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羅的國家定義是一個重大的創新

近年來，羅馬哲學對基督教的影響一直是學術界的研究重點。西方學術界有這樣一種說法,柏拉圖—西塞羅—奧古斯丁代表著西方古典文化的正統路線和主導精神。對于中國學者來說,由于對上述思想家的研究還不很充分,很難判斷這一論斷的合理程度。本文主要依據上述思想家的原著,圍繞國家定義,專門討論羅馬共和國晚期思想家、哲學家西塞羅對羅馬帝國晚期的基督教思想家、哲學家奧古斯丁的影響,希望能為國內學術界關于希臘羅馬哲學對基督教的影響的總體判斷提供一些材料和依據。奧古斯丁對希臘羅馬文化的批判與汲取奧古斯丁的希臘文水平不高,不能熟練閱讀,所以無法通過直接閱讀希臘哲學家的原著來掌握他們的思想。在奧古斯丁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但凡奧古斯丁想要引用或轉述希臘哲學家的思想,他主要依靠羅馬人的翻譯和詮釋,其中最主要的材料來源就是西塞羅。這在他的《上帝之城》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對柏拉圖的引述不少,共計三十八處,但基本上都是間接引述,僅有兩處是直接引語,但他引用的不是柏拉圖的希臘原文,而是由西塞羅翻譯成拉丁文的《蒂邁歐篇》。從引述的內容看,奧古斯丁對柏拉圖的思想是熟悉的。他提到了柏拉圖的靈魂觀、詩人與城邦、詩人的虛構、理想國、神靈觀、創世論、型相論(理念論)、哲學的部門、劃分法,也了解新柏拉圖主義者普羅提諾、楊布里科和波斐利的觀點,但提到最多的是公元5世紀的新柏拉圖主義者阿普留斯,他的有關神靈和巫術的觀點成為奧古斯丁批判的對象。奧古斯丁還在《懺悔錄》中說:“我讀到柏拉圖派的一些著作,這些著作是由已故羅馬雄辯術教授維克托利努斯譯成拉丁文的。”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奧古斯丁對西塞羅的熟悉程度遠遠超過他對柏拉圖的熟悉程度。奧古斯丁說:“從19歲起,我在修辭學校熟讀西塞羅的《霍騰修斯》,我變得如此著迷于哲學,乃至于想馬上獻身于它。”奧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對西塞羅的引述隨處可見,達百余處。從中可以看出,奧古斯丁不僅仔細研讀了西塞羅的原著,而且作了大量直接引用和詳細的解釋。例如,在《上帝之城》第二卷第九章中直接引用西塞羅《論國家》的幾段原文后,奧古斯丁說:上述話語是我從西塞羅的這本書的第四卷中摘引下來的,我逐字逐句地加以引用,只在個別地方省略了一些字,有少量的移位,以便使其含義更加清楚。這些引文與我努力想要解釋的主題是相關的。西塞羅還做出進一步的陳述,并在結論性的段落中說明古代羅馬人并不允許任何活著的人在戲臺上受到贊揚或譴責沒有了文字上的障礙,奧古斯丁詳細研讀了西塞羅的相關著作。這種研讀不僅在著作的總體思想輪廓層面進行,而且在語句和詞匯的層面進行。馬洪尼曾經對奧古斯丁《上帝之城》中的詞匯使用情況進行分析。她指出,在《上帝之城》中的1150個抽象名詞中,有750個是西塞羅使用過的。席曼指出,《上帝之城》中有四分之一的動詞在其構詞方法或含義上出自西塞羅。西塞羅對奧古斯丁影響之大,由此可見一斑。可以說,奧古斯丁對希臘羅馬文化的批判與吸取的主要對象是西塞羅,而非柏拉圖;為奧古斯丁構筑基督教社會政治思想理論大廈提供磚石的主要也是西塞羅,而不是柏拉圖。國家是人民的事業,國家是人們對社會西塞羅在《論國家》中說:“我們要考察的主題是國家,讓我們首先準確地想一下我們要考察的這個對象是什么。”然后,他通過西庇阿之口,給國家下了一個定義:“Estrespublicarespopuli,populusautemnonomnishominumcoetusguoguemodocongrecatus,sedcoetusmultitudinisiurisconsensusetutilitatiscommunionesociatus.”“res”是一個陰性單數名詞,它的基本含義是東西、事物或事件。引申義則有情形、原因、訴訟、事業、利益、財產、功績等。“publica”是一個形容詞,意思是社會的、公共的、國家的、人民的、大眾的、民眾的。它與“res”組合在一起,就成了公共所有的東西或公共財產,亦即國家或共和國。