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越南獨立到同意法國戰后重訪越南的轉變

中國關于戰后越南的對策經歷了從中國單一的調解政策向越南獨立發展的過程，并在法國戰后返回越南。目前已有研究成果,存在線性解釋傾向,揭示了蔣介石從主張“大哥”計劃到順從羅斯福托管計劃的轉變過程從尋求“大哥”的特殊地位到“一如聯合國家一員對越之關系”1940年9月,法、日在越南合作后,中國西南抗戰形勢驟然惡化。為維護戰時國防安全并“為求進出越南作戰便利之目的”,中國一面與駐越法軍保持秘密情報聯絡,一面扶植指導流亡在華的越南革命團體。太平洋戰爭爆發后,同盟各國雖對大西洋憲章所揭橥的建設“一個美好未來”的原則表示同意,但根據這些原則引申到具體的事例,則因各國立場不同而有不同的解釋。戰后殖民地問題便是如此。美國為削弱英法在亞洲的殖民勢力,增強殖民地人民的抗日力量,明確表示支持戰后民族自決。而英國因在亞洲享有巨大殖民利益,首相丘吉爾于大西洋憲章簽字后三星期在下院提出限制或保留措施,將英國的自治領和殖民地劃除在美國所提議的民族自決范圍之外。1942年8月3日,羅斯福通過私人特使古索(Currie)向蔣介石表示:反對戰后將印度支那交還法國,主張由兩國或三國聯合托管。至1943年8月,中國對戰后越南問題的態度發生明顯轉向。外交部長宋子文在出訪英國時,闡明了中國的戰后愿望:“(一)中國戰后決無領土野心,惟東北與臺灣則必須收復,日寇統治下的朝鮮則必須獨立。(二)應以同盟國的協力,從速收復緬甸,打開盟邦援華物資大量輸入的通路,俾在大陸上展開對日的反攻。(三)中國對越南之關系,將一如聯合國家一員對越之關系,決不因中越曾有血緣,遂具有染指越南的心理。(四)中國在戰時,需要與盟邦合作,在戰后也需要與盟邦合作”。將中國對越關系定位為“聯合國家一員對越之關系”,只是為了證明“中國的抗戰目的,在消極方面,只是求生存,在積極方面,只是維正義,根本無所謂‘新秩序’或‘共榮圈’”。從尋求“大哥”的特殊地位到“一如聯合國家一員對越之關系”,這一對戰后越南問題的重新定位,反映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初期中國政府對“獨立與合作”兩大目標輕重緩急認知的變化。太平洋戰爭爆發后,被推重為四強之一的中國認識到自己“在東方的地位及其所負的責任是格外重大”1941年底至1942年初,泰越被劃歸中國戰區、中國軍隊援緬和蔣介石訪問印度等一系列事件,激發了中國援助亞洲弱小民族、發揚民族主義的使命感。《中央周刊》宣稱上述三事,“是我們援助東方弱小民族,使之一律平等的開端”,呼吁“對于目前發揚民族主義的機會,千萬不可輕易放過”。蔣介石訪印歸來后,便就印度獨立一事致函美國友人,請其轉告英國,重新考慮對待殖民地的態度。蔣指出:“今后太平洋戰事,正在英、荷兩國殖民地內進行,所以英、荷兩國對于各殖民地內的民眾——尤其是對于廣大的、有歷史有精神和潛伏力量的民族,一定要從速賦予實權,采取切實的方法,使其力量得以充分發揮。然后才能使太平洋所有的各民族,群策群力,來挽救目前的危局!”中國之所以以亞洲民族獨立運動代言人形象出現在國際舞臺,除基于東方大國的傳統義務感和國民黨援助弱小民族的黨義使命感外,還出于戰時打擊日本的需要和對戰后新世界的憧憬。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本為打擊西方國家在亞洲的勢力,以有色人種“保護者”自居,利用“扶助亞洲弱小民族之解放”的口號,在英荷殖民地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扶植傀儡政權。東南亞各地居民,則因不滿殖民統治,或持消極的中立旁觀,或助日人打擊英荷。中國援緬部隊亦遭到當地人的阻撓。