業游離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之外,缺乏活力和競爭力,文化產業的低效率成為阻礙文化產業發展的重要問題,也是我國當前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中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隨著文化產業在國民經濟中的地位不斷提升,如何提升文化產業生產效率逐漸成為國內外文獻研究的熱點問題。國外學者一方面考察了影響文化產業生產率提升的源泉。Marco-SerranoandYrausell-K9ster(2006)測算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西班牙文化和休閑產業生產率及其分解值,研究發現這期間生產率提高主要來源于技術進步和規模效率的提升。而且,LastandWetzel(2010)也認為規模效率是1991-2006年期間德國公共劇院效率提升的重要源泉。另一方面,有些學者探究了影響文化產業技術效率的原因。Marco-Serrano(2006)估算了西班牙劇院的技術效率,認為提升城市演藝業管理者的能力是增進效率的根本。BishopandBrand(2003)利用隨機前沿方法估計了英格蘭西南地區博物館的技術效率,發現技術效率處于相當低的水平,并指出過高的公共基金和志愿者行為對博物館效率具有顯著的負面影響。中國文化產業長期處于計劃管理體制中,對于產業低效率問題已有學者進行了初步研究。王家庭和張容(2009)研究發現中國文化產業技術效率依然偏低,馬萱和鄭世林(2010)進一步研究指出中國文化產業效率偏低的原因主要來源于純技術效率低下。蔣萍和王勇(2011)則研究指出,不僅中國大部分省區文化產業投入產出效率較低,而且投入產出有效的省區間也存在較大差別。目前文獻對于把握和認識中國文化產業效率問題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但是,以上研究主要考察的是技術效率問題,并未考慮技術進步因素,缺乏從整個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角度全面分析中國文化產業效率問題。另外,由于研究樣本數量較小,涵蓋時間較短,這些研究尚不夠全面深入,而且并未涉及文化體制改革與文化產業生產率的影響關系問題。有鑒于此,本文利用1998-2009年中國省級文化產業投入產出數據測算了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值的變動。在此基礎上,還分析了文化體制改革不同階段對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的影響。二、文化體制改革的階段性中國文化體制改革自改革開放以來一直滯后于經濟體制改革。在2003年以前,中國文化產業依然處于計劃經濟體制下,主要依靠政府實施經營管理,使得文化產業發展嚴重滯后于中國經濟發展。從1998-2009年,按照中國文化體制改革的重要時間節點,我們可以將改革歷程劃分為以下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98-2002年,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前期;第二階段,2003-2005年,文化體制改革試點階段;第三階段,2006-2009年,為文化體制改革推廣階段。(一)進行體制改革這一階段的改革,有兩個標志性的文件:《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個五年計劃的建議》(2000)、《關于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2001)正式提出文化產業的概念以及集中反映了我國當時對文化產業的認識和思考。針對當時存在的主要問題,其改革的重點主要放在:一是深化文化單位的內部改革,努力增強生機和活力;二是加大文化管理部門自身改革的力度,轉變職能,提高效率。盡管這一時期實施了上述體制改革,但是文化體制并沒有取得實質性進展。長期以來,制約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把公益性文化事業和經營性文化產業相混淆,政府統包統攬,即應該由政府主導的公益性文化事業長期投入不足,應該由市場主導的經營性文化產業長期依賴政府。由此束縛了文化產業的發展。(二)試點地區的選取2002年11月,黨的十六大報告提出根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的特點和規律,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要求,推進文化體制改革。2003年6月,包括北京、上海、廣東、浙江、深圳、重慶、西安、麗江和沈陽9個地區和35個文化單位成為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地區,試點地區和單位積極培育市場主體、深化內部改革、轉變政府職能、建立市場體系。其中,文化企事業試點單位的改革大體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公益性文化事業單位改革,一類是經營性文化企業單位的改革。