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江中下游地區典型銅礦遺址論克什克騰旗喜鵲溝銅礦遺址及相關問題

2011年，內蒙古克什克騰旗喜鵲溝遺址是中國長江以北地區發現的最古老的銅礦床，具有獨特的村落特征和生產力。對此遺址的發掘,不僅豐富了對本地區晚商時期考古學文化的認識,更使我們了解到這一時期土著人群對當地銅、錫礦產資源的開發情況,為深入研究本地區早期青銅時代的文化、生業與技術等提供了一批珍貴的資料。一、小型居住址的出土瓷器喜鵲溝遺址出土陶器中,夾砂灰褐陶占全部陶片的75%以上,夾砂紅褐陶約占20%。陶器中飾繩紋者占80%以上,素面者不到10%。部分繩紋比較模糊,也見少量先施繩紋再局部抹平者。遺址出土的大量陶片中,可辨器類以鬲為大宗,另有少量的罐和盆。陶鬲的口沿上端或頸部常見一周附加堆紋,且常在領部加裝雞冠形鋬與喜鵲溝遺址陶器特征相似的遺存見于赤峰市松山區硯臺山遺址B2區。該遺址是一處小型居住址,從出土陶片看,可辨器類有鬲、甗、尊形器、盅、陶拍、紡輪等這類遺存的陶器以夾砂灰褐陶為主,其次為夾砂紅褐陶,另有極少量泥質陶。器表流行飾豎向、斜向或交叉繩紋,且存在先施繩紋再局部抹平的做法,極少見弦斷繩紋。以陶鬲為主要炊器,另有少量陶甗。陶鬲以領、腹分界比較明顯的高領鼓腹鬲為多,體形較寬胖,袋足較肥碩,均有附加的尖錐狀實足跟。此類鬲的領部在繩紋之上常加飾一周附加堆紋,有的在領中部飾一周珍珠紋,或有對稱鋬。也有少量領、腹無明顯分界的筒腹鬲。領飾附加堆紋條帶的鬲以往多被稱為“花邊鬲”。據韓嘉谷先生研究,此類風格的器物主要是在晚商時期伴隨北方系青銅器而廣布于中國北方的長城地帶以往對科爾沁沙地東部至松遼分水嶺兩翼地帶進行的考古調查中,也發現有一批陶器特征與之相近的遺存一般認為,“花邊鬲”在遼西等地的出現始自晚商時期。喜鵲溝遺址的碳十四測年數據也主要在晚商積年范圍之內,其下限或可至西周初。本次對喜鵲溝遺址的發掘,無疑證實了這類含“花邊鬲”的遺存在晚商時期的西拉木倫河流域確有分布。喜鵲溝類遺存的發現與辨識,填補了本區內夏家店上層文化與夏家店下層文化間長達數百年的年代缺環,為我們探討本地區夏家店上層文化的來源提供了一條重要線索,也為我們進一步研究“花邊鬲”向松嫩平原的傳播過程提供了地域上的中間環節。二、遺跡下的動植物遺跡從諸多方面來看,喜鵲溝遺址都是一處非常特殊的聚落。首先,這處遺址的面積雖然可達12000平方米,但其位于基巖裸露的山脊之上。從地探部門所挖的十多條探礦槽的剖面可以明顯看出,除遺址南部很小范圍內存在文化層堆積和明顯的居住遺存之外,絕大多數地段地表即可看到基巖或基巖風化形成的初育土。遺跡的類型以采礦形成的礦坑為主,地表所見的遺物也主要是采礦和加工礦石的石質工具。本次發掘發現的兩處房址,均位于遺址南部山頂平臺附近,地表可見的六處古礦坑中有五處即位于其周邊很近的范圍內,且F2打破F1,F2應為F1廢棄后在其旁修建的。顯然,在同一時間段內很可能只有一座房址在使用。F1的居住面上及灶內出土有石錘等采礦工具,F2的石墻空隙內也壘砌有殘斷的石錘,說明這兩處房址都與采礦活動密切相關。從這兩處房址的結構看,均為部分直接開鑿在基巖之上,部分用石塊壘砌,墻壁、地面均未見特殊加工,很像是臨時使用的簡陋窩棚式建筑,應當就是采礦工人的臨時住所。遺址地表發現的兩道石墻(Q1、Q2)和一座石砌建筑(J1),用途不明,但從位置靠近房址和礦坑、石砌建筑(J1)的墻內也有壘砌進去的石錘且地表未見任何晚期遺物等跡象來看,很可能也與采礦活動相關,不像定居性聚落中的建筑物。遺跡內出土的工具中,采礦及加工礦石的工具占絕大多數,有少量狩獵工具,未見農具。出土的生活用器中,僅見陶鬲、陶盆和陶罐的殘片。這樣的工具和用器組合,說明聚落中的人群來到此地的目的就是為了采礦和加工礦石,并不從事專門的農業生產。值得注意的是,F1面積雖然不大,但其居住面的不同位置共發現有三處坑式灶,灶內出土石錘、石塊、燒灰、炭粒、經燒烤的獸骨、魚骨和紅燒土塊。