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中方認為:“此固由于日寇之多方誘惑”,“但其最大的原因,卻在同盟各國的政治家,特別是英荷兩國當局,對于東亞各民族未有充分的認識,至今猶不愿承認各民族悉有自由獨立的權利。在所謂‘憲章’及所謂‘公約’或‘宣言’中所規定的‘民族自決’及‘恢復一切喪失自由的國家’,顯然未將所謂‘遠東’的各民族包括在內”。太平洋戰爭爆發后,中國的抗戰目標,已由“完成建國大業”轉向關注“戰后和平”問題。從《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宣言》等一系列體現同盟國對于戰后和平建設原則的文約中,國民黨人感受到建構戰后新世界的“新精神”,即“國際關系,不當基于暫時的利害,而當基于永久的道義”。這種國際道義之交,“有一點值得指出,即關于若干問題,應不分彼此,全面合作,同時,關于其他若干問題,則彼此應尊重主權,各不干預……以今年元旦二十六國所簽字的世界大憲章而論,例如經濟上的全面合作,就是向心力,各國家自定其政體,各民族應享受其獨立,就是離心力。建立世界永久和平,端賴此兩力的均衡!能維持此均衡,就是國際道義之交。”中國亞洲民族獨立運動代言人姿態招致西方社會的防范與疑忌,其中尤以英國人的反華情緒最為激烈。據時任中國駐英大使顧維鈞回憶,英國人擔心在日本的威脅消滅以后,中國將成為亞洲的新威脅。不少英國官員和商人提出質問:中國本身的政策是不是也變得帝國主義化了。香港、馬來亞、緬甸等地有那么多中國人,莫非中國對這些地方心存覬覦?來自盟國友邦的疑忌引起中國的高度重視,因為這不僅直接影響中國的戰時外援,更將成為戰后中國建設的極大阻礙。為消除國際社會的疑忌心理,蔣介石一面對內強調“中國在這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無論對印度、緬甸、越南、暹羅,以及南洋各地民族,都應該一視同仁,盡力扶助,不好存一點‘民族優越’的心理”,要求“大家以后無論說話作文,不可再用‘領導亞洲’字句”,以免引起誤會;并宣明中國對處置“戰后南洋及高麗、臺灣等地”的原則:“我們的原則也很簡單,我們對于甲午年以后被日本侵占的土地,必須收回,我們中華民國國民所到之地,必須自由平等,尤其南洋一帶我們一般僑胞過去所受種種不平等的待遇,必須徹底改正,今后在經濟地位上,必須一律平等。除此之外,其他一切問題,都要與同盟各國尤其是要與美國,共同開誠的商討,以謀合理的解決。”11月7日,蔣介石對《紐約前鋒論壇報》發表談話,表示:“最近有中國將來為亞洲領導者之論,一若不成器的日本的衣缽行將傳于我國,中國年來歷受壓迫,對亞洲沉淪的國家自表無限的同情,但對此種國家的自由與平等,我輩只有責任,并無權利,我輩否認將為領導者”蔣所宣明的處置戰后南洋及朝鮮、臺灣等地的原則表明,面對西方盟友的疑忌,中國發揚民族主義“促進國外諸弱小民族之解放”的激情逐漸冷卻,取而代之的,是收回失去生存空間、保護本國僑民的現實利益關懷。此后,中國的輿論宣傳,從“扶助亞洲弱小民族獨立”的主義立場轉向關注“東西合作”的外交需要,強調“東西合作為世界和平之本”,“中國一貫希望與西方合作,為了建設,為了和平,不可不與西方合作”。中國對戰后越南問題便在這一認知環境中展開。確立在鞏固戰時合作的基點上謀求亞洲民族獨立的方針后,中國對戰后越南問題的認識已不見先前“當仁不讓”的氣勢,而是多了一份對國際現勢的冷靜觀察。立法院長孫科在介紹戰后殖民地整理問題時,僅客觀陳述:“歐洲的許多國家,像英、法、荷蘭、比利時、西班牙和葡萄牙,他們在海外的殖民地都很多,將來戰爭結束,這些殖民地,究竟應該由原來的主權國管理,還是交由國際機構接收共管,這是戰后一個極端嚴重的問題。為了避免帝國主義的沖突,某些人士曾提議,設立世界殖民地管理委員會,來統籌管理全世界的殖民地。”