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點］史論求其通而深——評王兆鵬《唐宋詞史論》史論求其通而深——評王兆鵬《唐宋詞史論》史論求其通而深——評王兆鵬《唐宋詞史論》觀世之學術，治史者求其真而全，論史者求其通而深。今王兆鵬教授之《唐宋詞史論》（下簡稱《史論》），當屬后者。詞學史、論之著，遠且不論，近年吳熊和《唐宋詞通論》、楊海明《唐宋詞史》等，皆顯赫者。吳著重點在詞，所論乃詞源、詞體、詞調、詞派、詞論、詞籍、詞學諸端。楊著則系統疏理唐宋詞之發展脈絡，舉凡源流遞嬗、詞人詞作、風格流派，一一述而論之。《史論》后出，既不似吳著據體而考辨，亦不似楊著依史而梳理。《史論》實分史論、考據兩篇。史論篇分《流變論》、《定位論》、《范式論》、《個性論》四章;考據篇分《詞籍考》、《詞人考》兩章，勘考《兵要望江南》、《花草粹編》、《天機余錦》、《樂府紀聞》四種詞籍，王以寧之生平事跡及王居安等十六詞人之生卒年代。作者“嘗試用不同的方法，從不同的角度示例性地考察唐宋詞史的發展狀況及其演變歷程，為今后寫出一部自己心目中的唐宋詞史在方法和理論上做些探索和準備”（《史論?后記》，P385）。既曰“示例性地考察”，則考察的對象必有示范價值。作者的這種努力主要體現在第四章《范式論》和第五章《個性論》中。十年前，王兆鵬博士的學位論文《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一書由臺灣文津出版社收入“大陸地區博士論文叢刊”出版，書中專設章節闡述“范式”問題。作者借鑒現代科學方法和西方哲學觀念，從托馬斯?S?庫恩《科學革命的結構》一書中引進“范式”這一概念，將詞的“抒情范式”分為“情感層”和“表現層”，進而“認為唐宋詞史上形成了三種不同的抒情范式:一是由溫庭筠創建的‘花間范式’，二是由蘇軾定型的‘東坡范式’，三是由周邦彥建立的‘清真范式’。唐宋詞的發展歷程，主要是這三大范式相互更迭，不斷演進的過程”（見該書第158—159頁）。十年過去了，中國詞學和王兆鵬的詞學研究都進入了二十一世紀。詞學界對“三大范式”論的審度、批評、認可的情況，本文且不論。作為“范式”論的首倡者，王兆鵬由青年而步入中年，由詞學博士而教授，他對自己十年前提出的“范式”論持何態度呢,“唐宋詞范式的研究，既讓我迷戀，又讓我困惑。唐宋詞中的抒情范式是普遍存在的，但應該怎樣清晰科學地揭示這些范式的特征及其演變過程，我至今還沒有尋找到一個滿意的解決方法和答案”（《史論?后記》）。幸耶非耶,當浮士德博士對自己的追求感到滿足時，他在人世間的生命也就結束了。哲人云:成熟即死亡。王兆鵬博士對“范式”還在迷戀，還在困惑，他覺得“范式論”亦可如“原型批評”、“意象批評”一樣，稱之為“范式批評”，成為文學、文學史研究的一種批評范式，他深感這想法雖頗有新意，但仍欠“成熟”。欠熟則正方興未艾，因此他的研究仍在繼續。在《史論》第五章《范式論》的序中，他對“范式”的解釋比十年前更詳細且增添了新義。他說這是一種“新的思維方式、研究方法”。他更為詳細地介紹了庫恩的“范式”理論。庫恩說范式的特點“一是它能夠把一些堅定的擁護者吸引過來，二是為一批重新組合起來的科學工作者留下各種有待解決的問題”。而這些問題又促使科學家“突破一種范式進入另一種范式??范式的更換，不僅會產生新的科學發現，也改變了人們對世界的認識，開拓了人們的視野。”這的確是個富于啟迪性的思路。循著這一思路，王兆鵬博士對二十世紀文學史研究之主流批評范式——“詩——史范式”、“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范式”進行了反思，認為現在應該在這些“常態”批評范式之外，尋找一些“非常態”的批評范式。而在詞學研究領域進行“范式批評”，正是這樣的嘗試。為了論證范式批評的合理性和可行性，他援引了韋勒克、沃倫《文學理論》之“規范體系”說，王逸《楚辭章句》之“規范”說，劉勰《文心雕龍》之“定勢”說，劉知己《史通》之“師范”說，董棨《素養居畫學勾探》之“法度”說，以見“范式批評”實乃文學藝術史與批評史中“一種潛在的有待開掘、深化和宏揚的批評方式。”