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命中的劉秀與《漢書》

班固的《漢書》是學術界取得的第一部關于漢代的文獻和史事實。關于“斷代史”，《中國歷史大辭典·史學史卷》這樣定義:“以朝代為斷限的史書。始創于中國東漢班固所著的《漢書》。編年體和紀事本末體的史書，以朝代為斷限的，也屬斷代史。”一、“光武嘴唇”的分析光武帝劉秀稱帝之后，面臨的首要政治問題就是如何向世人解釋和宣揚自己政權的正義性和合法性。“光武受命中興”天命歷史觀是官方給出的正式回答，其包含兩個核心內容:“受命”鼓吹劉秀稱帝的合法性來自天命;“中興”則是對自己的政權進行歷史定位，劉秀明確表明自己的政權是西漢政權的延續，國號為“漢”，并無改易。很顯然，東漢人并不把自己當外人。“光武受命中興”天命歷史觀表明，在東漢官方的意識形態之中，漢朝只有一個，只是它經歷了中衰階段，之后重新由光武帝劉秀復興。這個觀念對于我們理解東漢與西漢之間的關系極為重要。劉秀并非提出漢家“受命中興”的第一人。早在漢成帝時，齊人甘忠可偽造《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宣稱:“漢家逢天地之大終，當更受命于天。”打著“復興漢室”的旗號反對王莽政權成為當時社會的一種潮流，劉秀稱帝同樣借助“人心思漢”的社會心理。劉秀的帝位并非按照正常的皇位繼承制度或宗法制度獲得的，雖然他與漢室有疏遠的血緣關系，但其身份已是庶民，因而需要借助天命宣揚自己政權的合法性。建武元年(25)，光武帝即位于鄗，祭告天地，在祭文中，劉秀指責王莽篡弒竊位，宣揚自己是受命稱帝，復興漢室。這是東漢官方第一次明確提出“光武受命中興”的天命觀。與此同時，更始政權、建世政權并立，均以復興漢室為旗幟。可以想見，劉秀政權此時不可能得到所有人的認可，班彪雖著有《王命論》一文，鼓吹人心思漢，卻也沒有確切指明究竟誰才是天命正統。此時的劉秀忙于統一戰爭，自然無暇對“受命中興”的天命觀進行系統闡釋和論證。平定天下之后，劉秀又忙于勵精圖治恢復民生，也沒有太多精力顧及政權的意識形態建設。這種局面直到光武帝晚年才有了一次重大改變。我們也應該注意到，新莽覆亡之際，除了“人心思漢，劉氏當復”的聲音之外，還有另一種針鋒相對的聲音———“一姓不再興”。非劉姓之雄杰意欲建號稱帝，與劉氏政權爭衡，多持此論。公孫述力倡此說。建武元年，公孫述稱帝于蜀，國號成家。“述亦好為符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明漢至平帝十二代，歷數盡也，一姓不得再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援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西方太守而乙絕卯金也。五德之運，黃承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其正序。”建武三十二年(56)二月，光武帝封禪泰山，在封禪文中東漢官方首次系統地闡明了“光武受命中興”的天命歷史觀，不僅詳細地論證了“光武受命中興”的天命觀，還系統地梳理了“漢為火德”的歷史觀。其文曰:維建武三十有二年二月，皇帝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班于群神，遂覲東后。從臣太尉熹、行司徒事特進高密侯禹等。漢賓二王之后在位。孔子之后褒成侯，序在東后，蕃王十二，咸來助祭。《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龍斗野，四七之際火為主。”