為了消弭戰時盟國英國的誤解,改善中英關系,便有外長宋子文“一如聯合國家一員對越之關系”的重新定位。此后,隨著中國戰場作為最后反攻基地的戰略價值逐漸喪失從同意法國戰后重返越南到“查明美方政策后再行與法進行談判”1943年的開羅會議雖然表現為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但因在美英全盤戰略中的價值趨于下降,中國的國際地位實際上受到削弱。在此情形下,國民政府軍委會參事廳提供的“戰后國際問題的調研材料和處理意見”指出:“我國在越南利益之重大,無待贅言,而自此次抗戰所得之經驗,深知為國防計,我國更當收回此原屬我國之領土,但以目前國際形勢觀之,我國似無法向和會提出此項要求”,“其惟一方法,只能以兵力將越南之日敵驅除,駐以重兵,然后向同盟國建議,使越南成為半自主國,其制度一如丹齊(即但澤,下同——引者注)自由城,由戰后成立之國際聯合會派駐高級專員,我國代為主持外交事務,并得出海之交通自由(滇越鐵路全線及海防均當割歸我國),總之,我國對越南之法定權益,將與前此波蘭對丹齊之權益相等,如此我不收回越南,而實際上已得控制之矣。”在國際形勢不利、軍事占領計劃又無實施可能的情形下,中國政府對于戰后越南問題,只能被動應付。6月7日,外交部為出席敦巴頓橡樹園會議擬具“對安南之政策”,主要內容為:軍事方面:以兵力占領北圻和老撾,這不僅有利于鞏固我國西南國防,而且可以將越南之日敵驅逐,進而統治整個中南半島,并使暹羅和緬甸受我控制。外交方面:1.力爭最惠國國民地位,以增強與法人經濟實力相抗衡的能力;2.通過與法越當局的談判,取消各種限制越南華僑的苛律;3.提高華僑教育質量,增強他們的知識水準;4.在順化和柬埔寨設置領事,以保護華僑,發展貿易。政治方面:1.鼓勵越南青年,增強他們的民族自信力;2.加強中越文化聯系紐帶,恢復中越之間傳統的互助合作與相互信任;3.在戰后國際和會中,盡力支持越南代表,防止法國重返越南;4.增派中國駐越特使,以增進中越關系和越南的國際地位;5.廣泛宣傳大西洋憲章關于民族自決的精神和羅斯福總統在太平洋作戰會議上的聲明,即:戰后越南不應重歸法國,而是應在盟國扶植下獲得自治,盟國將實施托管計劃,幫助越南人民獲得獨立。武力占領越南、對法交涉和與美合作托治越南,中國處理戰后越南問題所采用的軍事、外交、政治手段之間缺乏連貫性,甚至相互抵觸。鑒于豫湘戰場上的節節潰敗已使中國的國際聲譽降至低谷,外交部只得向蔣介石建議,除非由別國首先提出亞洲殖民地問題,否則中國代表團以不提為宜。蔣表示同意,并進一步指示:中國代表團不宜對“任何事情表示堅持”。1944年8月法國的解放及其國際地位的穩步回升,為中越關系增添了新的不確定因素。8月25日,中國駐美大使顧維鈞向外交部報告法當局對中法懸案交涉的立場如下:……法方深知越南在中國國防上經濟上之重要,愿以至大善意交涉此案,使中國滿意。現法已決定讓步者有三:1.法方愿予中國在越南特殊經濟地位。(子)在北圻中國來往貨物旅客有自由假道權;(丑)在海防或河內設立自由港,予中國各種特權;(寅)承認中國在越南之經濟特殊地位,予華僑各種便利。2.擔保嗣后越南不再為任何國家或黨派攻擊中國之根據地。3.愿予越南廣意之自治權,惟此點以涉及法方內政,難容他國干涉,故對中國政府不便用正式方式擔保之。至法方希望我方者亦有三:1.對越南之收復,不阻止法方派海陸空軍前往協助。倘英美亦不反對,其軍事合作方式可由中法軍事當局決定之。2.對法在越南之統制權不予反對。3.取締或最少不協助越南革命黨,并不允許該黨黨員利用中國國境為破壞法在越南政權之根據地。(乙)法僑在華權益,法方希望中國在法律范圍內予以保護,已沒收者允予發還原主,免受重大損失,影響將來合作。(丙)至中法合作問題,亦有兩點:(一)為應付將來和會困難,先事商定某種原則下互相協助,互通消息,以防三強任意操縱。