前者以增加投入、轉換體制、增強活力、改善服務為重點;后者以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增強活力為重點。這一階段的試點改革,雖然取得了實質性進展,但是改革所涉及的地區范圍較窄、所產生的影響力有限。(三)相應改革的必要性2006年3月,中央召開文化體制改革工作會議,新確定了全國89個地區和170個單位作為文化體制改革試點。文化體制改革在穩步推進的基礎上,走上了逐步推廣的新里程。在這一階段,作為文化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即經營性文化單位轉企改制已經取得初步成效,按照“創新體制、轉換機制、面向市場、壯大實力”的要求,國有文化單位市場主體缺失的狀況得到明顯改善。盡管在這階段中文化體制改革已在全國更多地區推廣,但是,文化體制改革差距仍然較大:一是,政企不分、政事不分、管辦不分的問題仍較嚴重;二是,文化領域的某些方面仍然游離于市場經濟體制之外,投資單一,市場作用尚未充分發揮;三是,文化資源優化整合不夠有效,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尚不健全;四是,部分文化單位缺乏活力,一些文化企事業單位依賴行政保護和經營壟斷,適應市場、服務群眾的體制機制尚未形成,不具備市場競爭力。綜上所述,我國文化體制改革亟待深化。中國文化體制改革歷經了試點和推廣階段,對于中共十七屆六次會議提出的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無疑具有重要的實踐和借鑒價值。那么,究竟這三個階段文化產業生產率發生了怎樣的變化?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政策在提高產業效率層面將如何調整?本文在以下部分通過DEA-Malmquist指數方法測算1998-2009年不同階段中國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的變動,結合實證結果給出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政策建議。三、dea-malmquest指數的分解Malmquist指數由Malmquist(1953)作為一種消費指數而提出,后來被Caves(1982)、Fare(1994)將該指數應用于生產率變動的測算。DEA-Malmquist指數的實質是通過兩個不同時刻距離函數的比值來刻畫生產率的變動,而距離函數的求解則需要借助于數據包絡分析(DEA)的線性規劃模型,其基本邏輯是利用投入產出觀測數據構造成最佳生產前沿面,計算每一個決策單元在兩個時期分別相對于最佳生產前沿面的距離,并以此定義相對效率的變動。Fare(1994)給出的以產出為導向的DEA-Malmquist生產率指數為:(1)式刻畫了從t和t+1時刻的生產率變化,為了避免前沿技術參照系選擇時的隨意性,Fare等使用了以產出距離函數構造的兩個Malmquist指數的幾何平均。其中,D0t(xt,yt),D0t(xt+1,yt+1)分別為以t時刻的前沿生產技術為參考的t和t+1時刻的產出距離函數,而Dt+1(xt,yt),Dt+1(xt+1,yt+1)則分別為t+1時刻的前0沿生產技術0為參考的t和t+1時刻的產出距離函數。對于DEA-Malmquist指數的分解,可以通過對(1)式的變換得到,Fare等將(1)式變換為:其中,TEC(CRS)代表綜合技術效率變動,TC(CRS)代表技術變動。上式說明生產率的變動源于兩個方面:一是技術進步,二是效率變動。若TEC(CRS)>1,代表效率改善;TC(CRS)<1,代表效率惡化。此效率變動表示產業管理方法的優劣與管理層決策的正確與否。此外,如果效率改善時,表示管理方式決策正確,使得TEC(CRS)大于1;反之,如果管理方式決策不當,會使TEC(CRS)小于1。TC(CRS)表示產業在t期至t+1期生產技術變動的程度,由t+1期的生產技術變動值與t期的生產技術變動值的幾何平均數求得。TC(CRS)表示兩個時期內生產前沿面的移動,代表了技術進步或創新的程度。TC(CRS)>1,代表技術進步;反之,則表示生產技術有衰退的趨勢。上述DEA-Malmquist指數是局限于規模報酬不變狀態(CRS)下,而實際生產很少能停留在規模報酬不變狀態,因此,規模報酬可變狀態(VRS)下的研究才更具有實際意義。在規模報酬可變狀態下,式(2)中DEA-Malmquist指數中技術效率變動部分可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變動和規模效率變動,則可變規模狀態下全要素生產率變動的DEA-Malmquist指數表達式變化為:文化產業隸屬于第三產業,與其他產業一樣,同樣存在著資本和勞動投入,以及最終生產產出。在生產過程中,當不同地區文化產業作為決策單位時,就會存在著最佳生產前沿面,因此,我們可以利用DEA-Malmquist方法計算每一個決策單元在兩個時期分別相對于最佳生產前沿面的距離。本方法測算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TFP)的主要優點在于:(1)不需要提供文化產業要素價格的信息;(2)適用于跨期不同省份的文化產業數據分析;(3)可以將測算的文化產業TFP分解為技術進步和技術效率之積,而文化產業技術效率又可以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之積,因此,不僅可以測算出文化產業TFP增長,又可以進一步分解出文化產業技術效率、技術進步、規模效率和純技術效率增長。