《河圖會昌符》曰:“赤帝九世，巡省得中，治平則封，誠合帝道孔矩，則天文靈出，地祇瑞興。帝劉之九，會命岱宗，誠善用之，奸偽不萌。赤漢德興，九世會昌，巡岱皆當。天地扶九，崇經之常。漢大興之，道在九世之王。封于泰山，刻石著紀，禪于梁父，退省考五。”《河圖合古篇》曰:“帝劉之秀，九名之世，帝行德，封刻政。”《河圖提劉予》曰:“九世之帝，方明圣，持衡拒，九州平，天下予。”《雒書甄曜度》曰:“赤三德，昌九世，會修符，合帝際，勉刻封。”《孝經鉤命決》曰:“予誰行，赤劉用帝，三建孝，九會修，專茲竭行封岱青。”《河》《雒》命后，經讖所傳。昔在帝堯，聰明密微，讓與舜庶，后裔握機。王莽以舅后之家、三司鼎足冢宰之權勢，依托周公、霍光輔幼歸政之義，遂以篡叛，僭號自立。宗廟墮壞，社稷喪亡，不得血食，十有八年。楊、徐、青三州首亂，兵革橫行，延及荊州，豪杰并兼，百里屯聚，往往僭號。北夷作寇，千里無煙，無雞鳴狗吠之聲。皇天睠顧皇帝，以匹庶受命中興，年二十八載興兵，以次誅討，十有余年，罪人斯得。黎庶得居爾田，安爾宅。書同文，車同軌，人同倫。舟輿所通，人跡所至，靡不貢職。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設庠序。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牲，一死，贄。吏各修職，復于舊典。在位三十有二年，年六十二。乾乾日昃，不敢荒寧，涉危歷險，親巡黎元，恭肅神祇，惠恤耆老，理庶遵古，聰允明恕。皇帝唯慎《河圖》、《雒書》正文，是月辛卯，柴，登封泰山。甲午，禪于梁陰。以承靈瑞，以為兆民，永茲一宇，垂于后昆。百僚從臣，郡守師尹，咸蒙祉福，永永無極。秦相李斯燔《詩》、《書》，樂崩禮壞。建武元年已前，文書散亡，舊典不具，不能明經文，以章句細微相況八十一卷，明者為驗，又其十卷，皆不昭晰。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受其禮。”后有圣人，正失誤，刻石記。這份官方文件以圖讖來證明和宣揚“劉秀受命中興”的合法性，圖讖不僅預言了劉秀二十八歲起兵復興漢室，還預言了他治平天下、封禪泰山之事，官方利用圖讖將劉秀納入到堯———劉邦的火德舊譜系之中，形成了堯———劉邦———劉秀，“赤三德、昌九世”的火德新譜系。西漢末年形成的“漢為火德”“漢為堯后”的說法重新得到了東漢官方的確認。封禪文不僅否定了王莽政權的合法性，還否定了劉玄、劉盆子、公孫述等政權的合法性，指責他們“首亂”“僭號”“兵革橫行”，與之相對應，表彰劉秀受命中興，討平天下，勵精圖治，宣揚劉秀的功業。王莽、劉玄、劉盆子、公孫述等政權均被排除在歷史正統序列之外。顯然，封禪文是一篇體現官方意志的綱領性文件，它對漢代的重大歷史問題進行了總結和定論，確立了官方對本朝歷史的主要看法和基本立場，對后來的官方修史活動產生重要影響。“光武受命中興”的歷史觀決定了西漢與東漢并非兩個朝代，而是一個朝代內部“初興”與“中興”的關系。光武帝劉秀建立東漢政權是復興漢室之舉，延續了漢王朝的統治，他是漢王朝的復興者和繼承者，現當代一些歷史書籍稱劉秀為東漢的開國皇帝，這種說法顯然有誤，他是復國而非開國，東漢的開國皇帝是劉邦。與封禪同時，光武帝“宣布圖讖于天下”二、光武帝的私作紀功《世祖本紀》及其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和《漢書》都是在漢明帝的親自過問下完成的。《世祖本紀》及其二十八篇主要記載了“光武受命中興”的事跡，《漢書》主要記載“高祖受命”至“王莽篡漢”之間的歷史，它們都體現了官方“頌漢”立場，貫徹了“光武受命中興”的天命歷史觀，共同構建了有漢一朝的歷史書寫。