如果三處灶址同時使用,未免會使得室內空間變得十分擁擠,所以不排除它們是不同時間段使用所遺留的可能。此外,F1堆積中還發現有四處明顯的用火痕跡,其中也有經燒烤的獸骨、魚骨和陶片。這四處殘存的用火痕跡位于房內堆積的不同位置、不同深度,其間均存有不同厚度的堆積層。雖然從整體上很難將F1的房內堆積分層,但多處用火痕跡的存在,表明在堆積形成的過程中也不斷有人來此活動,且每次活動之間均有一定的沉積物相隔。房址內出土的生活用器種類也很少。這些現象都反映出該聚落并非常年定居的村落,而最有可能的是季節性使用的聚落。其次,從遺址周邊的環境、氣候、土壤、資源等方面來看,在當時的生產力狀況下也很難滿足維持人們長期生活和居住的需要。喜鵲溝遺址位于大興安嶺西南端迎風坡面的一處山脊上,西北接平坦寬闊的貢格爾草原,西南瀕臨渾善達克沙地。這一帶雖然年均降雨量可達350～400毫米,但是氣候冷涼,年平均氣溫僅有1℃～2℃。其中一月份平均氣溫在零下23℃～零下24℃,七月份平均氣溫也僅有16℃～17℃,無霜期為60～100天,不適合普通農作物生長。遺址周邊在克什克騰旗現今的氣候區劃中也被劃入溫涼寒半濕潤牧業氣溫區。而且,從土壤分布情況看,遺址所在的達來諾日鎮管轄范圍內,山崗地帶遍布基巖及由基巖風化形成的粗骨土和石質土,屬初育土范疇,土體中礫石和巖石碎屑含量較多,肥力極低,難以利用。而草原、漫灘地帶多屬黃暗栗沙土或沙質暗栗鈣土,還有沙壤質沖湖暗栗土、沙質沖湖暗栗土等土壤類型。這些土壤類型中的有機質含量也都很低,屬于不適合開展農耕的土壤類型既然喜鵲溝遺址不屬于定居的村落遺址,周圍地區的環境因素又的確不適合農耕,那么,該聚落究竟是采用什么樣的生計方式來維持銅礦開采活動呢?動植物遺存的采集、鑒定和統計分析是研究聚落生計方式的重要手段。發掘期間通過分揀、篩選等手段對全部的哺乳動物骨骼和絕大多數魚骨進行了系統收集,地層和遺跡內的堆積都收集了浮選土樣。喜鵲溝遺址出土的哺乳動物骨骼標本總計429塊,其中可鑒定屬種的標本為217塊,分屬于四目七科至少10屬10種,包括黃牛、綿羊、山羊、家馬、家豬、家犬、馬鹿、熊、鼢鼠和其他嚙齒類動物,其中前六類屬于人工馴養的動物,后四類屬于野生動物。馴養動物在數量上占絕對優勢,從肉食貢獻率上看,以黃牛所占比例最高(近80%),綿羊、山羊、家馬、家豬、家犬合計僅占14.5%,野生動物合計約占7%由于采礦活動需要一定的人員相互配合才能完成,除挖掘礦石、加工礦料、制作并修補工具外,還需有人放牧、漁獵并加工食物。所發現兩處房址的面積均在20平方米以下,并不適合多人從事長時間、大量的室內活動?？梢酝茰y這兩處房址的主要用途應當就是加工食物、修補工具,并在天氣惡劣時提供暫時躲避的場所。綜上可見,喜鵲溝遺址顯然不是普通的定居性村落,而應是一處季節性的以開采銅礦為目的的特殊聚落。采礦活動的季節應當就是牧草豐美的夏季前后,人們不僅可以從家養動物獲得較為穩定的肉食和奶制品,還可以從事捕魚和狩獵活動作為生計的重要補充。需要指出的是,這樣的生計方式與春秋中期以后中國北方長城地帶出現的游牧經濟有顯而易見的相同之處,甚至很有可能就是季節性游牧生產方式起源的一種途徑。不同之處主要在于后者的季節性游牧已成常態化,且畜群構成中移動性較好的綿羊、山羊與馬的比例明顯升高,而牛的比例較少而已。三、礦砂加工和采礦喜鵲溝遺址此次發掘面積雖小,但收獲頗豐,尤其是出土和采集到大量的采礦和加工礦石的工具。所發現的采礦工具主要有石錘、石釬和鹿角鎬,加工礦石的工具主要有石球、石研磨器和石碾盤。本次試掘清理的礦坑K5底部即發現有采礦工具石錘2件、鹿角鎬1件,K5坑口外的尾礦堆積中出土有獲取礦砂的礦石加工工具石研磨器2件、石碾盤2件。在遺址地表采集到的石研磨器和石碾盤也多集中分布于K1～K3坑口外不遠處的尾砂扇面上,表明當時加工并分選礦料的工作,是在采礦坑的外圍就地進行的。通過調查,在遺址及周鄰大約4平方公里的范圍內并未發現明顯的冶煉遺跡,僅在遺址北部坡上采集到零星的煉渣。據冶金考古專家李延祥、陳建立教授現場初步判斷,這很可能屬于采礦過程中試煉礦石所留下的殘渣。