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媒介體制媒介與政治的三種模式

美國科學家丹尼爾cha麟和意大利科學家保羅曼奇尼在《比較媒體系統：媒體和政治的三種模式》的序言中寫道。“我們決心確認政治和大眾媒體結構之間的系統關系。”這本書的兩位作者的討論著重于不同地域性歷史文化、政治制度的形構與演進,乃至于社會結構等方面與媒介制度間的系統性互動,比較了西歐和北美地區18個國家的媒介制度,并提出三個“理想型”的分類模式:自由模式、民主統和模式及極端多元模式。本文以此書中的比較性理論架構作為理解政治社會轉型過程中媒介與政治關系的基礎,嘗試著對政治制度與媒介制度的關系進行梳理和總結。結構的結構和進程中決定一個社會的資根據哈林和曼奇尼在書中的一些觀點,筆者大致梳理出了政治制度與媒介制度宏觀上的關系圖。如上圖所示,共同的歷史根源決定了政治制度和媒介制度。英國傳播學者尼古拉斯·加漢姆在《解放·傳媒·現代性:關于傳媒和社會理論的討論》一書中指出:“社會傳播的結構和進程已經深深地植入廣泛的特定社會形態的結構和進程中。誰會說什么?以什么樣的形式說?對誰說?出于什么目的?有什么樣的影響?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將決定并且被決定于一個社會的經濟、政治和文化力量。對其任何一方面都不能孤立地來研究。”其次,政治制度對媒介制度的形成有很大的作用,但媒介制度的形成不只是受到政治制度的影響。從早期的新聞事業產生和發展史不難看出,新聞最開始是為政治家和商人服務的。資產階級革命中出于政治斗爭的需要,政治家紛紛辦報來宣傳對己有利的消息。在書中,哈林和曼奇尼認為,政治制度和媒介制度是相互影響的,媒介制度不是永遠作為“因變量”來反映政治制度,有明顯的證據顯示,媒介公共機構對政治制度和其他社會結構有其自身的沖擊力。美國傳播學者舒德森認為,雖然人們普遍認為媒介是有影響力的,但是要證明這一點很難。人們傾向于高估媒介的權利,只不過因為媒介是影響人類行為的社會冰山上看得見的頂端。人們傾向于夸大媒介權利的第二個原因是,他們不能將媒介權利與人民的權利以及媒介報道的事件進行區分。政治平行性和媒介組織能力是國家干預媒介制度關系的一元論哈林和曼奇尼在書中提出了衡量政治制度和媒介制度關系的四大維度,可以從這四個具體的指標來更加深入地理解二者之間的關系。筆者認為,媒介市場的發展尤其側重大規模發行報刊的強弱與發展這個維度,可以用來考察政府和媒介之間的關系是直接還是間接。一般來說,發行量較小的報紙,因所得收入不能維持媒介的正常運營,不得不收取政治參與者的津貼,與政治參與者保持密切的聯系,在政治面前與政府保持高度的一致性。而高發行量的報紙,因在經濟上相對獨立,在政治上可以與政府保持一定的距離,自主性相對要大一些。政治平行性也就是媒介與政黨聯系的性質和程度,更廣泛地看,就是媒介體制反映社會中主要政治分歧的程度。這個維度可以用來反映政治制度與媒介制度之間關系的程度。政治平行性高,意味著政治制度和媒介制度的聯系是十分緊密的。例如在20世紀初,丹麥的每個市鎮都有四種報紙,分別代表四大政黨。如今,即便真正的政黨報刊幾乎已經消失,即便今天歐洲報紙的政治傾向要比以前模糊,但鮮明的政治傾向仍持續存在著。新聞專業主義的發展,則是影響政治制度和媒介制度關系的一個外生力量。新聞事業是作為一個從包括政治場域在內的其他場域中脫穎而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獨特場域而發展起來的。哪里的政治平行性高,媒介組織與政治組織密切聯系,新聞工作者深深卷入執政黨政治,哪里的專業化水平就很可能低下。新聞事業專業化的發展在若干重要方面銷蝕了政治平行性,削弱了政黨和其他政治組織對媒介的控制,創造了模糊媒介組織政治分野的共同實踐。國家干預媒介制度的程度和性質,也是衡量二者關系的一個重要維度。在任何社會中,國家都扮演著塑造媒介體制的重要角色,但在國家干預及其所采取的形式上存有顯著差異。最重要的國家干預形式,當然就是公共服務廣播電視。然而在許多國家,政府還直接或通過國有企業擁有通訊社、報社或者其他與媒介有關的企業。這些干預可以是直接的(津貼),也可以是間接的(降低郵費等)。其他形式,還有相關法律(誹謗、名譽權等)和許可證的發放等。早在18世紀,美國的政黨就通過降低郵費來影響新聞界,有關郵局的斗爭也成為政治斗爭的一個中心。從“媒介與政黨”到是“政在《比較媒介體制》的最后,哈林和曼奇尼提出,這三種模式正朝著自由主義模式發展,媒介與政治機構日益分離。同質化的外生力量在于美國化、全球文化的發展和技術的發展,特別是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種力量更明顯;發生這種變革的內在力量在于各國新聞事業的“現代化”、世俗化和商業化。這個同質化明顯的特征是,極化多元主義和民主法團主義模式中媒介與政黨和有組織社會群體之間在歷史上所結成的關系的弱化,以及向作為自由主義體制特征的商業性結構和中立性專業主義實踐的轉變。媒介與政治機構的分離,意味著媒介體制越來越根據自己的獨特邏輯來運作,在相當程度上取代了曾經相聯系的政黨政治和在有組織社會利益集團之間討價還價的邏輯。如同馬佐萊尼所說,一種獨特的“媒介邏輯”越來越超越受制于政黨和政治領袖需要的“政治邏輯”。在這個意義上,媒介與政治體制的差異變大的同時,與經濟體制的差異變小了。但是,媒介制度永遠不可能擺脫政治的控制,完全受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