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陽地區東漢帝鄉的政治文化與南陽詞人的政治

漢代，市長是縣的最高行政長官。他全面擁有地方行政、司法、金融、軍事和政治權力，及其下屬的權力和監督的權力。他是第一個地方官員。太守總攬地方行政大權，對一個郡的經濟、文化、教育發展情況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對于太守的重要性，漢朝統治者有深刻認識，漢宣帝就常稱：“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一、確籍地的所在子地東漢時期的南陽太守，嚴耕望先生據《后漢書》等文獻資料考證出48人這些南陽太守中，有明確籍貫記載的有28人，28人中除了第一任太守劉順是南陽人外，其他太守都不是南陽人。劉順是光武帝的族兄，他擔任南陽太守是在公元25年，當時劉秀剛剛稱帝，東漢政權尚未走上正軌，處于一種非常時期，“更始降赤眉……順乃間行詣光武，拜為南陽太守。建武二年，封成武侯。”二、配套將私吏和儒生以為人東漢前期，朝廷為革除弊政，在各郡太守的挑選上是較為嚴格的。而南陽郡因其獨特的政治地位，其太守的選拔尤其嚴格，能夠獲任南陽太守的官吏決非等閑之輩。總體上看，任南陽太守者有以下幾個特征：第一，從家庭出身上來看，東漢前期的南陽太守多出身平平，因政績突出，才從下級官吏一步一步提拔起來，而東漢中后期的南陽太守則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他們的入仕與家族顯赫有一定關系。光武帝、明帝、章帝時的南陽太守都是從下級官吏逐步提拔起來的，例如杜詩，“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因為有才干，這幾任太守在南陽任職期間，大都做出了不俗的成績。杜詩深受百姓愛戴，百姓們把他和西漢著名的南陽太守召信臣相比，稱“前有召父，后有杜母。”阮況“為南陽太守……有能名。”與東漢前期南陽太守出身平平、靠政績得到升遷不同，東漢中后期的南陽太守大多出身于世家大族，甚至累世公卿。如韓棱家“世為鄉里著姓”最典型的是袁彭、郭晊、楊彪和袁術。袁彭和袁術都是汝南大族袁氏族人，袁氏家族的袁安官至司空、司徒，安子敞及京皆為司空，京子湯為司空、太尉，湯子逢官至司空，逢弟隗亦官至三公、太傅，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5人。楊彪的祖上楊喜在西漢高祖時被封為赤泉侯，進入東漢以后，楊家紅極一時，曾祖父楊震、祖父楊秉、父親楊賜都曾官至太尉，楊賜還身為帝師，所謂“四世三公”。這些都為楊彪的仕進提供了家族背景。楊彪在南陽太守這一重要位置上磨練幾年以后，也一步步地走向中央部門，最后官至司徒、司空。郭晊家是律令世家，“郭氏自弘后，數世皆傳法律，子孫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中郎將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監、平者甚眾。”總之，東漢中期以后，南陽太守群世家大族的出身，為他們“身居要路津”提供了優于旁人的條件。表現在南陽太守群身上的這種“重出身”的特征，也為魏晉時期門閥制度的形成埋下了伏筆。第二，從個人身份上看，南陽太守中既有文吏，也有儒生。文吏又稱“文法吏”，詆毀者又稱為“俗吏”、“刀筆吏”。文吏是自戰國官僚制度產生后，專制主義中央集權政府出于行政管理的需要，按照法家理論設計并培養出來的行政管理人員。儒生是指那些因通經而入仕的儒學化官僚。漢王朝一直遵循“霸王道雜之”的政治理念，在選官方面采取文吏、儒生并用的策略。