國家是這句話的主語。“populi”是一個陽性屬格名詞,意思是人民的、公民團體的、公民社會的、平民的、民眾的,等等。它與“res”組合在一起,意思是“人民的財產”。但在中文翻譯中,把國家說成是“人民的財產”,意思雖通,但不雅,所以中國學者通常把這個短語譯為“人民的事業”。然而,漢語中的“事業”指的是人所從事的,具有一定目標、規模和系統而對社會發展有影響的經常性的活動,如科學事業,文化事業等。把國家定義為一種活動,似有不妥之處。所以,雖然可以將其譯為“人民的事業”,但在理解這個定義時可以回歸“res”的本義,重點領會西塞羅把國家視為“人民的”實體。嚴格說來,西塞羅的國家定義就是“國家是人民的事業”這一簡單句,但這個定義并未有到此結束。它還有后半句,轉為對“人民”作補充解釋。值得注意的是,在這里出現了幾個重要的政治學核心概念:“iuris”是一個復數屬格名詞,主格是“ius”,意謂法律、法令、法、權利;同源詞“iustitia”是一個陰性名詞,意謂公道、正義;“consensus”是陽性名詞,意謂同意、贊成、一致、統一。所以,西塞羅的整個國家定義可以譯為:國家是人民的事業,但人民不是某種隨意聚集在一起的人的集合體,而是大量的民眾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結合起來的聯合體從思想發展的角度看,西塞羅的國家定義是一個重大的創新。與柏拉圖的國家定義略作比較,就可看出其重要意義。柏拉圖有關國家(城邦國家)的論述不少,但沒有在任何地方直接回答什么是國家。比較接近國家定義的是下述論述:城邦的起源從這樣一個事實就能看出:我們每個人都不能自給自足,相對于我們自己的需要來說,每個人都缺乏許多東西……那么由此帶來的一個后果就是,人們相互之間需要服務,我們需要許多東西,因此召集許多人來相互幫助。由于有種種需要,我們聚居在一起,成為伙伴和幫手,我們把聚居地稱作城邦或國家亞里士多德的國家定義比柏拉圖的略好。他說:我們看到,所有城邦都是某種共同體,所有共同體都是為著某種善而建立的,很顯然,由于所有的共同體旨在追求某種善,因而,所有共同體中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這種共同體就是所謂的城邦或政治共同體古典希臘的政治實際,其特點首先在于存在大量獨立的城邦,即城市國家。“城邦”的最初含義是有城墻或堡壘保護的定居點,即城市。但城邦主要不是領土,而是人,是某種人的聯合體。修昔底德借尼西阿斯之口說:“城邦是人,而不是沒有人的城墻和船艦。”在羅馬共和國發展初期,羅馬人和其他意大利人有著與希臘人的城邦明顯相似的社會政治組織“civitas”(城市國家、公民團體、居民、人民)。而到了西塞羅所處的羅馬共和國衰落時期,國家問題得到充分的解釋。我們在西塞羅的著作中見到了漸次展開了的國家定義——既強調城邦是人民的共同體,又列舉那些締造了這一共同體的各種有價值的方面。西塞羅說:在人類社會中,親疏程度很不一樣。除了我們都是人這種普遍的關系之外,還有同屬一個民族,同屬一個部落,同說一種語言這樣比較密切的關系;同屬一個城邦,這種關系就更加密切了;因為同一城邦的公民有許多共享的東西——廣場、神廟、柱廊、街道、雕像、法律、法庭、投票權等等,更不必說社交和朋友的圈子,以及和許多人發生的業務聯系了西塞羅在另一處還提到,國家和公社的建立,主要是為了使每個人永遠是屬于他的東西的主人。“國家和城市的特殊功能就是保證每個人都能自由而不受干擾地支配自己的財產。”那么,什么是人民?西塞羅的解釋是:“人民不是某種隨意聚集在一起的人的集合體,而是大量的民眾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結合起來的聯合體。”西塞羅在講到人民時用的是“populus”。這一名詞有如下含義是:(1)人民,民族;(2)公民團體,市民團體;(3)羅馬公民(最早用來指貴族,顯貴,后用來指所有的人民);(4)平民(古羅馬由奴隸解放的平民);(5)民眾。西塞羅在講到人民時沒有用“plebs”。這個詞的含義是:(1)賤民、庶民、平民;(2)平民,群眾,老百姓;(3)民眾,人群,一般人員。就羅馬共和國的具體情境而言,人民是一個政治術語,而民眾是一個社會術語,因為它蘊涵著對不同社會階層的區分。把國家與人民聯系起來,是西塞羅國家定義的突出特點。