四、西藏相關基礎數據及價格平減指標的來源本文采用的數據涵蓋1998-2009年中國大陸30個省、市和自治區文化產業的投入和產出面板數據(西藏自治區由于大量數據缺失,沒有包含在內)。相關基礎數據主要來自1999-2010年歷年的《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另外一些價格平減指標來自1999-2010年歷年的《中國統計年鑒》。本文投入產出數據包括三個指標,即文化產業增加值、資本存量和從業人數,相關指標詳細說明如下:(一)文化產業產出本文利用《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中“全國各地區文化產業增加值情況”中的增加值項指標來衡量。由于文化產業總產出中包括了中間投入,難以準確衡量文化產業產出情況,因此,本文采用增加值為文化產業產出指標。文化產業增加值的單位為千元。并且為了確保指標的可比性,根據《中國統計年鑒》中“各地區娛樂教育文化用品及服務價格指數”進行了平減。(二)經濟周期變動的資本存量和產出計算方法起點年份資本存量的估算方法,應該建立在微觀生產者理論和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本文根據Harberger(1978)所提出用來估算起點時刻資本存量的方法對文化產業初期資本存量進行估計,其基本假定為:穩態時產出的增長率等于資本存量的增長率。這個假設事實上可以表述為:公式中,K和Y分別是資本存量和產出,t+1和t是時期。而第t+1的資本存量等于第t期資本存量折舊后的數值與第t期的新增固定資產It之和,即:把公式(4)代入(5),計算后即得:式(6)的左邊代表第t年年初的資本存量。等式右邊的It,Yt+1和Yt均是可以觀察的。只要給定參數δ(折舊率),就可以估計出初始年份起點時刻的資本存量。現實經濟中,新增固定資產序列I和總產出Y隨著經濟周期變化而波動。為了避免這種波動帶來的影響,在運用(6)式進行估算時,可根據經濟周期的大致長度,取相應變量的平均值。比如,(6)式等號右邊的分子項取幾年的算術平均,分母中的(Yt+1/Yt)可以取幾年的幾何平均。本文取δ為5%,文化產業新增固定資產和產出分別利用《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中全國文化產業固定資產本年完成額和文化產業增加值來衡量,其增長率取1998-2001年四年的平均數。根據以上公式,我們計算出1998-2009年各地區文化產業資本存量值。(三)文化產業從業人數本文利用從業人數來衡量文化產業勞動投入。由于在《中國文化文物統計年鑒》中,對文化產業總體從業人數并未統計,但值得慶幸的是,在該年鑒中可以找到各地區文化產業分產業的從業人數。因此,我們根據文化產業分產業,即藝術業、圖書館業、文物業、群眾文化業、文化市場、藝術教育業、文化科技業和其它文化產業,從業人數合計計算出各地區文化產業的從業人數。其中,針對部分省份個別數據的缺失,本文采用指數平滑方法進行預測補充。五、deap2.1指數測算本部分利用1998-2009年關于中國各省、市和自治區的文化產業有關產業增加值、資本存量和從業人員數據,應用DEA-Malmquist指數方法,并利用Coelli的DEAP2.1軟件,測算了此期間中國省際文化產業全要素及其分解變動值,結果分別如表1、2和3所示。(一)文化產業效率下降是技術表1顯示,1998年以來,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為10.6%,其中,技術進步年均增長為20.9%,而技術效率年均下降8.6%。從這個結果可以判斷,這期間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完全來源于技術進步,而文化產業的技術效率持續維持在較低水平,甚至呈現出下降趨勢。并且在文化產業技術效率分解為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后,我們發現,這期間文化產業規模效率年均下降2%,純技術效率年均下降6.7%。這個結果說明,文化產業效率下降主要源于純技術效率的下降。可能的解釋是,1978年以來,中國進行了大規模的市場化改革,雖然2003年來進行了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和推廣工作,但是文化產業仍受縛于計劃經濟體制,各省份的文化單位并未真正按照市場化模式運作,整個行業基本處于行政壟斷狀態。而且,政府既管文化又辦文化,既當“裁判員”又當“運動員”,過度重視文化的事業性質,而對文化的產業性質認識不足。因此,文化產業在這種計劃經濟體制的運營模式下,難以提高其管理和運營效率,這是導致文化產業綜合技術效率下降的重要原因。有鑒于此,通過進一步深化文化體制改革來提高文化產業生產效率無疑具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間。根據表1的結果,我們畫出文化產業TFP、TE和TC的變動趨勢圖1。