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化轉型文獻綜述摘要：隨著互聯網網絡的不斷發展，經濟在互聯網的加持下不斷發展壯大，數字經濟熱度不斷增加，企業也不斷進行數字化轉型的探索，本文回顧了數字化轉型的相關文獻，發現國內外文獻對數字化轉型的研究主要是聚集在動因、路徑及經濟后果上，研究方式多使用實證方式。本文以文獻綜述的方式對數字化轉型相關文獻進行總結概括，有利于推動數字化轉型相關理論研究。關鍵詞：數字化轉型；理論研究引言數字經濟背景下，隨著大智移云互聯、5G、人工智能、大數據、區塊鏈等數字技術的普及以及應用，企業不斷應用各種數字化技術來為企業生產經營賦能，試圖以數字技術為企業創造更高的價值，各種數字技術的不斷出現及應用對企業來說既是挑戰，也是巨大的機遇。學術上也不斷有專家學者對數字化轉型的定義、動因、過程以及經濟后果做出實證或理論研究，為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不斷提供理論支撐。宏觀上，不斷有學術理論為企業數字化轉型提供整體的理論構架，微觀上，企業不斷進行適應數字化轉型的手段措施，推動企業轉型，適應高質量發展。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指出，要推動數字技術在企業的不斷應用，推動建設數字中國，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保證實體企業的高質量發展。一、數字化轉型的定義吳江等（2021）將數字化轉型定義為企業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通過信息、計算、溝通和連接技術的組合，重構產品和服務、業務流程、組織結構、商業模式和合作模式，旨在更有效地設計企業商業活動的過程，從而幫助企業創造和獲取更多價值。Nambisan（2017）認為，數字化轉型成功公司的三個基本要素是數字組件、數字基礎設施和數字平臺。王核成等（2021）建立的數字化成熟度評價模型，包括5個關鍵過程域（戰略與組織、基礎設施、業務流程與管理數字化、綜合集成、數字化績效）、19個一級指標與63個二級指標，科學和系統地反映了企業數字化的總體水平和具體問題。陳劍等（2020）將數字化轉型定義為商業模式和管理方式的根本性改變，重塑企業價值增長模式。肖靜華（2020）認為數字化轉型是通過新一代數字技術升級業務，使實體經濟與數字技術深度融合，進而提升生產效率。對于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區域范圍，史宇鵬等（2021）發現，我國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尚處于起步階段，工業企業和服務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的較多，農業企業則較少；中西部和東北地區數字化轉型企業少于東部地區。王永貴等（2021）從數字化資源投入和組織適應性兩個維度對傳統企業數字化轉型戰略類型進行了新的劃分，將傳統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戰略劃分為變革依賴型、生態導向型、業務主導型和技術主導型四種戰略類型。二、數字化轉型的動因（一）外部動因劉淑春等（2021）發現，企業進行數字化轉型面臨的主要困難有轉型成本高，轉型時間長以及轉型能力弱。于麗美（2016）發現，在互聯網+快速發展的基礎上，萬物互聯正在成為發展趨勢，企業基于這樣的背景和設想便逐漸踏上了數字化轉型道路。李曉華（2016）認為，近幾年來，全球數字化競爭加劇，我國也意識到了將傳統產業與先進信息技術進行深度融合，重塑傳統產業價值鏈結構，讓傳統產業搭載上先進的科技技術進而迸發出新的增長活力是全球產業改革大勢所趨，是提升綜合國力的關鍵。Ruggieri等（2018）發現，數字和移動技術的更新迭代，加大了企業進行戰略創新和轉型升級的壓力。目前，全球數字經濟規模不斷壯大，給不同行業帶來了機遇和挑戰，企業必須進行轉型來適應行業趨勢，對我國傳統制造業來說，趙西三（2017）發現數字化能夠幫助企業突破當前發展瓶頸并且讓企業能夠在新環境中生存和發展的因素正在推動著制造業數字化轉型的浪潮。朱秀梅等（2022）通過對數字化轉型的文獻歸納，發現，數字化轉型的前因主要包括內部因素（如數字技術、數字化轉型戰略、資源或能力、企業特征、管理特征、組織學習）以及外部因素（如用戶需求等）。（二）內部動因聶高輝等（2018）發現，數字技術創新推動了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也驅動著企業的轉型升級。趙玉林等（2019）發現，技術的更新迭代促進制造業企業的改造和升級，直接途徑則是產業融合關系。曾繁華等（2015）則發現制造業的轉型升級之所以能被創新所推動的本質是行業內企業創新能力和水平的提升最終會使得整個行業在全球市場上的競爭力增加，進一步向全球價值鏈上游邁進。李嵩(2020)發現，企業可以從產品、客戶以及價值等方面出發，根據企業具體情況制定合適的數字化轉型方案，并通過數字技術為企業轉型賦能。吳英豪(2019)發現，通過數字技術的應用，企業能夠提升各環節的整合效應和協同效應，精簡公司業務流程和降低企業生產成本。三、數字化轉型的路徑李曉華（2016）發現，數字化技術變革了企業生產方式，實現了產業的數字化發展。劉鵬飛等（2018）構建了我國傳統企業數字化轉型升級體系。焦勇（2020）提出，數字化轉型可以從數據、創新、需求和供給四個路徑上進行。祝合良等（2021）從內涵與外延、主要特點、動力體系、產業鏈改造四個方面闡述產業數字化轉型的理論體系。許憲春等（2020）發現，數字化轉型以云計算、大數據、人工智能、移動互聯網等技術進行驅動。曾德麟等（2021）從數字化技術、數字化產品以及數字化平臺探索數字化轉型的路徑。