西塞羅的基本想法是,國家是人民的東西(財產,事業),因此要說明什么是國家,就要先說明什么是人民,亦即國家的定義要以人民的定義為前提。這就是西塞羅的整個定義對國家的解釋相對簡單,而對人民的解釋比較詳細的原因所在。對西塞羅的正義的理解不同如何評價西塞羅的國家定義,不是本文所要探討的中心問題。這里的問題是,西塞羅的國家定義對奧古斯丁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在《上帝之城》中,奧古斯丁有兩處對西塞羅的國家定義的詳細分析。在第二卷第二十一章,奧古斯丁首先介紹西塞羅定義出臺的思想背景,然后引用西塞羅的國家定義并進行分析,最后引申出西塞羅的結論。奧古斯丁說:“西塞羅在著作中以西庇阿為談話參加者之一討論共和國,而在那個時期羅馬共和國已經呈現出由于撒路斯特所描寫的那些腐敗而迅速毀滅的跡象。”奧古斯丁完全同意西塞羅的觀點,認為國家定義應當建立在人民共同利益的概念之上。而人民這個聯合體的形成則是由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顯而可見的是,西塞羅的國家定義中出現的是法律,而不是正義。但西塞羅的其他解釋補足了二者的聯系。“因此,由于法律是聯系公民團體的紐帶,通過法律實施的正義對所有人相同,所以,如果公民中沒有平等,那么什么樣的正義能夠使公民團結在一起?如果我們不同意平均人們的財富,而人們的內在能力又不可能平等,那么至少同一國家的公民擁有的法律權利要平等。因為,國家如果不是公正的團體或合作關系,又能是什么呢?”奧古斯丁分析說:“西塞羅本人在第五卷開始時,不是引用西庇阿的談話,也不是引用其他任何人的談話,而是在表達他自己的觀點。”根據奧古斯丁對西塞羅的理解,要定義國家先要定義人民,要定義人民則先要定義正義,而把國家與正義聯系起來正是西塞羅國家定義的顯著特點。西塞羅把國家概念奠基于正義,他強調無論國家采取何種統治形式,是帝國、貴族統治,還是民主共和,正義都是其基本歷史條件。奧古斯丁接受了這一說法,他對西塞羅的基本定義解釋說,國家,亦即人民的事業,只有在國王、少數貴族或全體人民公正地實行統治時才能存在。如果國王行事不公正,或者貴族們行事不公正,或者人民行事不公正,那么,不僅國家已經被破壞,已經不存在任何國家,國家已經不是人民的事業,而且人民本身也已經不是人民,因為他們處事不公正,已經不是大量的民眾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結合起來的聯合體最后,奧古斯丁非常策略和機智地得出結論:“沒有高度的正義便不可能對國家進行統治,也不能使國家長存。”仔細辨析原文,可以看出,西塞羅的正義觀是一種自然權利論,他認為社會中較弱者服從較強者,乃是由客觀道德法則正當地確立的,而在人類社會的具體實施中,正義或正當的程度各有所不同。而奧古斯丁對正義的理解與西塞羅有根本的差別。對奧古斯丁而言,真正的正義或公正只存在于上帝那里,與人類社會生活中的立法或組織沒有直接關系。西塞羅的正義有完善與否的區分,而奧古斯丁要么是沒有注意到西塞羅的這種區分,要么是拒絕承認這種區分的合理性,而將各種正義都以“真正的正義”為標準去判斷。這樣做當然符合奧古斯丁的戰略目的,但已經不是對西塞羅思想的忠實解讀。但是,奧古斯丁在該章中的論述到這里還沒有結束。他最后說:但是按照更加實用的定義,我得肯定有過某種共和國,而古代羅馬人肯定比后來的羅馬人更加好地管理過這個國家。只有基督創建和統治的國家才有公正,如果有人稱這個國家為共和國,那么我們確實也不能否認它是人民的事業。但是如果這個名字,它在別的地方和語境下變得為人們所熟悉,被認為與我們的習慣用語不同,那么我們至少可以說,在圣經所說的那座城里有真正的公正,“上帝之城啊,有榮耀的事乃是指著你說”在這里,他指出,如果接受西塞羅建立在正義概念之上的國家定義,那么應當肯定在歷史上有過國家,但正因為現實中的國家與其說是建立在正義之上,不如說是建立在非正義之上,因此,繼續沿著西塞羅的思路給國家下定義已經走到盡頭,并且毫無出路。然后,他暗示自己將給出另一種國家(基督創建和統治的國家)的定義,它建立在一種真正的公正(上帝的公正)之上。他在這里引入了“神的正義”的概念,從而與西塞羅的自然正義的概念區別開來。真正的正義乃是一種神的正義,國家定義必須建立在神的正義的基礎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