圖中顯示,在2004年之前全要素生產率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之后生產率得到較快提升;生產率分解值技術進步在2002年之后呈現出攀升趨勢,但由于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在2008年技術進步下降較大,不過2009年又有所恢復。另一個分解值技術效率一直維持在較低水平,甚至在2002年之后出現了下降趨勢,說明文化產業效率維持在較低的水平。(二)中小型地區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測算從表2中,我們可以看出在30個省份中,上海、江蘇、北京、天津和四川的全要素生產率值排名最高,青海、寧夏、吉林、江西、海南、重慶和廣西的全要素生產率值排名較低。對于TFP的分解值之一技術效率變動值來說,上海、天津、北京、江蘇、四川的技術效率排名最高,云南、青海、海南、重慶和廣西的值排名最低。而對于技術進步來說,福建、湖南、云南、河南、四川技術進步最快,海南、吉林、天津、江西和廣西的技術進步最為緩慢,這個結果說明中西部地區的技術進步速度較快,表現并不比東部地區差。表3中列出了中國三大區域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及其分解值,結果顯示,東中西部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值分別為1.135、1.098和1.086,東部比中西部地區分別高出0.036和0.049,不過中西部地區之間的差異較小。從其分解值來看,東部地區全要素生產率增長值比中西部地區高,主要原因來自東部地區技術效率較高,而跟前面的分析一致,東部與中西部技術進步增長值之間的差異較小。進一步分解技術效率值后,我們發現東部地區的純技術效率要比中西部地區分別高出0.034和0.022,而東部地區規模效率與中西部地區相比,中部地區反而略為高于東、西部地區。因此,東部與中西部地區的全要素生產率的差異主要來自于純技術效率的差距,提高中、西部地區純技術效率是彌平東部與中西部地區TFP差距的重要舉措。六、文化產業技術進步在不同試點改革期的平均率較高,但年際變動迅速,文化體制改革全面生產率得到了明顯提高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在物質生活不斷改善的基礎上,人們的精神文化需求日益覺醒,形成了多層次、多樣化的文化需求格局。但是在這種狀況下,文化產業仍未擺脫計劃體制,文化體制亟待改革。為考察文化體制改革與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之間的影響關系,本文不僅分析了文化體制改革三個階段的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結果見表4),還按照東、中、西三個區域劃分,對三個階段的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分析(結果見表5)。通過表4和5結果的分析,我們主要得到以下幾個重要結論。第一,在文化體制改革試點階段,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下降主要源自技術效率的降低,相反技術進步有較大提高。表4顯示,在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前期階段,文化產業TFP增長值為1.065,其中技術效率為0.956,技術進步為1.115,這一階段中,文化產業技術效率增速略有下降,而技術進步增長較快。當文化產業進入體制改革試點階段,文化產業TFP增長與試點前期相比略有下降,其值為1.014,主要原因在于技術效率的下降,其值降低到0.873。2003年中央召開的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拉開了文化體制改革的序幕,在全國9個地區和城市進行小范圍的試點工作,由于大部分地區文化產業依然保持在計劃經濟體制經營管理文化產業的格局,即便進行了試點工作,文化產業內部依然保持著國有事業單位和企業的壟斷,由此,出現文化產業效率低下現象。但從技術進步變化值來看,文化產業技術進步變化值為1.162,比試點改革前期增長了4.2%。這個結果說明,盡管改革試點期文化產業技術效率出現下降現象,但是技術進步得到了較大提高。這個時期,中國加入WTO,中國經濟高速增長,使得政府具有足夠的資金實力較順暢地獲取國外先進技術,因此,此階段較前期技術進步明顯。第二,在文化體制改革推廣階段,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表2結果顯示,在文化體制改革推廣階段,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值為1.224,分別高出試點改革期及其前期為20.7%和14.9%,因此,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其中,文化產業技術效率變化值為0.905,比試點初期提高了0.032,但是仍然保持在較低水平。另外,文化產業技術進步變化值為1.352,比試點改革前期及改革期分別高出0.237和0.190,因此技術進步非常顯著。2006年3月,中央召開全國文化體制改革會議,又新確定了89個地區和170個單位作為文化體制改革試點,標志著文化體制改革全面推廣。