(二)對中國戰后各種事業愿予最大協助,如投資及借用技術人才等。以上消息來源可靠,足資參考。所云法方希望我方三點或為美國所注意,或與我國策不甚符合,似宜從長計議。惟法于戰后國際地位相當重要,我在適當范圍內似亦宜積極聯絡。法國考慮到自身地位尚未完全恢復,而且在戰時與日合作的行為的確有負于中國,因此,在改善對華關系方面,采取主動示好的低姿態。這無疑令備遭美英冷落的中國感到一絲滿足。其中“為應付將來和會困難,先事商定某種原則下互相協助,互通消息,以防三強任意操縱”一條所透露出的欲與中國合作的訊息,尤令中國領導人印象深刻,從中看到了中法聯手抗衡英美的前景。于是,正當蔣介石與史迪威關系急劇惡化之時,中法關系出現戲劇性轉機。10月23日,中國與美、英、蘇同時宣布承認法國臨時政府。中國官方輿論對同為盟國中弱國的法國的“成長與強大”盛贊空前:“獨立強大的法國之復起,是歐洲的和平保障所需要的,也是世界的和平保障所不可少的,正同為了亞洲的安全與世界的和平必須有一個獨立強大的中國一樣。”《中央日報》發表社論歡迎新任駐華大使貝志高,并表示中國愿與行將東來的法軍并肩作戰,希望中法能以“互助合作的精神”處理兩國在遠東“相交錯”的權益。雅爾塔會議的召開令急劇升溫的中法關系漸漸冷卻下來。此前,中國之所以積極改善對法關系,本欲在未來國際和平會議上與法聯合,以張聲勢。而美、英、蘇三國在雅爾塔會議上,公然將中法排除在外,商議決定與中法兩國利害密切相關的對日、對德作戰問題。這一游戲規則表明,作為盟國中的弱國,即使聯合起來也無法與三強抗衡,因為后者可以隨時決定將前者開除出局。格于強權政治的現實,中國將對越政策由與法交涉調整為與美國商討。外交部長宋子文擬具解決中法間各懸案之方針,提請蔣介石簽呈時,著意強調“越南問題與美國關系甚大,此次赫爾利大使回國已與商洽探詢美國對越南之政策。以上所擬各方案擬俟查明美方政策后再行與法進行談判”由于微聞美蘇關于中國東北問題達成協議,中國處理對越交涉時還多了一層擔憂,即擔心蘇聯日后依照中國對法越的交涉辦法來處置戰后東北問題,軍委會參事室在討論外交部提案時指出:關于中越通運問題,“對于我國在對法越交涉中自屬有利,但將來蘇聯是否將依照此種辦法,對我要求通過東北數省之各種運輸便利,并免納稅捐。此點似應于事前考慮計之,以免有顧此失彼之虞。”從“積極扶植越南革命同盟會”到謀求國際托治1945年3月9日,日軍對法印當局發動突然襲擊,接管法國在越殖民統治。這一突發事件一度改變了中國在越南問題上的被動地位。考慮到此時盟軍很可能入越驅逐日寇,而法軍又尚未東來,實為中國扶植越南獨立千載一時之良機。14日,蔣介石電令(“寒電”)實際從事對越工作的相關部門,“對法越務須維護盟友并肩作戰之關系,表面上予以極友好之印象,而實際上積極扶植越南革命同盟會,務使其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準備于盟軍驅除倭寇出境時宣布獨立,成立新政權。”然而,時局之發展并未如蔣所預期。與中方“伸出熱烈的雙手來迎接從西方東渡的法軍”態度相比,美國總統羅斯福堅持在印度支那問題上不與戴高樂發生聯系,美國暫時亦無意更改其既定作戰計劃。明了美國有意對法讓步后,蔣介石對越南獨立運動的援助轉趨消極。6月25日,在接見前來請援的越南國民黨代表團時,蔣表示:“中國對于越南當然要援助,不過國際形勢復雜,法國之地位現在尚未解決,故續與英美研究,美國一定愿意看到越南的獨立與自主”,并以“須與美國詳細研究”為借口拒絕越南方面接濟武器的請求。見中國方面遲遲無意開始談判,法方于中國抗戰8周年紀念之際,竭力鋪張,試圖博取中國好感。由于美國對越政策尚未塵埃落定,中國對法方的主動示好,仍持觀望態度。日本的無條件投降迫使中國政府不得不提前宣明其對越南問題的態度。因為據盟軍統帥部“第一號命令”,中國軍隊即將開入北緯16度以北的越南境內執行受降任務。