“如果將融入了中國文學批評的傳統方法和西方當代科學哲學的思維方式的‘范式批評’運用于古典文學研究，勢必會拓寬人們的視野和研究領域，發現新問題，突破多年來形成的單一的研究格局，至少可以改變人們慣常的審視角度，改變傳統的模糊性、直觀性的感性把握方式，從而趨近規范化、科學化和明晰化的理性闡釋。”懷著對范式批評的這份信心和期待，作者對他十年前就曾論述過的東坡范式、李清照詞抒情范式等問題進行了重新闡釋，增添了許多新意和深意。前后對照讀之，約略可見作者對宋詞范式問題鍥而不舍的探索和追究。十年前，他對“東坡范式”的闡釋側重于“自我化、個性化”，《史論》則分別從四個角度論述之:《主體意識的強化——詞的抒情主人公由共我向自我的轉變》;《感事性的加強——由普泛化的抒情向具體化的紀實的轉變》;《力度美的高揚——詞的審美理想由女性化的柔婉美向男性化的力度美的轉變》;《音樂性的突破——詞從附屬于音樂向獨立于音樂的轉變》。顯然，論證的邏輯更周全，內涵更豐厚了。所謂“方法和理論上”的探索，除“范式批評”外，第一章《流變論》、第二章《定位論》亦頗可見證。“代群分期”一節，是將《宋南渡詞人群體研究》的思路擴大到唐宋詞史，作者將兩宋詞人分為六個代群，一一概括其創意和群體特征，進而對傳統的“婉約”、“豪放”兩分法提出質疑。《定位論》一章，據我所知，是作者和他的師弟劉尊明教授及其研究生們多年探索的結晶。十多年來，他們堅持在詞學研究中嘗試定量研究，因量而定性、定位，為詞學研究貢獻了許多新意，使許多模糊的、感性化的東西變得清晰具體、可比較可測量。這項工作受到學界的關注和好評，也曾受到質疑和批評。成敗得失，讀者可于仔細閱讀之后，靜心思之。綜觀史論篇之四章，每章都富于創見和新意，既深涵傳統詞學的豐厚底蘊，又富有現代文化精神和科學意識，能給人許多啟迪。考據是唐門硬功。王兆鵬教授固善論之士，然作考據文章，亦當行本色。凡考據之學，須熟稔版本之學、目錄之學、史料之學。觀《史論》所考四種詞籍，《兵要望江南》一名《白猿奇書兵法雜占彖詞》，是晚唐人易靜的詞集，“是中國詞史乃至軍事思想史上的一部奇書”。收易靜詞七百余首，“占現存唐五代全部詞作的三分之一強”。然千載以來，淹沒而不彰。今人張璋、黃畬、饒宗頤、任半塘、王昆吾、陳尚君等先后輯考之，然疑點頗多，故本書一考其版本，再考其詞作，三考其作者。雖未能盡釋疑難，然所據所論，解惑頗多。《天機余錦》是明人輯抄的歷代詞總集選本，近世以來淹沒無聞，趙萬里、唐圭璋先生均僅知其名而未見其書。王兆鵬“在普查現存的詞籍版本時，偶然從《國立中央圖書館善本書序跋集錄》中獲知《天機余錦》尚存于臺北中央圖書館”，因請臺灣黃文吉博士查核。黃遂發表《詞學的新發現——明抄本〈天機余錦〉之成書及其價值》一文。王兆鵬“檢閱全書后，覺得有些問題還需要進一步考查落實”，乃就此書的“文獻著錄情況及其成書年代問題”、“內容及其價值”、“部分佚詞及誤題作者之詞”等問題進行考辨。是為本書第五章第三節《〈天機余錦〉考》。《花草粹編》和《樂府紀聞》是治詞者常常提及的詞籍。王兆鵬對《花草粹編》“誤收誤題之作”進行考辨，“所考凡作者十九人，作品二十五首，其中二十首原非詞作，而被明清人誤認作詞收入各種詞籍中，近人所編《唐五代詞》、《全唐五代詞》亦因襲其誤而收錄。”《〈樂府紀聞〉考》則旨在解決三個問題:“究竟是一部什么性質的書,其所錄唐宋金元明詞人軼事及詞作本事是否可信,其成書年代又在何時,”通觀此書考據篇什，釋疑解惑頗多，許多千百年謬誤模糊之問題，于此乃得解釋。《史論》附錄二文亦頗可讀。《論唐圭璋師的詞學研究》一文，從詞體、詞作、詞人、詞史、詞論、詞學史等六方面論述一代大師的詞學研究。自古從師者，得其學乃一境界，知其法則又一境界。作者可謂二者兼得，既熟稔先師的名山事業，又知其為山之道。文中大量引述其詞學著述，或敘述或評論，含英咀華，如數家珍，簡明扼要地勾勒出唐氏詞學的基本輪廓。比如關于《全宋詞》之“正誤、補闕、輯佚和祛偽”之功的闡述，從三方面陳述唐氏對朱祖謀、王鵬運等前賢詞學的發展，具體翔實，令人信服。又如關于唐師之辨偽方法，作者從七個方面歸納闡述，令人讀之頗得要領。尤其難能可貴的是，其中許多體會和理解并非僅從先師的文字著述得出，而是從老師的言傳身教、耳提面命中悉心悟得。若非深得師傳之及門弟子，則難知難道。是為詞學研究史之原初資料，彌足珍視。比如第六節介紹唐師對近世詞學的看法，顯然是平日師傳之語，而作者悟得“學案”之思路。《憶唐圭璋師》是悼念之作，文短而情長。所憶者雖先師生平之片斷，然一代詞學大師之道德文章、音容笑貌、性情嗜好，皆躍