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在內容、斷限等方面經過了統一協調和精心安排，史事記載沒有重合或缺漏之處，嚴絲合縫，宛若一體。《世祖本紀》成書最早，為班固撰修《漢書》奠定了基調。《后漢書·班固傳》云:父彪卒，歸鄉里。固以彪所續前史未詳，乃潛精研思，欲就其業。既而有人上書顯宗，告固私改作國史者，有詔下郡，收固系京兆獄，盡取其家書。先是扶風人蘇朗偽言圖讖事，下獄死。固弟超恐固為郡所核考，不能自明，乃馳詣闕上書，得召見，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書。顯宗甚奇之，召詣校書部，除蘭臺令史，與前睢陽令陳宗、長陵令尹敏、司隸從事孟異共成《世祖本紀》。遷為郎，典校秘書。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孫述事，作列傳、載記二十八篇，奏之。帝乃復使終成前所著書。固以為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紀，編于百王之末，廁于秦、項之列，太初以后，闕而不錄，故探撰前記，綴集所聞，以為《漢書》。起元高祖，終于孝平王莽之誅，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綜其行事，傍貫《五經》，上下洽通，為《春秋》考紀、表、志、傳凡百篇。固自永平中始受詔，潛精積思二十余年，至建初中乃成。當世甚重其書，學者莫不諷誦焉。班固私改的國史是班彪所續的《史記》，并非《漢書》。班彪有著述之職，續作《史記》是合法行為，班固沒有著述之職，私改國史是非法行為，所以被人告發。班固參與撰修的第一部國史是《世祖本紀》，其后又撰修了其他二十八篇列傳、載記，《漢書》是永平中受明帝詔才開始撰修的，歷時二十余年，成書最晚。《漢書》雖然成書于班固個人之手，但它站在東漢官方立場，深受官方意識形態影響。《世祖本紀》的撰修意義尤為重大，如何塑造和評價光武帝，如何對光武帝進行歷史定位，是東漢官方書寫本朝史的核心問題，這個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漢明帝對《世祖本紀》的撰修非常重視，選擇了班固、陳宗、尹敏、孟異四位飽學之士共同完成。永平“十五年春，行幸東平，賜蒼錢千五百萬，布四萬匹。帝以所作《光武本紀》示蒼，蒼因上《光武受命中興頌》。帝甚善之，以其文典雅，特令校書郎賈逵為之訓詁”。為了宣揚東漢政權的正義性和合法性，東漢官方書寫歷史時，必然會將光武帝劉秀塑造成“受命中興”之主，對光武帝進行美化和抬高，同時也會對更始帝劉玄、建世帝劉盆子等人進行丑化，指責其為“首亂”“僭號”，否定他們的功業，詆毀他們的德行。《后漢書·光武帝紀》通篇不乏對光武帝的虛美之辭，大多承襲自漢明帝所定《世祖本紀》，其中關于光武帝出生時祥瑞的記載可謂連篇累牘:皇考初為濟陽令，濟陽有武帝行過宮，常封閉。上將生，皇考以令舍下濕，開宮后殿居之。建平元年十二月甲子夜上生時，有赤光，室中盡明。皇考異之，使卜者王長卜之。長曰:“此善事不可言。”是歲嘉禾生，一莖九穗，大于凡禾，縣界大豐熟，因名上曰秀。是歲鳳皇來集濟陽，故宮皆畫鳳凰。圣瑞萌兆，始形于此。上為人隆準，日角，大口，美須眉，長七尺三寸。在舂陵時，望氣者蘇伯阿望舂陵城曰:“美哉!王氣郁郁蔥蔥。”仁智明遠，多權略，樂施愛人。在家重慎畏事，勤于稼穡。很顯然，這些各式各樣的瑞兆和異象都是編造出來的。除此之外，《東觀漢記》中還充斥著大量的符錄、讖緯和預言，指明劉秀中興為火德之符，也都是為了證明“光武受命中興”的正義性和合法性。