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澳農產品貿易特征及分類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影響因素研究

一、雙邊農產品貿易合作的研究澳大利亞是農產品出口大國，農業資源豐富。谷物、食品、棉花、乳液和其他產品的出口潛力巨大，競爭優勢明顯。目前澳大利亞是我國除美國、新西蘭外第三大農產品進口來源國,是小麥和大麥的第一大進口來源地、棉花的第三大進口來源地、油菜籽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地、食糖的第五大進口來源地和畜產品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地。近年來中澳農產品貿易發展迅速,然而中方始終處于逆差地位。2015年12月,中澳FTA正式實施,是中國與發達農業國簽署的第一個高水平的自由貿易協定,依據協定規定,最終澳方所有農產品將對中方實施零關稅,同時中方將在全部農產品稅目數96.5%的商品上實施零關稅,約涉及雙邊農產品貿易額的70%左右。可以預見,中澳FTA的簽訂必然會對雙邊農產品貿易的發展產生極為重要影響,貿易創造及貿易轉移效應明顯。目前關于中澳農產品貿易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關于中澳農產品發展現狀的分析,如劉李峰(2006)、趙富洋(2015)的研究成果;二是綜合運用各種指標體系,如TII指數、TSC指數、RAC指數等分析中澳農產品貿易的發展特征,分析其競爭性和互補性,如黃勇(2006)、王貝貝(2016)的分析;三是就某個細分行業的狀況進行研究,如李靚(2015)的研究結果表明未來澳大利亞出口到中國的小麥和大麥將會增加,同時玉米貿易將會低位震蕩,王貝貝等(2016)運用1996-2002數據對中澳畜產品貿易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目前中澳畜產品貿易互補性較強,但是加入WTO前后影響貿易增長的因素存在著差異性。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應用擴展的引力模型、CMS模型、灰色關聯等分析了雙邊農產品貿易特征及增長狀況。通過對現有文獻資料的梳理可看出,目前仍鮮有從分類農產品的角度,綜合運用各定性指標對中澳農產品貿易的特征和國際競爭力進行分析。本文將依據UN貿易數據庫1992-2014年中澳農產品貿易相關數據,綜合運用TSC、TII等指標,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澳農產品貿易特征進行梳理,并利用修正的CMS模型從總量和分類兩個層次對中澳農產品國際競爭力進行雙向分解,具有一定的理論和現實意義。二、中澳農產品貿易特點本文參照WTO農產品協議,將農產品界定為HS中第1-24章及51、52、53章的所有產品,所有數據均來自UNCOMTRADE數據庫。同時結合中澳農產品貿易特點及我國海關統計目錄進一步將其分為五大類:第一類是活動物、動物產品(對應HS第01-05章);第二類是植物產品(對應HS第06-14章);第三類是動植物油脂及其分解產品、精制的食用油脂、動植物蠟(對應HS第15章);第四類是食品、飲料、酒及醋、煙草及煙草代用品的制品(對應HS第16-24章);第五章包括羊毛及其制品和棉花等(對應HS第51、52、53章)。(一)中方對澳方農產品出口增長緩慢根據表1,目前中澳農產品貿易呈現快速增長的變化特征,1992-2014中澳農產品貿易額由6.755億美元增至83.36億美元,增長11.3倍,年均增速12.05%;其中中方對澳方農產品出口由0.45億美元增至10.36億美元,年均增速15.25%;中方自澳方進口由6.35億美元增至73億美元,年均增速11.74%,高于中國農產品進口8.76%的增長速度。隨著中方從澳方進口額的持續大幅增加,中方處于逆差地位已成為“常態”,且金額在逐漸增加,其中2014年雙邊貿易額達83.36億美元,中方逆差就到了62.64億美元。(二)中國與澳大利亞農產品貿易發展現狀貿易專業化指數(TradeSpecializationCoefficient,TSC),是用來衡量一國貿易產品是否具有國際競爭優勢的指標,指一國進出口差額與貿易總額的比重。