8月24日,蔣介石出席國防最高委員會議與中央常務委員會臨時聯席會議,宣明:“現在,日本帝國主義已戰敗而無條件投降,臺灣、澎湖,仍歸還到祖國的懷抱,東三省領土的恢復和主權行政的完整,亦獲得了保證;高麗不久亦必能得到其獨立與自由。我們國家的獨立,也由此樹立了堅實的基礎。于是我們民族主義對外一方面的目的已達到了完整的階段”,“為了世界和平與安全,為了國家鞏固與建設,我們對于全世界民族問題的主張,必須依據大西洋憲章與三民主義的精神來求得解決。至此,我對于我們中國西南邊疆上的幾個民族問題,也是以世界和平與安全的關系,不能不表示我們的愿望”,“中國在抗戰期間,因安南政府不能自保其主權,并供日本以侵華基地,因之中國的生命財產皆受巨大的損失。但是我們今日除了恪守同盟國的約定,派遣軍隊接收北緯16度以北地區日軍的投降之外,對于越南沒有領土的企圖。我們的希望是越南民族能從自治以漸臻于獨立,以實現大西洋憲章的規定。”波茨坦會議后,美國意識到在德國問題上將同蘇聯有嚴重的斗爭,因此有必要重新調整同法國的關系,緩和相互間的矛盾。得知美方準備放棄托治計劃,9月19日,蔣介石致電正在倫敦出席五國外長會議的外交部長王世杰,要王設法與美蘇交涉,使其恢復托治主張。王向美國務卿貝爾納斯表示,中國對越政策面臨兩種選擇:一是將印度支那置于國際托管下;二是法國公開保證10年內允許印度支那獨立。貝爾納斯拒絕中方建議,表示美國只愿使法國采取一種較開明的政策,加速印度支那走向自治的過程。事后,王世杰報告蔣稱:“中法談判宜從速進行”。中法條約談判成功與越南現地交涉沖突蔣介石的對越聲明之所以含混模糊,實由中國所處的“極錯綜復雜”、“極矛盾的環境”所致。“我們一方面不能不排除資本主義的弊害,一方面又要認識我們中國如果不能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援助,經濟建設就無法進行;我們一方面要鞏固國防,根絕強權侵略,一方面又不可招致盟邦和鄰邦的誤解,而引起無畏的疑忌”,“幾乎每一個重要問題,都存在著不可解決的矛盾和畸形的因素”。處此矛盾環境中,蔣告誡國民黨人:“我們要決定政綱政策,必須正視這個現實,尤其要明白本黨今天是執政的黨,我們說到什么程度,就要作到什么程度,不能像過去沒有執政的時代一樣,只顧理論的動聽,不顧事實的可行。”具體到對越問題,中國所面對的“不可解決的矛盾”為:既不能公開放棄援助弱小民族獨立的黨義原則,又不致事實上影響與友好盟邦法國的關系。當中央決策層從中國自身所處的復雜環境出發,決定擱置援助弱小民族獨立的動聽理論,根據“事實的可行”原則與法交涉解決越南問題時,外交部長王世杰和行政院長宋子文均心領神會。9月15日,行政院制定的《占領越北軍事及行政設施原則》便以法方為事實交涉對象,14項原則中有9項與法相關,如:占領區內駐防軍及過境軍數目隨時由占領軍總部通知法方;請法方派代表參加受降典禮,并指定人員若干名組織一代表團,協助占領軍總部關于資產接收及物資供應事宜;越南境內一切交通工礦事業責成現有人員繼續維持及經營,聽候占領軍總部商洽法方派人接收;越南日幣流通及占領軍使用貨幣問題由外交、財政兩部與法方商妥后另訂辦法;等等。軍方因戰時負責援助和指導越南革命同盟會,又曾奉蔣“寒電”指示,一度主張扶助越南獨立,成立新政府,后又積極謀求中國托治越北。日本投降前夕,軍事委員會遵照蔣“寒電”指示所制定的“越南政治軍事占領計劃”,規定對越南政治指導之最后目的,“在使越南獨立,而成立新政府”,因之,在中國占領軍進駐越南后,應積極扶助越南革命同盟會,促成該會人士之意志集中,以建設獨立之新越南;鼓勵越南革命青年,肅清親法分子及解散所有法人在越之一切文化、政治、經濟各種組織,以消滅所有妨礙其獨立之反動勢力。由于對越南未來地位判定不一,軍方與外交部對法態度迥然有別。一方認為越南并非必須歸法國,積極謀求托治越北;一方事事以將越南交還法國為前提。