為了表現光武之美，對于一些歷史場景采取了事后性的、主觀性的描述:時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諸將過，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繡镼，莫不笑之，或有畏而走者。及見司隸僚屬，皆歡喜不自勝。老吏或垂涕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由是識者皆屬心焉。更始帝以復興漢室建立政權，必然會效法漢制統一服色，眾將冠服大同小異，此時的劉秀只是更始帝眾多將領中的一員，并無突出之處，素未謀面的三輔吏士對劉秀的好感由何而來?這樣的情節不免令人心生疑惑。筆者更愿意相信老吏的話原本是稱贊更始帝的，經過史官的加工，改由劉秀獨擅其美。更始帝曾推翻新莽政權建立了偉大的功業，加之劉秀稱帝之前接受過更始帝的號令，東漢官方為了突出劉秀才是復興漢室受命者，必然會極力丑詆更始帝。《后漢書》對更始帝劉玄的描寫極盡丑化，貶低之處比比皆是。“更始即帝位，南面立，朝群臣。素懦弱，羞愧流汗，舉手不能言”。東漢官方不僅丑化更始帝劉玄，而且丑化建世帝劉盆子。呂思勉先生曾指出:“不獨更始，即史所傳劉盆子之事，亦不盡可信。”三、西漢后期對新莽代漢的評價東漢前期，五經之中的《尚書》地位頗高，究其原因，皇帝的興趣起了關鍵作用———光武帝劉秀曾在洛陽太學學習《尚書》;其后明帝師從桓榮學習《歐陽尚書》;章帝師從桓榮之子桓郁學習《歐陽尚書》;和帝則以桓榮的學生丁鴻為師，皇室的推崇使《尚書》的地位非同尋常。《漢書》名稱就來自《尚書》，即延續《虞書》《夏書》《商書》《周書》系統而來。班固受詔撰修《漢書》，決定了《漢書》實質上是一部標準的官修史書，它在天命觀、歷史觀、歷史人物評價等重大問題上貫徹了東漢官方的意志。光武帝頒定的“光武受命中興”天命歷史觀對《漢書》的影響巨大。班固撰修《世祖本紀》及二十八篇為后來《漢書》的撰修奠定了基礎。“光武受命中興”的歷史已經寫定，向前追溯書寫“劉邦初受命”的歷史自然會被提上日程，這是由“光武受命中興”天命歷史觀的邏輯體系決定的，有“中興”，必然有“初興”，有“再受命”必然有“初受命”。《漢書》與《世祖本紀》及二十八篇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在東漢官方“光武受命中興”天命歷史觀的指導下，共同構建了本朝的歷史書寫體系。“光武受命中興”天命歷史觀對《漢書》的直接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問題上:一個是漢為何德的問題，另一個是如何評價新莽政權的問題。這兩個問題直接關系到劉邦受命和劉秀再受命的合法性問題，班固堅定地貫徹了官方的立場。在漢為何德的問題上，漢人曾有爭論。漢文帝時，張蒼認為漢代周而興，依據五德相勝的理論，應為水德，公孫臣、賈誼承認秦水德的地位，認為漢滅秦應為土德，漢武帝太初改制，兒寬、司馬遷贊同賈誼、公孫臣的觀點，認為漢為土德，服色尚黃，漢武帝據此改正朔、易服色。西漢末年，劉向劉歆父子發明了五德相生學說，力主漢承堯運，應為火德，漢成帝、哀帝采用此說，改漢為火德。劉秀起兵稱帝，編造“四七之際火為主”讖語，晚年宣布圖讖于天下，漢為堯后、漢承堯運、漢為火德被東漢政權所認可。班固承襲了劉向劉歆父子的理論，大力宣揚漢為火德的說法，并將之貫徹到《漢書》的歷史書寫之中。他在高祖論贊中說:“《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既衰，其后有劉累，學擾龍，事孔甲，范氏其后也。而大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范氏為晉士師，魯文公世奔秦。