計算公式如下,其中,E根據表2,目前中國具有競爭優勢的農產品依次為:16章(肉等的制品)、20章(蔬菜等的制品)、09章(咖啡等)、13章(樹膠等)、05章(其他動物制品)、07章((食用蔬菜等)、06章(活樹等)、03章(魚等)、21章(雜食等)和52章(棉花);澳大利亞具有競爭優勢的農產品依次為10章(谷物類)、51章(羊毛及其他)、52章(棉花)、02章(肉類)、01章(活動物)、12章(油籽類)、11章(制粉產品)、07章(食用蔬菜)、04章(乳品等)、05章(其他動物產品);在兩國都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如52章(棉花)上,澳大利亞的優勢要明顯的大于中國。根據表3,目前中國出口到澳大利亞的農場品主要是16章(活樹及其他)、03章(魚類)、20章(蔬菜水果)、21章(混雜的可食原料)、19章(谷物制品)、17章(糖)和07章(食用蔬菜);澳大利亞出口到中國的農產品主要是10章(谷物)、51章(羊毛及制品)、52章(棉花)、12章(油籽類)和02章(肉類)。可知雙邊農產品貿易互補性較強,出口的是自己具有競爭優勢的產品,即澳方出口的主要是羊毛、牛羊肉、動物生皮等畜產品和大麥、油菜籽等土地密集型產品,中方出口則以蔬菜、水果等勞動密集型加工農產品為主,這一特征不僅反映了兩國的市場需求,也符合各自的比較優勢,同時可以看出貿易互補性較強。從分類農產品來看(如表4所示),近年來澳大利亞向中國出口的產品主要集中于第1類、第2類和第5類,其中第5類,主要是羊毛及其制品和棉花在澳大利亞出口中國的農產品中占比有所下降,但仍處于重要地位,超過農產品出口額的1/3;第2類產品(植物產品),主要是谷物,比重有所增加,已從16%增加到30.26%。就中國出口而言,主要集中于第4類、第2類和第1類,其中第4類產品,包括蔬菜及水果及其制品占據重要地位,比例也有所下降,已從62.17%下降到57.76%。按照中國農產品貿易發展報告(2015)的統計口徑,2014年,澳大利亞出口到中國的主要是畜產品、糧食、棉麻絲、油籽和飲品類,占中國從澳進口的93.3%,其中畜產品(主要是羊毛)占51.%。雙邊農產品貿易的集中度較強,大多集中于自己具有比較優勢或競爭優勢的商品。(三)貿易結合度指數貿易強度指數(TradeIntensityIndex,TII),或稱貿易結合度指數,是衡量雙邊貿易聯系緊密程度的指標之一,最早由Brown(1947)年提出,后經過小島清等人的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的完善,主要用來分析兩國間貿易相互依賴性,公式如下:其中,TII三、中俄農產品貿易的國際競爭力被削弱(一)市場競爭力的分解恒定市場份額模型(簡稱CMS)最早由Tyszynski(1951)引入對國際貿易的分析之中,之后Drysdale(1996)用其分析了澳大利亞出口的影響因素,Brownie和Dalziel(1993)分析了1970-1984年新西蘭的貿易特征,Fdedoum(2006)對其應用領域、局限性及使用前景進行了總結。目前經過帥傳敏(2003)等的修改完善,CMS模型已經成為研究對外貿易變動因素和分析出口競爭力的重要模型。該模型假設,如果出口國某種商品競爭力不變,其在進口國的市場份額應不變,即一國對另一國某種出口商品的出口額會隨其進口額的增長而同比例增長;若兩者存在差額,一定是由于出口結構或者是出口國競爭力的變化所致。所以可將一國出口額的變化進一步區分為市場需求引致效應、市場結構效應和市場競爭效應。本文借鑒王元斌、鄭學黨(2015),李曉鐘(2016)的分析思路,采用簡化的CMS模型從全部農產品和分類農產品兩個角度進行中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分解,同時考慮到本文研究對象為雙邊農產品貿易,因此僅限于農產品貿易進行分析。假設有兩個國家X和Y,X為出口國,Y為進口國。同時假設在研究期間,X國對Y國農產品出口市場份額不變,即Y國農產品進口增長會帶動X國對Y國農產品出口的增長。E:表示X國對Y國農產品出口總額;Em:表示Y國從基期到T期農產品進口的增長率;mmE:表示由于Y國農產品進口增長所導致的從X國農產品進口額的增長。