這便導致后來的中法關系中出現重慶方面條約談判成功而越南現地交涉卻矛盾不斷的雙重場景。軍方與外交部首次交惡起因于駐滇法軍駕機返越風波。日本宣布投降后,三九事變后逃入云南境內、為中國軍方所收容的法軍司令亞力山德里便積極謀求駕機返越,以造成法軍重返越南的事實。軍方識破其企圖,扣留法軍飛機。但是,法軍并不死心,轉向重慶活動,竟取得外交部放行被扣飛機的文件。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為此正式告誡外交部長王世杰:外交部未經陸軍總部同意,也沒有同他們商量,徑自允許法軍的要求,發出書面文件,超出了外交部的權力,陸總當然拒絕執行,并警告王世杰以后要特別注意,以免我國內部發生糾紛,被法人利用。法方倒是從中獲取與中方打交道時走上層路線的重要經驗,并在爾后中法交涉中屢試不爽。9月13日,中國軍隊即將開抵河內之際,法方再次從重慶方面收獲重要保證:(1)越北日軍受降典禮由法國將官參加;(2)在中國之法國軍隊與中國軍隊并肩開入越南;(3)法國軍用飛機得在中國越南間自由駛用。盧漢之所以拒絕法軍入越,有出于對法軍戰時與日合作的固有成見,但更主要是從越南現地情勢和完成入越受降任務出發,認為:“自本年3月9日法軍自越南崩潰后數十年基礎傾于一旦,其在現在根蒂既絕,力量全無,在越法人均存畏心,法俘釋出后尚須我軍供應與確實保護方能安處,此為極明確之事實……法國人從法國權益之立場上應有其恢復侵略之主觀,現刻越南既有伸張之民氣與有一部分力量,若再使法人主政,徒手統治勢有難能,若以武力而入,則必發生戰斗”。為避免法越沖突,保障受降任務的完成,盧漢“敬懇”中央“制止法軍入越”,并據法軍在越現狀,進一步主張中國對越問題立場,“以國際言,應請聲明越南歷史與近年戰爭中之事實,求得盟國之諒解,期待盟國之公正處理;以中國自身言,越南關系于西南國防者甚大,應請據理力爭,扶助越南獨立”。扶助弱小民族獨立系國民黨夙所標榜的黨義原則,蔣因此未便明確反對或指示放棄。但是,盧漢的報告引起中央決策層對法越沖突情形的關注。蔣的“微電”(5日)回避扶助越南獨立,對“任法軍開入”一點亦不再堅持,僅就防范法越沖突,指示五點:甲、對法越間嚴守中立;乙、越兵入我防區即須解除武裝;丙、對越黨不干涉;丁、亦不警戒;戊、對法人財產盡力保護。法國對中國軍隊入越本已非常疑懼,恐中方藉辭不退以為日后談判的要挾。駐越軍事當局又屢屢違背中央旨意,拒法入越,致使法方態度轉趨強硬。法國亞洲司司長向中國駐法大使錢泰表示,不在撤兵以前商談中越政治經濟關系之改善獲得中方準備撤兵的保證后,法方稍改此前較量做法,法國外交部長主動向錢泰表示,不日通函告以開放越南政治經濟辦法。正當中法關于越南問題談判出現轉機之際,入越軍政當局卻因墊付軍費問題,與東方匯理銀行糾葛日烈,以致演變成一場激烈的貨幣戰爭。“軍費浩大”本為外交部力主早日撤兵的原因之一,王世杰聞聽軍方在越紀律敗壞,有販賣鴉片及收購黃金等事后,更加力主早日撤退。同時,鑒于法方對駐越軍隊在墊付軍費、運送糧食等方面屢屢加以阻撓,而實際上“我軍此時若一旦撤退,則法人之在越南北部立陷危境”,王世杰威脅法國大使稱:中國決定立即開始自越南撤兵。其意“如法方要求與我協議撤兵,我將要求解決我對越南問題所提出之要求”。中方的“立即撤兵”一著果然立竿見影。法方很快通過錢泰向中國政府表示:希望中國撤兵勿過驟,以免青黃不接;關于軍費問題,法方同意每月墊撥越幣6000萬,開始撤兵后,按數裁減;隨著接防協議中爭執的軍費問題、經濟協定中爭執的賠償問題逐步獲得解決,中法談判可謂漸入坦途。但是來自軍方的反對聲音卻一直未斷。1946年初,越南各黨派在中方斡旋下,實現團結,開始舉行大選。2月28日,中法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