加之礦坑附近尾砂扇面上多見石研磨器、石碾盤的現象,可以推斷當時所采礦石大多是被加工成礦砂,再通過畜力或人力輸送到他地進行冶煉的。李延祥教授的研究業已表明,與喜鵲溝遺址同在赤峰地區北部、且年代稍晚的林西大井夏家店上層文化礦冶遺址的采礦規模也遠大于其自身的冶煉規模當然,這種就地加工選取礦料并向外輸送的生產方式,很可能與晚商時期土著人群在當地的定居點數量稀少、無法為專門的冶煉活動提供保障有關。雖然近年在赤峰地區已發現和辨識出來的晚商時期的遺址數量有所增加,但仍然是屈指可數,遠不能與本地年代較早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和年代較晚的夏家店上層文化的遺址分布密度相比?？梢?作為一處季節性的采礦遺址,喜鵲溝遺址開采礦石和加工選取礦料的工作是同時進行的,出產的礦砂很可能主要是被輸送到他地進行冶煉。而對于這些礦料去向的探索,將有助于我們深入認識遼西地區早期青銅文化的發展及與周鄰地區尤其是中原地區的關系。四、晚商時期東南角思想之源遼西地區內年代約當中原夏至早商時期的夏家店下層文化已有冶金業。常見的金屬制品種類有青銅刀、錐、耳環、指環、杖首及斧鉞的柄首和鐓等,屬于小件的工具或復合工具、兵器類的構件及裝飾品遼西地區發現的幾批屬于殷墟早期及稍早階段的青銅鼎、甗十分引人注目?？耸部蓑v旗天寶同蘇赫先生曾指出,頭牌子遺址所出銅鼎、甗及西牛波羅遺址所出的甗,在制作特點上與中原有所不同,可能是本地產品遼西地區擁有豐富的銅、錫等金屬資源。西拉木倫河以北至烏蘭浩特洮兒河以南的大興安嶺南段面積約10萬平方公里的地區,是我國北方重要的稀有金屬和銅錫多金屬成礦集中區。該成礦區的南部,即西拉木倫河斷裂帶北面,已劃分出黃崗梁—浩布高錫銅銀成礦帶和敖爾蓋—好來寶銅金多金屬成礦帶可以想見,晚商時期喜鵲溝一類遺址出產的銅錫砷鉛共生礦礦料,特別是其中富含的錫料,無論對商王朝還是對其他具備鑄造大型青銅器能力的地方勢力來說,都是極其珍貴的資源。從現代地礦資料來看,黃河中下游地區出產銅、鉛,但至今未發現錫礦資源。聞廣先生曾力圖從文獻中尋找證據,以期證明夏、商、周王朝冶鑄青銅器所用的錫料主要產自本地鑒于喜鵲溝晚商時期采礦遺址向外輸出礦料的生產模式和遼西地區商代大型青銅鼎、甗的頻繁發現,我們有理由做出這樣的推測:喜鵲溝遺址出產的礦料至少應有一部分是向商王朝或其他具備鑄造大型青銅器能力的方國輸出,至于是通過交換還是貢賦的手段來實現,還需尋找進一步的證據。太行山東麓的低山丘陵和山前平原地帶是商代連接中原與北方的重要通道,房山塔照(二期)、易縣七里莊(三期)、淶水炭山等遺存均反映出使用“花邊鬲”的人群在晚商時期的活動范圍和能力西周時期,遼西地區的青銅文化進入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努魯兒虎山以東以喀左為中心的地帶有數批大型青銅器出土,其青銅器的來源和文化歸屬雖不同于前述幾批晚商銅器遺存,但重要的是其中已不乏形制上頗具地方特色的青銅容器。努魯兒虎山以西的夏家店上層文化更創造出了如小黑石溝所發現的有地方特色的青銅容器群五、晚商文化中的青銅重器我們將視野拓寬一些則不難發現,晚商時期商文化周邊地區大型青銅器集中發現的區域,無一不是銅礦、錫礦等重要礦產資源富集并且開采較早的地區。商王室和貴族們為冶鑄青銅器,無疑需要大量的銅、錫資源,其獲取的方式無非是控制礦區、武力掠奪或貿易交換。早商時期,盤龍城商城出現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商王朝要控制長江中游地區豐富的銅、錫資源。晚商時期,雖然盤龍城商城遭到廢棄,商文化范圍向北收縮,但晚商文化創造的青銅文明卻步入巔峰,大量精美絕倫的殷墟式青銅器顯示出商人的礦料來源之路并沒有隨著盤龍城商城的廢棄而告絕閉。這或許說明,此時的商王室和貴族們可能調整了獲取銅、錫資源的方式與策略。大量的銅、錫礦料可以通過貿易或貢賦等途徑從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