但是同時也需要注意到在實際貿易中,X國對Y國農產品的出口份額并不一定保持不變,因此可以考慮將X國對Y國農產品出口的增長分解為兩部分,即由于Y國農產品進口增長所導致的X國對Y國農產品出口的增長和一個余額,E(t)-E(0)=mE(0)+[E(t)-E(0)-mE(0)]對于每一個細分產品農產品種類i來說,則有,進而有E=∑E即表示X國對Y國農產品出口增長可分解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由于Y國農產品市場需求增加所導致的X國對Y國農產品出口的增加,即市場需求引致效應,m∑E第二部分,∑(m第三部分,市場價格競爭效應,即為∑[E設M即1+m在上式的右邊除M設p上式表明,∑[E(二)細分項目及分類農場品的國際競爭力計算如前所述,本文實證部分所有中澳農產品貿易數據均來自聯合國貿易數據庫,包括HS編碼01章-24章,51章、52章和53章的所有細分項目,并進一步將其歸并于5個類別對分類農場品國際競爭力進行分解。根據中國與澳大利亞農產品貿易的變動特征,并考慮中國加入WTO以及2008年金融危機的影響,把1992-2014年分為三個階段:1992-2001、2002-2008和2009-2014。(三)評估結果表明1.澳大利亞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結構效應的影響如表6所示,1992-2014年,中國對澳大利亞農產品出口額總體增加9.68億美元,其中市場需求效應、結構效應和競爭力效應分別為3.21億美元、-1.79億美元和8.26億美元,對出口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33.20%、-18.52%和85.32%。其中影響出口增長的首要因素是市場競爭力的增強,其次是市場需求效應。從各時期的變化狀況可以看出,市場需求效應從45.04%變化到64.45%,市場結構效應從-36.69%變化到-0.75%,出口競爭力效應從91.65%變化到36.30%。由此可看出,目前澳大利亞農產品需求的變化仍然是引起中國對其農產品出口增加的首要因素,其次是出口競爭力。如前所述,目前我國出口到澳大利亞的主要是中國具有比較優勢的勞動或資源密集型產品,中國在這方面具有較高的成本優勢,這樣就成為推動中國對澳大利亞農產品出口貿易增加的重要因素之一。出口結構效應目前仍然為負值,但是其絕對值在逐漸的減少,說明目前我國對澳大利亞農產品出口結構與其國內需求結構的契合度在逐漸增加,產品結構調整效應較好。如表7所示,澳大利亞對中國出口額總體增加66.65億美元,市場需求效應、結構效應和競爭力效應分別為103.94億美元、-76.53億美元和39.24億美元,對出口增長的貢獻率分別為155.95%、-114.82%和58.87%。其中影響出口增長的首要因素是市場需求,其次是競爭力效應,而出口結構效應為負,說明總體來說,澳方對中方的出口與中方農產品結構的匹配程度不高。從各時期的變化可以看出,澳大利亞對中國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的影響因素在發生變化,其中市場需求效應占比由103.04%變化到55.05%,市場結構效應從-59.77%變化到21.01%,市場競爭力效應從56.73%變化到23.94%,進一步說明目前澳大利亞對中國農產品貿易的迅速增長是市場需求效應、市場結構效應、出口競爭力效應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農產品市場需求的擴大對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出口具有明顯的拉動作用,是澳大利亞對中國農產品出口的直接動力。同時隨著雙邊貿易往來的加劇,澳大利亞對中國出口農產品的商品結構與中國農產品需求結構的變化的契合度也在逐漸增加。從分類農產品來看,澳大利亞出口到中國的產品中,第1類(活動物及動物產品)、第2類(種植物產品)和第3類(動植物油等)增長速度最快,分別增長了38.98倍和30.05倍和16.35倍;其中第2類對市場需求效應的貢獻最大,為30.97億美元;第1類對市場結構效應的貢獻最大,為1.45億美元;第2類對市場競爭力的貢獻最大,為8.7億美元。