南陽太守中典型的文吏是郭晊，《后漢書·郭躬傳》中記載他出身于世代傳律令的郭家，他本人也“明法律”。儒生則比較多，比如袁彭，袁氏家族從袁良開始世代研習孟氏《易》，《后漢書·袁安傳》中說袁彭“少傳父業”。弘農楊氏世代傳授歐陽《尚書》，《后漢書·楊震傳》中說楊彪“少傳家學”。第五訪“有閑暇，則以學文”。劉寬“少學歐陽《尚書》、京氏《易》、尤明《韓詩外傳》。”連靈帝都喜歡聽他講經，《后漢書·劉寬傳》中說“靈帝頗好學藝，每引見寬，常令講經。”劉寬的執政理念也表現出鮮明的儒家“德治”、“教民”特點，《后漢書》中稱劉寬“遷南陽太守。典歷三郡，溫仁多恕，雖在倉卒，未嘗疾言遽色。”第三，從為人品質上看，絕大多數南陽太守都具有不畏權貴的品質。這是因為南陽郡“帝鄉多近親”，不僅走出了開國皇帝劉秀和他的諸多功臣，還走出五名皇后和一名貴妃，在南陽郡皇親國戚不可勝數，王侯將相第宅相望。這些宗室貴戚，大多貴盛驕奢，很容易恃強凌弱，違法犯禁。南陽太守一上任，就必須面對諸多皇親貴戚，所謂“二千石逼懼帝鄉貴戚”杜詩擔任南陽太守之前，“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百姓惶擾，詩敕曉不改，遂格殺廣。”韓棱擔任南陽太守之前，曾經跟竇氏外戚做過持續的斗爭。和帝即位初年，竇太后臨朝，竇氏外戚把持朝政。竇太后之兄竇憲指使人暗殺了都鄉侯劉暢，栽贓他人，“有司畏憲，咸委疑于暢兄弟。詔遣侍御史之齊案其事。棱上疏以為賊在京師，不宜舍近問遠，恐為奸臣所笑。竇太后怒，以切責棱，棱固執其議。”陳球擔任南陽太守前曾經任職繁陽令，斷然拒絕頂頭上司郡太守的勒索。“魏郡太守諷縣求納貨賄，球不與之，太守怒而撾督郵，欲令逐球。”楊彪到任南陽太守之前，與當權宦官做斗爭。“黃門令王甫使門生于郡界辜榷官財物七千余萬，彪發其奸，言之司隸，司隸校尉陽球因此奏誅甫，天下莫不愜心。”趙戒的經歷更是能反映出東漢朝廷對南陽地方社會控制問題的重視。趙戒擔任荊州刺史時，時任南陽太守的是梁讓，梁讓是當時權傾朝野的外戚梁商的胞弟，“恃椒房之寵，不奉法”。趙戒一上任，就“劾奏之”。后來趙戒做河間相，“整厲威嚴”。上舉杜詩、虞延、藥崧、韓棱、陳球、楊彪、趙戒諸人之所以能出任南陽太守，原因固然很多，但他們剛正不阿的品質和直面權貴的膽略，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到南陽后，他們的這一優點得到了進一步的發揚。廉潔奉公是南陽太守的另一個特征。當時南陽郡內“豪族多以奢靡相尚”，但是太守們在這里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杜詩“貧困無田宅，喪無所歸。”虞延“家至清貧，子孫不免寒餓。”王暢為了扭轉奢侈浪費的社會風氣，“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袁彭“行至清，為吏粗袍糲食”。最典型的廉潔太守是羊續，“續妻后與子秘俱往郡舍，續閉門不內，妻自將秘行，其資藏唯有布衿、敝袛裯、鹽、麥數斛而已，顧敕秘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在任職期間有貪贓枉法等不法行為的南陽太守，史書中有記載的有4個人，分別是：順帝時的梁讓，“梁商弟讓為南陽太守，恃椒房之寵，不奉法。”第四，從南陽太守的升遷貶謫情況看，他們來去頻繁。南陽太守的挑選是嚴格的，更換卻頗為頻繁，東漢王朝近二百年中，載于史籍的太守就有48位（實際上的數字要比這大），遠遠多于西漢時期有記載的南陽太守（13位），南陽太守之被更換，一是升遷，二是貶謫，出路雖異，根源卻相同：都是因為南陽郡的特殊地位。南陽太守只要在任上盡職盡責，政績顯著，便可被征為中央的官吏，甚至位至公卿。