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文學中史臣的文學思想與文學反思

貞觀時期，《北齊書》、《周書》、《梁書》、《陳書》、《隋書》和《晉書》的記載在唐太宗的支持下進行。李燕壽的父母和孩子在之前的基礎上寫了《南史》和《北史》，后來朝廷也承認了這一點。已有學者把以上八部史書并稱為“唐八史”或者“唐初八史”,本文尚以“唐八史”稱之?！疤瓢耸贰背吨軙吠饩卦O文學傳,各史文學傳的名稱有異,或曰“文學傳”,或曰“文苑傳”,本文將其統稱為“文學傳”。《周書》不設文學傳,但其《王褒、庾信傳》在一定程度上帶有文學傳的性質,因此,筆者亦將其納入研究范疇。唐八史中,文人受到極大的關注,但文學傳不局限于記錄文人生平,更對其作品風格乃至為人之道進行評點,也關注文學本身的發展狀況。筆者將從文學功用、文人才性、文學風格、文學環境四個維度論述自己的拙見。一、文學功用—文學功用———重視文學的論理和抒情功能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以詩賦駢文為中心,該時期文學的論理和抒情功能得到充分肯定。誠然,初唐時期對文學功用性的認知基本繼承了該觀點。史臣不遺余力地強調文學的政治教化作用,但也不因此偏廢文學的抒情功能———申述性靈。貞觀史臣對文學之于社會的重大作用進行了充分肯定,“然則文之為用,其大矣哉!”是貞觀史臣的共同認知。他們甚至認為實現用禮樂治理國家和以教成天下的理想,“非文莫可也”?！端鍟の膶W傳序》在論及文學功用性時說:“大則經緯天地,作訓垂范?！碧瓢耸返木幾呒嬗须p重身份,他們不僅是身處高位的統治者,也是文學創作者,所以,他們在對待文學功用性的問題上帶有包容性。從政治出發,他們充分肯定文學的論理功能,強調文學之于社會的教化作用;從文學創作者的角度出發,他們又不忽視文學之于文學個體的作用?！蛾悤の膶W傳序》云:“小則文理清正,申紓性靈?！背鲎允饭僦值奈膶W傳,必然打上唐太宗思想的烙印。初唐修史之舉始于武德年間,但真正得以大規模地展開卻在貞觀時期。唐太宗李世民經歷過金戈鐵馬的征戰生活,深知戰亂后民不聊生,生靈涂炭。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穩定祥和無疑使他心向往之。然安定天下,用德以化天下顯然是最好的方式,文學的教化功能順理成章得到重視。同時,作為文學愛好者的他認為文學的抒情功能不可偏廢。二、《梁書》《文學傳》中對文人品格的書寫古人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修身”位之首,可見古人對德行重視程度之一斑?！疤拼詠?儒學對詩學的影響更為顯著,人們對于詩人社會責任感的要求也更高了?！币Σ煸凇读簳の膶W傳序》借用魏文帝曹丕對古代文人的評價———“鮮能以名節自全”史臣在文人的個人傳記中,對文人的品行的書寫著墨不少。《隋書·文學傳》云:“仆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悅?！笨v觀八部史書,關于文人品德問題的探討俯拾皆是,在此不一一摘錄。唐王朝初建,儒家的仁德思想亟待回歸。文學傳對文人品行與人格的關注在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對儒家思想的皈依,同時,也是對重視文學教化之用的呼應和佐證。三、文章風格:以雅正為初唐時期,文壇仍深陷南朝雕琢浮艷文風的泥淖之中,浮艷文風的弊端依然充斥著整個文壇,但是浮艷的文風與唐初王朝追求務實之風格格不入。史臣對長期以來綺靡浮艷文風加以鞭撻,他們認為秉持雅正之風的文章方為上乘之作?！侗饼R書·文苑傳》在序言部分明確地指出宮體詩的風格特點及其弊端,“江左梁末,彌尚輕險,始自儲宮,刑乎流俗,雜惉滯以成音,故雖悲而不雅。”。一方面史臣對輕險浮華之作進行了批判,另一方面他們對不尚浮華而尚有文學成就之人毫不吝惜溢美之詞,《陳書·文學傳》云:“至如杜之偉之徒,值于休運,各展才用,之偉尤著美焉?！绷_宗強在《隋唐五代文學思想史》中談及貞觀史臣在看待前代文風的問題時說:“他們并沒有因反對淫麗文風而反對文采,更沒有反對文學的特點,甚至連宮體詩的作者他們也沒有采取完全否定的態度?！彼摹⑽膶W啟示社會環境飽受戰亂紛爭而建立的唐朝,在文化建設方面表現出強烈的統一意識和憂患意識。在史臣看來,戰爭不僅讓整個社會籠罩在陰霾之中,更是讓文學發展迎來當頭一棒?！吨軙ね醢仔艂鳌分姓f:“既而中州版蕩,……,故文章黜焉?！唤云扔趥}卒,牽于戰爭。章奏符檄,則粲然可觀;體物緣情,則寂寥于世。非其才有優劣,時運然也?！庇纱擞^之,史臣站在歷史的高度,把文學發展和社會大背景聯系起來。他們認為國泰民安之時,文學創作熱情高漲,兵戈搶攘之際,文學創作遭受重創。史臣為何在文學傳中如此關注社會大背景呢?究其緣故有二:其一,社會環境對文學創作的影響舉足輕重,史臣對文學的記載不可避免的需要審視這一點;其二,經歷易代甚至幾經易代的史臣深刻地體會到王朝穩定統一的珍貴,鑒于此,他們在修史時自覺地以一種統一的視野來審視前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在他們眼中,動蕩的社會環境給國家和人民所帶來的災難不僅體現在物質生活上,更體現在諸如文學等精神生活上。五、確立新對文人的教育地位魏晉南北朝接踵而至的社會混戰到隋朝的短暫統一再到唐王朝的建立,社會早已千瘡百孔,唐太宗及其史臣看到了民生凋敝之悲。王朝建立之后,經濟、政治、文化建設迫在眉睫。安撫天下的重要方式便是教化,因此文學的教化作用頗受重視,敷德以化天下的觀點就展現在文學傳中了,鑒于此,史臣對文人的評價時,對他們的品行與人格表現出較高的關注度。由前朝入唐的文人,受根深蒂固的創作思想影響,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