中國出口到澳大利亞的農產品中,第4類(食品、飲料等)、第1類(活動物和動物產品)、第2類(動植物油脂等)增長速度最快,分別增加了6.49倍、5.52倍和4.79倍;其中第4類(食品、飲料等)對市場需求效應的貢獻最大,為1.0192億美元,第5類(羊毛制品、棉花等)對市場結構效應的貢獻最大,為0.0078億美元,第4類對市場競爭力的貢獻最大,為4.9203億美元。2.分類分析市場需求效應貢獻率中國對澳大利亞農產品出口增加0.43倍,其中市場需求效應貢獻45.04%、市場結構效應貢獻-36.69%、市場競爭力效應貢獻91.65%,中國農產品競爭力的增強是該階段中方對澳方農產品出口增加的決定因素。就分類農產品而言,除第5類外,貿易額具有一定程度的增長,但是影響因素不盡相同。從市場需求效應的貢獻率來說,除第5類外,其余皆為正,大小依次為第4類、第2類、第1類和第3類;就市場結構效應的貢獻率而言,除第1類和第5類外,其余皆為負,說明中方大多數出口到澳方的農產品種類與澳方農產品市場需求結構存在一定程度的背離;就出口競爭力效應的貢獻率而言,除第3類外,都大于零的,中方農產品出口額的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出口競爭力的增加。澳大利亞對中國農產品出口增加了1.07倍,其中市場需求效應貢獻103.04%、市場結構效應貢獻-59.77%、出口競爭力效應貢獻56.73%,中國國內農產品市場需求的增加是澳方對中方農產品貿易額增加的首要因素。就分類農產品而言,所有農產品類別的出口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長,其中第1類增長最快,各類農產品分別增長3.66倍、1.38倍、0.74倍、0.72倍和0.63倍,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對各細分類別而言,其增長因素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其中對于市場需求效應的貢獻率,所有細分農產品種類都為正,大小依次為第2類、第5類、第1類、第4類和第3類;就市場結構效應的貢獻率而言,除第1、3類外,其余皆為負值,說明澳方大多數出口到中方的農產品種類與中方農產品市場需求結構存在一定程度的背離,其中第2類的背離程度最大;就出口競爭力效應的貢獻率而言,除第4、5類外,都是小于零的,其中第5類的貢獻率最大,即澳方出口的增加仍然和其農產品的競爭力不斷提高有關。第4類:市場需求效應入世后,中國農產品貿易發展速度明顯加快,在此階段中國對澳大利亞的農產品出口貿易額增加1.51倍,其中市場需求效應貢獻59.86%、市場結構效應貢獻-16.04%、市場競爭力效應貢獻56.18%,在此階段雖然市場結構效應仍為負值,但是其絕對值大幅度下降,說明中國對澳大利亞農產品出口商品在隨著澳大利亞國內需求結構的變化而逐漸調整。就分類農產品而言,仍然是除第5類外,貿易額均具有一定程度的增長,增長原因也不盡相同。其中對于市場需求效應的貢獻率來說,大小依次為第4類、第2類、第1類、第3類和第5類,其中第5類為負,主要原因仍然在于澳大利亞為羊肉制品和棉花的純出口國,其國內對第5類農產品的進口需求較少;就市場結構效應的貢獻率而言,除第3類外,都為負值,而在1992年-2001年,第1類為正值,表明中國對澳大利亞的農產品出口結構仍然不能隨其國內農產品需求商品結構的變化做出及時的調整;就市場競爭力效應的貢獻率而言,第4類的貢獻率最大,其余也皆為正值,說明中國農產品出口競爭力明顯提高。同階段,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增幅更大,增長2.83倍,主要得益于入世后中國市場的放開,對國外農產品需求的增加,其中市場需求效應貢獻39.76億美元,而市場結構效應和市場競爭力效應都為負值,分別為-21,63億美元和-6.56億美元。就分類農產品而言,所有農產品種類的出口貿易額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長,其中第2類增長5.47倍,為拉動同期澳大利亞對中國農產品貿易增長的決定因素。其中就市場需求效應而言,第2類和第5類貢獻最大,分別貢獻18.94億美元和7.24億美元,主要是由于中國對澳大利亞谷物、羊毛制品、棉花需求較為旺盛;就市場結構效應的貢獻而言,除第1類和第3類以外,其余仍然為負,出口結構和中國國內農產品的需求結構仍然存在一定程度的背離;就出口競爭力效應而言,只有第4類和第5類是大于零的,其中第5類貢獻2.89億美元。