如虞延做南陽太守時，顯宗以“延為明，三年，征代趙喜為太尉，八年，代范遷為司徒。”另一方面，由于南陽多皇親國戚，能直面豪強的南陽太守也容易遭到報復而獲罪。例如陳球“糾正豪右，為勢家所謗，征詣遷尉抵罪。”三、儲水，養民禮，水文化，教化民，水課。在景經過朝廷嚴格挑選且能直面權貴的南陽太守們，在其職位上大多能勸民農桑，教民禮儀，舉薦人才，懲治強暴，做出了不凡的業績，使南陽郡在東漢王朝始終保持著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之一的地位。第一，勸民農桑。東漢初年，社會經濟處于凋敝狀態。這一時期的南陽太守為了發展經濟，大多注意興修水利，廣墾土地，勸民農桑。最為典型的是杜詩。《后漢書·杜詩傳》中記載：“修治陂池，廣拓土田”，使得南陽“郡內比室殷足”。南陽是秦漢時期有名的冶鐵城市。杜詩還發明了水排———水力作原動力的冶鐵鼓風機械，水排的應用大大提高了冶鐵業的生產效率。杜詩因為興修水利、發展農業、造福百姓，而深受百姓愛戴，“時人方于召信臣，謂前有召父，后有杜母。”第二，教民禮儀。精通儒學的南陽太守們都注重文化和教育，如明帝時期的太守鮑德，因“郡學久廢”，乃“修起橫舍，備俎豆黼冕，行禮奏樂。又尊享國老，宴會諸儒”，使得“百姓觀者，莫不勸服”。桓帝時的太守劉寬，“每行縣止息亭傳，輒引學官祭酒及處士諸生執經對講，見父老慰農里之言，少年勉以孝悌之訓”，結果“人感德與行，日有所化。”第三，舉薦賢才。發現才能之士而推薦給中央叫做“察舉”，任為自己的屬吏稱為“辟除”或“辟召”，這是東漢官吏選拔的重要渠道，南陽太守在這方面也做出不小的成績。杜詩“雅好推賢，數進知名士清河齊統及魯陽長董崇等”。第四，懲治強暴。南陽太守的“直面豪強”已如前述，這一特征表現在他們的政績上就是與不法權貴作不屈不撓的斗爭。幾乎所有南陽太守的傳記中都有這樣的記載：如杜詩“誅暴立威”。第五，領兵治亂。由于南陽郡擁有私人部曲的豪強地主較多，同時階級矛盾相對較為尖銳，農民起義也時有發生。作為封建官吏的南陽太守就要鎮壓這些反抗和起義。例如東漢初年就有“堵鄉人董訴反宛城”，殺死南陽太守劉驎。而東漢末年，南陽是黃巾起義的中心之一，東漢政府與黃巾軍在南陽反復較量，南陽黃巾軍首領是張曼成，據《后漢書·靈帝紀》記載，中平元年，張曼成率領起義軍殺了南陽太守諸貢，繼任的南陽太守秦頡則殺害了張曼成。“中平三年，趙慈反，殺秦頡”，然后羊續被任命為南陽太守，他“與荊州刺史共發兵破慈，斬之。”四、正朝時期，以法治主體的多元化自秦朝設郡以來，郡的主要長官是太守和都尉。太守以治政為主，也兼領軍事。都尉是太守的副職，“掌佐守典武職甲卒”，時至東漢，守、尉共掌兵權的情況發生了變化。東漢初年，經濟調敝，光武帝采取積極政策恢復經濟，其中一項就是精兵簡政，在建武六年，下詔“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東漢末年，為了鎮壓黃巾起義，太守領兵的現象更多了。尤為嚴重的是，州郡長官不但募兵領兵，而且所領之兵，逐漸變成私人部曲，父子相襲或兄弟相襲，世有其兵。如東漢末年汝南大族出身的袁術任南陽太守時，已經是擁兵自重的軍閥了。不久，袁術憑借自己的軍事實力稱帝。因此東漢末年群雄割據同太守職權的擴大有著直接的關系。正是由于一些太守集政、軍、民、財大權于一身，雄霸一方，形成割據之勢，才使得風雨飄搖中的東漢王朝更加軟弱無力。太守權力擴大和地方政治軍事實力過強是東漢末期分裂局面形成的一個重要原因。太守權力擴大，還表現在太守與其門生故吏的結盟。東漢太守有辟召屬吏和察舉孝廉的權力，那些被選中、被推薦的人就成為太守的故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