文化體制改革推廣后文化產業生產率大幅提高,可能的解釋是,在此階段,大量的出版、發行、影視、演藝、非時政類報刊等經營性文化單位,逐步轉制為企業。由此可見,這次改革的最大成效在于將我國傳統的文化事業單位分成了事業和產業兩個大塊:產業性單位以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重點,培育合格市場主體;事業性單位強化服務功能,全面推進其人事、收入分配、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加強績效評估考核。通過這一系列的試點改革,文化產業生產效率得到較快提高。第三,在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初期,東部地區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得到一定提高,但是中西部地區生產率略有下降。從2003年開始,中國開始在北京、上海、廣東、深圳等九個省市以及35家國有文化單位進行改革試點。表4顯示,東部地區文化產業在試點改革初期增長均值比改革前提高了0.026,但是中西部地區文化產業在試點改革后卻出現了倒退,分別下降了0.036和0.120。從試點區域分布來看,由于試點九個省市中有2個省份和4個城市在東部地區,而中部地區僅有1個城市,西部也僅有2個城市,因此,試點改革初期主要影響在東部地區,而中西部地區受試點改革影響較小,可以推斷試點改革對文化產業TFP提高還是發揮了一定的作用,尤其遏制了東部地區TFP的下降。另外,從TFP的分解值技術效率來看,在試點初期,東中西部地區文化產業技術效率分別下降了0.056、0.082和0.098,東部地區技術效率下降較小。我們對技術效率進一步分解為純技術效率和規模效率后,發現東中西部純技術效率分別下降了0.070、0.110和0.103,但是東中西部地區規模效率分別提高了0.015、0.029和0.005,這意味著中西部地區技術效率下降主要是純技術效率的減少,而不是來自規模效率因素。最后,從TFP的另一分解值技術進步來看,東中部技術進步值增長均值比改革前分別提高了0.097和0.071,而西部地區略為下降了0.004。第四,文化體制改革推廣后,無論是東部地區還是中西部地區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都得到了大幅度提升。2006年初期開始,中國文化體制改革在全國推廣,表4中結果顯示,2006-2009年,中國東中西部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相對改革初期分別提高了0.207、0.126和0.265,從改革效果來看,西部地區全要素生產率提高最大,其次是東部地區,而中部地區相對提高較小。TFP進一步分解后,發現東部和西部文化產業技術效率分別提高了0.035和0.048,而中部地區技術效率下降了0.006。技術效率繼續分解后,發現東中西部地區純技術效率提高較大,分別為0.058、0.019和0.046,而對于規模效率來說,中東部地區文化產業規模效率都有一定程度上的下降,分別減少了0.024和0.027,而西部地區規模效率提高了0.002。從TFP的另一個分解值技術進步來看,這期間,東中西部地區都提高較為顯著,分別增長了0.175、0.142和0.224,因此,西部地區技術進步很快。從以上結果,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文化產業在體制改革推廣后,其全要素生產率提高尤為明顯,遠遠超過了試點改革期,這說明文化體制改革不僅顯著促進了文化產業技術效率提高,也顯著促進了中國文化產業技術進步,最終導致了中國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的極大提高。七、中國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下降深入推進文化體制改革已經成為中國“十二五”規劃中的重要任務,那么,究竟文化體制改革對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增長產生怎樣的影響?通過DEA-Malmquist模型的實證分析,可得出如下結論:第一,從整個時期來看,文化產業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完全來自技術進步的貢獻,而考察期技術效率有所下降,其原因在于文化產業長期在計劃經濟體制模式下運營。其中,在文化體制改革初期,文化產業技術效率下降最快,但是,在改革推廣期后文化產業技術效率又有所提高。從東中西部三個區域來看,由于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初期試點省市較少,并且主要分布在東部地區,試點期東部地區文化產業技術效率還是稍微有所提高,而且在改革推廣期,無論是東部還是中西部文化產業純技術效率都得到了提高。鑒于此,可以推斷文化體制改革還是提高了文化產業技術效率,尤其是提高了其分解值純技術效率,至于考察期文化產業技術效率下降,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文化產業長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