澳大利亞出口農產品的市場競爭力效應受金融危機影響,此階段中國對澳大利亞農產品出口發展較為緩慢,僅增長0.51倍,其中市場需求效應貢獻64.45%、市場結構效應貢獻-0.75%、市場競爭力效應貢獻36.30%,雖然在此階段市場結構效應尚未實現從負到正的轉變,但是其絕對值已大幅度較少,說明中國對澳大利亞出口的農產品商品結構越來越能適應澳大利亞農產品需求結構的變化。就分類農產品而言,除第5類以外都有一定程度的增長,分別增長0.57倍、0.56倍、0.15倍、0.52倍和-0.24倍,即增長都較為緩慢。其中就市場需求效應而言,第4類的貢獻1.93億美元,作用最為顯著,其主要原因在于蔬菜、植物產品歷來是中國向澳大利亞出口的主要產品;就市場結構效應而言,除第1類和第3類仍均為負值,進一步說明目前除動植物商品、蔬菜、魚類等中國向澳大利亞傳統的出口產品以外,中國出口商品結構仍然不能隨著澳大利亞國內市場需求結構的變化而相應調整;就市場競爭力效應而言,均為正值,且第1類的貢獻最大,為0.6686億美元,主要是因為目前中國同澳大利亞農產品貿易雖然仍存在一定的不均衡,但是中方在所有農產品種類上尚存在一定的競爭優勢。此階段澳大利亞對中國的農產品出口貿易額增長放緩,增長1.27倍,其中市場需求貢獻50.05%、市場結構效應貢獻21.01%、市場競爭力效應貢獻23.94%,即市場結構效應和市場競爭力效應都實現了從負值到正值的轉變,主要是因為中澳FTA的建設提出后雙邊的經貿聯系更為緊密,其中澳方為適應中國市場的需要對出口商品結構進行了相應的調整,更加適應中方需求結構的變化。就分類農產品而言,雖然此階段世界農產品市場低迷,但澳方對中方各類農產品的出口都實現了一定程度的增長,分別增長1.26倍、1.43倍、0.28倍、1.58倍和0.94倍。其中就市場需求效應的貢獻而言,分別貢獻3.16億美元、4.73億美元、25.06億美元、4.03億美元和11.45億美元;就市場結構效應的貢獻率而言,除第3類、第5類以外,其余農產品的出口結構與中國國內農產品需求結構適應性明顯提高,并成為拉動出口增長的關鍵性因素之一;就市場競爭力效應而言,除第3、4類外,澳大利亞農產品的出口競爭力明顯增強,其中在第1類貢獻6.64億美元,第5類貢獻6.61億美元,說明就現階段而言,澳大利亞農產品的競爭優勢日益明顯。四、發表評論和建議(一)主要影響因素首先,總體來看,目前中澳雙邊農產品貿易增長迅速,但發展不均衡,中方貿易逆差已經成為“常態”,貿易互補性較強,產品集中度較高;貿易強度不均衡,中方對澳方的貿易強度弱于澳方對中方的貿易強度,雙邊貿易潛力巨大。其次,在雙邊貿易不同發展階段,市場需求、貿易結構和貿易競爭力對中澳雙邊農產品貿易變動的作用方向和程度不盡相同,但市場需求一直是影響雙邊貿易變動的主要決定因素;影響中國對澳大利亞農產品出口增長的主要因素是市場需求和市場競爭力效應,澳大利亞農產品進口規模的擴大是中方出口增加的首要因素,但市場需求效應作用在逐漸減弱,產品競爭力的作用不斷增強,同時中方對澳出口產品結構與澳大利亞農產品市場需求結構存在一定程度錯位;影響澳大利亞對中國農產品出口增加的因素依次為市場需求效應、出口競爭力效應和市場結構效應,澳方出口的產品結構與中方農產品市場需求結構的契合度在逐漸增強。再次,分類農產品國際競爭力影響因素存在著差異性。中國出口,對第1類和第3類農產品而言,競爭力提升、出口結構和澳大利亞需求結構的適應性、澳大利亞進口需求增加是促進出口增長的原因;對第2類和第4類而言,澳大利亞進口需求的增長和中方競爭優勢的加強,彌補了此類農產品出口結構不符合澳大利亞需求產生的阻礙作用;對第5類而言,出口增加的原因在于中方競爭力的增加,即市場競爭力的貢獻,彌補了市場需求效應和結構效應的負貢獻。澳大利亞出口,對第1類和第2類而言,中國市場需求的擴大、澳大利亞出口結構同中國市場需求的適應性以及澳大利亞出口競爭力的提高是其出口貿易額增加的決定因素;對第4、5類而言,市場需求和市場競爭效應是其增加的首要因素,彌補了其與中國農產品需求結構不適合所導致的負面影響;對于第3類而言,市場需求和市場結構效應促進了其出口的增加,但是市場競爭力仍相對較為薄弱。(二)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