后歸于晉，其處者為劉氏。劉向云戰國時劉氏自秦獲于魏。秦滅魏，遷大梁，都于豐，故周市說雍齒曰:‘豐，故梁徙也。’是以頌高祖云:‘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其遷日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荊之巫，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由是推之，漢承堯運，德祚已盛，斷蛇著符，旗幟上赤，協于火德，自然之應，得天統矣。”關于王莽政權合法性的問題，時人也有不同看法。在王莽代漢的過程中，擁護王莽的王公、大臣、儒士不在少數。劉歆曾為王莽代漢提供理論依據，揚雄曾賦《劇秦美新》歌頌新莽政治之美。即便是新莽政權覆亡之后，也有人承認新莽政權曾經的合法地位，如前所述，公孫述政權就認為新莽的土德承襲漢朝的火德而來，“成家”的金德承襲“新室”的土德而來。《漢書》則完全否定了新莽政權的合法性，將王莽貶之為傳，稱之為“篡盜”，班固這樣評價王莽:“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宗族稱孝，師友歸仁。及其居位輔政，成、哀之際，勤勞國家，直道而行，動見稱述。豈所謂‘在家必聞，在國必聞’，‘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為之宗主，故得肆其奸惹，以成篡盜之禍。推是言之，亦天時，非人力之致矣。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勢險于桀、紂，而莽晏然自以黃、虞復出也。乃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兇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貉，猶未足逞其欲焉。是以四海之內，囂然喪其樂生之心，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遂令天下城邑為虛，丘垅發掘，害遍生民，辜及朽骨，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昔秦燔《詩》、《書》以立私議，莽誦《六藝》以文奸言，同歸殊途，俱用滅亡，皆炕龍絕氣，非命之運，紫色蛙聲，余分閏位，圣王之驅除云爾!”在“光武受命中興”天命歷史觀的指導下，東漢官方對本朝史形成了如下的認識系統:高祖初受命(漢為堯后，協于火德)———興盛階段(惠、文、景、武、昭、宣)———中衰階段(元、成、哀、平，王莽篡盜)———光武帝再受命中興(更始帝劉玄、建世帝劉盆子、公孫述等僭號)。《世祖本紀》及其二十八篇敘述光武受命中興的歷史，《漢書》敘述高祖初受命至王莽篡漢之間的歷史，兩者合在一起共同構建了有漢一朝的歷史。《世祖本紀》為什么要單獨立紀不列入《漢書》呢?為了突出光武帝劉秀的“中興”之功。《漢書》為什么斷自高祖?為了宣揚劉邦“初興”漢室之功。兩者之間顯然存在著內在的邏輯關系。總體而言，無論從天命歷史觀來看，還是從其頌漢的立場來看，《世祖本紀》及其二十八篇和《漢書》都深入地貫徹了東漢官方的意志，自覺地為東漢政權服務，在涉及宏觀敘事以及重大歷史問題書寫時，官方已有定論，班固并無史家應該有的裁量權。這是班固與司馬遷的最大區別，司馬遷撰史更多地體現了個人意志，突破了官方的立場，對本朝史更具批評意識。當然，筆者無意否定《漢書》在一些歷史細節書寫上遵從了不虛美不隱惡的實錄精神，只是強調在涉及宏大歷史敘事的問題上，東漢官方處于主導地位，漢明帝及東漢朝廷掌握了歷史書寫的話語權。