楊金玉等（2022）發現，客戶的數字化轉型具有溢出效應，影響了供應商的數字化轉型創新水平，客戶數字化轉型主要通過供應商響應客戶創新需求和供應商數字化轉型和知識溢出和創新溢出影響供應商的創新水平。如今，固定的、規模化的供給很難再滿足充滿了不確定性的、碎片化的需求，供需兩端之間矛盾日益增大。將業務數據化之后再實現數據業務化，充分運用“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等科技技術對企業價值鏈進行分解然后重組,搭建-一個能夠快速反應客戶需求并且快速給出解決方案的系統,重建企業價值鏈閉環成為目前企業解決供需矛盾的重要途徑(安筱鵬，2019)。易加斌等（2021）以農業數字化轉型為研究方向，發現，農業數字化轉型的驅動因素包含宏觀層面的國家創新驅動、中觀層面的產業創新驅動和微觀層面的企業創新驅動，另外，農業數字化轉型要構建“環境—網絡—主體—要素”協同創新四位一體實施路徑機制。姚小濤等（2022）認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關鍵因素可以分為個體（團隊）、組織和產業三個層面。個體層面包括具有數字領導力的管理者、具備數字化思維的員工和科學合理的數字化轉型團隊；組織層面包括數字化轉型的自主權、匹配的組織設計和有價值的數據；產業層面包括新的顧客價值、新的包含數字化特征的生產函數和完善的轉型生態體系。在系統闡述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內涵、動因和關鍵因素基礎上，根據“認知—戰略定位—戰略實施”邏輯構建了一個企業數字化轉型的動態過程模型，據此提出評估管理者對企業數字化轉型的認知，明確企業數字化轉型的戰略定位，平衡數字化轉型戰略實施中人與技術的關系。洪俊杰等（2022）認為，政府應當不斷夯實產業數字化基礎，培育壯大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數字產業，提升我國產業基礎高級化和產業鏈現代化水平，為推進我國外貿高質量發展培育新動能，另外，各地方政府要提高信息基礎設施供給水平，建設一批關鍵性、支撐性設施，為外貿企業發展新一代數字化提供廣闊空間；最后，應當注重區域間數字經濟發展的協同聯動，強化區域間數字化合作，利用數字化提升區域間的資源配置效率和交易效率，優化區域間分工結構。四、數字化轉型的經濟后果Foss,Saebi（2017）發現，數字化轉型改變了企業的單一成長模式，通過價值主張和業務邏輯的變化獲得了更大的發展空間。Sadeghi,Biancone（2018）發現，數字化轉型為企業帶來了長久的活力，打破了物理資源的束縛，緩解了資源不足的緊張。陳國青等（2020）認為，數字化轉型推動了企業經營理念、組織決策、方法流程和資源能力的重大變革。王愛群等（2017）發現，數字化轉型可以優化企業內外資源配置，增強可持續發展的能力，并最終實現規模增長與效益提高，促進企業成長。嚴若森等（2018）認為，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改變了傳統行業的商業模式和運營方式，促進了企業的生產線和銷售渠道的數字化，提升了企業的運作效率，降低產品生產的生產成本。曾德麟等（2021）認為技術的發展促進了很多新產業的出現，提供了更多新的崗位，這在實際生活中表現為社會對高技能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劉飛（2020）發現，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可以顯著提升企業的生產效率。黃大禹等（2021）發現，對于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數字化轉型都有顯著的正向驅動作用，而且對于非國有企業來說，促進作用更為明顯；此外，對于高科技企業與非高科技企業，也有正向促進作用，而且高科技企業的數字化轉型作用更為明顯；另外，企業數字化轉型可以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增強要素配置能力以及更強的風險控制力，這些因素都助推了企業價值創造能力的提高。涂心語等（2022）發現，企業當期進行的數字化轉型措施對效果有一定的滯后效應，但是經過實證檢驗后，仍然體現了數字化轉型對企業全要素生產力具有促進效應。肖紅軍等（2021）發現，企業的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有正向促進作用，企業數字化對股東、員工和社區等責任維度產生顯著的正向促進效應；企業數字化轉型主要通過強化內部信息披露和規范盈余管理促進企業社會責任的履行。趙宸宇（2022）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能夠通過總體創新和綠色創新能力的提升帶動企業履行更多的社會責任，此外，企業的數字化轉型提升了企業的服務意識，推動企業注重品牌形象、產品質量和外部聲譽，最后，對于非國有企業和重污染企業，其數字化轉型對社會責任的促進作用更為明顯。張吉昌等（2022）發現，企業數字化轉型促進了企業的創新績效，提高了企業創新能力、吸收能力和適應能力。林琳等（2019）以酷特智能和海爾為研究案例，發現，數字化轉型對企業的組織結構、商業模式、生產方式與企業邊界四個方面產生了影響，組織結構更加扁平化更有效率，商業模式朝著滿足消費者個性化需求改變，生產方式由大規模生產逐漸轉向大規模定制，價值網絡中個相關方彼此信息共享、協作生產,企業實際邊界逐漸模糊甚至消失。朱秀梅等（2022）通過文獻研究法發現，數字化轉型的結果主要包括企業層面的新產品、新服務、新流程、企業績效，生態系統層面的利益相關者滿意度，社會層面的數字紅利、數字創業、數字環境、數字社會等。總結與展望綜上所述，關于數字化轉型的文獻主要為數字化轉型定義、路徑、動因及經濟后果。也有文獻聚焦于企業社會責任以及ESG表現，在數字化轉型的大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