四、“兩漢”間的延續性東漢官方提出的“光武受命中興”天命歷史觀對后世影響極大，不僅得到了東漢人的認同，而且得到了東漢以后各個朝代的認可。東漢王充曾說:“周之受命者文、武也，漢則高祖、光武也。”如前所述，《漢書》是班固在《世祖本紀》及其二十八篇的基礎上向前續接本朝史，目的是為了宣揚漢為堯后、漢為火德，宣揚高祖初受命、光武再受命，通過歷史書寫來論證“光武受命中興”天命歷史觀的正確性，因而在班固心目中，《漢書》記載的只是“中興”以前的本朝紀傳體國史，它的性質與改朝換代之后“前代史”的撰修性質是不同的，前者強調的是重新受命，后者強調的是天命轉移;前者強調的是朝代的賡續，后者強調的是朝代的改易。因而，如果用“以朝代為斷限”的標準來衡量的話，《漢書》顯然沒有達到“斷代史”的標準，它只是截取了漢代的前半部分歷史，始末并不完整。以此類推，荀悅《漢紀》也存在著這樣的情況。學界把荀悅《漢紀》當作中國古代第一部編年體斷代史，可荀悅自己并不把《漢紀》當作西漢“一代”的歷史，他說:“凡《漢紀》，其稱年本紀表志傳者，書家本語也。其稱論者，臣悅所論，粗表其大事，以參得失，以廣視聽也。惟漢四百二十有六載，皇帝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啟于萬嗣，闡綜大猷，命立國典，以及群籍。于是乃作考舊，通連體要，以述《漢紀》。《易》稱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詩》云古訓是式。中興已前，一時之事，明主賢臣，規模法則，得失之軌，亦足以監矣。撰《漢書》百篇以綜往事，庶幾來者亦有監乎此。”眾所周知，中國古代有兩漢的概念，或稱西漢、東漢，或稱前漢、后漢。但兩漢的概念實際上是后起的說法，翻開東漢人的著作，只有東、西都的稱謂，例如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兩京賦》，并無前、后漢或西、東漢的兩漢觀念，在他們心目中，漢朝只有一個，別無分號。東漢滅亡之后，一方面班固《漢書》繼續廣為流傳，另一方面后人以《東觀漢記》為史料基礎續修漢史，紛紛以“后漢”為名，漢朝的歷史被一分為二，開始有前、后漢的區分。當時紀傳體史書有謝承《后漢書》、薛瑩《后漢記》、司馬彪《續漢書》、華嶠《漢后書》、謝沈《后漢書》、袁山松《后漢書》、范曄《后漢書》;編年體史書有張璠《后漢紀》，袁宏《后漢紀》。《后漢書》《后漢紀》的稱謂是相對于班固《漢書》、荀悅《漢紀》而言，并非認同前、后漢為兩個朝代。司馬彪《續漢書》、華嶠《漢后書》的書名清晰地反映了只有一個漢朝的觀念。由于史書分撰，前、后漢的稱謂遂逐漸形成。兩漢的稱謂流行于宋代，宋人編撰的漢史著作有:劉涇《西漢發揮》，王述《西漢決疑》，陳傅良撰《西漢史鈔》，劉攽《東漢刊誤》、楊侃《兩漢博聞》《兩漢博議》，徽宗時有《兩漢詔令》《兩漢精華》、徐天麟《西漢會要》《東漢會要》。無論從國家制度、皇家血緣還是從朝代認同、歷史觀念上來看，“兩漢”之間的延續性是顯而易見的，我們可以將其視作一個朝代的兩個階段，卻不能把它們當作兩個朝代。《漢書》為斷代史的說法，劉知幾《史通》發其端，經梁啟超的大力宣傳，遂成定論。劉知幾、梁啟超主要著力于《漢書》“斷”的問題，并沒有過多考慮西漢是否夠得上一個完整朝代的問題，他們對斷代史概念的界定并不十分嚴密，可以理解。但如果我們現在還認為《漢書》和《后漢書》都是斷代史，這樣容易給人以錯覺———西漢和東漢是兩個朝代。《漢書》《后漢書》是否是斷代史的問題事關對中國古代朝代的認知問題，這個問題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